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德公园门22号1882-1904年

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最深刻痕迹的是我们各自的家庭，它甚至比“婚姻、死亡和分离”更令人印象深刻，因此一个人自传的各个章节应该是由他生活在不同家庭中的不同时期决定的。

伦纳德·伍尔夫，《重新开始》（1964年）

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出生于1882年1月25日。同一年，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和A.A.米尔恩(A.A.Milne)，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塞缪尔·高德温(Samuel Goldwyn)，以及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也来到了这个世界。巴勃罗·毕加索比他们早一年出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比他们晚一年出生。也是这一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安东尼 ·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和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年，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到美国作第一次巡回讲学，一次暗杀维多利亚女王的图谋失败（在其统治期间，她曾遇袭七次，这是最后一次），都柏林发生凤凰公园(Phoenix Park)暗杀事件，瓦格纳(Wagner)的歌剧《帕西法尔》在巴伐利亚的拜罗伊特剧院(Bayreuth)首次公演，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在莫斯科首演。

位于宫门(Palace Gate)和皇后门(Queen's Gate)之间的肯辛顿路(Kensington Road)旁边有一条死胡同，弗吉尼亚·斯蒂芬就出生在这里，她的父亲是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母亲叫做朱莉娅·达克沃思·斯蒂芬(Julia Duckworth Stephen)。海德公园门22号的位置接近于这条死胡同的尽头，日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也把家安在这条死胡同的28号，雅各·爱泼斯坦爵士(Sir Jacob Epstein)的家是18号。肯辛顿有点像家族聚居的村落，因为莱斯利·斯蒂芬于1832年出生在海德公园门42号，后来1875年，在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妮·萨克莱(Minny Thackeray)死后不久，斯蒂芬就搬到海德公园南门11号（即后来的海德公园门20号）。莱斯利与米妮·萨克莱育有一女，名叫劳拉·斯蒂芬(Laura Stephen)，她患有精神疾病。朱莉娅·普林塞普·达克沃思是个寡妇，她的丈夫赫伯特·达克沃思(Herbert Duckworth)死于1870年，她居住在海德公园门13号。朱莉娅守寡八年、莱斯利鳏居三年后，两人于1878年结婚，莱斯利比他的第二任妻子大十五岁。1878年3月，他们定居在海德公园门13号，后来门牌号重新编排，1884年这里成为海德公园门22号。

斯蒂芬家的房子很高，室内狭窄昏暗。达克沃思和斯蒂芬两家人混居在一起，包括劳拉·斯蒂芬和朱莉娅与前夫的三个孩子——乔治(George)、斯特拉和杰拉德(Gerald)，这意味着即使在他们夫妻俩又生了四个孩子之前，他们已经算是个大家庭了。四个共同的孩子中，有两个是计划内生的，即1879年出生的瓦妮莎(Vanessa)和1880年出生的索比(Thoby)；作为“计划外”的孩子，弗吉尼亚于1882年来到世间，艾德里安(Adrian)于1883年前来报到。夫妻俩加起来共有八个孩子，就像《到灯塔去》里的拉姆齐(Ramsay)夫妇那样。

海德公园门的顶头连着交通繁忙的肯辛顿路，肯辛顿路往西就变成了肯辛顿大街，这条马路面对着肯辛顿公园。海德公园门22号是一座拥有荷兰式尖顶的建筑，它的顶上又加盖了两层，背后延伸出一间餐厅。宅子里还有许多形状奇特的小房间，设计方案是弗吉尼亚的母亲为了节省设计师费用自己想出来的，这意味着六七个仆人挤在一个只有一个浴室和三个抽水马桶的家里。地下室给厨娘苏菲·法雷尔(Sophie Farrell)和其他仆人住。在莱斯利·斯蒂芬死后，苏菲·法雷尔随伍尔夫先后搬去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46号和菲茨罗伊广场(Fitzroy Square)29号。一楼作为一家人的起居室和餐厅。莱斯利和朱莉娅夫妻的卧室在二楼，紧邻一间育儿室。三楼的三间卧室分别给乔治、斯特拉和杰拉德住。四楼是一个全天候的育儿室，给斯蒂芬家的孩子们长大些后使用。顶层有个面积很大又通风的房间，是莱斯利的书房兼工作室。房子的尖顶，也就是屋顶下面的阁楼，是仆人们破旧不堪的卧室所在地。现如今，这所住宅被分割成六套公寓，大门入口处左侧的墙上挂着三个蓝色标牌，由上往下依次写着：莱斯利·斯蒂芬爵士、瓦妮莎·贝尔和弗吉尼亚·伍尔夫。

这所住宅的装饰色调暗沉，窗户上挂着厚重的维多利亚式窗帘。住宅里没有通电，大多数房间只能通过日光、烛光或灯光来照明。齐本德尔式家具；家族成员的画像；门厅立着一个柜子，上面摆着银盘，名曰“名片存放处”；每天傍晚围聚在茶桌旁是斯蒂芬一家人日常礼仪的一部分。朱莉娅·斯蒂芬给家具盖上红色的天鹅绒布，把木制品漆成带细金纹的黑色，后来又改成树莓色——《雅各的房间》里雅各的住所也具有这种特点。房子里有许多镶着深红色天鹅绒框的半身雕像以及深色的油画像。一条厚厚的五叶地锦图案的窗帘高挂在客厅的窗户后面，挡住了来自外面的视线。房子前面的街道特别安静，因为它是条死胡同，但是八个孩子、夫妻俩和一大群仆人在屋内吵吵嚷嚷。尽管室内光线昏暗，有时候倒也算得上是一户温暖的人家，父亲会亲切地称呼瓦妮莎和弗吉尼亚为“妮莎”和“吉尼亚”。

