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 萨米

与几乎席卷了整个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越南战争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根本不值得一提。大约50年前，在我们参战之前，战火已经燃烧了两年多。据说到我们从诺曼底登陆时，已经有2000万俄国人在战火中丧生。在我们登上欧洲大陆之前，斯大林格勒战役已使战局发生了转变，同时英国也已在大不列颠战役中取得了胜利。然而，战争尚未结束，美国人却已伤亡100万——其中30万官兵在战役中阵亡。单是半个世纪前那个声名狼藉的一天便有约2300人死于珍珠港，外加2500多人受伤——这个数字超过在历时最长、最残酷的太平洋战争中伤亡人数的总和，也超过在法国北部的登陆日那天伤亡人数的总和。

所以，我们最终卷入这场世界战争便不足为奇了。

我们真为扔了那颗原子弹而感谢上帝。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当我读了一流报纸的通栏标题并且知道原子弹爆炸了的时候，我和西方文明世界的人们一同欢呼雀跃。那时我已回到美国并安然无恙地退役了。作为退伍军人，我的状况比以前好多了。我可以上大学，并且真的上了大学，还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学教了两年书。后来回到纽约，在《时代》杂志公关宣传部当广告撰稿人。

从现在起的20年内，当然不会比这更长，每当显示爱国主义精神的节日来临，全国各地的报纸都会登载当地参加这种稀稀拉拉游行的二战退役军人的照片，主要是年纪最大的人的。这种游行已经少多了。我就从来没参加过，我想我父亲也不曾参加过。很早以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街对面那所公寓里有个疯老汉叫哈里·马可威茨，是个看门人，和我父亲年纪相仿。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和阵亡将士纪念日，他便翻出早已成古董的旧军服，甚至还有已经烂成布条条的绑腿，把它们全部佩挂在身，然后整天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从铁路街上的诺顿角电车轨道开始，一直走到靠近海边的冲浪街街角的糖果店和冰冻苏打饮料店铺门前。老哈里·马可威茨当年可能四十出头，跟我父亲当时的年龄差不多。为了显示自己，他总冲那些疲惫不堪的妇女大声发号施令，直到口干舌燥，嗓子沙哑，而她们谁也不搭理他，只顾拖着两条粗腿艰辛地朝面积不大的公寓走去，手里拎着棕色的大纸袋子，里面装着从杂货店或肉店买来的东西。他的两个女儿感到十分尴尬，也不理睬他。她们中年龄较小的跟我同岁，另一个大我一岁多。有人说他得了战斗疲劳症，可我看未必。恐怕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战斗疲劳症”是什么。

我们住的这种砖结构公寓都有三四层高，又没有电梯，上年纪的人回家得一磴一磴往上爬，简直是活受罪。地下室里堆的是煤，卸煤时煤靠重力顺着金属槽轰隆隆地滚泻下去，撒得满地都是。地下室里有一个火炉和一个锅炉，还有一个看门人。他可能住在这所公寓里，也可能不住这里。每当我们谈到看门人时，总是恭恭敬敬地称呼他的姓，并冠以“先生”的头衔。与其说是为了表示尊敬不如说是害怕，因为他是替房东看管房子的，而那个时候的人几乎都有点害怕房东，就是现在有些人依然如此。差不多一英里远处便是著名的康尼岛游乐区，成千上万的彩灯点缀着游乐园，这里有各种游戏及电动娱乐乘坐设施，还有食品亭。当时的月光公园是个又大又好玩的地方；赛马公园（人们都知道那是“好玩的地方”）也同样吸引游客。该公园从前属于一个叫乔治·西·迪尔尤的先生，他很早就死了，现在知道他的人已经不多。在赛马公园每一条路的显著位置上都摆着让人印象深刻的商标广告，图画色彩艳丽夺目，画的是一个怪里怪气的卡通人。他那张扁平的粉色脸诡秘地龇牙笑着，简直就像魔鬼撒旦欣喜若狂那样毫不掩饰，那张大嘴能盛下整个街区，嘴里还长着无数大得出奇的牙齿。整个画面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公园里的服务人员身穿红色短上衣，头戴绿色轻便鸭舌帽，多数人身上散发出阵阵酒气。迪尔尤过去就住在冲浪街上的私宅里，那是一幢结实的木结构房屋，屋前边的石阶接着一条小径，石阶已经下沉。我长大以后自己去图书馆和地铁站，以及星期六看午场电影，总要经过这里，看见最下一级石阶一侧水泥面上的家族姓氏已经跟地面不平行，甚至有一半埋在了土里。那时邻里们开始安装燃油炉，便道被挖开，以便安装管道和储油罐。这无疑是邻里的重大事件，是进步的象征。

