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

第一部

马伯乐在抗战之前就很胆小的。

他的身体不十分好，可是也没有什么病。看外表，他很瘦。但是终年不吃什么药，偶尔伤了风，也不过多吸几支烟就完了。纸烟并不能医伤风，可是他左右一想，也到底上算，吃了药，不也是白吃吗？伤风是死不了人的。

他自己一伤风，就这么办。

若是他的孩子伤了风，或是感冒了，他就买饼干给他们吃，他说：

“吃吧，不吃白不吃，就当药钱把它吃了。”

孩子有了热度，手脚都发烧的，他就拿了一块浸了冷水的毛巾不断地给围在孩子的头上。他很小心地坐在孩子的旁边，若看了孩子一睁开眼睛，他就连忙把饼干盒打开：

“要吃一点吗？爸爸拿给你。”

那孩子立刻把眼睛闭上了，胸脯不住地喘着。

过了一会，孩子睁开眼睛要水喝，他赶快又把饼干盒子拿过去。孩子大口地喝水，饼干，连睬也没有睬。

他拿了一个杯子来。他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个方法来，把饼干泡到杯中，孩子喝水时不就一道喝下去了吗？

从热水瓶倒了一些开水，用一只小匙子呱嘟嘟地搅了一阵，搅得不冷不热，拿到他自己嘴上尝尝。吃得了，他端着杯在旁边等候着，好像要把杯子放下，要用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等了半天，孩子没有醒，他等得不耐烦就把孩子招呼醒。问他：

“要喝水吗？”

“不，我要尿尿。”

“快喝点水再尿，快喝点……”

他用匙子搅了一下泡在杯中稀溜溜的东西，向着孩子的嘴倒去，倒得满鼻子都是浆糊。孩子往鼻子上乱抓，抓了满手，一边哭着，一边把尿也尿在床上了。

“这算完。”

马伯乐骂了一声，他去招呼孩子的妈妈去了。

临去的时候，他拿起那浆糊杯子，自己吞下去了。那东西在喉管里，像要把气给堵断了似的，他连忙把脖子往长伸着，并用手在脖子上按摩了一会，才算完全咽下去了。

孩子不生病的时候，他很少买给孩子什么东西吃，就是买了也把它放到很高的地方，他都是把它放在挂衣箱上。馋得孩子们搬着板凳，登着桌子，想尽了方法爬到挂衣箱上去。

因此马伯乐屋里的茶杯多半是掉了把柄的，那都是孩子们抢着爬挂衣箱弄掉地下而打去了的。

马伯乐最小的那个女孩？雅格，长得真可爱，眼睛是深黑深黑的，小胳膊胖得不得了，有一天妈妈不在家里，她也跟着哥哥们爬上挂衣箱去。原来那顶上放着三个大白梨。

正都爬到顶上，马伯乐从走廊上来了。隔着玻璃窗子，他就喊了一声：

“好东西，你们这群小狼崽子！”

由于他的声音过于大了一点，雅格吓得一抖从高处滚下来，跌到痰盂上了。

从那时起，漂亮的雅格右眼上落了一个很大的伤疤。

马伯乐很胆小，但他却机警异常，他聪明得很，他一看事情不好了，他收拾起箱子来就跑。他说：

“万事总要留个退步。”

他之所谓“退步”就是“逃跑”。是凡一件事，他若一觉得悲观，他就先逃。逃到哪里去呢？他自己也常常不知道，但是他是勇敢的，他不顾一切，好像洪水猛兽在后边追着他，使他逃得比什么都快。

有一年他去上海就是逃着去的。他跟他父亲说，说要到上海××大学去念书。他看他父亲不回答，第二天，他又问了一次，父亲竟因为这样重复地问而发怒了，把眼镜摘下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一看，不好了，这一定是太太在里边做的怪。而他那时候恰巧和一位女子谈着恋爱，这事情太太也和他吵了几次。大概是太太跑到父亲面前告了状吧？说我追着那女子要去上海。这若再住在家里不走，可要惹下乱子的。

他趁着这两天太太回娘家，他又向父亲问了一次关于他要到上海读书的问题，看看父亲到底答应不答应。父亲果然把话说绝了：“不能去，不能去。”

当天晚上，他就收拾了提包，他想是非逃不可了。

提包里什么都带着，牙刷牙粉。只就说牙刷吧，他打开太太的猪皮箱，一看有十几只，他想：都带着呀，不带白不带，将来要想带也没这个机会了。又看见了毛巾，肥皂，是“力士牌”的，这肥皂很好。到哪儿还不是洗脸呢！洗脸就少不了肥皂的。又看到了太太的花手帕，一共有一打多，各种样的，纱的、麻的、绸子的，其中还有更高贵的几张，太太自己俭省着还没舍得用，现在让他拿去了。他得意得很。他心里说：

“这守财奴呵，你不用你给谁省着？”

马伯乐甜蜜蜜地自己笑起来，他越看那小手帕越好看。

“这若送给……她，该多好呵！”（“她”即其爱人。）

马伯乐得意极了，关好了这个箱子又去开第二个。总之到临走的时候，他已经搜刮满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

领带连新的带旧的一共带了二十多条，总之，所有的领带，他都带上了。新袜子、旧袜子一共二十几双，有的破得简直不能用了，有的穿脏了还没有洗，因为他没多余工夫检查一番，也都一齐塞在箱子里了。

余下他所要不了的，他就倒满一地，屋子弄得一塌糊涂。太太的爽身粉，拍了一床。破鞋、破袜子，连孩子们的一些东西，扔得满地都是。反正他也不打算回来了。这个家庭，他是厌恶至极，平庸，沉寂，无生气……

青年人久住在这样的家里是要弄坏了的，是要腐烂了的，会要满身生起青苔来的，会和梅雨天似的使一个活泼的现代青年满身生起绒毛来，就和那些海底的植物一般。洗海水浴的时候，脚踏在那些海草上边，那种滑滑的黏腻感觉，是多么使人不舒服！慢慢地青年在这个家庭里，会变成那个样子，会和海底的植物一样。总之，这个家庭是待不得的，是要昏庸老朽了的。你就看看父亲吧，每天早晨起来，向上帝祷告，要祷告半个多钟头。父亲是跪着的，把眼镜脱掉，那喃喃的语声好像一个大蜂子绕着人的耳朵，嗡嗡的，分不清他在嘟嘟些个什么。有时把两只手扣在脸上，好像石刻的人一样，他一动不动，祷告完了戴起眼镜来，坐在客厅里用铁梨木制的中国古式的长桌边上，读那本剑英牧师送给他的涂了金粉的《圣经》。那本《圣经》装潢得很高贵，所以只有父亲一个人翻读，连母亲都不准许动手，其余家里别的人那就更不敢动手了，比马家的家谱还更尊严了一些。自从父亲信奉了耶稣教之后，把家谱竟收藏起来了，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取出来摆了一摆。并不像这本《圣经》那样，是终年到尾不准碰一碰的摆着。

马伯乐的父亲，本是纯粹的中国老头，穿着中国古铜色的大团花长袍，礼眼呢千层底鞋，手上养着半寸长的指甲。但是他也学着说外国话，当地教会的那些外国朋友来他家里，那老头就把用人叫成“Boy”，喊着让他们拿啤酒来：

“Beer，beer（啤酒）！”

等啤酒倒到杯子里，冒着白沫，他就向外国朋友说：

“Please（请）！”

是凡外国的什么都好，外国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国女人是能干的，外国的玻璃杯很结实，外国的毛织品有多好。

因为对于外国人的过于佩服，父亲是常常向儿子们宣传的，让儿子学外国话，提倡儿子穿西装。

这点，差不多连小孙子也做到了，小孙子们都穿起和西洋孩子穿的那样的短裤来，肩上背着背带。早晨起来时都一律说：

“Good morning.”

太阳一升高了，就说：

“Good today！”

见了外国人就说：

“Hello，how do you do？”

祖父也不只净教孙儿们这套，还教孙儿们读《圣经》。有时把孙儿们都叫了来，恭恭敬敬地站在桌前，教他们读一段《圣经》。

所读的在孩子们听来不过是，“我主耶稣说”，“上帝叫我们不如此做”，“大卫撕裂了衣裳”，“牧羊人伯利恒”，“说谎的法利赛人”，……

听着听着，孩子们有的就要睡着了，把平时在教堂里所记住的《圣经》上的零零碎碎的话也都混在一道了。站在那里挖着鼻子，咬着指甲，终天痴呆呆的连眼珠都不转了，打起盹来。

这时候祖父一声令下，就让他们散了去。散到过道的外边，半天工夫那些孩子们都不会吵闹。因为他们揉着眼睛的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的打着哈欠。

还有守安息日的日子，从早晨到晚上，不准买东西，买菜买水果都不准的。夏天的时候，卖大西瓜的一担一担地过去而不准买。要吃必得前一天买进来放着，第二天吃。若是前一天忘记了，或是买了西瓜而没买甜瓜，或杏子正下来的时候，李子也下来了，买了这样难免就忘了那样。何况一个街市可买的东西太多了，总是买不全的。因此孩子们在这一天哭闹得太甚时，做妈妈的就只得偷着买了给他们吃。这若让老太爷知道了，虽然在这守安息日的这天，什么话也不讲；到了第二天，若是谁做了错事，让他知道了，他就把他叫过去，又是在那长桌上，把涂着金粉的《圣经》打开，给他们念一段《圣经》。

马家的传统就是《圣经》和外国话。

有一次正是做礼拜回来，马伯乐的父亲拉着八岁的雅格的哥哥。一出礼拜堂的门，那孩子看一个满身穿着外国装的，他以为是个外国人，就回过头去向人家说：

“How do you do？”

那个人在孩子的头顶上拍了一下说：“你这个小孩，外国话说得好哪！”

那孩子一听是个中国人，很不高兴，于是拉着祖父就大笑起来：

“爷爷，那个中国人，他不会说外国话呀！”

这一天马伯乐也是同去做礼拜的，看了这景况，心里起了无限的憎恶：

“这还可以吗？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了还有什么用啦！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中国若是每家都这样，从小就教他们的子弟见了外国人就眼睛发亮；就像见了大洋钱那个样子。外国人不是给你送大洋钱的呀！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吸尽了，还他妈的加以尊敬。”

马伯乐一边收拾着箱子，一边对于家庭厌恶至极的情感都来了。

这样的家庭是一刻工夫也不能停的了，为什么早不想走呢？真是糊涂，早就应该离开！真他妈的，若是一个人的话，还能在这家庭待上一分钟？

还有像这样的太太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了。自从她生了孩子，连书也不看了，连日记也不写了。每天拿着本《圣经》似读非读地摆起架子来。她说她也不信什么耶稣，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家产，你能够不信吗？她说父亲说过，谁对主耶稣忠诚，将来的遗嘱上就是谁的财产最多。

这个家庭，实在要不得了，都是看着大洋钱在那里活着，都是些没有道德的，没有信仰的。

虽然马伯乐对于家庭是完全厌恶的了，但是当他要逃开这个家庭的前一会儿工夫，他却又起了无限的留恋：

“这是最后的一次吧！”

“将来还能回来吗？是逃走的呀，父亲因此还不生恨吗？”

他在脑子里问着自己。

“不能回来的了。”

他自己回答着。

于是他想该带的东西，就得一齐都带着，不带着，将来用的时候可就没有了。

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的了。

背着父亲“逃”，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逃到上海第一封信该怎样写呢？

他觉得实在难以措辞。但是他又一想，这算什么，该走就走。

“现代有为的青年，做事若不果断，还行吗？”

该带的东西就带，于是他在写字桌的抽屉里抓出不少乱东西来，有用的，无用的，就都塞在箱子里。

钟打了半夜两点的时候，他已经装好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

天快亮的时候，他一听不好了，父亲就要起来了，同时像有开大门的声音。

大概用人们起来了！

马伯乐出了一头顶汗，但是想不出个好法子来。

“若带东西，大概人就走不了；人若走得了，东西就带不了。”

他只稍微想一想：

“还是一生的命运要紧，还是那些东西要紧？”

“若是太太回来了，还走得了？”

正这时候，父亲的房里有咳嗽的声音。不好了，赶快逃吧。

马伯乐很勇敢的，只抓起一顶帽子来，连领带也没有结，下楼就逃了。

马伯乐连一夜没有睡觉赶着收拾好了的箱子也都没有带。他实在很胆小的，但是他却机警。

未发生的事情，他能预料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是凡有一点缺点的东西，让他一看上去，他就一眼看出来，那是已经要不得的了，非扔开不可了。

他走路的时候，永久转着眼珠东看西看，好像有人随时要逮捕他。

到饭馆去吃饭，一拉过椅子来，先用手指摸一摸，是否椅子是干净的。若是干净的他就坐下；若是脏的，也还是坐下。不过他总得站着踌躇一会，略有点不大痛快的表示。筷子摆上桌来时，他得先施以检查的工夫。他检查的方法是很奇怪的，并不像一般人一样，不是用和筷子一道拿来的方纸块去擦，而是把筷子举到眼眉上细细地看。看过了之后，他才取出他自己的手帕来，很讲卫生地用他自己的手帕来擦，好像只有他的手帕才是干净的。其实不对的，他的手帕一礼拜之内他洗澡的时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里，用那洗澡的水一道洗它一次。

他到西餐馆去，他就完全信任的了，椅子，他连看也不看，是拉过来就坐的（有时他用手仔细地摸着那桌布，不过他是看那桌布绣的那么精致的花，并非看它脏不脏）。刀叉拿过来时，并且给他一张白色的饭巾。他连刀叉看也不看，无容怀疑地，拿过来就叉在肉饼上。

他到中国商店去买东西，顶愿意争个便宜价钱，明明人家是标着定价的，他看看那定价的标码，他还要争。男人用的人造丝袜子，每双四角，他偏给三角半，结果不成。不成他也买了。他也绝不到第二家去再看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算盘：

“这袜子不贵呀！四角钱便宜，若到大公司里去买，非五角不可。”

既然他知道便宜，为什么还争价？

他就是想，若能够更便宜，那不就是更好吗？不是越便宜越好吗？若白送给他，不就更好吗？

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让他争，他也不争。哪怕是没有标着价码的，只要外国人一说，两元就是两元，三元就是三元。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于钱他是很看重的样子，毫不思索地从腰包里取出来，他立刻付出去的。

因为他一进了外国店铺，他就觉得那里边很庄严，那种庄严的空气很使他受压迫，他愿意买了东西赶快就走，赶快逃出来就算了。

他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他跟他父亲正是相反，他反对他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的。

他虽然不宣传外国人怎样好，可是他却常骂中国人：

“真他妈的中国人！”

比方上汽车，大家乱挤，马伯乐也在其中挤着的，等人家挤掉了他的帽子，他就大叫着：

“真他妈的中国人！挤什么！”

在街上走路，后边的人把他撞了一下，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他看看那坦然而走去的人，他要骂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家的仆人，失手打了一只杯子，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真他妈的中国人！”

好像外国人就不打破杯子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他拆一封信，忙了一点伤着里边的信纸了，他把信张开一看，是丢了许多字的，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的全身都是机警的，灵敏的，且也像愉快的样子。唯独他的两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

他的眼睛是黑沉沉的，常常带着不信任的光辉。他和别人对面谈话，他两个眼睛无时不注视在别人的身上，且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地巡视，而后把视线安安定定地落在别人的脸上，向人这么看了一两分钟。

这种看法，他好像很悲哀的样子，从他的眼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怜悯。

好像他与之谈话的人，是个同谋者，或者是个同党，有共同的幸与不幸联系着他，似乎很亲切但又不好表现的样子。

马伯乐是悲哀的，他喜欢点文学，常常读一点小说，而且一边读着一边感叹着。

“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读的大半是翻译小说，中国小说他也读，不过他读了常常感到写得不够劲。

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唯独这才能够得上是一个作家。

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作家在现阶段是要积极促成抗日的，因此他常常叹息着：

“我若是个作家呀，我非领导抗日不可。中国不抗日，没有翻身的一天。”

后来他开始从街上买了一打一打的稿纸回来。他决心开始写了。

他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地方提醒了他。他也有一些和高尔基同样的生活经验，有的地方比高尔基的生活还丰富，高尔基他进过煤坑吗？而马伯乐是进去过的。他父亲开小煤矿嘛，他跟工人一路常常进去玩的。

他决心写了。有五六天他都是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坐着，摆着沉思的架子。

到了第七天，他还一个字没有写，他气得把稿纸撕掉了许多张。

但他还是要写的，他还是常常往家里买稿纸。开初买的是金边的，后来买的是普通的，到最后他就买些白报纸回来。他说：

“若想当个作家，稿纸是天天用，哪能尽用好的，好的太浪费了。”他和朋友们谈话，朋友们都谈到抗日问题上去，于是他想写的稿子，就越得写了。

“若是写了抗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这不正是负起领导的作用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轮子。”

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个将军了。

于是他很庄严地用起功来。

新买了许多书，不但书房，把太太的卧房也给摆起书架子。太太到厨房去煎鱼，孩子打开玻璃书架，把他的书给抛了满地，有的竟撕了几页，踏在脚下。

“这书是借来的呀，你都给撕坏了，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马伯乐这一天可真气坏了，他从来也不打孩子，他也不敢打。他若打孩子，他的太太就在后边打他。可是这一天他实在气红了眼睛，把孩子按到床上打得哇哇地乱叫。

开初那孩子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爸爸和他闹着玩的，所以被按到床上还咯咯地一边笑一边踢荡着小腿。马伯乐说：

“好东西，你等着吧！”

把孩子打了之后，玻璃书橱也锁起来了。一天一天地仍是不断地从民众图书馆里往家搬书。他认识图书馆的办事员，所以他很自由地，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不用登记，不用挂号。

民众图书馆的书，马伯乐知道也是不能看，不过家里既然预备了书架，书多一点总是好看。

从此他还戴起眼镜来，和一个真正的学者差不多了。

他大概一天也不到太太屋里来。太太说他瘦多了，要到街上去给他买一瓶鱼肝油来吃。

不久，马伯乐就生了一点小病。大家是知道的，他生病是不吃什么药的。也不过多吸几支烟也就好了。

可是在病中，出乎他自己意料的他却写了点文章。

他买了几本世界文学名著，有的他看过，有的还来不及看。但是他在其中选了一本，那一本他昼夜抱着，尤其当他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他几乎离不开那本书，他是写一写看一看的。

那书是外国小说，并没有涉及中国的事情。但他以为也没有多大关系，外国人的名字什么什么彼得罗夫，他用到他的小说上，他给改上一个李什么、王什么。总之他把外国人都给改成中国人之后，又加上自己最中心之主题“打日本”。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

马伯乐没有什么职业，终年地闲着，从中学毕业后就这样。那年他虽然去到了上海，也想上××大学念书，但是他没有考上，是在那里旁听。父亲也就因此不给他费用。虽然他假造了些凭据，写信用××大学的信封，让父亲回信到××大学，但也都没有生效。

于是他又回到家中做少爷，少爷多半都是很幸福地随便花钱。但他不成，他的父亲说过：

“非等我咽了气，你们就不用想，一分一文都得拿在我的手里。”

同时又常常说：

“你们哪一个若嫌弃你爹老朽昏庸，哪一个就带着孩子、老婆另起炉灶去好啦。”

马伯乐住在家里常常听这难听没有意思的话。虽然家里的床是软的，家的饭食是应时的，但总像每天被虐待了一样，也好像家中的奴仆之一似的，溜溜的，看见父亲的脸色一不对，就得赶快躲开。

每逢向父亲要一点零用的钱，比挖金子还难，钱拿到了手必得说：

“感谢主，感谢在天的父。”

他每逢和父亲要了钱来，都气得面红耳热，带钱回到自己房里，往桌上一摔，接着就是：

“真他妈的中国人！”

而后他骂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等名词。

可是过不了几天，钱又花完了，还是省着省着花的。要买一套新的睡衣，旧的都穿不得了，让太太给缝了好几回了。

一开口就要八块钱，八块钱倒不算贵，但是手里只有十块了，去了八块零用的又没有了。

有时候同朋友去看看电影，人家请咱们，咱们也得请请人家！

有时他手里完全空了时，他就去向太太借，太太把自己的体己钱扔给他，太太做出一种不大好看的脸色来：

“男子汉！不能到外边去想钱，拿女人的钱。”

有一次马伯乐向父亲去要钱，父亲没有给，他跑到太太那里去，他向太太说：

“这老头子，越老越糊涂，真他妈的中国人！”

太太说：

“也难怪父亲啦，什么小啦，也是二三十岁的人啦。开口就是父亲，伸手就是钱。若不是父亲把得紧一点，就像你这样的呀，将来非得卖老婆当孩子不可。一天两只手，除了要钱，就是吃饭，自己看看还有别的能耐没有？我看父亲还算好的呢！若摊着穷父亲岂不讨饭吃去！”

马伯乐的脸色惨白惨白的：

“我讨饭去不要紧哪，你不会看哪个有钱有势的你就跟他去……”

马伯乐还想往下说。

可是太太伏在床上就大哭起来了：

“你这没良心的，这不都是你吗？我的金戒指一只一只的都没有啦。那年你也不知发的什么疯，上的什么上海！我的金手镯呢？你还我呀，在上海你交的什么女朋友，你拿谁的钱摆的阔？到今天我还没和你要，你倒有嘴骂起我来。东家西家，姊姊妹妹的，人家出门都是满手金虎虎的戴着。咱们哪怕没有人家多，也总得有点呵。我嫁你马伯乐没有吃过香的，没有喝过辣的。动不动你就跑了，跑北京，跑上海……跑到那儿就会要钱，要钱的时候，写快信不够快，打来了电报。向我要钱的时候，越快越好。用不着我的时候就要给点气受。你还没得好呢，就歪起我来了，你若得好，还能要我？早抛到八千里之外去了……”

马伯乐早就逃开了，知道事情不好，太太这顿乱说，若让父亲听到，“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

他下了楼，跑到二门口去，在影壁那里站着。

影壁后面摆着一对大圆的玻璃养鱼缸。他一震动那缸沿，里面的鱼就更快地跑一阵。他看着，觉得很有趣。

“人若是变个金鱼多好！金鱼只喝水，不吃饭，也不花钱的呀！”