斯蒂芬家有一个亮点是音乐：朱莉娅·斯蒂芬会弹钢琴，1902年他们家拥有了一架自动钢琴，经常在晚饭后演奏，这让孩子们很高兴。(LETT, I,57)他们家有个熟人，时常来串门，他就是皇家音乐学院(Royal College of Music)的院长休伯特·帕里爵士(Sir Hubert Parry)，他来的次数不亚于法国音乐家阿诺德·多尔梅奇（Arnold Dolmetsch，埃兹拉·庞德的一位朋友），后者教弗吉尼亚同母异父的姐姐斯特拉·达克沃思拉小提琴。弗吉尼亚和瓦妮莎学习弹钢琴，上歌唱课，但是弗吉尼亚早年曾说自己对音乐不感兴趣。随着年龄渐长，她开始意识到男人和女人在音乐教育上的不同待遇，1920年她在随笔《知识女性的社会地位》一文中，批判这种不平等对待。后来她在一封信里特别指出，她年轻时管弦乐团中一个女性成员都没有，这似乎因为对女性存在偏见，她们接受到专业音乐教育的机会很有限。她与作曲家埃塞尔·史密斯(Ethel Smyth)交往甚密，这很可能形成了她的理念。1940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封信中写道：“在我落笔之前，我总是把要写的作品想象成音乐。”虽然她以“我不经常听音乐”(LETT, VI,426)作为这段评论的开场白。20世纪初，她出席歌剧院和音乐会的次数增多，到1907年，她一个礼拜会看三四次演出。

她在海德公园门形成的生活方式，在当今已经不复存在，也是伍尔夫在1904年父亲去世后将要舍弃的东西。但是在她人生的前二十二年，正式的社交活动——每天晚上七点半穿戴整齐出席八点钟的晚宴——尤其是陪客人，成为生活的重心。伍尔夫在《回忆随笔》中描写了在肯辛顿的童年时代：“知书达理，信札往来，相互拜访，这才是19世纪晚期的世界。”这个家庭大体上可划分为女人和男人两个区域。孩子们都住在楼上的全天候育儿室里，但是这种分隔通常缺乏私密性，尤其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显而易见。父亲的书房就在头顶上，他们经常听见父亲边写作边大声地畅所欲言，甚至父亲的书本掉落的声音穿透地板在耳边回响。父亲的书房很大，收藏有许多英国和欧洲的文学名著；他本人的三卷本著作《在图书馆的时间》（1892年），还有他的书信体回忆录《陵墓之书》，记录了他阅读的书籍和藏书。可这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他十分乐意为求知欲强的女儿吉尼亚开放他的圣殿。

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伍尔夫写道，她的早年生活被分裂为两大空间，“一个是室内的客厅和育儿室，另一个是肯辛顿的花园”。生活并不充斥着“各种事件”，而是“秩序井然，极其简单而有规律”。令海德公园门的年轻人激动万分的是，弗吉尼亚、索比和瓦妮莎兄妹合伙创办了《海德公园门新闻周刊》。每周一早上，这份报纸赫然摆放在母亲的早餐盘里。周刊从1891年2月9日开办到1895年4月，在朱莉娅·斯蒂芬死后不久停止发行。刚开始它是由兄妹们合办，但是渐渐地几乎完全变成弗吉尼亚负责。刊载的文章和故事从模仿报纸杂志到“简单的幼儿字母表”都有。看到母亲开心地读她编写的故事，伍尔夫心中的喜悦之情难以抑制。

在《回忆随笔》中，她承认母亲在生前和死后都“纠缠”她：“我能听见她的声音，看见她，在我每天做事时会想象着她会做什么或者说什么。”母亲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几乎没有离开过她，直到她44岁那年创作《到灯塔去》。在伍尔夫能够在小说中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之前，若是把她的童年比作一座大教堂的话，母亲处在“大教堂的正中心”。重要的是，伍尔夫把她的母亲和住所联系在一起：“她就是全部；塔兰德屋里充满她的身影；海德公园门处处都有她的存在。”她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不停地忙碌，家里人头攒动。

在经历第一次婚姻丧偶之后，莱斯利·斯蒂芬已经成为公认的著名评论家、作家和登山家，他在一封信中首次向朱莉娅·达克沃思求婚。她很快便拒绝了他，但是有一天晚上，为了向她请教关于他大女儿劳拉的事，他和她共进晚餐，当他离开时，她送他到门口，说她将会努力成为一个好妻子。接下来的十七年，她做到了。

但是所有这一切在1895年5月5日发生了改变，朱莉娅·斯蒂芬离开了人世，时年49岁。突然之间，沉默、平静和哀伤袭来，悲痛成为海德公园门的新调子。的确，用来回复慰问信的信纸有着很粗的黑色边框，只剩下很小的地方可以书写。这个家里不再有聚会。关于丧母之痛，伍尔夫在《回忆随笔》里写道，它不是让人难过，而是使她的母亲“变得不真实；使我们变得严肃，变得难为情。我们被迫扮演没有体验过的角色”。举止必须表现得哀伤和悲痛的丧葬习俗压制了他们的真实情感。

伍尔夫青少年时期还遭遇了其他亲人的亡故，尤其是她同母异父的姐姐斯特拉·达克沃斯在1897年去世，她父亲在1904年过世，接着她哥哥索比在1906年也离世了。每当母亲不在家时，斯特拉照顾着斯蒂芬一家老小，母亲死后，斯特拉很快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一边经营和掌管这个家，一边想方设法安慰她的父亲。孩提时，斯特拉就对她的母亲言听计从，讽刺的是她母亲对她却很严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俩太像了。伍尔夫称，“她们彼此间是太阳和月亮：我母亲肯定是太阳，斯特拉是反射光和卫星”。斯特拉得不到母亲的宠爱，相反，母亲把爱全集中在她的哥哥乔治身上。但是斯特拉毫无怨言，大公无私，她很快担当起母亲的角色。

伍尔夫对她的两个异父哥哥乔治和杰拉德，没有对斯特拉那么同情，她用“迟钝又普通”来形容他们。斯特拉小时候患过风湿热，这可能有些影响她后来的学习能力，但没有影响到她照顾斯蒂芬一家，包括去探望劳拉·斯蒂芬，后者可能患有精神病，当时已经被送到收容机构；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劳拉就和生活在海德公园门22号的家人分开住了。1906年，斯蒂芬家的四个孩子把海德公园门22号的房子抵押后，筹集了489英镑用于支付劳拉的生活费用。在母亲去世后伍尔夫精神崩溃期间，斯特拉也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

