导言

时值1971年，距离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宣告校园中的种族隔离违宪已过去17年，但全美各地的校园仍然处于动荡之中。

少数族裔儿童经常要赶公交车，从城市的一边坐到另一边，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比白人儿童早起两个小时。只要经济上供得起，白人家庭就会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留下最贫穷的白人家庭的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系统。在班级里，族群之间存在着非常多的敌意，孩子们几乎没有精力放在学习上。教育工作者、家长、政策制定者、民权活动家和社会工作者都感到无可奈何。

卡洛斯（化名）当时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五年级，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他回答问题时结结巴巴，其他孩子嘲笑他，他就更结巴。他因此变得沉默寡言，很少说话。

许多社会科学家曾预言，学校取消种族隔离将是一个无条件的成功之举。他们假定，一旦所有孩子在班级里处于平等地位，那么白人儿童将不仅对学校里的有色人种，而且对他们一生中遇到的各种人都会减少种族歧视。少数族裔儿童则会接受一流的教育，为他们将来的事业成功奠定基础。

然而，当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观察卡洛斯和他的同学时，他发现了一个根本问题：教室里的孩子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白人儿童准备得更好，学习装备更好，休息得也更好。许多老师是第一次教少数族裔儿童，面对自己的新任务，他们和白人学生一样感到不知所措。卡洛斯的老师看到他被同学捉弄得厉害，不想让他陷入窘境，于是不再喊他回答问题，无意中使他进一步被孤立。其他老师不希望少数族裔儿童出现在他们的班级里。就算他们没有鼓励白人儿童做出无情嘲弄之举，他们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这些行为。

在一个传统的班级结构中，孩子们通过不断竞争来获得老师的认可。这种固有的冲突（一个孩子的成功会威胁到另一个孩子的成功）会助长一种不良的氛围，而种族融合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许多白人儿童在自己的学校里已经待了很多年。他们把少数族裔儿童视为入侵者，而且是低等的入侵者。自然而然地，少数族裔儿童就感受到白人儿童敌意的威胁。

阿伦森说服了卡洛斯的老师尝试一些新的方法。阿伦森建议将一小部分知识及其相应的权力转移到每个学生身上，而不是由老师在课堂上主持全局，提出问题，挑出一些学生回答而忽视其他学生。

卡洛斯的班级正在学习记者约瑟夫·普利策的人生经历。阿伦森将全班分成六个小组。卡洛斯所在小组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分别学习普利策人生某一阶段的故事，在练习结束后，孩子们要接受有关普利策毕生经历的测验。卡洛斯负责的是普利策的中年时期。当轮到他讲述自己学到的知识时，他像往常一样结巴，遭到其他孩子取笑。阿伦森的助手若无其事地说道：“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像这样说话，但这对你们学习约瑟夫·普利策中年时期的经历没有帮助，而大约20分钟后你们将有一场关于普利策生平的考试。”

孩子们很快意识到，他们不是在与卡洛斯竞争，而是需要他的帮助。让卡洛斯紧张不安只会使他更难讲述他所学到的知识，于是他们转而成为富有同情心的采访者，仔细地牵引出卡洛斯所知道的故事。经过几个星期在不同项目上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卡洛斯在其他孩子面前变得更加自如，他们之间也变得更加友善。

阿伦森引入的是被称为“拼图”的方法，即小组中的每个孩子都掌握一个知识点，从而为一个连贯的课程内容做出贡献。[1]每星期以这种方法运作几个小时，就能取得显著的效果。仅仅六个星期后，阿伦森发现白人儿童和少数族裔儿童都喜欢自己拼图小组里的成员胜过喜欢班级里的其他孩子，这与对方是什么种族无关。他们变得更喜欢自己的学校，他们的自尊也提高了。与竞争性班级的孩子相比，参与“拼图”的孩子更容易与他人共情，学业表现也更出色，而少数族裔儿童表现出的进步幅度最大。在美国各地数以百计的研究中和数以千计的班级里，合作性学习方法一次次地被重复，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