他正想着想着，楼上那连哭带吵的声音，隐约还可以听到。他想把耳朵塞住，他觉得真可怕，若是让父亲听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正想迈开步逃，逃到街上去，在街上可以完全听不见这种哭声。他刚一转身，他听楼上喊着：

“你给我金手镯呀！你给我金手镯！”

这声音特别大，好像太太已经出来了，在走廊上喊着似的，听得非常清楚。

可是他也没敢往走廊上看，他跑到大街上去了。

太太在楼上自己还是哭着，把一张亲手做的白花蓝底的小手帕都哭湿了，头发乱蓬蓬地盖了满脸。把床单也哭湿了。

她的无限的伤心，好像倾了杯子的水，是收不住的了。

“你马伯乐，好没良心的。你看看，我的手上还有一颗金星没有，你看看，你来看……”

太太站起来一看，马伯乐早就不在屋里了。

于是伏在床上，哭得更为悲哀，但只哭了几声就站起来了。

很刚强地把眼泪止住，拿了毛巾在脸盆里浸了水，而后揩着脸，脸上火辣辣的热，用冷水一洗，觉得很凉爽。只是头有点昏，而且眼睛很红。不能出去，出去让人看了难为情。

只得坐在沙发上，顺手拿起当天的日报看看，觉得很无聊。

等她看到某商店的广告，说是新从上海来了一批时装，仕女们请早光临，报纸上还刊登了一件小绒衣的照像。那衣裳是透花的，很好看，新样子，她从来没有见过。她想若也买一件，到海边去散步穿穿，是很好的。在灯光下边，透花的就更好看。

她一抬头，看见了穿衣镜里边，那红眼睛的女人就是她自己。她又想起来了：

“还买这个买那个呢，有了钱还不够他一个人连挖带骗的……唉……”

她叹了一口气，仍勉强地看报纸。她很不耐烦。

“那样没出息的人，跟他一辈子也是白忙。”

太太是很要强的一个女人。

“光要强有什么用，你要强，他不要强……”

她想来想去，觉得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又加上往镜子里一看，觉得自己也老许多了，脸色也苍白了许多。

可是比从前还胖了一点，所以下巴是很宽的。人一胖，眼睛也就小。

她觉得自己从前的风韵全无了。

于是拿起身边的小镜子来，把额前的散发撩一撩，细看一看自己的头盖是否已经有了许多皱纹。皱纹仍是不很显然。不过眉毛可有多少日子没有修理了。让孩子闹的，两个眉毛长成一片了。

她去开了梳妆台的抽屉，去找夹眉毛的夹子。左找右找也找不着，忽然她想起来那夹子不是让孩子们拿着来玩的吗？似乎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但又忘得死死的，想也想不起来。这些孩子真讨厌，什么东西没有不拿着玩的，一天让他们闹昏了。

说说她又觉得头有点昏，她又重新没有力气地坐到沙发上去了。

一直坐在那里，听到走廊上有人喊她，她才站起来。

“大少奶奶！”

喊声是很温柔的，一听就知道是她的婆母。她连忙答应了一声：

“请娘等一会，我拢一拢头就来。”

她回答的时候，她尽可能发出柔弱娇媚的声音，使她自己听了，也感到人生还是有趣的。

于是她赶快梳了头，脸上扑了一点粉，虽没有擦胭脂，她觉得自己也并没有老了多少。正待走出去，才看见旗袍在哭时已经压了满身的褶子。

她打开挂衣箱，挂衣箱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袍子。她也没有仔细挑选，拉出一件就穿上了，是一件紫色的，上边也没有花，已经是半新不旧的了。但是她穿起来也很好看，很有大家闺秀的姿态。

她的头发，一齐往后梳着，烫着很小的波浪，只因刚用梳子梳过，还有些蓬蓬之感。她穿的是米色的袜子，蓝缎绣着黄花的家常便鞋。

她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关门的时候在大镜子里看一看自己，的确不像刚刚哭过。

于是她很放心地沿着走廊过去了。走廊前的玻璃窗子一闪一闪地闪着个人影。

到了婆婆屋里，婆婆叫她没有别的事，而是马神父的女儿从上海来，带了一件黑纱的衣料送给婆母。婆母说上了年纪的人穿了让人笑话，打算送给她。她接过来说：

“感谢我主耶稣。”

她用双手托着那纸盒，她做出很恭敬的姿态。她托着纸盒要离开的时候，婆母还贴近她的耳朵说：

“你偷偷摸摸做了穿，你可别说……说了二少奶奶要不高兴的。”

马伯乐的太太回到自己房里，把黑纱展开围在身上，在镜前看了一看。她的自信心又生起来了。

婆婆把衣料送给她，而不送给二少奶奶，这可证明婆婆是喜欢她的。婆婆喜欢她，就因为她每早很勤奋地读《圣经》。老太爷说得好：

“谁对主耶稣最真诚，将来谁得的遗产就多。”

她感到她读《圣经》的声音还算小，老太太是听见了的，老太爷的耳朵不大好，怕他未必听见，明天要再大声地读。

她把衣料放好，她就下厨房去，照料用人去烧菜了。

什么金手镯、金戒指，将来还怕没有的？只要对耶稣真诚一些。

所以她和马伯乐吵嘴的事情，差不多已不记在她心上了。

马伯乐的父亲是中国北部的一个不很大的城市的绅士，有钱，但不十分阔气。父亲是贫穷出身，他怕还要回到贫穷那边去，所以他很加小心，他处处兢兢业业。有几万块的存款，或者不到十万，大概就是这个数目。因此他对儿子管理的方法，都是很严的（其实只有一个方法，“要钱没有”）。

而且自己也是以身作则，早起晚睡。对于耶稣几年来就有深厚的信仰。

这一些，马伯乐也都不管。独有向父亲要钱的时候，父亲那种严加考问的态度，使他大为不满，使他大为受不了。

马伯乐在家里本是一位少爷，但因为他得不到实在的，他就甘心和奴仆们站在一方面。他的举动在家里是不怎样大方的，是一点气派也没有的，走路溜溜的。

因此他恨那些有钱的人，他讨厌富商，他讨厌买办，他看不起银行家。他喜欢嘲笑当地的士绅。他不喜欢他的父亲。

因此，像父亲那一流人，他都不喜欢。

他出门不愿坐洋车。他说：“人拉着人，太没道理。”

“前边一个挣命的，后边一个养病的。”这不知是什么人发明的两句比喻，他觉得这真来得恰当。拉车的拼命地跑，真像挣命的样子。坐车的朝后边歪着，真像个养病的。

对于前边跑着那个挣命的，虽然说马伯乐也觉得很恰当，但他就总觉得最恰当的还是后边坐着那个养病的。

因为他真是看不惯，父亲一出一入总是坐在他自用的洋车里。

马伯乐是根本不愿意坐洋车，就是愿意坐，他父亲的车子，他也根本不能坐。

记得有一次马伯乐偷着跳上了父亲的车子，喊那车夫，让那车夫拉他。

车夫甩着那张扎煞的毛巾，向马伯乐说：

“我是侍候老爷的。我侍候你，我侍候不着。”

他只得悄悄地从车子上下来了。

但是车前那两个擦得闪眼湛亮的白铜灯，也好像和马伯乐示威的样子。

他心里真愤恨极了，他想上去一脚把它踏碎。

他临走出大门的时候，他还回头回脑地用眼睛去瞪那两个白铜灯。

马伯乐不喜交有钱的朋友。他说：

“有钱的人，没有好人。”

“有钱的人就认得钱。”

“有钱的人，老婆孩子都不认得。”

“有钱的人，一家上下没有不刻薄的，从仆人到孩子。”

“有钱的人，不提钱，大家欢欢喜喜；若一提钱，就把脸一变。祖孙父子尚且如此，若是朋友，有钱的，还能看得起没钱的吗？”

他算打定了主意，不交有钱的朋友。

交有钱的朋友，哪怕你没有钱，你回家去当你老婆的首饰，你也得花钱。他请你看电影，你也得请他。他请你吃饭，你也得请他。他请你上跳舞厅，你也得照样买好了舞票，放在他的口袋里。他给你放一打，你得给他放一打半。他给你放一打半，你得给他放两打。若是他给你放一打，你也给他放一打，那未免太小气了，他就要看不起你了。

可是交几个穷朋友，那就用不着这一套。那真好对付，有钱的时候，随便请他们吃一点烫面蒸饺，吃一点枣泥汤圆之类，就把他们对付得心满意足了。

所以马伯乐在中学里交的多半是穷朋友，就是现在他的朋友也不算多，差不多还是那几个。他们的资财都照马伯乐差得很远。

交了穷朋友，还有一种好处，你若一向他们说：

“我的父亲有七八万的财产。”

不用说第二句话，他们的眼睛就都亮了。可是你若向有钱的人说，他们简直不听你这套，因为他父亲的钱比你的父亲的钱更多。你若向他们说了，他们岂不笑死？

所以马伯乐很坚定的，认为有钱的人不好。

但是穷朋友也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们常常要向他借钱。钱若一让他们看见了，就多少得给他们一点。

所以马伯乐与穷朋友相处时，特别要紧的是他的钱包要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

再回头来说，马伯乐要想写文章，不是没道理的，他觉得他的钱太少了，他要写文章去卖钱。他的文章没有写出来，白费了工夫。

后来，他看看，要想有钱，还是得经商，所以他又到上海去了一次，去经营了一个小书店。

这次是父亲应允了的，不是逃的。

并且父亲觉得他打算做生意了，大概是看得钱中用了。于是帮助他一笔款子。

太太对他这经商的企图，且也暗中存着很多的期望，对他表示着十分的尊敬。

在马伯乐临走的前一天的晚饭，太太下了厨房，亲自做了一条鱼，就像给外国神父所做的一样。外国神父到他家来吃饭时都是依着外国法子，把鱼涂好了面包粉，而后放在锅子里炸的。

太太走在前边，仆人端着盘子，跟在后边。一进了饭厅太太就说：

“伯乐今天可得多吃一点。鱼，是富贵有余的象征，象征着你将来的买卖必有盈余。说不定伯乐这回去上海会发个小财回来。”

马伯乐的母亲听了也很高兴，不过略微地更正了一点：

“大少爷是去开书店，可不是做买卖。”

父亲讲了很多的一堆话。父亲的眼镜不是挂在耳朵上的而是像蚂蚱腿一样，往两鬓的后边一夹，那两块透明的石头是又大又圆的，据说是乾隆年间的。

是很不错，戴着它，眼睛凉瓦瓦的，是个花镜。父亲一天也离不了它。

但是有时候也很讨厌，父亲就觉得它不是外国货。有好几次教会里的外国朋友，从上海、从香港带回来外国的小长长眼镜来送给他。他也总打算戴一戴试试，哪管不能多戴，只是到礼拜堂里去时戴一戴。

可是无论如何不成，无论如何戴不上。因为外国眼镜是夹在鼻子上的，中国人的鼻子太小，夹不住。

到后来，没有办法，还是照旧戴着这大得和小碟似的前清的眼镜。

父亲抬一抬眼睛说：

“你今年可不算小了，人不怕做了错事，主耶稣说过，知道错了就改了，那是不算罪恶的。好比你……过去……”

父亲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

“唉！那都不用说了，你南方跑一次上海，北方跑一次北京……唉！那都不用说了，哪个人年青还不荒唐两年，可是人近了三十，就应该立定脚跟好好干一点事，不为自己，还得为自己的儿孙后代……主耶稣为什么爱他的民呢？为什么上了十字架的？还不是为了他的民。人也非得为着他的后代着想不可，我若是不为着你们，我有钱我还不会到处逛逛，我何必把得这样的紧，和个老守财奴似的。你看你父亲，从早到晚，一会礼拜堂，一会马神父公馆。我知道，你们看了，觉得这都是多余的，好像你父亲对外国人太着眼，其实你父亲也不愿那样做，也愿意躺在家里装一装老太爷。可是这不可能。外国人是比咱们强，人家吃的穿的，人家干起事来那气派。咱们中国人，没有外国人能行吗？虽然也有过八国联军破北京，打过咱们，那打是为了咱们好，若不打，中国的教堂能够设立这么多吗？人家为啥呢，设立教堂！人家是为着咱们老百姓呵，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各种道德都及不上外国人，咱们中国人不讲卫生，十个八个人地住在一个房间里。就好比咱们这样的人家，这院子里也嘈杂得很，一天像穿箭似的，大门口一会丫头出去啦，一会拉车的车夫啦。一会卖香瓜的来，又都出去买香瓜。你看那外国人，你看那外国人住的街，真是雅静得很，一天到晚好像房子是空着。人家外国人，不但夫妇不住一屋，就连孩子也不能跟着他妈睡觉，人家有儿童室，儿童室就是专门给小孩子预备的。咱们中国人可倒好，你往咱们这条街上看看，哪一个院子里不是蚂蚁翻锅似的。一个院子恨不能住着八家，一家有上三个孩子。外国人就不然，外国人是咱们中国人的模范。好比咱们喝酒这玻璃杯子吧，若不是人家外国人坐着大洋船给咱们送到中国来，咱们用一个杯子还得到外国去买，那该多不便当。人家为着啥？人家不是为了咱们中国方便吗？！”

马伯乐听了心里可笑，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因为马伯乐的脾气一向如此，当着面是什么也不说的，还应和着父亲，他也点着头。

父亲这一大堆话，到后来是很感伤地把话题落在马伯乐身上。好像是说，做父亲的年纪这样大了，还能够看你们几年，你们自己是该好好干的时候了。

母亲在桌子上没敢说什么。可是一吃完了饭，就跪到圣母玛利亚的像前，去祷告了半点多钟，乞求主耶稣给他儿子以无限的勇气，使他儿子将来的生意发财。

“主耶稣，可怜他，他从来就是个老实的好孩子。就是胆小，我主必多多赐给他胆量。他没有做过逆我主约言的事情。我主，在天的父，你给他这个去上海的机会，你也必给他无限的为商的经验。使他经起商来，一年还本，二年生利，三年五年，金玉满堂，我主在天的父。”

马伯乐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这样庄严的感情，自己受着全家的尊敬，于是他迈着大步在屋子里来回地踱着，他手背在背后，他的嘴唇扣得很紧，看起来好像嘴里边在咬着什么。他的眼光看去也是很坚定的。他觉得自己差一点也是一位主人。他自己觉着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也是有权利的。

他从来不信什么耶稣，这一天也不知道他倒是真的信了怎么的，只是他母亲从玛利亚那儿起来时，他就跪下去了。

这是他从来所未有的。母亲看了十分感动，连忙把门帘挑起，要使在客厅里的父亲看一看。

平常父亲说马伯乐对主是不真诚的：

“晚祷他也不做呀！”

母亲那时就竭力辩护着，她说：

“慢慢他必要真诚的。”

现在也不是晚祷的时候，他竟自动地跪下了。

母亲挑起门帘来还向父亲那边做了一个感动的眼神。

父亲一看，立刻就在客厅里耶稣的圣像面前跪下了。他祷告的是他的儿子被耶稣的心灵的诱导，也显了真诚的心了。他是万分地赞颂耶稣给他的恩德。

父亲也祷告了半点多钟。

母亲一看，父亲也跪下了，就连忙去到媳妇的屋里。而媳妇不在。

老太太急急忙忙地往回头走，因为走得太急，她的很宽的腮边不住地颤抖着。

在走廊上碰到媳妇抱着孩子大说大叫地来了。她和婆母走了个对面，她就说：

“娘呵！这孩子也非打不可了，看见卖什么的，就要买什么。这守安息日的日子，买不得……”

婆婆向她一摆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似的。婆婆说：

“你别喊，你看保罗跪在圣母那儿啦！”婆婆说了一句话，还往喉咙里边咽了一口气，“你还不快也为他祈祷，祈求慈爱的在天的父不要离开他。从今天起，保罗就要对主真诚了。”

说着她就推着媳妇：

“你没看你爹也跪下了，你快去……”

（马伯乐本来叫马保罗，是父亲给他起的外国名字。他看外国名字不大好，所以自己改了的。他的母亲和父亲仍叫他保罗。）

不一会的工夫差不多全家都跪下了。

马家虽然不是礼拜堂，可是每一间屋里都有一张圣像。就连走廊、过道也有。仆人们的屋子里也有。

不过仆人的屋子比较不大讲究一点，没有镶着框子，用图钉随便钉在那里。仆人屋里的圣像一年要给他们换上一张，好像中国过年贴的年画一样。一年到头挂得又黑又破，有的竟在耶稣的脚上撕掉了一块。

经老太太这一上下地奔跑，每张圣像前边都跪着人，不但主人，仆人也都跪下了。

梗妈跪在灶房里。

梗妈是山东乡下人，来到城里不久，就随了耶稣教了。在乡下她是供着佛的，进了城不久把佛也都扔了。传教的人向她说：

“世间就是一个神，就是耶稣，其余没有别的神了。你从前信佛，那就是魔鬼遣进你的心了。现在你得救了。耶稣是永远开着慈爱的门的，脱离了魔鬼的人们，一跪到耶稣的脚前，耶稣没有不保护他的。”

梗妈于是每个礼拜日都到礼拜堂去，她对上帝最真诚，她一祷告起来就止不住眼泪，所以她每一次祷告就必得大哭。

梗妈的身世很悲惨的，在她祷告的时候，她向上帝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

“上帝，你可怜我，我十岁没有娘，十五岁做了媳妇，做了媳妇三年我生了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孩子的爹就走了，他说他跑关东去，第二年回来。从此一去无消息，……上帝，你可怜我……我的三个孩子，今天都长大了，上帝，可怜我，可别让他们再去跑关东。上帝，你使魔鬼离开他们，哪怕穷死，也是在乡里吧。”

马老太太跟她一同去做礼拜，听了她这番祷告，她也感动得流了眼泪。

梗妈做起事情来笨极了，拿东忘西的，只是她的心是善良的，马老太太因此就将就着她，没有把她辞退。

她哄着孩子玩的时候，孩子要在她的脸上画个什么，就画个什么。给她画两撇胡子，脑盖上画一个“王”字，就说梗妈是大老虎。于是梗妈也就伏在地上四个腿爬着，并且嗷嗷地学着虎叫。

有的时候，孩子给梗妈用墨笔画上了两个大圆眼镜，给她拿了手杖，让她装着绅士的样子。有一天老太太撞见了，把老太太还吓了一跳。可是老太太也没有生气。

因为梗妈的脾气太好了，让孩子捉弄着。

“若是别人，就那么捉弄，人家受得了？”

二少奶奶要辞退梗妈的时候，老太太就如此维护着她的。

所以今天老太太命令她为大少爷祈祷，以她祷告得最为悲哀，她缠缠绵绵地哭着，絮絮叨叨地念诵着。

小丫环正端着一盆洗脸水，刚一上楼梯，就被老太太招呼住。

小丫环也是个没有娘的孩子。并不是娘死了，或者是爹死了，而是因为穷，养活不了她，做娘的就亲手抱着她，好像抱着小羊上市去卖的一样，在大街上就把她卖了。那时她才两岁，就卖给马老太太邻居家的女仆了。后来她长到七岁，马老太太又从那女仆手里买过来的。马老太太花去了三十块钱，一直到今天，马老太太还没有忘记。她一骂起小丫环来，或者是她自己心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她就说：

“我花三十块钱买你，还不如买几条好看的金鱼看看，金鱼是中看不中吃，你是又不中看又不中吃。”

小丫环做事很伶俐，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好偷点东西吃，姑奶奶或是少奶奶们的屋子，她是随时进出的，若屋子里没有人在，她总是要找一点什么糖果吃吃的。

老太太也打了她几次，一打她就嘴软了，她说再也不敢吃了，她说她要打赌。老太太看她很可怜，也就不打她了，说：

“主是不喜欢盟誓的……”

老太太每打她一次，还自己难过一阵：

“唉！也不是多大的孩子呵！今年才九岁，走一家又一家的，向这个叫妈那个叫娘的。若不是花钱买来的，若是自己肉生肉长的，还不知多娇多爱呢！最苦苦不过没娘的孩。”

老太太也常在圣像面前为她祈祷，但她这个好偷嘴吃的毛病，总不大肯改。

小丫环现在被老太太这一招呼，放下了端着的脸盆，就跪在走廊上了。

她以为又是自己犯了什么还不知道的错处，所以规规矩矩地跪着，用污黑的小手盖在脸上。

老太太下楼一看，拉车的车夫还蹲在那儿擦车灯，她赶快招呼住他：

“快为大少爷祈祷……快到主前为大少爷祈祷。”

车夫一听，以为大少爷发生了什么不幸，他便问：

“大少爷不是在家没出去吗？”

“就是在家没出去才让你祈祷。”

车夫被喝呼着，也就隔着一道门槛向着他屋里的圣像跪下了。

车夫本来是个当地的瓷器小贩子，担些个土瓷、瓦盆之类，过门唤卖。本来日子过得还好，一妻一女。不料生了一场大病（伤寒病），他又没有准备金，又没有进医院，只吃些中国的草药，一病，病了一年多。他还没有全好，他的妻女被他传染就都死在他的前面。

于是病上加忧，等他好了，他差不多是个痴人了。每当黄昏，半夜，他一想到他的此后的生活的没有乐趣，便大喊一声：

“思想起往事来，好不伤感人也！”

若是夜里，他就破门而出，走到天亮再回来睡觉。

他，人是苍白的，一看就知道他是生过大病。他吃完了饭，坐在台阶上用筷子敲饭碗，半天半天地敲。若有几个人围着看他，或劝他说：

“你不要打破了它。”

他就真的用一点劲把它打破了。他租一辆洋车，在街上拉着，一天到晚拉不到几个钱，他多半是休息着，不拉，他说他拉不动。有人跳上他的车让他拉的时候，他说：

“拉不动。”

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拉车的而拉不动。人家看了看他，又从他的车子下来了。

不知怎样，马伯乐的父亲碰上他了。对他说：

“你既是身体不好，你怎么不到上帝那里，去哀求上帝给你治好呢？”

他看他有一点意思，便说：

“你快去到主前，哀求主给你治吧！主治好过害麻风病的人，治好过瞎眼的人……你到礼拜堂去做过礼拜没有？我看你这个样子，是没有去过的，你快快去到主前祈祷吧。只有上帝会救了你。”