斯特拉曾有不少追求者，但是她起初拒绝了律师杰克·希尔思(Jack Hills)的求婚，杰克是斯蒂芬家多年的家庭律师，这导致两个家庭出现严重裂痕。伍尔夫把婚前关系比作最高级别的外交谈判。杰克·希尔思是朱莉娅·普林赛普·斯蒂芬的学生，他在19世纪90年代曾向斯特拉·达克沃思求婚，遭到拒绝。在朱莉娅·斯蒂芬去世后，他再一次求婚，斯特拉最终同意了。斯特拉和杰克的婚礼于1897年4月10日举行，瓦妮莎和弗吉尼亚担任伴娘。但是同年7月，在意大利度蜜月的他们却提前回来，斯特拉由于妊娠并发腹膜炎死于海德公园门27号。《到灯塔去》里的普鲁·拉姆齐(Prue Ramsay)的原型就是斯特拉，她的意外早逝与斯特拉的突然死亡如出一辙。伍尔夫再次感到死亡的气息围绕着她。

斯特拉死后，瓦妮莎和弗吉尼亚安慰杰克，可是杰克却指责莱斯利·斯蒂芬出于嫉妒延迟他们的婚礼。这期间，瓦妮莎和杰克变得亲密起来，他们好像是陷入了爱河。可是在当时的英格兰，一个男人娶亡妻的妹妹是不合法的，这件风流韵事不久后偃旗息鼓。伍尔夫在《回忆随笔》中写道，斯特拉和杰克的订婚让她“第一次看到了男女之间的爱……它对我来说就像一颗红宝石……发着红色的光芒，清澈又热情如火”。杰克是一位乡绅，写过几本有关钓鱼的书，当了多年律师后，他在1906年至1922年担任国会议员，1925年再次当选。斯特拉死后，杰克依旧看望伍尔夫，在伍尔夫1907年搬到铺有绿色地毯、挂着“红色中国式窗帘”的菲茨罗伊广场29号的家之后（第三章将会谈到），他成为第一个跟她公开谈论性的男人。

在她的父亲生病之前，伍尔夫和姐姐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母亲朱莉娅担任她们的家庭教师，而父亲教她们数学却以失败告终。当瓦妮莎去艺术学校上课时，伍尔夫就一个人留在家中，学习希腊语，写日记，或者从父亲丰富的藏书中阅读经典名著。瓦妮莎在家时，她们会共度时光，但是斯特拉死后，女当家的重担落在了瓦妮莎头上。突然之间，瓦妮莎不得不每天早上安排仆人，管理家庭账目，还要负责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她很不愿意承担这些责任，用沉默和甩脸子反对父亲的严厉。然而在经常安慰杰克的过程中，她爱上了他，可法律和达克沃思兄弟将这一切画上了句号。

由于紧张和缺乏安全感，伍尔夫不得不适应她姐姐那些自作主张的决定。因此，她经常在日记中寻求慰藉。从1897年她14岁开始，她的日记都编了条目，直到1941年她59岁自杀前四天为止。总共有38册手写日记，构成她最长的作品，这一篇篇短文是通向她小说的大门。在小时候，她亲自把日记本装订好，放进木箱子，关于1903年的日记，她不仅整理好章节，还作了目录表。五卷日记集中的第一卷于1977年出版，接下来的四卷分期出版，直到1984年。1990年第六卷也是最后一卷——《炽烈的艺徒：早年日记》（1897-1909年）问世。这些日记集反映了三个成长阶段：1897年到1918年是早期实验性的日记；1919年到1929年是一组“现代主义日记”；最后是1930年至1941年的日记，这个时期伍尔夫几乎是在不停的创作和忧虑中度过。在她第一次写日记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伍尔夫通过阅读别人的日记自学成才，她从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和范妮·伯尼(Fanny Burney)的日记开始入手。在同母异父的姐姐斯特拉结婚之前，她读了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称这是“家里唯一让人平静的东西”。21岁时，她读了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赫布里底群岛旅游日志》（1785年）。在她的一生中，她经常谈论这些人的日记。她也写关于别人日记、日志或者散文的评论文章，并把日记当作一种文学形式来对待。重要的是，伍尔夫所读的日记几乎有三分之一是女人写的，这些成为她了解女性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来源。玛丽·柯勒律治(Mary Coleridge)和玛丽·塞顿·贝瑞(Mary Seton Berry)等人的日记，对伍尔夫的影响尤为重要，因为她们是女权主义的积极呼吁者。害羞而又神经质的小伍尔夫发现，其他渴望成为作家的女孩们对自己的才能和社会地位也持有类似的困惑，但是她们只能私底下在日记里倾诉这些想法。

斯特拉之死造成的影响是，斯蒂芬家的四个孩子团结起来，他们是索比（他比弗吉尼亚大两岁，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艾德里安、瓦妮莎和弗吉尼亚。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他们用手足情谊构成一道屏障，抵御即将降临到一家人头上的厄运与死亡。他们的关系形成的纽带，造就了伍尔夫在以后的人生中对待友谊的模式；她在一定程度上学习效仿了索比“懂得欣赏朋友的杰出能力”。随后1904年2月22日，莱斯利·斯蒂芬在家中去世，他的离世同样是一次令人心碎的经历，再次让孩子们团结在一起。伍尔夫认为她的父亲“执拗、严厉，又依赖他的妻子”，在朱莉娅死后，她父亲陷入长期的悲痛之中：他不大开口，但无论何时说话，结束时总是叹口气。确切地说，他表现出一副孤独、被遗弃、不幸福的老男人姿态，表情忧伤，占有欲强，甚至妒忌年轻男子，比如杰克·希尔思。他生性自私，故意推迟斯特拉的婚礼，当斯特拉告知他，她和希尔思结婚后不会住在海德公园门22号时，他大发雷霆，尽管这对小夫妻只是搬到了27号。莱斯利·斯蒂芬之前在感情上完全依赖于他的妻子，后来又将之转嫁到他的孩子们身上。他72岁那年死于胃癌。《回忆随笔》中，伍尔夫在总结她母亲一生的那段文章的末尾，讲述了她父亲处于何种状态，“当我们来到大厅时，他摇摇摆摆地走出卧室，我张开双臂想去扶他，可是他却与我擦肩而过……心烦意乱的”。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大概一天之后，她被带往帕丁顿(Paddington)，见到了哥哥索比，后者从克里弗顿学院(Clifton College)返回家中参加葬礼。克里弗顿学院是一所位于布里斯托市(Bristol)的公立学校，罗杰·弗莱(Roger Fry)也在此就读过。回想起耀眼的阳光穿过车站的玻璃屋顶，与海德公园门被窗帘遮住的暗沉沉的房间形成鲜明对比，伍尔夫内心的悲戚才得到些许安慰。