今后的二十多年里，报纸和电视新闻里我们的照片一定非常难看：秃顶、干瘪、衰老、表情痴呆、牙齿脱落，笑起来两腮深陷、满脸皱纹，俨然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老古董。我认识的人要么正向坟墓走去，要么早已离开人世。我们再也没有了从前的潇洒。鼻子上架起了眼镜，听力越来越差，有时候唠叨个没完，反复讲我们自己的事，身上还老长东西，就连最轻的磕磕碰碰也难以愈合，即使好了也会留下永久的疤痕。

20年后我们这些人就全不在了。

留给人们的只剩下文字记载和一些纪念品，还有它们偶然唤起的一些印象。某一天我的某一个孩子——我合法地收养了他们，当然是在他们同意的基础上收养的——或者某个长大成人的孙子，会偶然发现我的空军炮手肩章或者空军勋章，和镶有军士军阶横杠的臂章，或者我那张一脸稚气的照片。那便是小萨米·辛格，康尼岛上单词拼写最好的人，上学的时候差不多是班上算术、初等代数和平面几何的尖子。照片里我身穿羊毛飞行夹克衫，缚着降落伞吊带。那是将近50年前在意大利西海岸附近皮亚诺萨岛上拍的：清晨，我们坐在飞机旁边的一堆卸了雷管的千磅炸弹上对着照相机微笑。大家正等待另一次飞行任务的起飞信号。我记得那天的投弹手是个中尉，他正从后面瞅着我们。他是亚美尼亚人，极其任性，容易冲动，胆子还小。我们这伙人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基地临时集训，接受实战飞行训练并将飞往国外参加战斗。训练中一遇到突然要求加速飞行的情况，他就会手忙脚乱。驾驶员是得克萨斯人，名叫阿普尔比。他沉着冷静，办事有条不紊，并且总是办得很出色（愿上帝保佑他），可是他们两人很快就闹翻了。从感情上说我是站在约塞连一边的，他幽默、敏捷，有一点粗野，和我一样是大城市里长大的小伙儿，他说他宁死也不愿意被打死。战争快结束时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他决心永远活下去，死也要试试。我的看法和他的一样。我还从他那里学会了说不。当他们决定再给我加一横杠提拔我，并且要在我的空军勋章上再加一枚小勋章作为再增加十次飞行任务的条件时，我说了不，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回了国。我始终不参与他和阿普尔比的矛盾，因为我挺腼腆，个头不大，是普通士兵，又是犹太人。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在与生人打交道之前会先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即使不是出于我的自信——我一直渴望有这种自信——至少从原则上讲，我觉得我和别人是平等的，也和当官的一样平等，甚至也和那个直率的大个子亚美尼亚投弹手平等。他总瞎开玩笑，说自己是亚述人，还说亚述人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我已看出来我比他们读书都多，也比他们拼单词准确，当然啦，机灵劲儿也够，所以我从不炫耀这些。

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上空进行作战训练飞行时，每一次夜间飞行约塞连都无一例外地迷失方向。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笑话。在营房和食堂里，从一些机组士兵口中得知，所有由投弹手改行的飞行领航员都在夜间飞行时迷失方向，这又是一大笑话。我们机组的三副是一位腼腆的副驾驶员，名叫克拉夫特，是在出国后提升为驾驶员的。他在意大利北部弗拉拉执行任务第二次驾驶飞机飞过大桥上空时被高射炮击落而阵亡。飞机第一次飞过大桥时，主投弹手约塞连没有把炸弹投下去，当他看到别的飞机也没投准，大桥依然完好时，要求再飞一次，并因此而获得一枚勋章。在南卡罗来纳州上空训练飞行时，阿普尔比总能依靠无线电罗盘使大家安全返航。有一次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们差不多一个小时找不着方向，因为受到附近暴风雨云区的雷电干扰，收不到无线电信号。我清楚地记得从对讲机里传来约塞连的声音：

“我看见下边的河岸啦。向左转，飞过河去我就能找到路标了。”

约塞连所谓的河岸实际上是大西洋海岸，因而我们的飞机正向非洲方向飞去。阿普尔比再一次失去耐心，接下来的半小时他自己导航，终于按拼凑起来的无线电信号把飞机开回地面，此时飞机上的燃料刚够把飞机从跑道开到停机坪，没等关发动机它自己就熄火了。