下礼拜，那个苍白的人，去到了礼拜堂，在礼拜堂里学会了祷告。

马伯乐的父亲一看，他这人很忠实，就让他到家里来当一个打杂的，扫扫院子之类。一天白给他三顿饭吃，早晨吃稀饭，中午和晚饭是棒子面大饼子。

本来他家里有一个拉车子的，那个拉车的跑得快，也没有别的毛病，只是他每个月的工钱就要十块。若让这打杂的兼拉车，每月可少开销十块。

不久就把那拉车的辞退走了，换上这个满脸苍白的人。他拉车子走得很慢，若遇到上坡路，他一边拉着，嘴里和一匹害病的马似的一边冒着白沫。他喘得厉害，他真是要倒下来似的，一点力量也没有了。

马伯乐的父亲坐在车上，虽然心里着一点急，但还觉得是上算的：

“若是跑得快，他能够不要钱吗？主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太贪便宜。”

况且马伯乐的父亲是讲主耶稣慈悲之道的，他坐在这样慢的车上是很安然的，他觉得对一个又穷又病的人是不应该加以责罚的。

马伯乐的父亲到了地方一下了车子，一看那车夫又咳嗽又喘的样子，他心里想：“你这可怜的人哪！”于是打开了腰包，拿出来五个铜板给他，让他去喝一碗热茶或者会好一点。

有一天老太爷看他喘得太甚，和一个毛毛虫似的缩作一团，于是就拿了一毛钱的票子扔给他。车夫感动极了，拾起来看看，这票子是又新又硬的。他没去用，等老太爷出来，他又交还他。老太爷摆手不要。

车夫一想，马家上下，没有对我不好的，老太太一看我不好，常常给我胡椒酒喝。就是大少爷差一点，大少爷不怎样慈悲，但是对我也不算坏。

于是车夫把这一毛钱买了一张圣母玛利亚的图像呈到老太太的面前了。

老太太当时就为车夫祷告，并且把小丫环和梗妈也都叫来，叫她们看看这是车夫对耶稣的诚心。

有一天车夫拉着老太爷回来，一放下车子人就不行了。

马伯乐主张把他抬到附近的里仁医院去。父亲说：

“那是外国人的医院，得多少钱！”

马伯乐说：

“不是去给他医治，是那医院里有停尸室。”

父亲问：

“他要死了吗？”

马伯乐说：

“他要死了，咱们家这样多的孩子，能让他死在这院子吗？”

过了半天工夫，街上聚了很多人了，车夫躺在大门外边，嘴里边可怕地冒着白沫。

马伯乐的父亲出来了，为车夫来祷告：

“我主在天的父，你多多拯救穷人，你若救活了这个将死的人，那些不信主的人，闻风就都来信服你……我主，在天的父……”

老太太站在大门里，揩着眼睛，她很可怜这样无靠的人。

街上那些看热闹的人静静地看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有梗妈向老太爷说了好几次：

“把他抬到屋里去吧，他死不了。”

老太爷摇摇头说：

“我主耶稣不喜欢狭窄的地方。”

梗妈又对老太太去说：

“把他抬进来吧！”

老太太擦擦眼泪说：“多嘴！”

于是那车夫就在大门外边，让太阳晒着，让上百的人围着。

车夫果然没有死。

今天被老太太喝呼着，他就跪在大门洞子里了。

但是他不晓得为大少爷祈祷什么，同时街上过往来回的人，还一个劲地看他，他只得抬起手来把脸蒙住。可是他的手正在擦车灯，满手是擦灯油的气味。

他看一看老太太也上楼了，他也就站起来了。

这一天祷告的声音很大，不同于平常的晚祷。声音是嗡嗡的，还好像有人哭着。车夫想：

“哭是在礼拜堂里边，怎么在家也哭？”

车夫一听不好了，大半是发生了不幸。他赶快跑到屋里去，把门关上，向着圣像很虔诚地把头低下去，于是也大声地叨叨起来：

“主，耶稣，你千灵万灵的主，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从前我以为他是个狠心的人，从昨天起我才知道他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上帝，昨天他还给我两块钱来的……昨天。”

马伯乐因为要离开家，所以赏给两块钱，因此车夫为他大嚷大叫着。

送信的信差来了，敲打着门房的窗子，没有人应，就把信丢进窗子里去。他往窗子里一望，地上跪着一个人，他招呼一声：

“信！”

里边也没有回答，他觉得奇怪，又听这院子里楼上楼下都嗡嗡的。

在这个城里，耶稣教很盛行，信差也有许多信教的，他知道他们在做祷告，他看一看手上的表，知道晚祷的时候还未到。

若不在晚祷的时候，全体的祷告是不多见的，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生了初生的婴儿是如此，因为婴儿是从耶稣那里得到生命的。有人离开了世界，大家希望他能够回到主那里，所以大家也为他祈祷。

那信差从大门口往里望一下，没有看见一个人。两三个花鸭子绕着影壁跩跩地走来。信差又往院子里走一走，看见小丫环在走廊上也是跪着，他就一步跳出来了，心中纳闷。

他到隔壁那家去送信，他就把这情形告诉了那看门的。

看门的跑到马公馆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回去就告诉了女仆，女仆又告诉了大小姐。

不一会，马公馆的大门外聚了一大堆的人。因为这一群人又都是不相干的，不敢进去问一问，都站在那儿往里边探头探脑。

有的想，老马先生死了，有的想孙少爷前天发烧，也许是病重。

还有一些，是些过路人，看人家停在那儿了，他也就停在那儿了，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就跟人家在那里白白地站着。

马公馆的老厨子，扎着个蓝围裙，提着个泥烧的扁扁酒瓶子，笑呵呵地从街上回来。走到大门口，那些人把他拦住，问他：

“你们公馆怎么着了？有什么事？”

他说：“没什么，没什么！”

人们向他拥着。他说：

“别挤别挤，我要喝酒去了。”

他一进了院子，听听楼上楼下，都在祷告。他一开厨房的门，他看梗妈跪在那里，并且梗妈哭得和个泪人似的。他也就赶快放下了酒壶，跪下去了。

马伯乐有生以来只受过两次这样庄严的祷告。一次是在他初生的时候，那时他还太小，他全然不知道。那么只有这一次了，所以使他感到很庄严，他觉得坐立不安。

不久他带着父亲赞助他的那笔款子，在上海开起书店来了。

现在再说他父亲赞助他这笔款子究竟是三千块钱，还是几百块钱，外人不能详细地知道。他见了有钱的人，他说三千。他见了穷朋友，他说：

“哪有那么多，也不过几百块钱。父亲好比保险箱，多一个铜板也不用想他那里跳出来。”

“说是这样说。”马伯乐招呼着他的穷朋友，“咱们该吃还是得吃呵，下楼去，走！”

他是没有戴帽子的习惯的，只紧了紧裤带就下楼去了。

他走在前面，很大方的样子。走到弄堂口，他就指给朋友们两条大路，一条是向左，一条是向右。问他们要吃汤圆，还是要吃水饺。

马伯乐所开的这爿店是在法租界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房子。

马伯乐这书店开得很阔气，营业部设在楼下，二楼是办公厅，是他私人的，三楼是职员的卧室（他的职员就是前次他来上海所交的几个穷朋友）。

房子共有六七间，写字台五六张，每张写字台上都摆着大玻璃片。墨水壶，剪刀，浆糊，图钉，这一些零碎就买了五十多块钱的。

厨房里面，请上娘姨，生起火来，开了炉灶。若遇到了有钱的朋友来，厨房就蒸着鸡啦，鸭啦，鱼啦，肉啦，各种香味，大宴起客来。

比方会写一点诗的，或将来要写而现在还未写的，或是打算不久就要开始写的诗人，或是正在收集材料的小说家……就是这一些人等等，马伯乐最欢迎。他这些新朋友，没有几天工夫都交成了。简直是至交，不分彼此，有吃就吃，有喝就喝，一切都谈得来，一切不成问题。

马伯乐一看，这生意将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将来让他们供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并非商人之交，商人是以利合，他们却是以道合。他们彼此都很谈得来。

马伯乐把从前写小说的计划也都讲了一番。但是关于他为着想卖点稿费才来写小说这一层，是一字未提的，只说了他最中心的主题，想要用文章来挽救中华民族。

“真是我们的民族非得用我们的笔去唤醒不可了，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马伯乐大凡在高兴的时候，对着他的宾客没有不说这话的。

于是人人都承认马伯乐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一人。

彼此高谈阔论，把窗子推开，把椅子乱拉着。横着的，斜着的，还有的把体重沉在椅子的两只后腿上，椅子的前腿抬起来，看着很危险。可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把脚高高地举在写字台上，一点也不在乎，悠然自得。他把皮鞋的后跟还在桌心那块玻璃砖上慢慢地擦着。

那玻璃砖的下层压着一张高尔基的像片，压着一张斯大林的像片。

那个张歪着椅子的前腿的人，一看到这两张像片，赶忙把脚从桌上拿下来，抬起玻璃砖把像片拿出来细看一番，连像片的背面都看了，好像说不定这张像片就是他的。

看了半天，没能看出什么来。

经他这一看，别人也都围上来了，并且好几个人问着：

“这是在哪儿买的？伯乐！”

“呵，什么。”马伯乐表示着很不经意的样子，他晓得在交际场中，你大惊小怪的，未免太小家子气。

“从青岛带来的。”

马伯乐是说了个谎，其实这照片不是他的，是他的职员的。

因为还是远道而来，众人对这照片更表示一番特别重视。

所以接着不断地议论起来。有的说霞飞路上有一家外国书店卖的多半是俄国书，比如果戈理的、托尔斯泰的，还有些新俄的作家。可惜他们都不大认识俄文，只凭了封面上的作者的画像才知道是某人某人的作品。就是这一家就有斯大林的照片。

马伯乐说：

“我还从那里买过一张法捷耶夫的照片……穿的是哥萨克的衣裳。”

马伯乐的确在朋友的地方见过这张照片，可是他并没有买过。他看大家都对这个有兴趣，所以他又说了个谎。

“是的呀。俄国的作家，都愿意穿哥萨克的衣裳。那也实在好看。可惜上海没有卖的，听说哈尔滨有，我那儿有认识人，我想托他给我买一件寄来。俄国东西实在好。”

马伯乐说：

“很好，很好。”

再说那卖俄国画片的书店，众人都不落后，各人说着各人对那书店发现的经过。有的说：

“刚开门不久。”

有的说：

“不对，是从南京路搬来的。”

有一个人说，他在两年前就注意到它了。正说到这里，另一个人站起来，把一支吸完了的烟尾从窗子抛到花园里去。那个人是带着太太的，太太就说：

“你看你，怎么把烟头丢进花园里，花是见不得烟的。”

马伯乐过来说不要紧。

“这花算什么，没有一点好花。”

可是大家的话题仍没有打断。那丢烟尾的人发表了更丰富更正确的关于那家书店的来历，他说他有一个侄子，从前到过海参崴，学了很好的俄国话回来。他是那书店老板的翻译。

“老板的名字叫什么来的，叫作什……多宁克……有一次，我到那书店里去，侄子还给我介绍过，现在想不起了，总之，是个纯粹的俄国人。从他那哈哈大笑的笑声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俄国人是和别的国的人不同的，俄国人是有着他了不起的魄力的……”

他知道他自己的话越说越远，于是把话拉回来：

“那书店不是什么美国人开的，也不是从南京路来的，而是从莫斯科来的，是最近，就是今年春天。”

关于这样一个大家认为前进的书店，马伯乐若不站起来说上几句，觉得自己实在太落后了。但是他要说什么呢！其实他刚来上海不久，连这书店还是第一次听说，连看也未曾看过，实在无从说起，又加上已经被人确定是俄国书店了，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也就不感到趣味了。马伯乐看一看这情景，也就闭口无言算了。

大家都静了几分钟。

马伯乐要设法把空气缓和下来，正好门口来个卖西瓜的，就叫了用人来抱西瓜，他站在门口招呼着：

“选大的，选大的。”

他表示很慷慨的样子，让用人拿了四五个进来。

一会工夫，满地都是西瓜皮了。

马伯乐说：

“随便扔，随便扔。”

他觉得若能做到主客不分，这才能算作好交情。办公桌上的墨盒盖没有关，有人不经意地把西瓜子吐在墨盒里了。

马伯乐说：

“不要紧，不要紧，真他妈的这些东西真碍事。”

他走过去，把办公桌上零零碎碎的什么印色盒，什么橡皮图章、墨水壶之类，都一齐往一边扒拉着，这些东西实在是很碍事。

过了没有多少日子。马伯乐这书店有些泄气了。他让会计把账一算，他说开销太大了。他手里拿着账单，他说。

“是这个数目吗？”

他说：

“有这么多吗？”

他拿起铅笔来，坐在办公桌那儿算了一个上午。这是他开书店以来第一次办公，觉得很疲乏，头脑有点不够用。躺在床上去休息了一下，才又起来接着算。无论怎么算法，数目还是那么多，和会计算的一样。于是他说着：

“这真奇怪，这真奇怪，可是一两千块钱都是做什么花的？并没有买什么用不着的东西呀！并没有浪费呀！钱可到底是哪儿去了？”

偏拿在他手里的账单是很清晰的，不但记明了买的什么东西，还记明了日子。马伯乐依次看下去，没有一笔款子不是经他手而花出去的。件件他都想得起来，桌子、椅子、衣柜、痰盂……甚至于买了多少听子烟招待客人他还记得的，的的确确没有算错账，一点也没有错，马伯乐承认账单是完全对的。虽然对了，他还奇怪：

“这么多，真这么多！”

他完全承认了之后，还是表示着怀疑的样子。

到了第二天，他想了一个很好的紧缩的办法，把楼下房子租出去，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租贴，上边写着：

余屋分租，抽水马桶，卫生设备俱全。

租金不贵，只取四十元。

因为“租金不贵”这四个字，马伯乐差一点没跟会计打起来，会计说：

“写上‘租金不贵’干什么呢？他要租就租，不租就是不租。写上‘租金不贵’这多难看，朋友来了，看了也不好，好像咱们书店开不起了似的。”

马伯乐打定了主意必要写上。

写好了，在贴的时候，差一点又没有打一仗。马伯乐主张贴得高一点，会计主张贴得低一点，贴得低人家好容易看见。

马伯乐说：

“贴得低，讨厌的小孩子给撕了去，到时候可怎么办哪！”

马伯乐到底亲自刷了胶水，出去就给它贴上了。他是翘着脚尖贴上的。

因为那招贴刷了过多的胶水，一直到招来的房客都搬来了。那招贴几次三番地往下撕都撕不下来，后来下了几场雨，才算慢慢地掉了。

朋友来了的时候，仍是拉开楼下客堂间的门就进去，并且喊着：

“伯乐，不在家吗？”

常常把那家房客闹得莫名其妙。

马伯乐很表示对不住的样子，从二楼下来把客人让上去：

“房子太多，住不了……都搬到楼上来了。”

他想要说，把营业部都一齐搬到楼上来了。但他自己一想也没营什么业，所以没有说出来。

从此朋友也就少了一点，就是来了也不大热闹。因为马伯乐不像从前常常留他们吃，只是陪着客人坐了一会，白白地坐着，大家也没有什么趣味。显得很冷落，谈的话也比较少，也比较有次序，不能够谈得很混乱，所以一点不热闹。

二楼摆着三张办公桌子，外加一个立柜，两个书架，七八张椅子，还有马伯乐的床，可说连地板都没有多大空处了。乱七八糟的，实在一点规模也没有了。

所以马伯乐也随便起来，连领带也不打了，袜子也不穿，光着脚穿着拖鞋。

到后来连西装也不穿了，一天到晚穿着睡衣，睡衣要脱下去洗时，就只穿了一个背心和一个短衬裤。马伯乐是一个近乎瘦的人，别人看了觉得他的腿很长，且也很细，脖子也很长很细。也许是因为不穿衣裳露在外面的缘故。

他早晨起来，不但不洗脸，连牙也不刷了。一会靠在椅子上，一会靠在床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连精神也没有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是有所指的，但是别人不大知道，也许指的是到书店关门的时候。

经过这样一个时间，他把三楼也租出去了。把亭子间也租出去了。

全书店都在二楼上，会计课，庶务课，所有的部门，都在一房子里。

马伯乐和两三个朋友吃住在一道了。朋友就是书店的职员。

马伯乐觉得这不大雅观。

“怎么书店的经理能够和普通的职员住在一起呢！”

本来他想住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省钱就好。但是外边人看了不好看。于是又破费了好几块钱，买了个屏风来，用这屏风把他自己和另外的两个人隔开。

经这样一紧缩，生活倒也好过了，楼下出租四十元，三楼出租二十元，又加上两个亭子间共租十四元。

全幢的房子从大房东那里租来是七十五元。

马伯乐这一爿店，房租每月一元。他算一算，真开心极了。

“这不是白捡的吗？他妈的，吃呵！”

经过了这一番紧缩，他又来了精神。

每到下半天，他必叫娘姨到街上去买小包子来吃，一买就买好几十个，吃得马伯乐满嘴都冒着油，因为他吃得很快，一口一口地吞着，他说：

“这真便宜！”

他是勉强说出来的，他的嘴里挤满了包子。

这样下去，朋友们也不大来了。马伯乐天天没有事好做，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吃，生活也倒安适。

但住在三楼的那个穷小子，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南洋华侨不是南洋华侨，广东人不是广东人，一天穿着木头板鞋上上下下，清早就不让人睡觉。

“真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骂着。

会计说：

“那小子是个穷光蛋，屋里什么也没有，摆着个光杆床，算个干什么的！”

马伯乐一听，说：

“是真的吗？只有一张床。那他下个月可不要拖欠咱们的房租呵！”

当天马伯乐就上楼去打算偷看一番，不料那穷小子的屋里来了一个外国女人。马伯乐跑下楼来就告诉他同屋的，就是那会计。

“那外国姑娘真漂亮。”

会计说：

“你老马真是崇拜外国人，一看就说外国人漂亮。”

“你说谁崇拜外国人？哪个王八蛋才崇拜外国人呢！”

正说着楼上的外国姑娘下来了。马伯乐开门到洗脸室去，跟她走了个对面，差一点要撞上了。马伯乐赶忙点着头说：

“Sorry.”

并不像撞到中国人那样。撞到中国人，他瞪一瞪眼睛：

“真他妈的中国人！”

可是过了不久，到底是不行。开书店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听说哪条街哪条街也挂了牌子。而最使马伯乐觉得不开心的，是和他对门的弄堂房子也挂了书店牌子。这不简直是在抢买卖吗？这是干什么！

马伯乐说：“咱们下楼去仔细看看。”

没有人和他同去，只得一个人去了。他站在那儿，他歪着脖，他把那牌子用手敲得哐哐地响。他回来，上了楼，没有说别的，只骂了一句：

“店铺还不知哪天关门，他妈的牌子可做得不错。”

没有几天，马伯乐的书店就先关了门了。总计开店三个月，房钱饭钱，家具钱……开销了两千块。大概马伯乐的腰里还有几百，确实的数目，外人不得而知。

他的书店是一本书也没有出，就关了门了。

马伯乐说：

“不好了，又得回家了。”

于是好像逃难似的在几天之内，把东西就都变卖完了。

这变卖东西的钱，刚刚够得上一张回家的船票。马伯乐又回家去了。

马伯乐在家里的地位降得更低了。

他说：“怎么办呢，只得忍受着吧。”

当地的朋友问他在上海开书店的情形，他伤心的一字不提，只说：

“没有好人，没有好人。”

再问他：“此后你将怎样呢？”

他说：“上帝知道，也许给我个机会逃吧！”

马伯乐刚一回到家里，太太是很惊疑的。等她晓得他是关了店才回来的，她什么也没有表示。并没有和他争吵，且也什么不问，就像没看见他一样。她的脸和熨斗熨过似的那么平板，整天不跟他说一句话。她用了斜视的目光躲避着他，有时也把眼睛一上一下地对着他，好像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生人一般。吃饭了，老妈子来喊的时候，太太抱起小女孩雅格来就走了，并不向他说一声“吃饭啦”，或“吃饭去”。

只有雅格伏在太太的肩上向他拍着手，一面叫着爸爸。马伯乐看了这情景，眼泪立即满了两眼。

他觉得还是孩子好，孩子是不知道爸爸是失败了回来的。

他坐在桌上吃饭，桌上没有人开口和他讲话。别人所讲的话，好像他也搭不上言。

母亲说：“黄花鱼下来了，这几天便宜，你们有工夫去多买些来，腌上。”

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都答应着说去买。

父亲这几天来，一句话不说，银筷子碰着碗边嘤嘤地响。父亲吃完了一碗饭，梗妈要接过碗去装饭，老爷一摇头，把饭碗放下，站起来走了。

大黑猫从窗台上跳下来，跳到父亲离开的软椅上蹲着，咕噜咕噜的。那猫是又黑又胖。马伯乐看看它，它看看马伯乐。

马伯乐也只得不饱不饿地吃上一碗饭就退出饭厅来了。

后来父亲就不和马伯乐一张桌吃饭，父亲自己在客厅里边吃。吃完了饭，那漱口的声音非常大，马伯乐觉得很受威胁。

母亲因为父亲的不开心也就冷落多了。老妈子站在旁边是一声不敢响。

雅格叫着要吃蛋汤时，马伯乐用汤匙调了一匙倒在雅格的饭碗里，孩子刚要动手吃，妈妈伸手把饭碗给抢过去了，骂着那孩子：

“这两天肚子不好，馋嘴，还要吃汤泡饭。”

雅格哭起来了。马伯乐说：

“怕什么的，喝点汤怕什么？”

太太抱起孩子就走了，连睬也没有睬他。

全家对待马伯乐，就像《圣经》上说的对待魔鬼的那个样子，连小雅格也不让爸爸到她的身边了。雅格玩着的一个小狗熊，马伯乐拿着看看，那孩子立刻抢过去，突着嘴说：

“你给我，是我的。”

苹果上市的时候，马伯乐给雅格买来了，那孩子正想伸手去拿，妈妈在旁瞪了她一眼，于是她说：

“我不要……妈说妈买给我。”

马伯乐感到全家都变了。

马伯乐下了最后的决心，从太太房间搬到自己的书房去了，搬得干干净净，连一点什么也没有留，连箱子带衣裳带鞋袜，都搬过去了。他那跟着他去过两次上海的化学料的肥皂盒，也搬过去了。好像是他与太太分了家。