在回忆录的同一段文字里，伍尔夫提到了一个类似的时刻，当时她和姐姐瓦妮莎待在家附近的肯辛顿花园里，她坐在草地上读诗歌，第一次读懂了诗：“我对语言文字有了一种通透的感觉，它们不再是一个个字眼，而是变得如此强烈，似乎想让人去体验它们。”但是随着母亲的去世，一片乌云降落到他们先前活跃的家庭生活的头顶上。“帕丁顿车站尽头玻璃屋顶发出的炫目光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笼罩在“沉重心情阴霾之下”的“被禁锢起来、悲伤、严肃、真实”的生活。不见天日的生活就此开始，将持续大约九年之久。

然而伍尔夫继承了父亲勤奋、果断、酷爱读书与写作的秉性。和父亲一样，她的创作是从成为一位新闻工作者（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一位评论家和随笔作家）起步的，她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刊登在1904年的《卫报周刊》上。但莱斯利也是一个敏感又严厉的人，这两种对立的性格交织在一起，经常产生冲突。莱斯利对失败的感觉和自怨自艾，令小伍尔夫很痛苦，她后来也像他一样缺乏自信。然而，他意识到她真正懂得欣赏文学并对写作怀有好奇心，这使他对她很亲近。他们经常绕着蛇形湖长时间地散步。后来，伍尔夫继承了父亲的这个习惯，喜欢步行穿过伦敦的大街小巷，经常每天散步两小时。1932年伍尔夫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莱斯利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把她父亲描绘成一个招人喜欢又慷慨大方的人，强调他的聪明才智，说自己走上文学之路，得非常感激父亲让她从15岁起就可以自由出入他的书房。

莱斯利的死让伍尔夫遭遇了她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精神崩溃。在她父亲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伍尔夫实际上是他唯一的亲密伙伴。当看护给她父亲提供医疗服务的时候，她每天都会抽空坐在他身边，他耳朵虽然聋了，却不妨碍两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瓦妮莎不在家，她大部分时间到艺术学校学习或拜访朋友们；索比和艾德里安在剑桥大学求学；而乔治和杰拉德·达克沃思则忙于他们的事业。莱斯利死后第四天，伍尔夫领到一张伦敦图书馆的终身会员证——从1892年直至去世，莱斯利一直担任该馆馆长——也许这也印证了他对伍尔夫在文学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当她小时候被带到图书馆时，伍尔夫对父亲说，她看到的所有肖像都是男人的。当她在诸如《一间自己的房间》等作品里谈论女性在公共领域里的地位时，她还记得这些画像。早在1903年11月，莱斯利身体很虚弱时，他给伍尔夫口述他的《陵墓之书》的最后几页，这本自传是在1895年朱莉娅·斯蒂芬死后不久开始撰写的。

从朱莉娅死后到他自己去世这段时间，莱斯利·斯蒂芬主宰着女儿们的生活。1928年伍尔夫在那篇有名的、谈及父亲去世的日记中描述道：“他的离去或许完全扼杀了我的生活。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没有写作，没有藏书——简直不可思议。”(D, III,208)然而，伍尔夫在1924年对一位朋友说：“我们斯蒂芬一家人都不随和，尤其是当这个家庭日渐没落、趋向衰微时——如此冷冰冰，如此苛刻，如此挑剔，这样的味道。”(LETT, III,92-3)在《回忆随笔》里，她还提到她、姐姐与两个哥哥的关系，“对我们来说，仿佛置身于半个世纪前的社会中。正是这个奇怪的事实使我们的冲突变得如此痛苦，如此强烈。”她和姐姐“假如生活在1910年的话，那他们俩（指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则生活在1860年”。

瓦妮莎对海德公园门的看法不像她妹妹那样阴暗或强烈；伍尔夫往往把它跟人的生理联想在一起，她时常称二楼的卧室是“这个家的性欲中心、生育中心和死亡中心”。这不是一个大房间，“如果给墙面拍下照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间屋子的墙壁必定是湿透的”。1905年1月30日，伍尔夫与玛格丽特·达克沃思(Margaret Duckworth)共进午餐后故地重游，她在日记里写道，她以前的房间“是那么奇怪，墨迹斑斑，书架还是原来的样子。这儿我住过那么久，里面的每一个痕迹和涂鸦，我都能写出它的来历”。她在《老布卢姆斯伯里》中写道，“这个地方似乎与情感纠缠在一起”，暗示着她将在《到灯塔去》里探讨空间和一个家庭。瓦妮莎的回忆录和她妹妹的类似。瓦妮莎在1941年之前写的《1897年后在海德公园门的生活》和1951年开始写的《布卢姆斯伯里笔记》中，重复了伍尔夫的观点，但伍尔夫提供的是一个幽闭恐怖症患者近乎发自肺腑的感觉，而瓦妮莎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油画技巧中的明暗对比法视角。她用一双艺术家的眼睛观察绣着五叶地锦图案的厚重窗帘从客厅的窗子上方垂下来，挡住了光线。房子本身看上去显得死气沉沉，因为黑漆家具和晦暗的蓝色墙面吸收了所有光线。

对伍尔夫来说，父亲的去世是她写作生涯的一次解放，她离开了受维多利亚时代种种禁锢的海德公园门，来到了风气开化、无拘无束的戈登广场46号——不太体面的布卢姆斯伯里区。但在她还未能适应这次重大变化之前，伍尔夫遭遇了第二次精神病发作，从1904年5月开始，她当时22岁。她最初接受的是乔治·萨维奇医生(Dr George Savage)的治疗，后者著有《精神错乱及相关神经症》（1884年）一书，后来她去了维奥莱特·迪金森（Violet Dickinson，斯特拉·达克沃思的朋友）位于伯纳姆森林(Burnham Wood)的家里，待了差不多三个月。在这期间，她第一次试着跳窗自杀。早在十年前，索比在克里夫顿也曾想跳窗自杀。

