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的家
回忆是明媚阳光之下的生命之树，从过住巨大的记忆之树繁密枝叶的空隙间，投射下无数闪烁的光点，眩目的光影里，你只能撷取了了几个星点。岁月是缤纷摇曳着透过往日风景的细碎光影，留下了雪泥鸿爪般地点点滴滴，晶莹剔透地映射出快乐的、忧伤的往事。往事在风中，如风铃般叮咚悠扬。
还是从记忆中的往事说起，小小的时候，那时我们一家住在土坯房里，家里摆设得很简单，写字台、桌椅，还有一台上海牌的缝纫机，据说是当年从云南大理搬家来时，辗转千里邮寄而来的。这是有个小插曲，我们在大理弥渡县的时候，我才刚出生几个月，老妈帮其他人做衣服缝纫，然后堆了很多衣服、面料在缝纫机边，然后我老爸坐在她旁边，突然我老妈惊醒了，跳起来叫：“娃娃呢？”。两人就着急了，我不见了，后来他们翻了那堆衣服，终于找见我，我被粗心的老爸卷了卷埋在的衣服堆里面，脸憋气憋的红紫，已经哭了哭不出声了。
妈妈那时候体型偏瘦，面相清秀，衣着也很朴素，一条简单的连衣裙，塑料凉鞋。她常常坐在凳子上踩缝纫机，小孩子的衣裤都是她照着衣服样子，买布来裁剪和缝纫的。我才上学时，有同学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过了好几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市场里供应充足，有足够的面料供应了，加上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地提高，才没有人穿补丁衣服了。
计划经济下，各种物资都紧缺，购买东西都需要使用票券的时代，每个人能领取的票都是按人头数分配的，票券的种类花样繁多，几乎你能想到的物资都要审批，都有对应的票证，有粮票、肉票、布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等。粮票又分为省内粮票和全国粮票，地方粮票只能在当地使用。买食物、下馆子要同时交粮票和钱才行。用有限的布票，妈妈自己动手帮我们小孩子做衣服裤子。比着衣裤的样子裁剪、缝纫。自己熨烫。
家里陈设很简单，有床、写字台、桌子、板凳几样家具。那时候经济发展落后，没有成套的家具卖。都是请河南来的木匠师傅到家里打家具，立柜、沙发。木匠师傅从河南来，在各地一边逛一边做木匠营生，浪迹天涯。我们都是自己先准备好木料，请师傅来家里干活，包吃住两三天，做完家具，结算完工钱就走了，继续去其它人家继续做木工。师傅的家当就是全套的木工工具，刨子，锯、斧、凿子、墨斗、木工胶等等。木材则用榫卯结构搭建起来，用胶粘。爸爸看着眼热，自己也攒了一套，爸爸自己Diy做了个单人沙发和一些小木工。储物间里一直摆了好多块有圆木解好的长条木板。计划着在屋旁盖间小屋子，只建起了干打垒的围墙，却一直都未完工。
我的爸爸在39岁的时候才生了我。他在成都地学院上大学，食堂的饭菜里没有什么油水，但是饭管饱。在当时日子可以过得比较舒服，有饭吃。大爹和姑妈轮流按月给他寄10块钱作为生活费。我见他有一本书《反杜林论》，当时五五年出的书还是繁体竖排的字，一本书只要几分钱。大学毕业以后分到河北地质局，然后准备派出国到东欧去继续深造，但是遇上了59年以后中苏关系紧张，就没有机会出国了，就安排回地质队去工作，就到了云南地质队，然后在昆明找了老婆成了家，后来因为感情，因为长期不在家，就离了婚，到了三十七岁变成了孤身一人。在74年才在墨江县遇上了妈妈。妈妈和他相年龄相差了19岁。在妈妈的老家坝卡河简单结了婚，又领着妈妈去了趟昆明，见了姑妈，在大理的弥渡县住了下来，在那里生了我。