太太一声也没有响，一眼也没有看他，不用声音同时也不用眼睛表示挽留他，但也没一点反对他的意思，好像说，他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与她是一点也不相干的。

马伯乐最后一次去拿他的肥皂盒时，他故意表示着恶劣的态度，他很强横的样子，一脚就把门踢开了。

眼睛是横着看人的，肥皂盒就在镜台上，他假装看不见，他假装东找西找，在屋里走来走去，开遍了抽屉，他一边开着，他一边用眼梢偷看着太太。太太是躺在床上和孩子玩着。马伯乐想：

“你怎么就不和我说一句话呢？就这么狠心吗？”

到后来他简直乱闹起来。在他生起气来的时候，他的力气是很大的，弄得东西乒乓地乱响，可是太太什么反应也没有，简直没有看见他。于是他就把肥皂盒举起来摔在地上了。

“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等了一会，他想太太这回大概受不住了！

可是太太一声没有响，仍是躺在床上和孩子玩着。

马伯乐看看，是一点办法没有了，于是拾起肥皂盒子来，跑到他自己安排好的屋中去。从此他就单独地存在着。

马伯乐很悲哀地过着生活。夜里打开窗子一看，月亮出来了，他说：“月亮出来了，太阳就看不见了。”

外边下雨了，他一出大门他就说：

“下雨了，路就是湿的。”

秋天树叶子飘了一院子，一游廊。夜里来了风，就往玻璃窗子上直打，这时马伯乐在床上左翻右转，思来想去。古人说得好，人生是苦多乐少，有了钱，妻、子、父、兄；没有钱，还不如丧家的狗，人活着就是这么一回子事，哪有什么正义真理，还不都是骗人的话。

马伯乐东西乱想，把头想痛了。他起来喝了一杯茶才好一点。他往窗子外边一看，外边是黑沉沉的，他说：

“没有月亮，夜是黑的。”

他听落叶打在窗上，他又说：

“秋天了，叶子是要落的。”

他跟着这个原则，他接着想了许多。

“有钱的人是要看不起穷人的。”

“做官的是要看不起小民的。”

“太太是要看不起我的了。”

“风停了，树叶就不落了。”

“我有了钱，太太就看得起我。”

“我有钱，父亲也是父亲了，孩子也是孩子了。”

“人活着就是这么的。”

“活着就是活着。”

“死了就活不了。”

“自杀就非死不可。”

“若想逃就非逃不可。”

马伯乐一想到“逃”这个字，他想这回可别逃了。

于是马伯乐在家里住了很长时间，七八个月之内。他没有逃。

第一章

卢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就坐着一艘大洋船从青岛的家里，往上海逃来了。

全船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到了上海，上海也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从别的地方逃到上海来，也没有人从上海逃到别处去。一切都是安安详详的，法租界、英租界、外滩码头，都是和平常一样，一点也没有混乱，外滩的高壮的大楼，还是好好地很威严地在那儿站着，电车和高楼汽车交交叉叉地仍旧是很安详地来往着。电车的铃子还叮叮地响着。行人道上女人们有的撑着洋伞，有的拿着闪光的皮夹子，悠悠然地走着，也都穿着很讲究的衣裳和很漂亮的鞋子，鞋子多半是通着孔的，而女人们又不喜欢穿袜子，所以一个一个地看上去都很凉爽的样子。尤其是高楼汽车上，所坐着的那些太太小姐们，都穿着透纱的衣裳，水黄的，淡青，米色的，都穿得那么薄，都是轻飘飘的，看去风凉极了，就是在七月里，怕是她们也要冷的样子。临街的店铺的饰窗，繁华得不得了。小的店铺，门前还唱着话匣子。还有那些售卖航空奖券的小铺子，铺前站着满满的人，也唱着话匣子，那是唱着些刺激人、乱吼乱叫的调子，像哭不是哭，像笑不是笑。那些人徘徊在店铺前边想要买一张又怕得不到彩，白白地扔了一块钱。想要不买，又觉得说不定会得到头彩、二彩、三彩……不仅仅这些，还有许多副彩，或是末尾的两个号码相符，也可得到三十五十、三元二元。最低限度还有一个一元的。一元的机会最多，买了还是买了吧，得不到头彩，得到一个一元的也还够本。假若是得到个二彩、三彩，那还了得，富翁立刻就做上了，买上汽车，家里用上七八个仆人，留声机，无线电……头彩虽然不容易得，但是回回头彩是必定出的，这头彩出在谁人头上，谁是把它定下了的？没有人定呀，谁买了彩票，谁就有机会，一块钱就存心当它是丢了，要买就决心买吧。所以娘姨们，拉车的车夫，小商人，白相人，游散杂人……不分等级地都站在彩票店的门前，在心里算来算去，往那挂得粉红红的一排一排的彩票上看来看去，看看哪一张能够得头彩。好像他们看得出来，哪一张要得头彩的样子。看准了他们就开口了，说：“我要这张。”指着那挂得成排的彩票，他们把手伸出去，卖彩票的人，拿过一联来，一联就是十张二十张，或者是三张两张联在一起的，好像邮局里的邮票一样，是一排一排的，一大张一大张的。可是没有人看见过到邮局里去买邮票的人他指定要这张，或者是要那张，交过去五分钱，邮局的人就给一张五分的票子，交过一分就给一张一分的票子，假若有人要加以挑选，邮局的人岂不要把他大骂一顿。但是买航空奖券则不同，随便你挑来挑去，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买票子的人，在那一大张上看了半天，都不合意。于是说：“不要这排，要那排。”卖票子的人就去换了一大排来，这一大排和那一大排也差不多，也完全一样，于是那买的人就眼花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没有了主意，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非下最后的决心不可。于是就下了最后的决心，随便在那看花眼了的一大排上，指定了一张，别人看了以为他是真正看出点道理来才选了这张的。其实不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将来是悲是喜。不过眼睛看花了，头脑也想乱了，没有办法才随便撕下来这张的。还有的，撕下来他又不要了，他看看好像另外的一张比这张更好，另外的一张大概会得头彩，而他这张也不过得个三彩的样子。他自己觉得是这样，于是他赶快又另换了一张，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就给他另换了一张，还有的几次三番地换，卖票的也都随他们的便。有的在那里挤挤擦擦地研究了一会，拿到面前用手摸了半天。摸完了，看完他又不买。他又退到旁边看着别人买。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上来很勇敢地买了一张去，另外的人也上来各人买了一张去，那站在旁边在看着别人买的人也上来买了一张去。好像买彩票的人，是趁着风气而买。大概是他们看出第一个很爽快地买这一联彩票的人，是个会发财的样子，跟着发财的人的后边，说不定自己也就会发财的，但是这些爽快买了就去的人是不常有的。多半的要研究，还有的研究完了，却并不买，也不站在一旁看着别人买，而是回家去了，回家去好好想想明天再来。他们买一张航空奖券，好像出钱来买匹小驴或小马那样，要研究这小驴是瘦的是胖的，又是多大的牙口，该算一算，过几年，它该生几个小驴子。又好像男的在那选择未婚妻，女的在那里选择丈夫。选择丈夫也没有如此困难地左看右看，百般地看，而看不出好坏来。这一大堆航空奖券哪个是头彩，越看越看不明白，一点现象也没有，通通是一样，一大张一大排的都是一样，都是浅红色的，上边都印着完全一模一样的字。一千张，一万张，哪怕是十万张，也都是一样。哪管是发现了几张或是比其余的稍微深了一点或是浅了一点，让人选择起来也有个目标，将来得不得彩的不管，总算在选择上比较省点力气。但是印航空奖券的印刷所也许是没有想到他们选择困难这一层，颜色却调得一模一样，似乎不是人工造的，而是天生就生成了这么一模一样。这是一般人，或者穷人买航空奖券的样子。有钱的人也买，但多半是不十分选择的，也不十分看重的样子。一买就是十块钱二十块钱，或是百八十块钱地买，好像买香烟或别的日常用品一样，回到家对这彩票仍旧是不加重视的扔在一边，或是把号码记在日记册上，或是更记在什么秘密的地方，日夜地等着开彩都不管，就只说买的时候到底是直爽的。街上不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是热闹的，就是一切店铺也都很热闹。虽然热闹但是并不混乱，并不慌忙，而是安安详详的，平平稳稳的，绝对没有逃难的形色。

坐着马伯乐的大船，进了口了，靠了岸了。马伯乐是高高地站在桅杆的下边。岸上挤满了接船的人。他明明知道没人来接他，因为他上船的时候并没打电报给上海的朋友。但是他想：

“万一要有呢？”

所以他往岸上不住地巡视，直等到下船的人都下完了，接船的人也都走了，他才回到三等舱里，拿起他那张唯一带来的毯子，下船来了。

走在街上，他觉得有点不对，一切都是平常的态度，对于他，这从青岛逃来的人，似乎没有人知晓。他走过了外滩，走过了南京路，他穿的是很厚的衣裳，衬衫也黑了，皮鞋也没有上油，脸上的胡子也几天没有刮了，所以脸色是黑黝黝的。

高楼汽车经过他旁边的时候，他往上看了一眼，看到那些太太小姐们，穿得都那么凉爽。

“怎么，她们还不知道吗？卢沟桥都打起来啦！”

他想，这样的民族怎么可以！他们都不知道青岛也快危险了。

他坐了电车经过先施公司、冠生园、大新公司的前边，那里边外边都是热热闹闹的，一点也没有逃难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太太平平的，人们是稳稳当当的。

当马伯乐看到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里边是红纸装饰得红堂堂的，里边外边都挂了红招牌，上边写着上次开奖，头奖就是他这个店铺卖出去的，请要发财的人快来买吧。马伯乐一看，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日本人都快打上来了，你们还不去做个准备。还在这里一心想要发财。”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大概是到了很悲观的时候，于是很悲悯地想着：

“你们这些人，你们不是没有聪明，你们不是不想要过好的生活，过安定的生活，看你们都聚在一起，很忠实地买航空奖券的样子，可见你们对于发财的心是多么切。可是小日本就快上来了，小日本上来的时候，你们将要不知不觉地，破马张飞地乱逃，到那时候，你们将要哭叫连天，将要失妻散子。到那时候，天昏地暗了，手忙脚乱了，你们还不快快去做一个准备，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马伯乐就带着这种心情到了上海。不久就在上海租房子住下了。

这回他租的房子，可与开书店那次所租的房子相差太远了。不能比了。一开门进去，满屋子都是大蒜的气味。马伯乐说：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过日子，也不是做生意。”

所以满屋子摆着油罐、盐罐、酱油瓶子、醋瓶子，他一点也不觉得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他的屋子是暗无天日的，是在楼下梯口的一旁。这座房子组织得很奇怪。不但是马伯乐的房子没有窗子，所有楼下的房子也都没有窗子。

马伯乐租房子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缺点，正因这有这个缺点，他才租了它。他懂得没光线眼睛是要坏的，关起门来没有空气，人可怎么能够受得了，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大缺点，房租才会便宜的。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

马伯乐想，逃难的时候，就得做逃难的打算，省钱第一，别的谈不到。

所以对这黑洞洞的房子，他一点也不觉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

一天到晚是非开电灯不可的，那屋子可说是暗无天日的了，一天到晚，天暗地黑，刮风下雨也都不能够晓得，哪怕外边打了雷，坐在屋子里的马伯乐也受不到轰震。街上的汽车和一切杂音，坐在这屋子里什么也听不见，好像世界是不会发声音的了，世界是个哑巴了。有时候，弄堂里淘气的孩子，拿了皮球向着墙上丢打着。这时候马伯乐在屋里听到墙壁啪啪地响，那声音好像从几百里之外传来的，好像儿童时代丢了一块石子到井里去，而后把耳朵贴在井口上所听到的那样，实在是深远得不得了。有时弄堂里的孩子们拿了一根棍子从马伯乐的墙边划过去，那时他听到的不是啪啪的而是唰唰的，咯拉咯拉的……这是从哪来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马伯乐用力辨别也辨别不出来，只感到这声音是发在无限之远。总之马伯乐这屋子静得似乎全世界都哑了，又好像住在深渊里边一样，又黑又静，一天到晚都开着电灯。就是夜里睡觉，马伯乐也把灯开着，一则开灯是不花钱的，他想开着也就算了；二则关起灯来，也不大好，黑得有点怕人。

有一天夜里，是马伯乐失眠之夜，他看着墙上有一点小东西发亮，不但发亮，而且还会浮浮游游地动，好像有风吹着似的，他忙去开灯看看，一开灯什么也没有。他又关了灯再睡，那小亮东西，又看见了。和先前一样，是浮浮游游的。他开了灯，到墙上去找了半天，没能找到什么，过后一想他知道那是萤火虫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从那时起就永远开着灯睡觉。若关了灯，也不是不能睡，不过，觉得有点空洞，有点深远，而且夜里开灯房东又不加钱的，所以就开着睡。

所以马伯乐过的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黑夜，但他自己不那么以为着，他以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白昼，亮通通的，电灯好像小太阳似的照着他。

他以为这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逃难的时候，你若不俭省还行吗？”他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个念头。

他为了俭省，他不到外边去吃，饭馆的饭无论怎样便宜，也没有自己动手在家里做更便宜。

他买了炭炉、小铁锅、锅铲之类，就开了伙了，开初是在厨房里做，过几天，他发现油也有人偷着用；酱油摆在那里，头一天还是半瓶，第二天就剩小半瓶了；炭也似乎有人拿着用，不然用不了这么快。因为上海的厨房是公用的，公用的厨房人家多，自然靠不住。恰巧有一回他真正看见了，房东的娘姨倒了他的油，炒鸡蛋。

于是他就把炉子搬到自己屋里来了，就在床头上开了伙，油、盐、醋、酱油……桌子底下、床底下，都摆满了瓶子、瓶子，罐子、罐子。四五天之前炒的辣椒酱放茶杯中忘记了，马伯乐拿在手里一看，都生了绿茸茸的毛了。拿到鼻子上一嗅，发着一种怪味。他想这实在可惜的，可吃又吃不得，他看了半天，很可惜的，用筷子把它挖出来，挖在一张破报纸上丢掉了。那个被挖出辣椒酱来的杯子，没有去洗，就装上辣椒油了。在灯光之下，也看不见这杯子是不大干净的，因为是用布揩过了的。揩过了的，也就算了，将来逃起难来，还不如现在呢！

所以马伯乐烧饭的小白锅，永久不用洗，午饭吃完了，把锅盖一盖，到晚上做饭的时候，把锅子拿过来，用锅铲嘁喳咔喳地刮了一阵，刮完了就倒上新米，又做饭去了。第二天晌午做饭时也是照样地刮。锅子外边，就更省事了，他连刮也不刮，一任其自然。所以每次烧饭的白沫，越积越厚，致使锅子慢慢地大起来了。

马伯乐的筷子越用越细，他切菜的那块板越用越薄，因为他都不去洗，而一律刮之的缘故。小铁锅也是越刮越薄，不过里边薄，外边厚，看不出来就是了。而真正无增无减的要算吃饭的饭碗。虽然也每天同样地刮，可到底没能看出什么或大或小的现象来，仍和买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还在保持原状。

其余的，不但吃饭的用具，就连枕头、被子、鞋袜，也都变了样。因为不管什么他都不用水洗，一律用刮的办法。久了，不管什么东西都要脏的，脏了他就拿过来刮，锅、碗、筷子是用刀刮，衣裳、帽子是用指甲刮，袜子也是用指甲刮。鞋是用木片刮。天下了雨，进屋时他就拿小木片刮，就把鞋边上的泥刮干净了。天一晴，看着鞋子又不十分干净，于是用木片再刮一回。自然久不刷油，只是刮，黑皮鞋就有点像挂着白霜似的，一块块地在鞋上起了云彩。这个马伯乐并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他走在街上仍是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的，并没有因此而生起一些些羞怯的感觉。却往往看了那些皮鞋湛亮的，头发闪着油光的而油然地生出一种蔑视之心。往往心里向他们说：

“都算些个干什么的呢？中国人若都像你们这样，国家没有好……中国非……非他妈的……”

马伯乐心里恨极了，他恨自己不是当前的官员，若是的话，他立刻下令是凡穿亮皮鞋的，都得抓到巡捕房。这是什么时候，小日本就要上来了，你们还他妈的，还一点也不觉得。

“我看你们麻木不仁了。”

马伯乐不大愿意上街，一上街看了他就生气。

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着走着，他的帽子忽然被人抓着跑了。他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开书店时的那个会计，也就是他在上海××大学旁听时的同学。

这个人，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满脸青灰，好像一个吸鸦片的人。其实是由于胃病所致，那人是又瘦又干。

马伯乐既然看出来的是他，就想说：

“你拿去我的帽子干什么呢！”

他的脸都气红了，在大街上开玩笑也不好这样开的，让人看了什么样子。

等他和那人握了手之后，话就没有如此说而是：

“现在你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看你。你这一年干什么？胃病还没有好哇！”

那人也就和他说了一大套，临走才把帽子交给了马伯乐。

马伯乐一细看：

“唔！”

帽子上有一个洞洞。

“这是谁干的事？这是怎么来的！”

马伯乐正在研究着，他的朋友说一声：

“老马，你的帽子可以换一个了。你是不戴帽子的，一年不见，却戴起帽子来了。我看走路的样子是你，我就给你摘下帽子来瞧瞧。”

说完了，他就走了。

马伯乐想，这小子，这不是和我开玩笑吗？他妈的！一路上他研究着帽子到底是怎么出的洞，没有研究出来，等到家里，才明白了。他生起火炉烧饭时，用扇子扇着火，火花往四边飞，飞到他自己的手上，把手给烧了一个小黑点。因为手是活的，烧得热辣辣地痛，他把手上的火星立刻打掉了，所以没有烧了多大一片，而只是米粒那么大一点。马伯乐立刻明白了，帽子的洞是火烧的。他赶快去看看，枕头和被子烧着没有，因为在电灯底下，虽然说是很亮了，但到底看得不怎样清楚。似乎是并没有烧着，但是他很疑心，他想想那说不定。所以他把炉口转了一个方向，仍是用扇子扇着，使那火花撞到墙上去，再从墙上折回来落到别处去。这个马伯乐就看不见了，他很放心地用力扇着火。火星从墙上折回来，竟或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脸上，但这个不要紧，这是从墙上折回来的了，不是直接的了。

马伯乐一天到晚都是很闲，唯有吃饭的时候最忙，他几乎脱了全身的衣裳，他非常卖力气，满身流着汗，从脚到头，从头到脚。他只穿着小短裤和背心，脚下拖着木头板鞋。

但他一天只忙这么两阵，其余的时间都是闲的。

闲下来他就修理着自己的袜子、鞋或是西服。袜底穿硬了，他就用指甲刮着，用手揉着，一直揉到发软的程度为止。西服裤子沾上了饭粒时，他也是用指甲去刮。只有鞋子不用指甲，而是用木片刮，其余多半都是用指甲的。吃饭的时候，牙缝里边塞了点什么，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眼睛迷了眼毛进去，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鼻子不通气，伸指甲去刮了一阵就通气了。头皮发痒时，马伯乐就用十个指甲，伸到发根里抱着乱搔刮一阵。若是耳朵发痒了，大概可没办法了，指甲伸又伸不进去，在外边刮又没有用处，他一着急，也到底在耳朵外边刮了一阵。

马伯乐很久没有洗澡了，到洗澡堂子去洗澡不十分卫生。在家里洗，这房子又没有这设备。反正省钱第一，用毛巾擦一擦也就算了。何况马伯乐又最容易出汗。一天烧饭两次，出大汗两次。汗不就是水吗？用毛巾把汗一擦不就等于洗了澡吗？

“洗澡不也是用水吗？汗不就是水变的吗？”

马伯乐擦完了觉得很凉爽，很舒适，无异于每天洗两次澡的人。

他就是闲着在床上躺着，他也不收拾屋子，满地蒜皮，一开门，大蒜的气味扑面而来。他很喜欢吃葱或是蒜，而且是生吃，吃完了也不放放空气。关起门来就上街了。那锁在屋子里的混沌沌的气味，是昼夜地伴着他的。

他多半是闻不到的，就是闻到了，也不足为奇。省钱第一，其余的都次之。他对他的环境都十分满意，就是偶尔不满意一点，一想也就满意了：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

他每次从街上回来，第一脚踏进屋去，必须踢倒了油瓶子或是盐罐子，因为他的瓶子、罐子、盆碗是满地扔着，又加上从外回来立刻进了这混沌沌的屋子，眼睛是什么也看不清楚的。但是马伯乐对于他自己踢倒了瓶子这件事，他并不烦躁。虽然不止一次，差不多常常踢倒的。踢倒了他就弯下腰去把它扶起来。扶起来他也不把它规整一下，仍是满地扔着。第二天，他又照样地踢倒，照样地扶。

一切他都说：

“逃难了，逃难了。”

他每天早晨提着筐子，像女人似的到小菜场去买菜，在那里讲价还价。买完了三个铜板的黄豆芽，他又向那卖黄豆芽的筐子里抓上了一把。这一抓没有抓得很多的，只抓上十几棵。他想多一棵就比少一棵强。

“这是什么时候了？这是逃难呀！”

买鱼的时候，过完了秤，讲好了价，他又非要换一条大的不可。其实大不了好多，他为着这条差不多大的鱼，打了一大通官话，争讲了好半天。买菠菜，买葱子也要自己伸出手多抢几棵。只有买豆腐，是又不能抢，又不能说再换一块大的。因为豆腐是一律一般大，差不多和邮票一样，一排一排的都是一般大。马伯乐安然地等在那里，凭着卖豆腐的给哪一块就是哪一块。

他到油盐店去买油，他记得住上一次半斤油是装到瓶子的哪一段。因为那汽水瓶子上贴着一块商标，半斤油恰恰是齐到商标那里，若是多了，那就是白捡了，若是少了，那就证明不够分量。

“不够分量就应该去跟他争呀。”

本来马伯乐提着油瓶子回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越想越不对：

“真他妈的中国人，少了分量为什么不去找他？这是什么时候呵！这是逃难的时候。”