伍尔夫当时正在建立全新且至关重要的朋友关系，来取代海德公园门22号紧张兮兮的家庭人际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维奥莱特·迪金森的结交，后者比伍尔夫年长十七岁，据说身高1.88米（6英尺2英寸），她可能在1897年认识了伍尔夫。她是出了名的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包括资助女精神病患者），却又不修边幅。作为一名贵格会教徒，她乐于助人，尤其是那些遭受到社会不公平对待的妇女。1902年她开始与伍尔夫通信，她阅历丰富、乐观务实，化解了伍尔夫因常住海德公园门而产生的愁闷，后来她和伍尔夫曾一起去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巴黎度假。《友谊长廊》（1907年）是伍尔夫为迪金森写的一本“仿传”，部分反映了她们之间的依恋。随着莱斯利·斯蒂芬的身体日渐衰弱，伍尔夫每天写信给迪金森，汇报父亲的健康状况。在父亲死后，伍尔夫愈发亲近迪金森，迪金森也对伍尔夫的文学天赋深信不疑。不久之后，她把伍尔夫介绍给玛格丽特·利特尔顿(Margaret Lyttelton)，后者是《卫报》副刊女性专栏的编辑，随后她向伍尔夫约稿，撰写一篇关于夏洛蒂·勃朗特的文章。然而，伍尔夫在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有关一部社会史著作的评论，接着在1904年12月14日又发表了一篇关于W.D.豪威尔斯(W.D. Howells)《罗亚尔·朗布瑞斯之子》(The Son of Royal Langbrith)的评论。关于勃朗特姐妹的文章《豪渥斯，1904年11月》在1904年12月21日发表。

迪金森成为伍尔夫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在迪金森的心目中，伍尔夫的地位仅次于凯特·格里纳韦(Kate Greenaway)。凯特·格里纳韦是一位童书插画家，在1901年去世。伍尔夫读了M.H.斯皮尔曼(M.H. Spielman)写的《格里纳韦传》之后，感到非常妒忌，于是她写给迪金森的书信突然变得更加情绪化。这本传记还强调，格里纳韦一直害怕失去她的朋友，这种情绪也转移到了伍尔夫身上。1906年，迪金森和伍尔夫，还有瓦妮莎一起去希腊旅行，在那里遇到了艾德里安和索比·斯蒂芬。迪金森继续资助伍尔夫，她也珍惜来自迪金森的不断鼓励。伍尔夫25岁生日是与迪金森在伯纳姆森林一起度过的。大概在这个时候，伍尔夫已经准备好为迪金森写仿传，并在当年8月，将之赠送给她。传记用紫罗兰色墨水打印——这种颜色类似于J.埃尔班牌(J.Herbin)的紫罗兰墨水，也可能是华特曼牌(Waterman)的紫罗兰墨水——还装订了紫罗兰色的皮革封面。伍尔夫一生保持着用紫罗兰色或紫色墨水写作的习惯，这是对迪金森、迪金森对她作品的影响以及两人将近四十二年友谊的一种致敬，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份友情也在逐渐淡去。

后来，伍尔夫在1913年完成第一部小说《远航》之后，她给迪金森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自从她1912年嫁给伦纳德之后，她俩就很少见面了。事实上，她们之间的依恋大约在1908年左右开始消退。据记载，在伍尔夫自杀前，她销毁了多年以来迪金森写给她的全部信件，留下了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她和迪金森早年的亲密关系究竟如何。重要的是，迪金森保留了伍尔夫写给她的所有信件。然而，就像对后来的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和埃塞尔·史密斯一样，伍尔夫在迪金森身上寻求某种母爱，那是自她13岁母亲死后，她生命中所缺失的东西。这三个女人，再加上姐姐瓦妮莎，成为她珍爱的女性知己，她和这些女人的友谊将影响她未来的作品。

伍尔夫早期另一个重要的女性朋友是马奇·西蒙兹（Madge Symonds，即后来的沃恩），她生性活泼，是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女儿。西蒙兹比伍尔夫年长十三岁，是第一个知晓伍尔夫有文学抱负的人，也是《达洛维夫人》中萨莉·塞顿(Sally Seton)的原型。伍尔夫称她是一位“富有见解，感情丰沛，勤学好问”的女人，显然是迷恋上了她。(LETT, I, xviii,88)还有一个朋友是珍妮特·凯斯(Janet Case)，伍尔夫从1902年到1903年跟着她学习希腊语，她也成为伍尔夫一生的挚友（伍尔夫刚开始跟着克拉拉·佩特学习希腊语，她是沃尔特·佩特的姐姐）。最初介绍伍尔夫去学希腊语的是索比，后来伍尔夫一生都赞美这种语言是一扇通往古典文化的大门。1907年她写道：“我在早上写作，然后读品达的诗歌。”而艾德里安则“用钢琴阐述瓦格纳”。(LETT, I, 308)《远航》里，达洛维夫人在一场关于艺术与政治的辩论中说，她永远忘不了在剑桥看过的一部作品《安提戈涅》。“你不觉得它是你读过的最现代的故事吗？”她问雷德利·安布罗斯(Ridley Ambrose)。在这部小说中，雷德利·安布罗斯为了编纂品达诗选外出旅行（他以前是剑桥大学教师，后居住在伦敦，从事古典文学的编辑工作）。当帕波先生引用《安提戈涅》第二合唱歌中的六句希腊语台词作答时，达洛维夫人咬咬嘴唇，接着说：“我花十年时间学会了希腊语。”(VO,44)雷德利回答说：“我能在半小时之内教会你字母表，不出一个月你就能读荷马了。”(VO,45)达洛维夫人想象自己坐在伦敦家中的会客厅里，“把一本柏拉图的书摊开在膝盖上的情景——真正原版希腊文的柏拉图”, (VO,45)当她在船舱里睡着后，她梦见“巨大的希腊语字母在屋子里大摇大摆地走”。(VO,53)醒来后，她从这些字母又联想到隔壁船舱里熟睡的现实中的人们。《岁月》中，爱德华·帕吉特(Edward Pargiter)在牛津读《安提戈涅》（他在那会儿把表妹基蒂幻想成既是安提戈涅又是他表妹），而在小说的最后，诺斯·帕吉特(North Pargiter)又与叔叔爱德华重逢，后者在编辑索福克勒斯的作品。(Y,49,50,385)