我们差一点全部完蛋。

十多年后这次事故我仍未能淡忘，即使到中年以后，每次提起这段逸事时，依然心有余悸。

照片上我身边的伙计比尔·奈特，是那天的头舱炮塔炮手，他大我两岁，已经结婚，孩子出世以后他只跟孩子待过一个星期；那个瘦子跟我同岁，他叫霍华德·斯诺登，是中舱炮手和无线电接收员，来自阿拉巴马的什么地方。一个月以后，在执行阿维尼翁飞行任务时被击中，后来慢慢地死去，死前他痛苦地呻吟，不停地用微弱的声音说他冷，很冷。我们都刚刚二十岁，看上去像一群只有二十岁的大孩子。豪伊[1]·斯诺登是第一个我眼看着死掉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我在停尸房外瞅见的死人。我妻子死于半夜，当我赶到医院办手续并为葬礼做准备的时候，她已经被移出了病房。她死的过程与肿瘤医生说的完全一样，连日子都没错。她虽然病得很厉害，但是没有多大痛苦，我们认为她没有痛苦是因为她是好人，至少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是如此。总的来说她很开朗、快活。如果偶尔生气的话，也只是为她的前夫发火，尤其是他说没有钱养活孩子却有钱玩女人，而且有钱再结两次婚。战争刚结束时我儿时的朋友刘说，与在战争中丢掉性命的人相比我真算幸运。他当步兵时当过战俘，在回国之前他在欧洲见过成千上万的死人，有美国人，也有德国人。不列颠大轰炸以后他被派回欧洲清扫战场，在德累斯顿又看见了几十个德国公民的尸体。我从他口中第一次听说那场大轰炸，除了战俘和警卫人员外，其余的人几乎全都被炸死了。我当时不了解此事，也就不能立即相信他。

“差不多10万人？你在说胡话吧，刘。这不比广岛原子弹炸死的人还多吗。”我后来查了资料才承认他是对的。但那毕竟是近50年前的事了。我们的子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不怎么感兴趣。那个时期出生的孩子本来就不多，即便诞生了，现在也都五十上下了。

不过将来有一天，我没法说出再过多久，我的某个孩子或孙子偶然翻看哪个小匣子或者抽屉时，会看见里面的东西，我的空军炮手飞行肩章、空军勋章、镶有军士军阶横杠的臂章和战时照片，并可能会因此而强烈地感受到家族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或者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事，就像我看见我爸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那个防毒面具一样。

我不知道那个面具后来怎么样了。小的时候我老爱拿它当玩具。每当父亲去工厂按照样板剪裁儿童服装时我便偷偷把它拿出来玩。我还有一张他的军人照片。上小学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传记，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曼夫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的。一时间我就盼着赶快长大，好当一名空军飞行员，每天都在法国战场上空与他决斗，而且每次都把他打下来。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梦中击落的目标。战后不久，也就是我的那场战争以后不久，父亲去世了，他们管那叫癌。他喜欢抽雪茄，总是在家附近冲浪街拐角的小店里买。一个叫莱温森的先生满脸堆笑心满意足地坐在桌子旁，一手拿刀一手拿烟叶，裁好后用手把烟叶卷起来。莱温森太太是个安详的小个子女人，黑头发，一脸雀斑，她卖些游泳帽、防水耳塞、游泳圈之类的东西，还有小桶小铲等，供孩子们在距这里一个街区的沙滩上玩。他们没有孩子。

每个人都工作。我小的时候就在大街上和海滨的木板小道旁的酒吧间里卖过报纸。夏天我的姐姐们在木板小道边的摊上卖奶油冰淇淋和根汁汽水。戴维·戈德史密斯卖热狗。海滩上，无照商贩们像斯巴达克勇士们参加战斗那样，用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手臂托着沉甸甸的箱子，箱子上冒着冷气，他们都力争在警察追赶他们之前将五分钱一个的冰棍和冰淇淋卖光。警察追来时，他们在松软的沙滩上从身着泳装的人们中间成功地逃走。那些人对他们富有同情心，都站着不动。在我所知道的人中间就有很多这种长着飞毛腿、拼命干活的大男孩儿。

从我们住的公寓能经常听见海上浪涛声和钟浮标的响声（我们管它叫“青年侍者”[2]，而且我现在仍然习惯这样叫它）。在静得出奇的清晨或下午，甚至可以听到离我们最近的旋转木马那微弱的怪异音乐和带有异国情调的汽笛风琴声。设在海滨木板路上的巨大木马场有一个大转盘，上面有许多金色坐骑，它们身上被反光的黑色及耀眼的蓝色和糖果纸上常见的粉色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这些漂亮的转马是从哪来的？是不是什么地方有家大公司专门生产旋转木马？他们能赚大钱吗？木马离我们住的地方差不多半英里远，而这儿没有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