回到那店铺，吵嚷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

马伯乐的眼睛是很聪明的，他一看若想加油那是办不到的，于是也就提着瓶子回来了。气得他两眼发青，两肩向前扣着，背驼着。开了锁，一进门就撞倒了几个瓶子。

他生起气来，脾气也是很大的，在某种场合让他牺牲了性命也是可以的。小的时候他和人家打架，因为他的左手上戴着一块手表，怕把手表打碎了，就单用右手打，而把左手高高地举起。结果鼻子被人家打流了血，哪怕是再比这更打到致命的地方，他都不在乎。

“流点血，不要紧。手表打碎了，父亲能再给买吗？”

从小他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知道钱是中用的，从父亲那里拿到钱是多么困难，他是永久也不会忘记的。

马伯乐虽然在气头上，一看瓶子、罐子倒了，他过去心平气和地把它们扶起来，并且看看酱油或醋之类洒了没有。这是钱买来的呀！这不是闹笑话。看看没有洒，他放了心，又接着生他的气。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呵！逃难不节省行吗？不节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气了半天不对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想起买的就不是半斤油，买的是五分钱的油。他骂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随时准备着再逃，处处准备着再逃，一事一物，他没有不为着“逃”而打算的，省钱第一，快逃第二。他的脑子里天天戒备着，好像消防队里边的人，夜里穿着衣裳睡觉，警笛一发，跳上了水车就跑。马伯乐虽然不能做到如此，但若一旦事变，大概总可逃在万人之先。也或者事未变，而他就先逃了也说不定。他从青岛来到上海，就是事未变而他先逃的。

马伯乐感到曲高和寡，他这个日本人必要打来的学说，没有人相信。他从家出来时要求他太太一同出来，太太没有同意，而且说他：

“笑话。”

近年来马伯乐更感到孤单了，简直没有和他同调的。

“日本人还会打到上海的吗？真是笑话。”

马伯乐到处听到这样的反应。他不提到逃难便罢，一提到，必要遭到反感，竟或人家不反感他，也就冷落着他。对于马伯乐所说的“就要逃难了”这句话，是毫不足奇的，好像并非听见；就是听见了，也像听一句普通的话那样，像过耳风那样，随便应付了几句，也就算了。绝对没有人打听，逃到哪里去，小日本什么时候打来。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问马伯乐一次，问他是怎么晓得的日本人必打到上海。

马伯乐虽然天天说逃，但他也不知道将来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小日本从什么地方打来，什么时候打来，他也不十分知道。不过他感觉着是快的。

他的家是在青岛。有一年夏天，青岛的海上来了八十多只日本军舰。马伯乐看了，那时候就害怕极了。在前海沿一直排列过来，八十多只军舰，有好几路的样子。全青岛的人没有不哄着这件事的。人们都知道，那次军舰来而不是来打中国，是日本的军舰出来玩的，或是出来演习的。可是把中国人都吓了一跳，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不认识字，不会看报，他们听着传说，把“演习”两个字读成“练习”。

所以传说着，日本海军不得了，到中国地方来练习来了。所以街街巷巷，这几天都谈论着青岛海上的八十多只军舰。

拉洋车的，卖豆腐的，开茶馆的……都指指画画地指着海上那大鲸鱼似的东西，他们说，日本人练习，为什么不在日本练习，为什么到中国地方来练习？

“这不是对着我们中国人，是对着谁？”

“看那大炮口，那不都笔直地对着我们的中山路吗？”

而且全青岛因为上来了很多海军而变了样。妓女们欢欢乐乐地看见那长得很小的海军，就加以招呼。安南妓女，法国妓女，高丽……说着各种语言的都有，而且她们穿了不同国度的衣裳，徘徊在海边上，欢笑的声音，使海水都翻了花了。海涨潮时，那探进海去的两里路长的栈桥，被浪水刮刮地冲洗上来了。栈桥上的游人，都跑下来了。海水打在妓女的脚上来了，妓女们高声地大笑着。她们说着各种言语，觉得十分好玩。那些长得很小的水兵，若是看一看她们，或是撞一撞她们，她们就更笑起来，笑得有点奇怪，好像谁的声音最大，谁就是最幸福的人似的。一直到她们之中有的被水兵带走了，她们才停下来。可是那被水兵带上了岸的，仍旧是要欢笑下去，将要使满街都充满了她们的笑声。

同时有些住宅的墙上，挂出牌子或是贴出了纸贴，上边写着欢迎他们的皇军到他家里去做客。是凡住在青岛的日本人家都贴了招贴，像是他家里有什么东西要拍卖的那样，这真是世界上顶伟大、顶特殊、顶新鲜的事情。

大概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伯乐是见过了的，而且是亲眼所见。

数日之内，是凡日本人家里，都有帽子后边飘着两个黑带的水上英雄到他们家去做客。三个一串，两人一伙，也有四五个水兵一齐到一个家庭里去的。说也奇怪，本来客人与主人，在这之前是一次也未见过，可是他们相见之下却很融洽，和老友又重新会到了似的。主妇陪着吃酒。不管怎样，年轻的主妇也要坐在一起陪着吃酒。其实是越年轻越好，因为水兵就是喜欢年轻的妇人的，像对于海边上那些说着各种言语的女子一样喜欢。越是年轻就越打闹得热闹。水兵盘着腿坐在日本式的小平桌前，主妇跪在旁边，毕恭毕敬地，像是她在奉陪着长辈的亲属似的。水兵们也像客人的样子，吃着菜，喝着酒，也许彼此谈上些家常，也许彼此询问着生活好否。

马伯乐的隔邻就是个日本家庭。因为马伯乐是站在远处看着，看着看着，里边那水兵就闹起来了，喝醉了似的，把陪着吃酒的主妇拉过去，横在他的怀里，而后用手撕着她的衣裳。

马伯乐一看，这太不成个样子了。

“真他妈的中国人！”他刚一骂出口来，他一想不对，他骂的不是中国人，于是他就改为：

“真他妈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

他跑去把太太喊来，让太太看看，果然太太看了很生气，立刻就把窗帘放下了。

这真是出奇的事情，不但一天，第二天仍是照旧地办。

马伯乐在报纸上看过了的，日本招待他们的皇军是奉着国家的命令而招待的，并不是每个水兵自己选定要到某个家庭去，而是由上边派下来的。做主人的也同样没有自由，在客人到来之前一分钟，他也不晓得他的客人叫什么名字，是个什么样子。主人和客人，两边都是被天皇派的。

第二天，马伯乐又从窗子望着五六丈之外的日本人家。果然不一会水兵就来了。那位日本太太换了和昨天不同颜色的衣裳。本来平常马伯乐就常往那日本人家里看。那男主人也许是刚结了婚不久的，和太太打闹得非常热闹。马伯乐常常看到这景象的，而且又是隔着很远看的，有些模糊朦胧的感觉，好像看戏差不多，看戏若买了后排的票子，也是把台上的人看得很小的。马伯乐虽然愿意看，也不愿意看得太真切，看了太真切，往往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五六丈之远是正好，再远也就看不见了。

这一天，当那水兵一进来的时候，马伯乐就心里说：

“等一会看吧，我看做丈夫的可怎么能够看得了。”

他这话是指着水兵和那女人打闹的时候而说的。说完了他就站在那儿，好像要看一台戏似的在那儿等着。看了好半天，都没有什么好看的，不外进菜进酒，没有什么特殊的，都是些极普通的姿势。好容易才看到开始有趣，马伯乐眼看那太太被水兵拉过去了。他觉得这回有希望了，可是水兵站起把窗帘也就撂下来了。

马伯乐没有看到尽头。

可是那八十多只军舰一走，马伯乐当时明白了，他说：

“日本能够不打中国吗？日本这八十多只军舰是干什么用的？不是给中国预备的是给谁预备的？”

马伯乐从那一回起。就坚信日本人必来打中国的。

可是在什么地方打，什么时候打，他是不知道的，总之，他坚信，日本人必来打中国。因为他不但看到日本军舰跑，而且看到了日本人的军民合作。

日本家庭招待海军，他称之为军民合作。

“军民合作干什么？”

“打中国。”

他自己回答着。

现在，马伯乐来到上海。在上海准备着再逃。可是卢沟桥的事情，还是在北方闹，不但不能打到上海来，就连青岛也没打到呀！

他每逢到朋友地方去宣传，朋友就说：

“老马，你太神经质了，你快收拾收拾行李回青岛算了吧，你看你在这住那么黑的屋子，你不是活受罪吗？你说青岛危险，难道全青岛的人，人家的命都不算命了吗？只就你一个人怕，人家都不怕吗？你还是买个船票回去吧！”

马伯乐的眼睛直直地望过去，他的心里恨极了，不是恨那人跟他不同的调，而是恨那人连一点民族国家的思想都没有。

“这算完，中国人都像你这个样，中国非非……非他妈的……”

他虽然是没有说出来，他心里想中国是没有好了。

“中国净这样的人还行吗？”

他想中国人是一点国家民族的思想也没有的呀！一点也不知道做个准备呀！

马伯乐不常到朋友地方去，去了就要生气。有一次朋友太太从街上给孩子买了一个毛猴子来让他遇见了。他拿在手里边，他说：

“还买这玩意儿做什么呢？逃起难来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他心里十分憎恨，手下就没有留心，一下子把猴子的耳朵给拉掉一个。

那朋友的孩子，拿在手里一看，猴子剩了一个耳朵，就大哭起来。

马伯乐觉得不好了，非逃不可了，下楼就跑了，跑到街上心还是跳的，胸里边好像打着小鼓似的怦怦的。

所以他不大愿意到朋友的地方去，一去了就要生气。

马伯乐很孤独，很单调。屋子里又黑又热，又什么也看不见，又什么也听不见。到街上去走，街上那又繁华又太平的景象，对于日本人就要来的准备一点没有，他又实在看不惯，一到了街上，于是繁华的，太平的，一点什么事没有发生，像是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的样子。这很使马伯乐生气。

大世界、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一到夜晚，那彩虹的灯，直到半天空去，辉煌地把天空都弄亮了。南京路、爱多亚路、四马路、霞飞路，都亮得和白昼似的。电影院门口的人拥来拥去，非常之多，街上跑着小汽车、公共汽车、电车、人力车、脚踏车……各种车响着各种喇叭和铃子，走在街上使人昏头昏脑，若想过一条横道，就像射箭那样，得赶快地跑过去，若稍一慢了一点，就有被车子轧着的危险。尤其是南京路，人们就在电车和汽车的夹缝中穿来穿去，好像住在上海的人都练过马戏团似的，都非常灵敏，看了使人害怕，先施公司旁边那路口上的指挥巡捕，竟在马路的中央修起了台子。印度巡捕又黑又大，满脸都是胡子，他站在台子顶上往下指挥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样子。无数的车，无数的人都听他的号令。那印度巡捕吹着口笛，开关着红绿灯，摆着手，他让那一方面的车子通过，绿灯一开即可通过。他让谁停下，他就把红灯一开，就必得停下的，千人百人在他的脚下经过，那印度人威武得和大将军似的。

南京路上的夜晚，人多到一个挤着一个，马伯乐吃过了晚饭偶尔到南京路去走一趟。他没有目的，他不打算买什么，也没有别的事情，也不过去闲逛了一趟，因为一个人整天待着，也太寂寞了。

虽然马伯乐是抱着逃难的宗旨，也并不以为寂寞，但寂寞是很客观地在袭击着他。若只是为着逃难，马伯乐再比这吃了更大的苦，他也抱了决心去忍耐，他不会说一句叫苦的话的。

现在马伯乐所苦的只有他的思想不能够流传，只有他的主义没有人相信。这实在是最大的痛苦，人类的愚昧何时能止，每每马伯乐向人宣传日本人就要打来，没有人接受的时候，他就像救世主似的，自动地激发出一种悲悯的情怀。他的悲悯里边带着怒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你们太太平平地过活吧！小日本就要打来了，我看你们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你们将要手足无措，你们将要破马张飞地乱逃，你们这些糊涂人……”

马伯乐在南京路上一边走着一边骂着，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因为任何东西都还保持着常态，都还一点也没有要变的现象。

马伯乐气愤极了，本来觉得先施公司的衬衫很便宜，竟有八九角钱一件的，虽然不好，若买一件将来逃难穿，也还要得；但是一生气就没有买，他想：

“买这个做什么，逃起难来……还穿衣裳吗！”

马伯乐的眼前飞了一阵金花，一半是气的，一半是电灯晃的。正这之间，旁边来了一个卖荸荠的，削了皮白生生的，用竹签穿着。马伯乐觉得喉里很干，三个铜元一串，他想买一串拿在手吃着，可是他一想，他是在逃难，逃难的时候，省钱第一，于是他没有买。卖荸荠的孩子仍在他的旁边站着不走，他竟用眼睛狠狠瞪了他一眼，并且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想，既然是不买，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他看他是一个孩子，比他小得多，他就伸出脚来往一边踢着他。

这之间，走来一个外国人，马伯乐的鞋后跟让他踩了一下。他刚想开口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

回头一看，是个外国人，虽然是他的鞋子被人家踏掉了，而不是踏掉了人家的鞋子，因为那是外国人，于是连忙就说：

“Sorry，sorry！”

那外国人直着脖子走过去了，连理也没有理他，马伯乐一看那外国人又比他高，又比他大，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让他去了。

马伯乐并不是看得起外国人，而是他没有办法。

最后马伯乐看到了一家卖航空奖券的店铺。

那店铺红堂堂的，简直像过年了。贴着红纸的招牌，挂着红纸的幌子。呵呀，好热闹呵！

马伯乐一看：“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这次骂中国人时，骂得尤其愤怒。他的眼睛几乎冒了火，他的手几乎是发了抖，原因是不但全个的上海一点将要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们反而都在准备着发财。

“国家、民族都没有了，我看你们发财吧！”马伯乐一句话也没有再多说，就从南京路上回来了。

一进门，照旧是踢倒了几个瓶子、罐子，照旧地呼吸着满屋大蒜的气味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一醒来，觉得实在有点不妙了，遭殃了，坏事了。

日本人怎么还不打到青岛？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会出来的，太太不来，不是没有人带钱来吗。马伯乐从口袋里只能拿出十块钱来了，再多一块也没有了，把所有的零钱和铜板凑到一起，也不到一块。

马伯乐忧愁起来。

“日本人打中国是要打的，愣想不到打得这样慢……”他很绝望地在地上走来走去，他想：

“假若日本人若再……若再……不用多，若再二十天再打不到青岛，可就完了。现在还有十块钱，到那时候可就完了。”

马伯乐从家里带来的钱，省吃俭用，也都用光了。

原来他的计划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礼拜之内，日本人打到青岛，三四个礼拜打到上海。前边说过，马伯乐是不能够知道日本人来打中国，在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自卢沟桥事变，他才微微有了点自信。也不能够说是自信，不过他偷偷地猜度着罢了。

到了现在，差不多快一个月了，青岛一点动静也没有，上海一点动静也没有。他相信他是猜错了。日本人或者是要从卢沟桥往北打下去，往西打下去，往中国的中原打下来，而偏偏不打青岛，也不打上海。这也是说不定的。

马伯乐在地上走着走着，又踢倒了几个瓶子、罐子。照例地把它们又扶了起来。

日本人若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能来上海的。太太不来上海，钱花完了可怎么办？马伯乐离开青岛时，在他看来，青岛也就是旦夕的事情，所以他预料着太太很快就来到上海的，太太一来，必是带着钱的。他就有办法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又得回家了。”

他一想到回家，他的头脑里边像有小箭刺着似的那么疼痛。再回到家里将沦到更屈辱的地位。

父亲、太太、小雅格，都将对他什么样子，将要不可想象了。从此一生也就要完了，再不能翻身了。

马伯乐悲哀起来了。

从此马伯乐哀伤地常常想起过去他所读过的那些诗来，零零杂杂地在脑里翻腾着。

人生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如僧家半日闲……

白云深处老僧多……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南去北来休便休，白苹吹尽楚江秋。

道人不是悲秋客，也与晚风相对愁。

钓罢归来不系船……

一念忽回腔子里，依然瘦骨依匡床……

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

春花秋月何时了……

桃花依旧笑春风……

浮生若大梦……

万方多难此登临……

醉里乾坤大……

人生到处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马伯乐悲哀过甚时，竟躺在床上，饭也懒得烧了，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

他的袜子穿破了，他的头发长长了，他的衣裳穿脏了。要买的不能买，要洗的不能洗。洗了就没有穿的了，因为他只从家中穿出一件衬衣。所以马伯乐弄成个流落无家人的样子，好像个失业者，好像个大病初愈者。

他的脸是苍黄色的，他的头发养得很长，他的西装裤子在煎蛋炒饭的时候弄了许多油点。他的衬衫不打领结，两个袖子卷得高高的，所以露出来了两只从来也没有用过力量的瘦骨伶仃的胳臂来。那衬衫已经好久没有洗过了，因为被汗水浸的，背后呈现着云翳似的花纹。马伯乐的衬衫，被汗水打湿之后，他脱下来搭在床上晾一会，还没有晾干，要出去时他就潮乎乎的又穿上了。马伯乐的鞋子也起着云翳，自从来到了上海，他的鞋子一次也没有上过鞋油。马伯乐简直像个落汤鸡似的了。

马伯乐的悲哀是有增无减的，他看见天阴了，就说：

“是个灰色的世界呵！”

他看见太阳出来了，他就说：

“太阳出来，天就晴了。”

“天晴了，马路一会就干了。”

“马路一干，就像没有下过雨的一样。”

他照着这个格式普遍地想了下去：

“人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若是没有钱。”

“逃难先逃是最好的方法。”

“小日本打来，是非来不可。”

“小日本打到青岛，太太是非逃到上海来不可。”

“太太一逃来，非带钱来不可。”

“有了钱，一切不成问题了。”

“小日本若不打到青岛，太太可就来不了。”

“太太来不了，又得回家了。”

一想到回家，他就开口唱了几句大戏：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马伯乐终归有一天高兴起来了。他的忧伤的情绪完全一扫而空。

那就是当他看见了北四川路络绎不绝地跑着搬家的车子了。

北四川路荒凉极了，一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往北去，人就比较少。到了邮政总局，再往北去，电车都空了。街上站着不少的日本警察，店铺多半关了门，满街随着风飞着些乱纸。搬家的车子，成串地向着苏州河的方向跑来。卡车，手推车，人力车……上面载着锅碗瓢盆，猫、狗……每个车子都是浮压压的，载得满满的，都上了尖了。这车子没有向北跑的都一顺水向南跑。

马伯乐一看：

“好了，逃难了。”

他走上去问，果然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向他说：

“不得了，日本人要打闸北……都逃空了，都逃空了。”那女人往北指着，跑过去了。

马伯乐一听，确是真的了。他心里一高兴，他想：

“这还不好好看看吗？这样的机会不多呀！今天不看，明天就没有了。”

所以马伯乐沿着北四川路，便往北走去，看看逃难到底是怎么个逃法，于是他很勇敢地和许多逃难的车子相对着方向走去。

走了不一会，他看见了一大堆日本警察披着黑色的斗篷从北向南来了。在他看来，好像是向着他而来的。

“不好了，快逃吧？”

恰好有一辆公共汽车从他身边过，他跳上去就回来了。

这一天马伯乐兴奋极了。是凡他所宣传过的朋友的地方，他都去了一趟，一开口就问人家：

“北四川路逃难了，你们不知道吗？”

有三两家知道一点，其余的都不知道。马伯乐上赶着把实情向他们背述一遍，据他所见的，他还要偷愉地多少加多一点，他故意说得比他所看见的还要严重，他一连串地往下说着：

“北四川路都关门了，上了板了。北四川路逃空了，日本警察带着刺刀向人们摆来摆去……那些逃难的呀，破马张飞地乱跑，满车载着床板，锅碗瓢盆，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逃得惨，逃得惨……”

他说到最后还带着无限的悲悯，用眼睛偷偷地看着对方，是否人家全然信以为真了？若是不十分坚信，他打算再说一遍。若是信了，他好站起来立刻就走，好赶快再到另一个朋友的地方去。

时间实在是不够用，他报信到第七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

等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他是又疲乏，又饿，全身的力量全都用尽了。腿又酸又软的，头脑昏昏然有如火车的轮子在头里哐当哐当地响。他只把衬衫的纽扣解开，连脱去都没有来得及，就穿着衣裳和穿着鞋袜，睡了一夜。

这一夜睡得非常舒服，非常安适。好像他并不是睡觉，而是离开了这苦恼的世界一整夜。因为在这一夜中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没有做梦，没有想到将来的事情，也没回忆到过去的事情。苍蝇在他的脸上爬过，他不知道。上海大得出奇的大蟑螂，在他裂开了衬衫的胸膛上乱跑一阵，他也不觉得。他疲乏到完全没有知觉了。他一夜没有翻身，没有动一动，仍是保持着他躺下去的那种原状，好像是他躺在那里休息一会，他的腿伸得很直的，他并非像是睡觉，而一站起来随时可以上街的样子。

这种安适的睡法，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也不能有过几次。尤其是马伯乐，像他那样总愿意把生活想得很远很彻底的性格，每每要在夜里思索他的未来。虽不是常常失眠，睡得不大好的时候却很多。像今夜这种睡法，在马伯乐有记忆以来是第二次。

前一次是他和他太太恋爱成功举行了订婚仪式的那夜，他睡得和这夜一般一样的安适。那是由于他多喝了酒，同时也是对于人生获得了初步胜利的表示。

现在马伯乐睡得和他订婚之夜一样的安适。

早晨八点钟，太阳出来得多高的了，马伯乐还在睡着。弄堂里的孩子们，拿着小棍，拿着木块片从他屋外的墙上划过去，划得非常之响。这一点小小的声音，马伯乐是听不见的。其余别的声音，根本就传不进马伯乐的房子去。他的房子好像个小石洞似的和外边隔绝了。太阳不管出得多高，马伯乐的屋子是没有一个孔可以射进阳光来的。不但没有窗子，就连一道缝也没有。

马伯乐睡得完全离开了人间。

等他醒来，他将不知道这世界是个什么世界，他的脑子里边睡得空空的了，他的腿睡得麻木。他睁开眼睛一看，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他看了半天，只见电灯黄昏昏地包围着他。他合上了眼睛，似乎用力理解着什么，可是脑筋不听使唤。他仍是不能明白。又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很久，他才站起来。站起来找他的皮鞋。一看皮鞋是穿在脚上，这才明白了昨天晚上是没有脱衣裳就睡着了。