《雅各的房间》屡次赞美这些希腊人，当杜兰特(Durrant)和雅各沿着哈佛斯多克山(Haverstock Hill)往下走时，杜兰特说道：“说到底，当你在嘴巴里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学都过了一遍以后……只有希腊文学余味无穷。”(JR,101)恰当地说，雅各游历希腊，在乡村和雅典都待了一段时间，小说后半部分都在或明或暗地提到希腊：“雅各……在海德公园的地上画帕台农神庙的平面图，至少是一些交叉的线条，可能是帕台农，也可能是数学的图解。”(JR,236)有时希腊会让人联想到危险，就像伍尔夫写的那样，“黑暗像一把刀在希腊落下”。(JR,245)即使在伍尔夫以诙谐的笔触写的作品，比如伊丽莎白·巴蕾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西班牙猎犬弗拉希的传记中，她还是无法避开希腊。弗拉希在勃朗宁夫人身后的会客厅里，头“枕着一本希腊语辞典”，安然地休息。早些时候，弗拉希万般沮丧地陷入沉思，因为“他”目睹伊丽莎白·芭蕾特小姐陷入悲伤，却无法用语言与之交流，“他”想知道她是否“不再是温坡街(Wimpole Street)上的一个病人，而是生活在阿卡迪亚(Arcady)某个昏暗树林里的一位希腊女神”。

《论不懂希腊文》是伍尔夫的一个长篇随笔，收录在1925年出版的《普通读者》第一辑中，这篇随笔反映出她仔细阅读过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和埃斯库罗斯，还提到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伍尔夫曾翻译过这部悲剧。(D, II,215)为了写这篇随笔，她读过荷马、柏拉图的作品以及多位古典主义大师的传记。尽管做了认真研究，她仍然对自己的能力信心不足。她在文中解释说，由于我们还无法完全再现希腊语以及它的文体风格，所以并不能真正读懂它。我们永远无从得知人们最初是怎样用它来说话，怎样拿它来表演的。读希腊戏剧意味着把它当作诗歌来读，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些词的确切含义；我们搞不懂“那些话听起来如何”，也不知道“演员们怎样表演”。因此显得更加奇怪的是，我们竟然渴望懂得希腊语，我们进而希望理解这种文化和希腊语的客观本质。《论不懂希腊文》既是对希腊语的评论，又是对英国社会及其风俗的批评。文章还对这两种文化进行了比较。希腊戏剧里的每一个舞台动作都能在简·奥斯丁(Jane Austen)笔下人物的关键动作中找到影子，例如《爱玛》里，年轻的表哥（亨利）走上前去“拯救”露易莎时，清楚而又直白地说：“我想同你跳舞。”这个动作具有自由和谦逊双重含义，更加重要的是，因为在希腊戏剧中人物角色同样也被限制住了手脚，只能做几个有限的动作。在这篇文章里，伍尔夫还对希腊戏剧和普鲁斯特进行了比较，她指出：六页普鲁斯特的作品“其中包含的情感比整部《厄勒克特拉》都要复杂和丰富”。普鲁斯特的作品蕴含某些更感人的东西，譬如“英雄主义本身”和忠诚。我们被希腊人所吸引的正是，“这里可以找到坚实的、不变的、最初的人”。安提戈涅、埃阿斯和厄勒克特拉都是原型人物，我们理解他们，要比理解《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人物“更容易，更直接”。在伍尔夫看来，古希腊的文学形象是原型，而乔叟笔下的人物只能算是这些原型的变体而已。即使没有先驱或文学流派来追溯它的演变，希腊文学仍是“文坛杰作”。

除了对希腊语感兴趣之外，伍尔夫还支持珍妮特·凯斯的另一个事业——妇女选举权运动。凯斯从政治上对伍尔夫正在形成的唯美主义进行了一次修正，更重要的是给予她一段深厚而持久的友情。1911年，凯斯和伍尔夫在苏塞克斯的塔兰德屋共度了一个周末，伍尔夫向她透露同母异父哥哥乔治的乱伦行为。(LETT, I,472)直至1937年后者去世为止，伍尔夫一直与凯斯保持着联系，还为她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一条未署名的讣告。伍尔夫在日记中坦言：“她在我生命中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引路人角色。”(D, V,103)正如伍尔夫在《远航》中所说：“你只要想一想：现在是20世纪初，而就在几年以前，女人们不能独自迈出家门，不能发表意见。”(V0,245)

伍尔夫最亲密的女性知己当属她的姐姐瓦妮莎。瓦妮莎比伍尔夫大三岁，她是一位艺术家，经常感受到来自妹妹的挑战。妹妹很早就想成为一名作家，而瓦妮莎则希望成为一名画家。正如瓦妮莎在1949年给回忆俱乐部朗读的《弗吉尼亚童年记》中所述，这消除了一个竞争源头。当瓦妮莎画画时，伍尔夫经常大声给她朗读。反过来，伍尔夫在《回忆录》里提到瓦妮莎说话很直，让人听了不舒服。姐妹俩暗中较劲，但在情感上又很亲密。正如伍尔夫所承认的那样，瓦妮莎一向直率。瓦妮莎还善于交际，跟一连串男人陷入感情纠葛，一开始是跟斯特拉的鳏夫杰克·希尔思。在此之前，她父亲死后，1904年她和维奥莱特·迪金森、索比、伍尔夫一起去意大利旅行，返回途中在巴黎短暂停留时，她认识了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后者是索比在剑桥大学的一位朋友，当时在罗丹工作室工作。开始时瓦妮莎拒绝了他两次，但他们最终还是结婚了。直到1906年索比因伤寒意外去世，她才同意嫁给贝尔，就在她弟弟去世两天后。伍尔夫把这视为双重损失——首先是哥哥的病逝，其次是姐姐的出嫁。