后来，他单身一个人和大队去了XJ，参加铁矿会战。我和妈妈在老家等着他安排好了再过来接我们，一直等到76年底他才来到了。他大学学的是地质专业，所以就在野外工作比较多。那老爸对我们很严格，然后因为他有半年不在家，他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当分队长，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他，跟他还是很亲的。他对我们的学习要求比较严格，他会去大队的阅览室去跟主任要几份人民画报回来，用画报上的彩页帮我们包书皮，然后教我们怎么做，然后用他一笔一画地写上我们的名字，教我们要珍惜物力，珍惜粮食。有一次我们考试成绩不好，叫他去开家长会后，回来以后他就把我们的象棋全部丢在炉灶里头烧了，过了几天他又去帮我们买了一副新的。强调要我们好好学习。男孩在青春期以后，总是对父亲有一种抵触的叛逆心理，然后有一次他叫我站起来去做事，说过一遍是我没有动，第二次还是不动，他用就大棍子敲了我一棍子，这回我倒是跑得快，跑到院子里面躲起来。过了好一阵子才敢回家。因为弟弟小，而且和他脾气相同，所以我觉得他特别喜欢弟弟。百姓爱幺儿。我在12岁时，初二上了半学期又离开了他们，留在昆明上学。在90年时，国家准备海南开放的时候，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七八页的自荐信寄给HAN省的政府，一门心思地想去支持特区的建设，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加上年龄的问题没有成行。他们这一代人总是有很多的责任感，总是积极的投入到国家的各项变革之中，有着一种情怀。
我们一开始在大队居住的屋子，门前有个开放的小院子，离热水房隔着一条马路、再远一点就是一食堂。热水房在中午和晚上各一小时可以用桶或暖瓶去打热水。热水房的后面有公共浴室，家里没有浴室，到秋冬天爸爸领着我们去淋浴。在冬天里要一两周才能洗一回澡，在家里就只有烧水洗澡，一大铁盆装上热水，放在灶间里，弟弟、我、大人依次先后用这盆水洗澡。
幼小的时光都是跟着妈妈一起度过，才进疆的时候我才有十个月大，从绿野重峦的云南坐火车来到西北大地。一路的折腾，到了XJ水土不服，加上营养不良，大胖小子很快就变成了瘦猴。
70年代后期的中国，社会上百业凋弊，经济正处于低谷之中，人们普遍性地贫困。当时的饮食很差，一个月能吃上一次肉类就算是中上生活的家庭了。农民一年只有过年杀猪时才能吃上肉类。当时的城乡不准老百姓做小买卖，出售自家的农产品都是投机倒把，要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市场管理的人员把东西没收。妈妈在做月子时，爸爸千辛万苦才从老百姓家买到了一些鸡蛋。
进疆以后，当时粮店的供应只能买到面粉，没有大米。我家对着大队一食堂的路口，一到中午和下午的打饭时间，头大身子小的我才两岁多，坐在家门外的小板凳上，对着人群念念有词，一声高一声低地嚷着“要吃大米饭，要吃大米饭！”，叫得让人无可奈何的。那是在想着云南的米饭吧。后来，在昆明的姑母特意买了一袋大米寄来XJ给我们。再之后，才慢慢地可以在当地买到大米了。逢地质队开大会聚餐，爸爸都会带上口缸，把肉菜省下来，专门带回来给小孩子吃。所以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们把食物看得弥足珍贵，自己不吃，都要省下来给子女吃，有点好吃的，都会想着留下来给孩子。
两岁半的时候，我和妈妈站在白杨树旁的路边。妈妈拍了我一下指了指远处，天！我看见爸爸向我们走来，大半年没见到他了，然后我就大叫一声：“爸爸”！就向他冲了过去，还没冲出十步远。就摔了个大马趴，把脑门上碰出个血口子，后来去缝了针。只要我一笑起来，额头上就现出一个伤疤的皱纹。
到三岁半时，妈妈生弟弟，爸爸在产房外见到弟弟，说了句：“又是一个儿子”！我们变成了一家四口，那时我已经有了浅浅的记忆，从大队医院病房外的等待，还有第一眼看见弟弟，我围着他绕来绕去。据说那一天我把床边都爬脏了，在小婴儿的身边转来转去。
在XJ我吃葡萄干，又爱吃糖，还不会漱口，到了三岁半我的乳牙就几乎掉光了，一口牙长得不好。
那时候相机是很稀罕的玩艺，很少有人拥有，也就很少有机会照相，只有遇上邻居拿着相机的时候，才能蹭着照一张，相机用的是胶卷，只有黑白照。弟弟才一岁时，我和他都照了张黑白相片，弟弟为了照相还借坐在人家的婴儿车上。那几张黑白照还在，瘦瘦的我静静地站在相片里，眼里都是迷惘和困惑。我们用那个时代流行的木相框装好相片，郑重其事地悬挂、展示在客厅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