接着，他第一个想起来的是北四川路逃难了。

“这还得了，现在可不知道逃得怎样的程度了！”

于是他赶忙用他昨天早晨洗过脸的脸水，马马虎虎地把脸洗了，没有刷牙就跑到弄堂口去视察了一番。果然不错，逃难是确确实实的了，他住的是法租界福履理路一带。不得了啦，逃难的连这僻静的地方都逃来了。

马伯乐一看，那些搬着床的，提着马桶的，零零乱乱的样子，真是照他所预料的一点不差，于是他打着口哨，他得意扬扬地走回他的屋中。一进门照例地撞倒了几个瓶子、罐子。

他赶快把它们扶了起来。他赶快动手煎蛋炒饭，吃了饭他打算赶快跑到街上去查看一番，到底今天比昨天逃到怎样的程度了。

他一高兴吃了五个蛋炒饭。平常他只用一个蛋，而今天用了五个。他说：

“他妈的，吃罢，不吃白不吃，小日本就……就打来了。”

他吃了五个蛋炒饭还不觉得怎样饱，他才想起昨天晚上他还没有吃饭就睡着了。

马伯乐吃完了饭，把门关起来，把那些葱花油烟的气味都锁在屋里，他就上街去了。

在街上他瘦骨嶙峋的，却很欢快地走着，迈着大步。抬着头，嘴里边不时打着口哨。他是很有把握的，很自负的。用了一种鉴赏的眼光，鉴赏着那些从北四川路逃来的难民。

到了傍晚，法租界也更忙乱起来了。从南市逃来的难民经过辣斐德路、萨坡赛路……而到处搬着东西。街上的油店，盐店，米店，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大家抢着在买米。说是战争一打了起来，将要什么东西也买不到的了。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马伯乐到街上去巡游了一天，快黑天了他才回来。他一走进弄堂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外国人也买了一大篮子日用品（奶油、面包之类……）。于是他更确信小日本一定要开火的。同时不但小日本要打，听说就是中国军人也非要打不可。而且传说得很厉害，说是中国这回已经有了准备，说是八十八师已经连夜赶到了，集在虹口边上。日本陆战队若一发动，中国军队这回将要丝毫不让的了。日本打，中国也必回打，也必抵抗，说是一两天就要开火的。

马伯乐前几天那悲哀的情绪都一扫而光了。现在他忙得很，他除了到街上去视察，到朋友的地方去报信，他也准备着他自己的食粮，酱油、醋、大米、咸盐都买妥了之后，另外又买了鸡蛋。因为马伯乐是长得很高的，当他买米的时候，虽然他是后来者，他却抢着从女人们的头顶上把米口袋扔过去了。所以，他虽是后来者，他却先买到了米。在他挤着接过米口袋时，女人们骂他的声音，他句句都听到了。可是他不管那一切，他挤着她们，他撞着她们，他把她们一拥，他就抢到最前边去了。他想：

“这是什么时候，我还管得了你们女人不女人！”

他自己背着米袋子就往住处跑。他好像背后有洪水猛兽追着他似的，他不顾了一切，他不怕人们笑话他。他一个人买了三斗米，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够吃了。

他把米袋子放到屋里，他又出去了，向着卖面包的铺子跑去。这回他没有买米时那么爽快，他是站在一堆人的后边，他本也想往前抢上几步，但是他一看不可能。因为买面包的多半是外国人。外国人是最讨厌的，什么事都照规矩，一点也不可以乱七八糟。

马伯乐站在人们的后边站了十几分钟，眼看架子上的面包都将卖完了，卖到他这里恐怕要没有了，他一看不好了，赶快到第二家去吧。

到了第二个店铺，那里也满满的都是人，马伯乐站在那里挤了一会，看看又没有希望了。他想若是挨着次序，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够轮到他。只有从后边抢到前边去是最好的方法。但买面包的人多半是些外国人，外国人是不准许抢的。于是他又跑到第三个面包店去。

这家面包店，名字叫“复兴”，是山东人开的，店面很小，只能容下三五个买主。马伯乐一开门就听那店铺掌柜的说的是山东黄县的话，马伯乐本非黄县人，而是青岛人，可是他立刻装成黄县的腔音。老板一听以为是一个同乡，照着他所指的就把一个大圆面包递给他了。

他自己幸喜他的舌头非常灵敏，黄县的话居然也能学得很像，这一点功夫也实在不容易。他抱起四五磅重的大面包，心里非常之痛快，所以也忘记了向那老板要一张纸包上，他就抱了赤裸裸的大面包在街上走。若不是上海在动乱中，若在平时，街上的人一定以为马伯乐的面包是偷来的，或是从什么地方拾来的。

马伯乐买完了面包，天就黑下来，这是北四川路开始搬家的第二天。

马伯乐虽然晚饭又吃了四五个蛋炒的饭，但心里又觉得有点空虚了，他想：

“逃难虽然已经开始了，但这只是上海，青岛怎么还没逃呢？”

这一天马伯乐走的路途也不比昨天少。就说是疲乏也不次于昨天，但是他睡觉没有昨夜睡得好，他差不多是失眠的样子，他终夜似乎没有睡什么。一夜他计划，计划他自己的个人的将来，他想：

“逃难虽然已经开始了，但是自己终归逃到什么地方去？就不用说终归，就说眼前第一步吧，第一步先逃到哪儿最安全呢？而且到了那新的地方，是否有认识人，是否可以找到一点职业，不然，家里若不给钱，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太太若来，将来逃就一块儿逃。太太自己有一部分钱。同时太太的钱花完了也不要紧，只要有太太，有小雅格他们在一路，父亲是说不出不给钱的，就是不给我，他也必要给他的孙儿孙女的。现在就是这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太太马上出来，马上到上海来。”

马伯乐正想到紧要的地方，他似乎听到一种声响，听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声响。这种声响不是平常的，而是很远很远的，十分像是大炮声，他想：

“是不是北四川路已经开炮了呢？”

对于这大炮声，马伯乐虽然是早已预言了多少日子，早已用工夫宣传了多少人，使人相信早晚必有这么一天。人家以为马伯乐定然是很喜欢这大炮声。而今他似乎听到了，可是他并不喜欢，反而觉得有点害怕。他把耳朵离开了枕头，等着那种声音再来第二下，等了一会，终于没有第二下，马伯乐这才又接着想他自己的事情：

“……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太太早日出来呢？我就说我要投军去，去打日本。太太平常就知道我是很有国家观念的。从我做学生的时候起，是凡闹学潮的时候，没有一次没有我。太太是知道的，而且她很害怕，她看我很勇敢，和警察冲突的时候我站在最前边。那时候，太太也是小孩子，她在女校，我在男校，她是看见过我这种行为的。她既然知道我的国家观念是很深切的，现在我一说投军救国去了，她必然要害怕，而且父亲一听也不得了，那她必然要马上来上海的。就这么做，打个电报去，一打电报事情就更像真的，立刻就要来的。”

马伯乐翻了一个身，他又仔细思索了一会，觉得不行，不怎样妥当，一看就会看出来这是我瞎说。上海还并未开火，我可怎么去投的军？往哪里投，去投谁，这简直是笑话，说给小孩子，小孩子也不会信，何况太太都让我骗怕了，她一看，她就知道又是我想法要她的钱。他又想了第二个方法：

“这回说，我要去当共产党，父亲最怕这一手，太太也怕得不得了。他们都相信共产党是专门回家分他父母妻子的财产的。他们一听，就是太太未必来，也必寄钱给我的，一定会寄钱给我的，给我钱让我买船票赶快回家。”

马伯乐虽然又想好了一条计策，但还不妙，太太不来终究不算妙计，父亲给那一点点钱，一花就完，完了还是没有办法。还是太太跟在旁边是最好，最把握，最稳当。

“那么以上两个计划都不用。用第三个，第三个是太太最怀疑我……我若一说，在上海有了女朋友，看她着急不着急，她一定一夜气得睡不着觉，第二天买船票就来的。我不要说得太硬，说得太硬，她会恼羞成怒，一气便真的不来了。这就吞吞吐吐地一说，似有似无，使她不见着人面不能真信其有，不见人面又不能真信其无，唯有这样她才来得快，何况那年我不是在上海真有过一个女朋友吗？”

就这么办，马伯乐想定了计划，天也就快亮了。

他差不多一夜也没有睡。第二天起来昏头昏脑的，好像太阳也大了，地球也有些旋转。有些脚轻头重，心里不耐烦。

从这一夜起，马伯乐又阴郁下来，觉得很没有意思，很空虚，一直到虹口开了大炮，他也没再兴奋起来。

北四川路开始搬家的第三天，“今晚定要开火”的传闻，全上海的人都相信了。

那夜北四川路搬家的最末的一班车子，是由英国巡捕押着逃出来的，那辆大卡车在夜里边是凄怆得很。什么车子也没有，只有它这一辆车子突突地跑了一条很长的空洞洞的大街，这是国际的逃难的车子，上边坐着白俄人、英国人、犹太人，也有一两个日本人。本来是英国巡捕房派的专车接他们的侨民的，别的国人也能坐到那车子上面，那是他们哀求的结果。

大炮就要响了，北四川路静得鸦雀无声，所有的房子都空了，街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平常时满街的车子都没有了。一切在等待着战争。一切都等候得很久了。街上因为搬家，满街飞着乱纸。假如市街空旷起来，比旷野更要空旷得多。旷野是无边的，敞亮的，什么障碍也没有；而市街则是黑漆漆的，鬼鬼祟祟的，房屋好像什么怪物似的，空旷得比旷野更加可怕。

所有的住在北四川路的日本人，当夜都跑到附近的日本小学堂里去了。也可以说所有住在上海的日本人都集中在日本小学堂。一方面他怕和中国冲突起来损害着他们的侨民，另一方面他们怕全心全意的侨民反对这个战争，也许要跑到中国方面来。所以预先加以统制，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日本人，就都得听命集中在一起，开起仗来好把他们一齐派兵押着用军舰运回日本去。

所以北四川路没有人在呼吸了。偶尔有一小队一小队的日本警察，和几批主人逃走了，被主人抛下来的狗在街上走过。

北四川路完全准备好了，完全在等待着战争。英租界、法租界却热闹极了，家家户户都堆满了箱笼包裹，到处是街谈巷议。新搬来的避难的房客对于这新环境，一时不能够适应下来，所以吵吵闹闹的，闹得大家不得安宁，而况夜又热，谣言又多，所以一直闹到天明。

天亮了，炮声人们还没有听到。

也许是第二天夜晚才发炮呢！人们都如此以为着。

于是照常地吃饭，洗衣裳，买米买柴。虽然人们都带着未知的惊慌之色，但是在马伯乐看来，那真是平凡得很，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人们仍是照旧生活的样子。

“这算得了什么呢，这是什么也算不了的。”

马伯乐对于真正战争的开始，他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他看得再没有那么平凡的了。他不愿意看了，他不愿意听了，他也不再出去巡查去了。在他一切似乎都完了，都已经过去。

日本人打中国那好比是几年前的事情。中国人逃难也陈旧得像是几年前的事情。虽然天天在他心目中的日本大炮一直到今天尚未发响，可是在他感情上就像已经开始打了好几天或好几个月那般陈旧了。

所以马伯乐再要听到谣传，说是日本人今天晚上定要开火之类，他一听就要睡着的样子。他表示了毫不关心的态度，他的眉头皱着，他的两个本来就很悲哀的眼睛，到这时候更显得悲哀了。

他的心上反复地想着的，不是前些日子他所尽力宣传的日本人就要打来，而是日本人打来了应该逃到哪里去。

“万事必要做退一步想。”

他之所谓退一步想，就是应该往什么地方逃。

“小日本打来必要有个准备。”

他之所谓准备，就是逃的意思。绝不是日本人打来的时候要大家一齐拼上了去。那为什么他不说“逃”而说“准备”？因为“准备”这个词比“逃”这个字说起来似乎顺耳一些。

马伯乐到现在连“准备”这个词也不说了。而只说：

“万事要做退一步想。”

他觉得准备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了。不然，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到人人都逃的时候可怎么办？车船将都要不够用了。一开起战来，交通将不够用的，运兵的运兵，载粮的载粮，还有工夫来运难民吗？逃难不早逃，逃晚了还行吗？

马伯乐只在计划着逃的第二步（因第一步是他从青岛逃到上海来），所以对于日本人真正要打来这回事，他全然不感到兴趣了。

当上海的大炮响起来的时候，马伯乐听了，那简直平凡极了。好像他从前就已经听过，并不是第一次才听过。全上海的人都哄哄嚷嚷的，只有马伯乐一个人是静静的，是一声不响的，他抽着烟卷，他躺在床上，把两只脚抬到床架上去，眼睛似睡非睡地看着那黄昏昏的电灯。大炮早已响起来了，是从黄昏的时候响起的。

“八一三”的第二天，日本飞机和中国飞机在黄浦江上大战，半面天空忽然来了一片云那样的，被飞机和火药的烟尘涂抹成灰色的了。好像世界上发现了奇异的大不可挡的旋风，带着声音卷来了，不顾一切地、呜呜地、轧轧地响着，因为飞机在天空里边开放机关枪，流弹不时地打到租界上来。飞机越飞越近，好像要到全上海的头顶上来打的样子。这时全上海的人没有一个不震惊的。

家家户户的人都站在外边来看，等飞机越飞越近了，把人的脸色都吓得发白。难道全个的上海都将成为战场吗？刚一开战，人们是不知道战争要闹到什么地步的。

“八一三”的第三天，上海落了雨了，而且刮着很大的风，所以满街落着树叶。法租界的医院通通住满了伤兵。这些受了伤的战士用大汽车载着，汽车上边满覆了树枝，一看就知道是从战场上来的。女救护员的胳膊上戴着红十字，战士的身上染着红色的血渍。战士们为什么流了血？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屠杀。伤兵的车子一到来，远近的人们都用了致敬的眼光站在那里庄严地看着。

只有马伯乐什么也不看，在街上他阴郁地走着。他踏着树叶，他低头不语，他细细地思量着。

“可是第二步到底逃到哪里呢？”

他想：

“南京吗？苏州吗？”

南京和苏州他都有朋友在那儿。虽然很久不通信了，若是逃难逃去的，未必不招待的。就是南京、苏州都去不成，汉口可总能去成的。汉口有他父亲的朋友在那里，那里万没有错的。就是青岛还没开火，这是很大的问题。太太不来一切都将谈不到的，“穷在家里，富在路上”，中国这句古语一点也没有说错。“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的的确确这帮东西是坏得很。可是此后每天不都将在路上吗？

“这是逃难呵，这是……”

马伯乐想到出神的时候，几乎自己向自己喊了出来：

“逃难没有钱能成吗？”

他看前边的街口上站着一群人。一群人围着一辆大卡车，似乎从车上往下抬着什么。马伯乐一看那街口上红十字的招牌，才知道是一个医院，临时收伤兵的。

他没有心思看这些，他转个弯到另一条街上去散步了。

走了没有几步，又是一辆伤兵的车子。伤兵何其多哉！他有些奇怪。他转过身又往回走，无奈太迟了，来不及了。终归那伤兵的车子赶过了他，且是从他的身边赶过的，所以那满车子染着血渍的光荣的中华民族的战士，不知不觉地让马伯乐深深地瞪了一眼。

他很奇怪，伤兵为什么这样多呢？难道说中国方面的战况不好吗？

中国方面的战况一不好，要逃难就更得快逃了。

他觉得街上是很恐怖的，很凄凉的，又加上阴天，落着毛毛小雨，实在有些阴森之感。清道夫这两天似乎也没扫街，人行道上也积着树叶。而且有些难民，一串一串地抱着孩子，提着些零碎东西在雨里走着，蓬头散发的，赤腿裸脚的，还有大门洞里边也都挤满了难民，雨水流满了一大门洞，那些人就在湿水里边躺着，坐着。

马伯乐一看，这真悲惨，中华民族还要痛苦到怎样的地步！我们能够不抵抗吗？

“打呀！打呀！我们是非打不可。”

等他看见了第二个大门口、第三个大门口都满满地挤着难民，他想：

“太太若真的不来，自己将来逃难下去，不也将要成为这个样子吗？”

实在是可怕得很。马伯乐虽然不被父母十分疼爱，可是从小就吃得饱，穿得暖的。一个人会沦为这个样子，他从未想象过，所以他觉得很害怕，他就走回他的住处去了。

一进门他照例地踢倒了几个瓶子、罐子，他把它们扶起来之后就躺到床上去了，很疲乏，很无聊，一切没有意思。抽一支烟吧，抽完了一支还是再抽一支吧。一个人在烦闷的时候，就和生病了一样；尤其是马伯乐，他灰心的时候一到，他就软得和一摊泥似的了。比起生病来更甚，生了病他也不过多抽几支香烟就好了。可是他一无聊起来，香烟也没有用的。因为他始终相信，病不是怎样要紧的事情，最要紧的是当悲哀一侵入人体，那算是没有方法可以抵抗的了，那算是绝望了。

“这算完。”

马伯乐想：太太若是不来，一切都完了，一切谈不到。

他的香烟的火头是通红通红的，过不了两三秒钟他吹它一次，把烟灰吹满了一枕头。反正这逃难的时候，什么还能干净得了？所以他毫无小心地弯着腿，用皮鞋底踏床上的褥子。

“这算完，太太若不来一切都完了。”

一想到这里，他更不加小心地吹起烟灰来。一直吹到烟灰落下来迷了他的眼睛，他才停止的。

他把眼睛揉了一揉，用手指在眼边上刮了一刮。很奇怪的，迷进马伯乐眼睛里的沙子因此一刮也常常就会出来了。

马伯乐近来似乎不怎样睡眠，只是照常地吃饭，蛋炒饭照常地吃。睡眠是会间断了思想的，吃饭则不会，一边吃着一边思想着，且吃且想还很有意思。

马伯乐刮出来眼睛的烟灰后，就去燃起炭炉来烧饭去了。不一会工夫，炭火就冒着火星着起来了。

照例马伯乐是脱去了全身的衣裳，连袜子也脱去，穿着木头板鞋。全身流着汗，很紧张，好像铁匠炉里的打铁的。

锅里的油冒烟了，马伯乐把葱花和调好的鸡蛋哇啦一声倒在油里。

马伯乐是青岛人，很喜欢吃大葱大蒜之类。他就总嫌这上海的葱太小。因上海全是小葱，所以他切葱花的时候，也就特别多切上一些。在油里边这很多的葱，散发着无比的香气。

蛋炒饭这东西实在好吃，不单是吃起来是可口的香，就是一闻也就值得了。所以马伯乐吃起蛋炒饭来是永久没有厌的，他永久吃不厌的，而且越吃越能吃。若不是逃难的时候，他想他每顿应该吃五个蛋炒饭。而现在不能那样了，现在是省钱第一。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

每当他越吃越香很舍不得放下饭碗的时候，他就想了以上这句话。果然一想是在逃难，虽然吃不甚饱也就算了。何况将来逃起难来的时候说不定还要挨饿的。

“没看见那弄堂口里的难民吗？他们还吃蛋炒饭呢！他们是什么也没有吃的呀！”

他想将来自己能够一定不挨饿的吗？所以少吃点也算不了什么，而且对于挨饿也应该提早练习着点，不然，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到那时候对于饥饿毫无经验，可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应该提早饿一饿试试，到那时候也许就不怕了。

叫花子不是常常吃不饱的吗？为什么他受得住而别人受不住呢？就因为他是饿惯了。小孩子吃不饱，他要哭。大人吃不饱他会想法子再补充上点，到冠生园去买饼干啦，吃一点什么点心之类啦。只有叫花子，他吃不饱，他也不哭，他也不想法子再吃。有人看见过叫花子上冠生园去买点心的吗？可见受过训练的饥饿和没受过训练的饥饿是不同的。

马伯乐对于他自己没能够吃上五个蛋炒饭的理由有二，第一为着省钱；第二为着训练。

今天的蛋炒饭炒得也是非常之香，满屋子都是油炸葱花的气味。马伯乐在这香味中被引诱得仿佛全个的世界都是香的，任什么都可以吃，任什么都很好吃的样子。当他一端起饭碗来，他便觉得他是很幸福的。

他刚要尝到这第一口，外边有打门的了。马伯乐很少有朋友来拜访他，大概只有两三次，是很久以前。最近简直是没有过，一次也没有。

“这来的人是谁呢？”

马伯乐只这么想了一下，并没有动。蛋炒饭也仍抱在手里。

“老张吗？小陈吗？还是……”

马伯乐觉得很受惊。他的习惯与人不同，普通人若听到有人敲门，一定是立刻走过去开了门一看便知分晓了；可是他不同，因为他是很聪明的，很机警的，是凡什么事情在发生以前他大概就会猜到的。即或猜错了，他也是很喜欢猜的。比方哪位买了件新东西，他就愿意估一个价码，说这东西是三元买的，或是五元买的，若都不对，他便表示出很惊讶的样子说：

“很奇怪的，莫名其妙的，这东西就真的……真是很怪……”

他说了半天，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他仍是继续在猜着。有的时候，人家看着他猜得很吃力就打算说了出来。而他则摆着手，不让人家说。他到底要试试自己的聪明如何。对于他自己的那份天才，他是十分想要加以磨炼的。

现在他对于那门外站着的究竟是什么人，他有些猜不准。

“张大耳朵，还是小陈？还是……”

张大耳朵前几天在街上碰到的，小陈可是多少日子不见了。大概是小陈，小陈敲门的声音总是慢吞吞的。张大耳朵很莽撞，若敲了这许多工夫他还不开门，就往里撞，他还会那么有耐心？

马伯乐想了这么许多，他才走过去慢慢地把身子遮掩在门扇的后边，把门只开了一道小缝。似乎那进来的人将是一个暴徒，他防备着当头要给他一棒。

他从门缝往外一看，果然是小陈。于是他大大地高兴起来：

“我猜就是你，一点也没有猜错。”

过了一些工夫，小陈和他讲了许多关于战争的情形，他都似乎没有听见。他还向小陈说：

“你猜我怎么知道一定是你，而不是张大耳朵？张大耳朵那小子是和你不同的，他非常没有耐性，若是他来，他用脚踢开门进来，而你则不同。你是和大姑娘似的，轻轻地，慢慢地……你不是这样吗？你自己想想，我说得对不对？”