可是，瓦妮莎发现罗杰·弗莱更善解人意，在她生了第二个儿子并经历了一次流产之后，1911年至1913年他俩维持着婚外情。1914年，她又爱上了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实际上，格兰特和她的弟弟艾德里安是情人。艾德里安结婚后，格兰特恢复了与瓦妮莎的私情，一直到他和大卫·加内特(David Garnett)开始第二段风流韵事。不过，瓦妮莎、格兰特和加内特一起住在萨福克(Suffolk)，直到1916年三人搬到苏塞克斯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两年之后，瓦妮莎和邓肯·格兰特的孩子安吉莉卡(Angelica)降生。克莱夫·贝尔对外说自己是安吉莉卡的父亲，安吉莉卡直到17岁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格兰特。尽管瓦妮莎做了这些离经叛道的事情，伍尔夫依旧钦佩她的姐姐，信赖姐姐在艺术上的判断力，并补充说除了伦纳德，姐姐对她作品的看法最重要。1931年，她对瓦妮莎说：“我一直觉得为你写的作品，要比给其他任何人写的多。”(LETT, IV,390)

但乔治·达克沃思的一些性行为使伍尔夫在海德公园门的青少年时期（及其记忆）变得复杂起来。虽然具体的细节无从考证，但18岁的乔治很可能引诱过6岁的伍尔夫。伍尔夫在《海德公园门22号》中写道，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乔治训斥说，在他带她出席各种宴会和聚会时，她的举止不得体，因为他要对弟弟、妹妹们的社会教育承担责任，之后，他跳上她的床，抱住她。正如她在《老布卢姆斯伯里》中所描述的那样，乔治会经常“扑上（伍尔夫的）床，对她搂搂抱抱、亲亲，或者拥抱什么的”。关于这些事件，许多文章都谈论过，除了指出其在心理和创作上给伍尔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之外，还没有一种绝对权威、令人信服的解释。她一方面掩饰这些事情，把乔治写成“维多利亚时代遗存的老顽固”，另一方面又说他的行为给她造成心理上的创伤。评论家们认为乔治可能不仅是《达洛维夫人》中休·惠特布雷德(Hugh Whitbread)的原型，还是《远航》中理查德·达洛维(Richard Dalloway)的原型，因为他曾冲动地亲吻过雷切尔·温雷克(Rachel Vinrace)，从而导致雷切尔做噩梦。

为了消弭父母的死亡和被同母异父的哥哥杰拉德在康沃尔(Cornwall)的塔兰德屋性侵所造成的痛苦——之前她曾被另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在伦敦侵犯过，这两段经历给伍尔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伍尔夫鼓励女性之间建立长期的友谊。如上所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母爱的缺失，因为她向年长女人求助，她们能激发她的创作灵感，偶尔还给予她所缺乏的母爱。伍尔夫最亲密的女性知己有维奥莱特·迪金森、马奇·沃恩、珍妮特·凯斯、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埃塞尔·史密斯。奥托琳·莫雷尔夫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多拉·卡林顿(Dora Carrington)，还有她姐姐瓦妮莎，给予她另外一些女性气质，譬如充满活力、独立自主与富有创造力。这些闺蜜后来又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到灯塔去》中的莉莉·布里斯科使人联想到瓦妮莎；奥托琳·莫雷尔夫人是《远航》中爱丽丝的原型，后者是一位画家，她在喝茶时抽烟，有失礼仪；奥兰多身上有维塔的影子；埃塞尔·史密斯是《岁月》中露丝·帕吉特的原型，她也是《幕间》中拉特罗布小姐(La Trobe)的灵感之源。在生命即将结束的那段日子里，奥克塔维亚·威尔伯福斯(Octavia Wilberforce)成为她的又一个密友。她是伍尔夫最后一位主治医生，伍尔夫曾打算为她写一篇散文体的“生活写照”。

对伍尔夫来说，形成一种友谊理论并非不可思议，她发现这种关系是对家庭的补充和替代。她和伦纳德的关系建立在友谊和爱情的基础之上，这仿效了G.E.摩尔(G.E.Moore)的理念，即性欲远没有平等和惺惺相惜重要，而平等和惺惺相惜是爱情的真正基础。摩尔在《伦理学原理》（1903年）中阐述：“对个人的热爱和美的享受包含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善。”用审美来处理个人情感是获得友谊和实现承诺的最佳方法。伍尔夫和伦纳德拥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理念——虽然不一定总是政治理念——这些理念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伍尔夫关于友谊本质的理念让人联想到德勒兹(Deleuze)的“友谊的褶子论”，正如他在《福柯》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不断地“折叠，展开，再折叠”。这也可以描述伍尔夫和他人交往的本质。实际上在写作中，伍尔夫在心理学和隐喻层面使用了褶子论。她在《论生病》的结尾，用了一个转喻——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窗帘上被揉出来的褶子——来表达华特福德夫人面对丈夫的死亡和埋葬他时的痛苦。《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的写法与之相似，即伍尔夫试图向外甥朱利安(Julian)描述她母亲的死亡：“最不幸的是，为一个已经去世或仍然活着的人写的书面文字，往往会披上光滑的褶皱，抹杀所有生命的证据。”对伍尔夫来说，友谊的褶子让人联想到意义和探索。

伍尔夫反复分析她和朋友之间的友谊，1919年1月22日的一段日记开头写道：“我有多少个朋友？”然后列举出一长串名字，因为太多而无法“按顺序排列”。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撒克逊·特纳(Saxon Turner)是最先浮现在她脑海中的三个人，在最后，她提到奥托琳·莫雷尔、罗杰·弗莱、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吉尔伯特·蒙丽(Gilbert Murray)和T.S.艾略特，“我喜欢去看他们，或许一次能见到更多的人”。就像她经常做的那样，她会简短地描述朋友们的性格：“据说利顿为人宽厚，但不幽默；德斯蒙德需要来一杯酒；撒克逊患有风湿病，且情场失意。”(D, I,234-5)伍尔夫并不回避对朋友的批评，说斯特雷奇缺乏创造力和实质内容：他的作品是“极为出色的报刊文章”，但他“过于小心谨慎、难以捉摸又没有冒险精神”。他不接受新事物，和她乐于创新形成鲜明对照：“我们斯蒂芬家族，没错，甚至连克莱夫，尽管浑身缺点，却都具有创新精神，思想活跃，能实现我们的愿望，因为我们的愿望太强烈，而不会在嘲讽和困难面前裹足不前。”(D, I, 236)

