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反映了许多人的工作成果；当然，若有任何问题，责任由我独自承担。首先我希望感谢Henry Hardy与Jose Harris，是他们二位指导我将博士论文扩写为这本书的。Henry Hardy关于伯林作品的勤奋、严谨的研究为我提供了大量可供查询的资料；没有他的努力——他关于伯林所做的一切学术工作——本书将不可能存在。他的研究的明晰与准确，他对伯林的尊敬、钦佩及诚实的批判态度，始终是我身边的学术诚信典范——他帮助我避免了数不胜数的问题。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位大方而善解人意的朋友。此外，我也要感谢Henry以及“以赛亚·伯林文学基金会”，他们保障并资助了封面照片的使用权。Jose Harris是一位令人振奋的学术典范，更是善意的具象化。她广阔的知识面、优秀的判断力与发现问题的能力帮助我丰富了本书，而她也和蔼地鼓励我直面漏洞，让我注意到一些我本会错过的问题（或一些我原本试图逃避的问题）。她耐心地引导我直至我完成这本书，并以身作则地教会了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意味着什么。

我更早时期的老师们也在这本书中留下了他们的痕迹。Joseph Stringer培养了我对历史、政治的兴趣，使我的思考不至于停滞不前；Carol Lefelt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和写作。Steven Smith温和地引导我学习了政治理论的相关知识，他始终是宽容大度的教育典范以及富有智慧的友人，在重要时刻为我提供精神支持。

我也很感谢（Aline）Berlin夫人、已故的John Clarke、已故的Jerry Cohen、Jean Floud、已故的Stuart Hampshire、已故的Jenifer Hart、Michael Ignatieff、已故的Bryan Magee、已故的小Arthur Schlesinger，以及已故的Pat Utechin，他们与我分享了他们有关伯林的宝贵记忆。我与已故的Robert Wokler讨论了许多本书中的观点；我很遗憾他没有机会阅读最后的成果。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Michael Hughes十分专业地完成了为伯林文献编目的巨大工程，并和蔼地回答了我的疑问。James Chappel为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档案信息，他本人也是一位令人愉悦的交谈对象。此处我也想特别提及Henry Hardy当时的助理，Serena Moore。我也非常感谢Colin Harris，以及新博德利图书馆的特别馆藏阅览室中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堪称典范；我同样感谢牛津大学其他图书馆中的工作人员。牛津大学的克拉伦登奖学金，以及英国政府的海外研究生奖学金支持了我毕业论文的写作。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与历史系是我所在的直属机构，霍利韦尔庄园则始终是我的住所。

我非常感激Michael Freeden、Stuart Jones与Jan-Werner Mueller，在全文的最终版本敲定前，我从他们三位那里获得了许多有洞察力的意见，这使我获益匪浅。Cary Cherniss、George Crowder、Jean Floud、Graeme Garrard、Melissa Harrison、Stanley Hoffmann、Sean Ingham、Ben Jackson、Jennet Kirkpatrick、Matt Landauer、Patti Lennard、Chiansan Ma、Nancy Rosenblum、Ed Skidelsky、Steven Smith、Richard Tuck阅读并对本书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同样感谢牛津观念史小组、纳菲尔德政治理论研讨会、牛津英国历史与政治研讨会、哈佛政治理论研讨会以及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主题会议的参与者们；Deborah Cherniss用敏锐的主编视角从头至尾地研读了本书。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包括Emma Barber、Stephanie Ireland、Michael Janes、Marianne Aisha Macoy、Joanna North与Cathryn Steel——用耐心、关怀以及优秀的工作能力始终支持着这本书直至它出版，并一直用友善与周到的态度对待它的作者。我非常感谢他们以及他们出色的工作。

我也十分感谢以下人员的建议、支持与陪伴：Jonathan Allen、Emily Baldoni、Eric Beerbohm、Padraig Belton、Rebecca and Jonathan Bijur、Chris Brooke、Jonathan Bruno、Davide Cargnello、Francis Czyczowicz、Prithviraj Datta、Allen Dickerson、Arie Dubnov、Len Epp、Michael Frazer、Aaron Garrett、Justin Grimmer、Joe Kochanek、Alison and Andrew Koss、Sharon Krause、Michael Lesley、Margot Lurie、Bradley and Marcia Marcus、Isaac Meyers、Tommy and Nicola Miller、Belina Mizrahi、Eric Nelson、Shmuel and Deborah Potvin、Nick O’Donovan、Gladden Pappin、Carl Pletsch、Sabeel Rahman、Jacob Remes、Patrick Riley、Michael Rosen、Svetlana Rukhelman、Alan Ryan、Andy Sabl、Emma Saunders-Hastings、Noam Schimmel、Simon Skinner、Mark Somos、Lucas Stanzcyk、Marc Stears、Zofia Stemplowska、Robert Stockman、Dagfinnur Sveinbjornsson、Dennis Thompson、Don Tontiplaphol、Kate Tsyvkin、Thom Wall、Eleana Whyte、Nathan Willard、Beth Yale、Paul Yowell、Bernardo Zacka以及Alex Zakaras。特别感谢Laura Hartmann在我创作期间给予我的力量与安慰，同时也为我一直以来对她的打扰表示抱歉。

我最后的致谢将给予那些值得最先被感谢的人。Deborah与Cary Cherniss在我生活的所有方面给予了我全力的支持。这本书的存在有赖于他们的人道关怀与无私的爱；我希望它值得他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祖母与外祖母，她们二人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相继去世了；我很遗憾她们没有见证本书的诞生，我将这一作品归功于她们对我持续关怀的特别成果。我的祖母Shirley同样提供了灵感与警示。当被问及她对于Michael Ignatieff创作的伯林传记有什么评价时，她说：“我喜欢它。我喜欢伯林。”当被问及为什么时，她回答说：“因为他不希望自己被低估。我也是如此。”我希望在不贬损伯林的情况下，以可靠、易懂、准确的描述尽可能地展现他的（部分）观点，以及他提出这些观点的（部分）原因。如果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必然是在这里提及的所有人的帮助下完成的；我由衷地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