马伯乐说着就得意扬扬地拿起蛋炒饭开始吃。差不多要吃饱了他才想起问他的客人：

“小陈，可是你吃了饭吗？”

他不等小陈回答，他便接下去说：

“可是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是每天吃蛋炒饭……一开起战来，你晓得鸡蛋多少钱一个，昨天是七分，今天我又一打听是八分。真是贵得吃不起了。我这所吃的还是打仗的前一天买的，是一角钱三个。可是现在也快吃完了。吃完也不打算买了。我们的肠胃并不是怎么十分高贵的，非吃什么鸡蛋不可。我说小陈，你没看见吗？满街都是难民，他们吃什么呢？他们是怕什么也没有吃。……我吃完了这几个蛋，我绝不再买了。可是小陈你到底吃过饭没？若没吃就自己动手，切上些葱花，打上两个蛋，就自己动手炒吧！蛋炒饭是很香的。难道你吃过了吗？你怎么不出声？”

小陈说吃过了，用不着了。并问马伯乐：

“黄浦江上大空战你看见了吗？”

小陈是马伯乐在大学里旁听时的同学，他和马很好，所以说话也就不大客气。他是马伯乐的穷朋友之一，同时也是马伯乐过去书店里的会计。那天马伯乐在街上走着，抓掉他帽子的也就是他。他的眼睛很大，脸色很黄，因长期的胃病所致。他这个人的营养不良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脸色黄得透明，他的耳朵迎着太阳会透亮的，好像医药室里的用玻璃瓶子装着、浸在酒精里的胎儿的标本似的。马伯乐说不上和他怎样要好，而是他上赶着愿意和马伯乐做一个朋友。马伯乐也就没有拒绝他，反正穷朋友好对付，多几个少几个也没多大关系。马伯乐和他相谈也谈不出多大道理来，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思想，没有什么事业在中间联系着。也不过两方面都是个市民的资格，又加上两方面也都没有钱。小陈是没有钱的，马伯乐虽然有钱，可是都在父亲那里，他也拿不到的，所以也就等于没有钱。

可是小陈今天来到这里，打算向马伯乐借几块钱。他转了好几个弯而没有开口。他一看马伯乐生活这样子，怕是他也没有钱。可是又一想，马伯乐的脾气他是知道的，有钱和没有钱是看不大出来的，没有钱，他必是很颓丧的，有了钱，他也还是颓丧的，因为他想：“钱有了，一花可不就是没有吗？”

小陈认识他很久了，对于他的心理过程很有研究。于是乎直截了当地就问马伯乐：

“老马，有钱没有？我要用两块？”

马伯乐一言未发，到床上去就拉自己的裤子来，当着小陈的面把裤袋里所有的钱一齐拿出来展览一遍，并且说着：

“老马我，不是说有钱不往外拿，是真的一点办法没有了。快成为难民了。”

他把零钱装到裤袋去，裤子往床上一丢时，裤袋里边的铜板叮当响着。马伯乐说：“听吧，穷得叮当响了，铜板在唱歌了。”

在外表上看来，马伯乐对于铜板是很鄙视的，很看不起的，那是他表示着他的出身是很高贵的，虽然现在穷了，也不过是偶尔的穷一穷，可并非出身就是穷的。

不过当他把小陈一送走了，他赶快拾起裤子来，数一数到底是多少铜板。马伯乐深知铜板虽然不值钱，可它到底是钱。就怕铜板太少，铜板多了，也一样可以成为富翁的。

他记得青岛有一位老绅士，当初就是讨铜板的叫花子，他一个月讨两千多铜板，讨了十几年，后来就发财了。现在就是当地的绅士。

“铜板没用吗？那玩意儿要一多也不得了。”

马伯乐正在聚精会神地数着，门外又有人敲他的门。

马伯乐的住处从来不来朋友，今天一来就是两个，他觉得有点奇怪。

“这又是谁呢？”

他想。

他照着他的，完完全全地照着他的老规矩，慢慢地把身子掩在门后，仿佛他打算遭遇不测。只把门开了一个小小的小小的缝。

原来不是什么人，而是女房东来找他谈话，问他下月房子还住不住，房子是涨价的。

“找房子的人，交交关，交交关。”

女房东穿着发亮的黑拷绸的裤褂，拖着上海普遍的、老板娘所穿的油渍渍的，然而还绣着花的拖鞋。她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堆上海话。

马伯乐等房东太太上楼去了，关了门一想：“这算完！”

房子也涨了价了，吃的也都贵得不得了。这还不算。最可怕的是战争还不知道演变到什么地步。

“这算完，这算完……”

马伯乐一连说了几个“这算完”之后，他便颓然地躺到床上去了。他一点力量也没有了。

大炮一连串的，好像大石头似的在地面上滚着，轰轰的。马伯乐的房子虽然是一点声音不透，但这大炮轰隆轰隆的声音是从地底下来的，一直来到马伯乐的床底下。

马伯乐也自然难免不听到这大炮的响声。这声音讨厌得很，仿佛有块大石头在他脑子中滚着似的。他头昏脑乱了，他烦躁得很。

“这算完，这算完。”

他越想越没有办法。

马伯乐几天前已给太太写了信去。虽然预测那信还未到，可是在马伯乐他已经觉得那算绝望了。

“太太不会来的，她不会来的，她那个人是一块死木头……她绝不能来。”他既然知道她绝不能来，那他还要写信给她？其实太太来与不来，马伯乐是把握不着的，他心上何曾以为她绝对不能来？不过都因为事情太关乎他自己了。越是单独地关乎他自己的事情，他就越容易往悲观方面去想。因为他爱自己甚于爱一切人。

他的小雅格，他是很喜欢的，可是若到了极高度的危险，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也只得自己逃走了事。他以为那是他的能力所不及的，他并没有罪过。

假若马伯乐的手上在什么地方擦破了一块皮，他抹了红药水，他用布把它包上。而且皱着眉头很久很久地惋惜着他这已经受了伤的无辜的手。

受了伤，擦一点红药水，并不算是恶习，可是当他健康的脚，一脚出去踏了别人包着药布的患病的脚，他连对不起的话也不讲。他也不以为那是恶习。（只有外国人不在此例，他若是碰撞了人家，他连忙说sorry。并不是他怕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太厉害。）

总之，越是马伯乐自己的事情，他就越容易往悲观方面去想。也不管是真正乐观的，或有几分乐观的，这他都不管。哪怕一根鱼刺若一被横到他的喉咙里，那鱼刺也一定比横在别人喉咙里的要大，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感着那鱼刺的确是横在他的喉咙了。一点也不差，的的确确的，每一呼吸那东西还会上下地刺痛着。

房东这一加房价，马伯乐立刻便暗无天日起来，一切算是完了。人生一点意思也没有，一天到晚的白活，白吃，白喝，白睡觉，实在是没有意思。这样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到什么时候算个了事。

马伯乐等房东太太上了楼，他就关了门，急急忙忙地躺到床上去，他的两个眼睛不住地看着电灯，一直看到眼睛冒了花。他想：

“电灯比太阳更黄，电灯不是太阳啊！”

“大炮毕竟是大炮，是与众不同的。”

“国家多难之期，人活着是要没有意思的。”

“人在悲哀的时候，是要悲哀的。”

马伯乐照着他的规程想了很多，他依然想下去：

“电灯一开，屋子就亮了。”

“国家一打仗，人民就要逃难的。”

“有了钱，逃难是舒服的。”

“日本人不打青岛，太太是不能来的。”

“太太不来，逃难是要受罪的。”

“没有钱，一切谈不到。”

“没有钱，就算完了。”

“没有钱，咫尺天涯。”

“没有钱，寸步难行。”

“没有钱，又得回家了。”

马伯乐一想到回家，他不敢再想了。那样的家怎么回得？冷酷的，无情的，从父亲、母亲、太太说起，一直到小雅格，没有一个人会给他一个好颜色。

哪怕是猫狗也怕受不了，何况是一个人呢！

马伯乐的眼睛里上下转了好几次眼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他的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

马伯乐赶快地抽了几口烟，总算把眼泪压下去了。

经过这一番悲哀的高潮，他的内心似乎舒展了一些。他从床上起来，用冷水洗着脸，他打算到街上去散散步。

无奈他推门一看，天仍落着雨，雨虽然不很大，但是讨厌得很。

马伯乐想，衣服脏了也没有人给他洗，要买新的又没有钱，还是不去吧。

马伯乐刚忘下了的没有钱的那回事，现在又想起来了。

“没有钱，就算完。”

“人若没有钱，就不算人了。”

马伯乐气得擂了一下桌子。桌面上立时跳起了许多饭粒。因为他从来不擦桌子，所以那饭粒之中有昨天的有前天的，也或许有好几天前就落在桌子上的。有许多饭粒本来是藏在桌子缝里边，经他打了这一拳，通通都跳出来了。好像活的东西似的，和小虫似的。

马伯乐赶快伸出手掌来把它们扫到地上去了。他是扫得很快的，仿佛慢了一点，他怕那些饭粒就要跑掉似的。而后他用两只手掌拍着，他在打扫着自己的手掌，他想：

“这他妈的叫什么世界呵！满身枷锁，没有一个自由的人。这算完，现在又加上了小日本这一层枷锁。血腥的世界，野兽的世界，有强权，无公理，现在需要火山爆发，需要天崩地裂，世界的末日，他妈的快快来到吧！若完大家就一块完，快点完。别他妈的啰唆，别他妈的费事。这样地活着干什么，不死不活的，活受罪。”

马伯乐想了一大堆，结果又想到他自己的身上去了：

“这年头，真是大难的年头，父母妻子会变成不相识的人，奇怪地，变成不相干的了。还不如兽类，麻雀当它的小雀从房檐落到地上，被猫狗包围上来的时候，那大麻雀拼命地要保护它的小雀，它吱吱喳喳地要和狗开火，其实凭一只麻雀怎敢和狗挑战呢？不过因为它看它的小雀是在难中呵！猫也是一样，狗也是一样，它若是看到它的小猫或小狗被其余的兽类所包围，哪怕是一只大老虎，那做大狗的，做大猫的，也要上去和它战斗一番。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它看它自己所亲生的小崽是在难中。可是人还不如猫狗。他眼看着他自己的儿子是在难中，可是做父亲的却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为什么他不爱他的儿子呢？为着钱哪！若是儿子有了钱，父亲就退到了儿子的地步，那时候将不是儿子怕父亲，将是父亲怕儿子了。父亲为什么要怕儿子呢？怕的是钱哪！若是儿子做了银行的行长，父亲做了银行的茶房，那时候父亲见了儿子，就要给儿子献上一杯茶去。父亲为什么要给他倒茶呢？因为儿子是行长呵！反过来说，父亲若是个百万的富翁，儿子见了父亲，必然要像宰相见了皇帝的样子，是要百顺百从的。因为你稍有不顺，他就不把钱给你。俗话说，公公有钱婆婆住大房；儿子有钱，婆婆做媳妇。钱哪！钱哪！一点也不错呵！这是什么世界，没有钱，父不父，子不子，妻不妻，夫不夫。人是比什么动物都残酷的呀！眼看着他的儿子在难中，他都不救……”

马伯乐想得非常激愤的时候，他又听到有人在敲他的门。他说：

“他妈的，今天的事特别的多。”

他一生气，他特别的直爽，这次他没有站到门后去，这次他没有做好像有人要逮捕他的样子。而他就直爽爽地问了出去。

“谁呀！他妈的！”

他正说着，那人就撞开门进来了。

是张大耳朵，也是马伯乐在大学里旁听时的同学，也在马伯乐的书店里服过务。他之服务，并没有什么名义，不过在一起白吃白住过一个时期，跟马伯乐很熟，也是马伯乐的穷朋友之一。

他说话的声音是很大的，摇摇摆摆的，而且摇得有一定的韵律，颤颤巍巍的，仿佛他的骨头里边谁给他装设上了弹簧。走路时，他脚尖在地上颠着。抽香烟擦火柴时，他把火柴盒拿在手里，那么一抖，很有规律性地火柴就着了。他一切动作的韵律，都是配合着体内的活动而出发的。一看上去就觉得这个人满身是弹簧。

他第一句问马伯乐的就是：

“黄浦江上大空战，你看见了吗？”

马伯乐一声没响。

张大耳朵又说：

“老马，你近来怎么消沉了？这样伟大的时代，你都不关心吗？对于这中华民族历史开始的最光荣的一页，你都不觉得吗？”

马伯乐仍是一声没响，只不过微微地一笑，同时磕了磕烟灰。

张大耳朵是一个比较莽撞的人，他毫不客气地烦躁地向着马伯乐大加批判起来：

“我说，老马，你怎么着了？前些日子我在街上遇见你时，你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你是愤怒的，你是带着民族的情感很激愤地在街上走。因为那时候别人还看不见，还不怎样觉着，可以说一点也不觉着上海必要成为今天这样子。果然不错，不到一个月，上海就成为你所预言的今天这个样子了。”

马伯乐轻蔑地用他悲哀的眼睛做出痛苦的微笑来。

张大耳朵在地上用脚尖弹着自己的身体，很凄惨地、很诚恳地招呼着马伯乐：

“老马，难道你近来害了相思病吗？”

这一下子反把马伯乐气坏了。他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想：

“这小子真混蛋，国家都到了什么时候，还来这一套。”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张大耳朵说：

“我真不能理解，中国的青年若都像你这样就糟了。头一天是一盆通红的炭火，第二天是灰红的炭火，第三天就变成死灰了。”

张大耳朵也不是个有认识的人，也不是一个理论家。有一个时候他在电影圈里跟着混了一个时期。他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他也不拿月薪，不过他跟那里边的人都是朋友。彼此抽抽香烟，荡荡马路，打打扑克，研究研究某个女演员的眼睛好看，某个的丈夫是干什么的，有钱没有钱，某个女演员和某个男演员正在谈恋爱之类。同时也不能够说张大耳朵在电影圈里没有一点进步，他学会了不可磨灭的永存的一种演戏的姿态，那就是他到今天他每一迈步把脚尖一颤的这一“颤”，就是那时候学来的。同时他也很丰富地学得银幕上和舞台上的难得的知识；也知道了一些乐器的名称，什么叫作“基答儿”，什么叫作“八拉来克”。但也不能说张大耳朵在电影圈里的那个时期就没有读书，书也是读的，不过都是关于电影方面的多，《电影画报》啦，或者《好莱坞》啦。女演员们很热心地读着那些画报，看一看好莱坞的女明星都穿了些什么样的衣服，好莱坞最新式的女游泳衣是个什么格式，到底比上海的摩登了多少。还有关于化妆部分的也最重要，眼睛该涂上什么颜色的眼圈，指甲应该涂上哪一种的亮油好呢，深粉色的还是浅粉色的？擦粉时用的粉底子最要紧，粉底子的质料不佳，会影响皮肤粗糙，皮肤一粗糙，人就显得岁数大。还有声音笑貌也都是跟着画报学习。男演员们也是读着和这差不多的书。

所以张大耳朵不能算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关于抗日他也同样和普通的市民一样的热烈，因为打日本在中国是每个人所要求的。

张大耳朵很激愤地向着马伯乐叫着：

“老马，你消沉得不像样子啦！中国的青年应该这个样子吗？你看不见你眼前的光明吗？日本人的大炮把你震聋了吗？”

马伯乐这回说话了，他气愤极了。

“我他妈的眼睛瞎，我看不见吗？我他妈的耳朵聋，我听不见吗？你以为就是你张大耳朵，你的耳朵比别人的耳朵大才听得见的呀！我比你听见得早，你还没有听见，我便听见了。可以说日本的大炮还没响，我就听见了。你小子好大勇气，跑这里来唬人。三天不见，你可就成了英雄！好像打日本这回事是由你领导着的样子。”

马伯乐一边说着，张大耳朵一边在旁边笑。马伯乐还是说：“你知道不知道，老马现在分文皆无了，还看黄浦江大空战！大空战不能当饭吃。老马要当难民去了，老马完了！”

马伯乐送走了张大耳朵，天也就黑了。马伯乐想：

“怎么今天来好几个人呢？大概还有人来！”

他等了一些时候，毕竟没有人再来敲门。于是他就睡觉了。

第二章

“八一三”后两个月的事情，马伯乐的太太从青岛到上海。

人还未到，是马伯乐预先接到了电报的。

在这两个月中，马伯乐穷得一塌糊涂，他的腿瘦得好像鹤腿那般长！他的脖颈和长颈鹿似的。老远地伸出去的。

他一向没有吃蛋炒饭了。他的房子早就退了。他搬到小陈那里，和小陈住在一起。

小陈是个营养不良的蜡黄的面孔。而马伯乐的面孔则是青黝黝的，多半由于失眠所致。

他们两个共同住着一个亭子间，亭子间没有地板，是洋灰地。他们两个人的行李都摊在洋灰地上。

马伯乐行李脏得不成样子了，连枕头带被子全都是土灰灰的了，和洋灰地差不多了。可是小陈的比他的更甚，小陈的被单已经变成黑的了，小陈的枕头脏得闪着油光。

马伯乐的行李未经洗过的期间只不过两个多月，尚未到三个月。可是小陈的行李未经洗过却在半年以上了。

小陈的枕头看上去好像牛皮做的，又亮又硬，还特别结实。

马伯乐的枕头虽然已经脏得够受的了，可是比起小陈的来还强，总还没有失去枕头的原形。而小陈的枕头则完全变样了，说不上那是个什么东西，又亮又硬，和一个小猪皮鼓似的。

按理说这个小亭子间，是属于他们两个的，应该他们两个人共同管理。但事实上不然，他们两个人谁都不管。

白天两个都出去了，窗子是开着的，下起雨来，把他们的被子通通都给打湿了。而且打湿了之后就泡在水里边，泡了一个下半天。到晚上两个人回来一看：

“这可怎么办呢？将睡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的房子和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子似的，只能够铺得开两张行李，再多一点无论什么都放不下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一人脚上所穿的一双皮鞋，到了晚上脱下来的时候，都没有适当的放处。放在头顶上，那皮鞋有一种气味。放在一旁，睡觉翻身时怕压坏了。放在脚底下又伸不开脚。他们的屋子实在精致得太厉害，和一个精致的小纸匣似的。

这一天下了雨，满地和行李都是湿的。他们两个站在门外彼此观望着。（因为屋子太小，同时两个人都站起来是装不下的，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两个人都各自躺在自己的行李上去才算容得下。）

“这怎么办呢？”

两个人都这么想，谁也不去动手，或是去拉行李，或是打算把地板擦干了。

两个人彼此也不抱怨，马伯乐也不说小陈不对，小陈也不埋怨马伯乐。仿佛这是老天爷下的雨，能够怪谁呢？是谁也不怪的。他们两个人彼此观望时，还笑盈盈的。仿佛摆在他们面前这糟糕的事情，是第三者的，而不是他们两个的。若照着马伯乐的性格，凡事若一关乎了他，那就很严重的；但是现在不，现在并不是关乎他的，而是他们两个人的。

当夜他们两个人就像两条虫子似的蜷曲在那湿漉漉的洋灰地上了。把行李推在一边，就在洋灰地上睡了一夜。

一夜，两个人都很安然的，彼此没有一点怪罪的心理。

有的时候睡到半夜下雨了。雨点从窗子淋进来，淋到马伯乐的脚上，马伯乐把脚钻到被单的下边去。淋到小陈的脚上，小陈也把脚钻到被单的下面去。马伯乐不起来关窗子，小陈也不起来关窗子。一任着雨点不住地打。奇怪得很，有人在行李上睡觉，行李竟会让雨打湿了，好像行李上面睡着的不是人一样。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房子他们两个人谁也不加以管理。比方下雨时关窗子这件事，马伯乐若是起来关了，他心里一定很冤枉，因为这窗子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窗子；若小陈关了，小陈也必冤枉，因为这窗子也不是小陈一个人的窗子。若说两个人共同地关着一个窗子，就像两个人共同地拿着一个茶杯似的，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只好随它去，随它开着。

至于被打湿了的行李，那也不是单独的谁的行李被打湿了，而是两个人一块被打湿的。只要两个人一块，那就并不冤枉。

小陈是穷得一钱不存。他从大学里旁听了两年之后，没有找到职业。第一年找不到职业，他还悔恨他没有真正读过大学。到后来他所见的多了，大学毕业的没有职业的也多得很。于是他也就不再幻想，而随随便便地在上海住下来。有的时候住到朋友的地方去，有的时候也自己租了房子。他虽然没有什么收入，可是他也吸着香烟，也打着领带，也穿着皮鞋，也天天吃饭，而且吃饱了也到公园里去散步。

这一些行为是危险的，在马伯乐看来是非常可怕，怎么一个人会过了今天就不想明天的呢？若到了明天没有饭吃，岂不饿死了。

所以小陈请他看电影的时候，他是十分地替他担心。

“今天你把钱用完了，明天到吃饭的时候可怎么办呢？”

小陈并不听这套，而很自信地买了票子。马伯乐虽然替小陈害怕，但也跟着走进戏院的座位去。

本来马伯乐比小陈有钱。小陈到朋友的地方去挖到了一块两块的，总是大高其兴，招呼着马伯乐就去吃包子，又是吃羊肉，他非把钱花完了他是不能安定下来的。而马伯乐则不然。他在朋友的地方若借到了钱，就像没有借到的一样，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他把钱放在腰包里，他走起路来也一样，吃饭睡觉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就是小陈也常看不出他来。

马伯乐自从搬到小陈处一起来住，他没请过小陈看一次电影。他把钱通通都放了起来，一共放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块钱了。现在马伯乐看完了太太的电报，从亭子间出来下楼就跑，跑到理发馆去了。

马伯乐坐在理发馆的大镜子的前边，他很威严地坐着，他从脖颈往下围着一条大白围裙。他想，明天与今天该要不同了，明天是一切不成问题了，而今天的工作是理了发，洗个澡，赶快去买一件新的衬衫穿上，袜子要换的，皮鞋要擦油的。