友谊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立足的基石，也是伍尔夫在小说中特别强调的，即使在友谊终止之后。在她写给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信中，你会发现友谊的成分最露骨。1927年2月5日，伍尔夫写信给维塔，当时她正在德黑兰，她抱怨说没有收到来信：

“这并不意味着我希望你被强盗吃了，遇到打劫，被撕成了碎片。这让我相当郁闷。因为你的离开，情况越来越糟糕。所有的安眠药和刺激剂都已经用完，我开始安定下来，依然迫切地、真诚地盼望有你在身边——我希望这些话能让你高兴。”

友谊和爱情交织在一起，尽管情绪会起起落落，考验这段友情是否坚韧、持久，但她们的感情已经从信任转变为同甘共苦。正如伍尔夫在《海浪》中写道：“有人去找牧师，有人依靠诗歌，而我则依靠我的朋友。”(W,222)

伍尔夫关于友谊的理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古希腊。G.洛斯·迪金森(G.Lowes Dickinson)在《古希腊的人生观》一书中曾描述过希腊人的友谊观，剑桥使徒社成员们即使没有加以模仿，但应该讨论过这个话题。剑桥使徒社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1820年创建于剑桥大学，当时只招募12名成员。利顿·斯特雷奇、伦纳德·伍尔夫、撒克逊·特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E.M.福斯特 (E.M.Forster)都是其中的成员。后来该社团融入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古希腊的人生观》第三章第十节是“论友谊”，强调男性之爱在古希腊文化和传说中的重要性，尤其提到了阿基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这两对。最重要的是，迪金森强调这种爱“超越了个人，升华为客观目标，并将生活中的情感和行动联系起来”。迪金森本人与罗杰·弗莱在剑桥校园形成的亲密关系，拉开了一段历久弥新的友情序幕。

G.E.摩尔是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散文《阿基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1894年）和《伦理学原理》中提出了这一伦理观，并重申友谊的价值。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定义“友谊”一词时，认为友谊建立在善的基础上。正如摩尔所讲的那样，我们选择那些吸引我们的人是因为他们善良，或者是因为跟他们相处时，我们感到快乐。但是深厚的友谊需要时间和彼此亲近。在《阿基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中，摩尔认为友谊还应该建立在平等、志同道合、人生感悟和意识境界等基础上——所有这些元素伍尔夫都将在她的个人友情中加以强调，并在她的小说中予以描述。摩尔明确指出这种亲密的友谊可以出现在男性之间，也可以在女性之间产生。在伍尔夫的小说，尤其是《海浪》中，她延伸并拓展了摩尔的友谊哲学。

弗洛伊德对伍尔夫的友谊观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哀伤与抑郁》（1917年）中称：哀伤是痛失亲人后的一种正常反应；但抑郁则是一种潜在的病态反应，通常不是因为某个人的死亡引起，而是源于失去某个人的那种体验和想法。失去母亲、父亲和哥哥索比之后，伍尔夫体验到这一点。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哀伤一般是对于失去所爱之人的反应，或者是“失去某种抽象的东西，例如祖国、自由、理想等的反应”。抑郁，常常伴随着哀伤，可是它具有显著特点，“患者极度痛苦沮丧，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丧失了爱的能力，抑制了所有的活动，降低了自尊感”，所有这些特征后来都在伍尔夫身上表现出来。哀伤与抑郁成为减轻痛苦或减少念头的方法，即失去爱的客体的痛苦或失去客体的念头，往往通过友谊获得补偿。至关重要的是，童年时丧失重要客体会影响我们成年以后如何体验丧失，以及定义友谊和爱情。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1930年）中认为，友谊不仅仅是爱情或家庭的一件轶事或附属品，而是具有同等意义和重要性。

对伍尔夫来说，友谊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寻求共鸣和自我认知的机会，无须顾虑社会阶层、种族和性别等因素。一直以来她很看重别人的赞美，她对维奥莱特·迪金森说：“我好高兴人们喜欢我——你想不到……我多么喜欢友情！”(LEET, I,144)伍尔夫把摩尔的友谊理论付诸实践，同时也收获了安全感——这也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一个重要品质。正如她在1930年8月19日的一封信中承认：“没有了我对朋友们的爱……我将只是一层膜，一根丝，没有色彩，了无生趣。”(LETT, IV,203)伍尔夫在理解古希腊文化中的友谊和希腊社会对友谊的评价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念。《友爱的政治学》（德里达的著作，1994年出版，该书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西塞罗的《论友情》和蒙田的《论友谊》视为前人的足迹）描述了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许多动态和伍尔夫的生活。

纵观她们的一生，瓦妮莎为伍尔夫提供了友情，也提出过批评；两人既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她在伍尔夫陷入烦恼时给予支持，但也对她的作品提出批评。反之，伍尔夫也会做同样的事情。瓦妮莎不仅为伍尔夫《雅各的房间》之后的所有小说设计了封面（《奥兰多》除外），而且很可能是《到灯塔去》中的莉莉·布里斯科美学上的原型。瓦妮莎还为霍加斯出版社设计了一个狼头图案的LOGO。她为伍尔夫的短篇小说集《星期一或星期二》绘制了四幅木版画，而她在1913至1916年左右画的《会谈》可能是小说《一个协会》的灵感来源。她还为小说《弗拉希》作插图。反过来，伍尔夫为《瓦妮莎·贝尔的近作》（1930年）写序言，并在1934年给瓦妮莎在勒费夫尔画廊(Lefevre Gallery)举办的作品展编写目录。但她们有时候依然会较劲。在少女时代，热爱自由的瓦妮莎与自我怀疑的弗吉尼亚就有矛盾，当两人共用一间书房时，就像她们在海德公园门以及后来在戈登广场偶尔表现的那样，竞争特别明显。当伍尔夫看到瓦妮莎站在画架前作画，她必定不甘示弱。作为回应，她买了一张立式书桌来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