马伯乐闭了眼睛，头发是理完了。在等着理发的人给他刮胡子。

他的满脸被抹上了肥皂沫，静静地过了五分钟，胡子也刮完了。

他睁开眼睛一看，漂亮是漂亮了，但是有些不认识自己了。

他一回想，才想起来自己是三个月没有理发了。

在这三个月中，过的是多么可怕的生活，白天自己在街上转着，晚上回来像狗似的一声不响地蜷在地板上睡了一觉。风吹雨打，没有人晓得。今天走在街上，明天若是死了，也没有人晓得。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这个样的吗？有没有都是一样，存在不存在都是一样。若是死的消息传到了家里，父亲和母亲也不过大哭一场，难过几个月，过上一年两年就忘记了。

有人提起来才想起他们原先是有过这样一个儿子。他们将要照常地吃饭睡觉，照常地生活，一年四季该穿什么样衣裳，该吃什么样的东西，一切都是照旧。世界上谁还记得有过这样一个人？

马伯乐一看大镜子里边的人又干净又漂亮，现在的马伯乐和昨天的简直不是一个人了。马伯乐因为内心的反感，他对于现在的自己非常之妒恨。他向自己说：

“你还没有饿死吗？你是一条亡家的狗，你昨天还是……你死在阴沟里，你死什么地方，没有人管你，随你的便。”

第二天他把太太接来了，是在旅馆里暂且订的房间。

太太一问他：

“保罗，你的面色怎么那么黄呵！”

马伯乐立刻就流下眼泪来，他咬着嘴唇，他是十分想抑止而抑止不住，他把脸转过去，向着旅馆挂在墙上的那个装着镜框的价目单。他并不是在看那价目单，而是想借此忘记了悲哀，可终久没有一点用处。那在黑房子里的生活，那吃蛋炒饭的生活。向人去借钱，人家不借给他的那种脸色。他给太太写了信去，而太太置之不理的那些日子。马伯乐一件一件地都想起来了。

一直到太太抚着他的肩膀说了许多安慰他的话，他这才好了。

到了晚上，他回到小陈那里把行李搬到旅馆去了。到了旅馆里，太太打开行李一看，说：

“呀，保罗，你是在哪里住着来的，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马伯乐是一阵心酸，又差一点没有流下眼泪来。

这一夜马伯乐都是郁郁不乐的。

马伯乐盖上了太太新从家里带来的又松又软的被子。虽然住的是三等旅馆，但比起小陈那里不知要好了多少倍，是铁架的床，床上挂着帐子，床板是棕绷的，带着弹性，比起小陈那个洋灰地来，不知要软了多少倍。枕头也是太太新从家里带来的，又白又干净。

马伯乐把头往枕头上一放就长叹了一口气，好像那枕头给了他无限的伤心似的。他的手在被边上摸着，那洁白的被边是非常干爽的，似乎还带清香的气息。

太太告诉他关于家里的很多事情，马伯乐听了都是哼哼哈哈地答应着。他的眼睛随时都充满着眼泪，好像在深思着什么似的。一会他的眼睛去看着床架，一会把眼睛直直地看着帐子顶。他的手也似乎无处可放的样子，不是摸着被边，就是拉着床架，再不然就是用指甲磕着床架咚咚地响。

太太问他要茶吗？

他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太太把茶拿给他，他接到手里。他拿到手上一些工夫没有放到嘴上去吃。他好像在想什么而想忘了。

他与太太的相见，好像是破镜重圆似的，他是快乐的，他是悲哀的，他是感激的，他是痛苦的，他是寂寂寞寞的，他是又充实又空虚的。他的眼睛里边含满了眼泪，只要他自己稍一不加制止，那眼泪就要流下来的。

太太问他：

“你来上海的时候究竟带着多少钱的？”

马伯乐摇一摇头。

太太又说：

“父亲说你带着两百多块？”

马伯乐又摇一摇头，微微地笑了一笑。

太太又说：

“若知道你真的没有带着多少钱，就是父亲不给，我若想一想办法也总可以给你寄一些的。”

马伯乐又笑了笑，他的眼睛是亮晶晶的，含满了眼泪。

太太连忙问他：

“那么你到底是带着多少？”

“没带多少，我到了上海就剩了三十元。”

太太一听，连忙说：

“怪不得的，你一封信一封电报地催。那三十元，过了三个月，可难为你怎么过来的？”

马伯乐微微地笑了一笑，眼泪就从那笑着的眼睛里滚下来了。他连忙抓住了太太的手，而后把脸轻轻地压到枕头上去。那枕头上有一种芳香的气味，使他起了一种生疏的感觉，好像他离开了家已经几年了。人间的无限虐待，无限痛苦，好像他都已经尝遍了。

第二天早晨，马伯乐第一步先去的地方就是梵王渡，就是西站。到内地去的唯一的火车站。（上海通内地的火车，在抗战之后的两个月就只有西站了。因为南站、北站都已经沦为敌手了。）

马伯乐在卖票处问了票价，并问了五岁的孩子还是半票，还是不起票。

他打算先到南京，而后再从南京转汉口。汉口有他父亲的朋友在那里。不过这心事还没有和太太谈过，因为太太刚刚来到，好好让她在旅馆里休息两天，休息好了再谈也不晚。所以他还没有和太太说起。若是一谈，太太是没有不同意的。

马伯乐觉着太太这次的来，对待他比在家时好得多了，很温和的，而且也体贴得多。太太变得年青了，太太好像又回到了刚结婚的时候似的，是很温顺的，很有耐性的了，若一向太太提起去汉口，太太是不会不同意的。所以马伯乐先到车站上去打听一番。马伯乐想：

“万事要有个准备。”

他都打听好了，正在车站上徘徊着，打算仔细地看一看，将来上火车的时候，省得临时生疏。他要先把方向看清楚了，省得临时东撞西撞。

正在这时候，天空里就来了日本飞机。大家嚷着说日本飞机是来炸车站的。于是人们便往四下里跑。

马伯乐一听是真正的飞机的声音，他向着英租界的方向就跑。他还没能跑开几步，飞机就来到头顶上了，人们都立刻蹲下了。是三架侦察机一齐过去了，并没有扔炸弹。

但是站在远处往站台上看，那车站那里真像是蚂蚁翻锅了，吵吵嚷嚷地，一群一堆地，人山人海地在那里吵叫着。

马伯乐一直看到那些人又都上了火车，一直看到车开。

他想不久他也将如此地，也将被这样拥挤的火车载到他没有去过的生疏的地方去的。在那里将要开始新的生活，将要顺应着新的环境。新的就是不可知的，新的就是把握不准的，新的就是困难的。

马伯乐看着那火车冒着烟走了，走得很慢，吭吭地响。似乎那车子载得过于满了，好像要拉不动的样子。说不定要把那些逃难的人们拉到半路，拉到旷野荒郊上就把他们丢到那里了，就丢到那里不管了。

马伯乐叹了一口气，转身便往回走了。他一想起太太或许在等他吃饭呢！于是立刻喊了个黄包车，二十多分钟之后，他跑上旅馆的楼梯了。

太太端着一个脸盆从房间里出来，两只手全都是肥皂沫子。她打算到晒台上清洗已经打过了肥皂的孩子们的小衣裳。一看丈夫回来了，她也就没有去，又端着满盆的肥皂沫子回到了房间里。

在房间里的三个孩子滚作一团。大孩子大卫，贫血的脸色，小小的眼睛，和两个枣核似的，他穿着鞋在床上跳着。第二个孩子约瑟是个圆圆的小脸，长得和他的母亲一样，唯鼻子上整天挂着鼻涕。第三个孩子就是雅格了，雅格是很好的。母亲也爱她，父亲也爱她。她一天到晚不哭，她才三岁，她非常之胖，看来和约瑟一般大，虽然约瑟比她大两岁。约瑟是五岁了。

大卫是九岁了，大卫这个孩子，在学堂里念书，专门被罚站。一回到家里，把书包一放就往厨房里跑，跑到厨房里先对妈妈说：

“妈，我今天没有罚站。”

妈妈赶忙就得说：

“好孩子真乖……要吃点什么呢？”

“要吃蛋炒饭！”

大卫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喜欢吃蛋炒饭的。

妈妈问着他：

“蛋炒饭里愿意加一点葱花呢，还是愿意加一点虾米？”

大卫说：

“妈，你说哪样好呢？葱花也要，虾米也要，好吗？”

“加虾米就不可以加葱花的。”妈妈说，“虾米是海里的，是海味。鸡蛋是鸡身上的，又是一种味道。鸡蛋和虾米就是两种味道了。若再加上葱花就是三种味道了。味道太多，就该荤气了。那是不好吃的。我看就只是鸡蛋炒虾米吧。”

大卫抱在妈妈的腿上闹起来，好像三岁的小孩子似的，嘴里边唧唧咕咕地叨叨着，他一定要三样一道吃，他说他不嫌荤气。

妈妈把他轻轻地推开一点说：

“好孩子，不要闹，妈给你切上一点火腿放上，大卫不就是喜欢火腿吗？”

妈妈在那被厨子已经切好了的，就上灶了的火腿丝上取出一撮来，用刀在菜墩上切着。大卫在妈妈旁边站着，还指挥着妈妈切得碎一点，让妈妈多切上一些。

就是在炒的时候，大卫也是在旁边看着，他说：

“妈，多加点猪油，猪油香啦！”

妈妈就拿铁勺子在猪油罐子里调上了半铁勺子。因为猪油放得过多，那饭亮得和珍珠似的，一颗一颗的。

若是妈妈不在家里，大卫是不吃蛋炒饭的。厨子炒的饭不香，厨子并不像妈那样听话，让他加多少猪油他就加多少。厨子是不听大卫的话的，厨子炒起蛋炒饭来，油的多少，他是有他的定规的。大卫不敢到旁边去胡闹。厨子瞪着眼睛把铁勺子一刮拉，大卫是很害怕的。所以他只喜欢妈妈给他炒的饭。

大卫差不多连一点青菜也不吃，只吃蛋炒饭就够了。

蛋炒饭是很难消化的，有胃病的人绝对地吃不得。牙齿不好的人也绝对地吃不得。米饭本来就是难以消化的，又加上那么许多猪油，油是最障碍胃的。

当大卫六岁的时候，正是他脱换牙齿的时候。他的牙虽然任何东西都不能嚼了，但他仍是每顿吃蛋炒饭。饭粒吞到嘴里，不嚼是咽不下去的。母亲看他很可怜，就给他泡上一点汤，而后拿了一个调匙，一匙一匙地，妈妈帮着孩子把囫囵的饭粒整吞到大卫的肚子去。妈妈的嘴里还不住地说着：

“真可怜了我的大卫了。多泡一点汤吧，好不好？”

大卫的胃病，是很甚的了。妈妈常常偷着把泻盐给他吃。

为什么她要偷着给呢？就因为祖父是不信什么药的，祖父就信主耶稣，不管谁患了病，都不准吃药，专门让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同时也因为大卫的父亲也是不信药的，孩子们一生了病，就买饼干给他们吃。

所以每当大卫吃起药来的时候，就像小偷似的。

每次吃完了泻盐，那泻盐的盒子都是大卫自己放着，就是妈妈偶尔要用一点泻盐的时候也还得向大卫去讨。大卫是爱药的，这一点他并不像祖父那样只相信上帝，也不像父亲那样一病了就买饼干。

大卫因为胃病的关系，虽然今年是九岁了，仍和他弟弟差不多一般高。所以约瑟是看不起哥哥的，亲戚朋友见了，都赞美约瑟，都说约瑟赶上哥哥了。约瑟的腿比哥哥的腿还粗。因为约瑟在观念上不承认了哥哥，因此常常和大卫打仗，他把大卫按倒在地上，而后骑在他的身上，让大卫讨饶，他才放开他，让大卫叫他将军，他才肯放开他。

就是他们两个同时吃一样的饭，只要把饭从大锅里一装到饭碗里，约瑟就要先加以拣选的，他先选去了一碗，剩下的一碗才是他哥哥的。假若哥哥不听他的话，上去先动手拿了一碗，他会立刻过去把饭碗抢过来摔到地上，把饭碗摔得粉碎。

所以哥哥永远是让着他。

母亲看了也是招呼着大卫：

“大卫到妈这里来……”

而后小声地在大卫的耳朵上说：

“等一会妈给你做蛋炒饭吃，不给约瑟。”

所以大卫是跟妈妈最好的。

大卫在学堂，先生发下来的数学题目，都是拿到家里妈妈给做的。妈妈也总是可怜大卫的。大卫一天比一天的清瘦。妈妈怕他累着，常常帮他一点忙，就连每个礼拜六的那一点钟的手工课，大卫也都是先在空里让妈妈替他用颜色纸把先生所定的那几样塔、车子、莲花，都预先折好了的，然后放在书包里。等到在课堂上，真正的先生在眼前的时候，大卫就只得手下按着一张纸，假装着折来折去。先生一走远，他就停下来。先生一走到旁边，他就很忙碌地比画着。一直就这样挨到下课为止。一打了下课铃，大卫从椅子上跳起来，赶忙把妈妈做好的塔或车子送上去，送到先生的旁边。

这一点钟手工课，比一天都长，在大卫是非常难以忍受的。往往手工课一下来之后，把大卫困得连打哈欠带流眼泪。

先生站在讲台上粗粗地把学生交上来的成绩，看了一遍。

大卫这时候是非常惊心的，就怕先生看出来他的手工不是自己做的。

因此大卫在学堂里边养成了很胆小的习惯。先生在讲台上讲书，忽然声音大了一点，大卫就吓得脸色发白，以为先生又是在招呼他，又是罚他的站。就是在院子里散步，同学从后边来拍他一下肩膀，大卫也吓得一哆嗦，以为又是同学来打他。

大卫是很神经质的，聪明又机警。这一点他和他的父亲马伯乐一样。

大卫是很喜欢犯罪的，他守候在厨房里看着妈妈给他炒饭。那老厨子一出了厨房，大卫立刻伸出手去，在那洗得干干净净的黄瓜上摸了一会。老厨子转身就回来了，大卫吓得脸色发白。老厨子不在时，大卫伸手抓了一把白菜丝放在嘴里嚼着。别人或者以为大卫是最喜欢吃白菜。其实不然，等吃饭时，摆到桌子上来，大卫连那白菜是睬也不睬的。前面就说过，大卫只吃蛋炒饭，青菜他是一点也不喜欢的。

大卫一个人单独的时候，他总要翻一翻别人的东西。在学堂里，他若来得最早，他总偷着打开别人的书桌看看，碎纸啦，花生皮啦，他也明知道那里边没有什么好看的，但不看却不成，只剩他一个人在，哪能不看呢！

在家里，妈妈爸爸都不在家，约瑟也不在的时候，他就打开抽屉，开了挂衣箱，碰到刀子、剪子之类，拿在手里，往桌子边上，或椅子腿上削着。碰到了花丝线或者什么的，就拿在手里揉作一团。他也明知道衣箱里是没有他可以拿出来玩的东西，但是他不能不乱翻一阵，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他不翻做什么呢？等一会妈妈爸爸回来，不就翻不着了吗？不就是不许翻了吗？

他若碰到了约瑟的书包，约瑟若不在旁边，他非给他打开不可。他要看看他当着约瑟的面而看不到的东西。其实他每次打开一看，也没有什么出奇的。但是不让他打开可不成，约瑟不是不在旁边吗？不在旁边偷着看看有什么要紧？

只有对付小雅格，大卫不用十分地费心思，他从来用不着偷着看她的东西，因为雅格太小，很容易上当。大卫把他自己的那份花生米吃完了时，他要小雅格的，他只说：

“雅格，雅格，你看棚顶上飞着个蝴蝶。”

就趁着雅格往棚顶上一看这工夫，他就把她的花生米给抓去了一大半。

本来棚顶上是没有什么蝴蝶的，雅格上当了。

到后来，雅格稍微大了一点，她发现了哥哥欺负她的手法了，所以每当她吃东西的时候，只要大卫从她的旁边一过，她就赶快把东西按住，叫着：

“妈，大卫来啦！”

好像大卫是个猫似的，妹妹很怕他。

大卫在家里的地位是厨子恨他，妈妈可怜他，约瑟打他，妹妹怕他。

在学堂里，每天被罚站。

马伯乐的长子是如此的一个孩子。

马伯乐的第二个儿子约瑟，他的性格可与马伯乐没有丝毫相像的地方。他勇敢，好像个雄赳赳的武士，走起路来，拍着胸膛；说起话来，伸着大拇指；眼睛是往前直视的，好像小牛的眼睛。他长着焦黄的头发。祖父最喜欢他，说他的头发是外国孩子的头发，是金丝发。

《圣经》上描写着的金丝发是多么美丽，将来约瑟长大了该娶个什么样的太太呢？祖父常常说：

“我们约瑟将来得娶个外国太太。”

约瑟才五岁，并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只看得出来祖父的眼光和声音都是很爱他的。于是他就点了点头。看了约瑟这样做，全家的人都笑了起来。

约瑟是幼稚园的学生，每天由梗妈陪着去，陪着回来。就是在草地上玩的时候，梗妈也是一分钟不敢离开他，一离开他，他就动手打别的孩子，就像在家里边打大卫那个样子。有时他把别的孩子按倒了，坐在人家的身上，就是比他大的他也不怕。总之，他不管是谁，他一不高兴，动手就打。有一天他打破了一个小女孩子的鼻子，流了不少的血。

回到家里，梗妈向祖母说，约瑟在学堂里打破了人家的鼻子。

祖父听到了，反而很高兴他说：

“男孩子是要能打的呀！将来约瑟一定会当官的。”

到了晚上，被打破鼻子的那个孩子的母亲来了，说她孩子的鼻子发炎了，有些肿起来了，来与他们商量一下，是否要上医院的。

约瑟的祖父一听，连忙说：

“不用，不用，用不着，用不着。上帝是能医好一切灾祸的神灵。”

于是祖父跪到上帝那儿，他虔诚地为那被打破鼻子的孩子祷告了一阵。

而后站起来问那个母亲：

“你也是信奉上帝的人吗？”

她回说：“不是。”

“怪不得的，你的孩子的鼻子容易流血，那就是因为你不信奉上帝的缘故。不信奉上帝的人的灾祸就特别多。”

祖父向那母亲传了半天教，而后那母亲退出去了。

祖母看那女人很穷，想要向她布施一点什么，何况约瑟又打了人家，而祖父不许，就任着她下楼去了。

这时约瑟从妈妈那屋走来了，祖父见了约瑟，并没有问他一问，在学堂里为什么打破了人？只说：

“约瑟，这小英雄，你将来长大做什么呢？”

约瑟拉着祖父的胡子说：

“长大当官。”

一说之间，就把祖父的胡子给撕下来好几根。

祖父笑着，感叹着：

“这孩子真不得了，还没当官呢，就拔了爷爷的胡子，若真当了官……还他妈的……”

约瑟已经爬到祖父的膝盖上来，坐在那里了，而且得意扬扬地在拍着手。

来了客人，祖父第一先把约瑟叫过去。第一句话就问他：

“约瑟长大了做什么？”

约瑟说：

“长大做官。”

所来的客人，都要赞美约瑟一番。说约瑟长得虎头虎脑，耳大眉直，一看这孩子就是富贵之相，非是一名武将不可。一定的，这孩子从小就不凡，看他有一身的劲，真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孩子。看他的下颏多么宽，脑盖多么鼓，眼睛多么亮。将来不是关公也是岳飞。

现在听到这五岁的孩子自己说长大了做官，大家都笑了。尤其是祖父笑得最得意，他自己用手理着胡子，好像很自信的，觉得别人对于约瑟的赞词并不过火。

其实约瑟如果单独地自己走在马路上，别人绝对看不出来这个名叫约瑟的孩子将来必得当官不可。不但在马路上，没有人过来赞美他，就是在幼稚园里面，也没有受到特别的夸赞，不但没有人特别地赞许他，有时竟或遭到特别评判，说马约瑟这孩子野蛮，说这孩子凶横，说他很难教育，说他娇惯成性，将来是很危险的。

现在把对于约瑟好的评语和坏的评语来对照一下，真是相差太远，不伦不类。

约瑟在祖父面前，本是一位高官大员，一离开了祖父，人家就要说他是流氓无赖了。

约瑟之所以了不起，现在来证明，完全是祖父的关系。

祖父并没有逼着那些所来的客人，必得人人赞美他的孙儿，祖父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那些人自己甘心愿意这么做。好像那些来的客人都是相面专家，一看就看出来马老先生的孙儿是与众不同的。好像来到马家的客人，都在某一个时期在街上摆过相面的摊子的，似乎他们做过那种生意。不但相法高明，口头上也非常熟练，使马老先生听了非常之舒服。

但其中也有相术不佳的。大卫在中国人普遍的眼光里，长得并不算是福相。可是也有一位朋友，他早年在德国留过学，现在是教友会的董事。他是依据着科学的方法来推算的，他推算将来大卫也是一个官。

这个多少使马老先生有些不高兴，并不是自己的孙儿都当了官，马伯乐的父亲就不高兴的，而是那个教友会的董事说得不对。

大卫长得本来是枣核眼睛，那人硬说枣核眼睛是富贵之相。这显然不对，若枣核眼睛也是富贵之相，那么龙眼、虎眼，像约瑟的大眼睛该是什么之相了呢？这显然不对。

总之马老先生不大喜欢他这科学的推算方法。

所以那个人白费了一片苦心，上了一个当，本来他是打算讨马老先生的欢心的，设一个科学推算法，说他的孙儿个个都当官。没想到，马老先生并不怎样起劲。于是他也随着大流，和别人一样回过头来说约瑟是真正出人头地的面相。他说：

“约瑟好比希特勒手下的戈林，而大卫则是戈倍尔，一文一武，将来都是了不起的，不过，文官总不如武官。大卫长得细小，将来定是个文官。而约瑟将来不是希特勒就是墨索里尼。”

说着顺手在约瑟的头上抚摸了一下。约瑟是不喜欢别人捉弄他的，他向那人踢了一脚。那人又说：

“看约瑟这英雄气概，真是不可一世，还是约瑟顶了不起，约瑟真是比大卫有气派。约瑟将来是最大的大官，可惜现在没有了皇帝，不然，约瑟非做皇帝不可。看约瑟这眼睛就是龙眼，长的是真龙天子的相貌。”

约瑟的祖父听了这一番话，脸上露出来了喜色。那个人一看，这话是说对了，于是才放下心来，端起茶杯来吃了一口茶。

他说话说得太多了，觉得喉咙干得很，这一口茶吃下去，才觉得舒服一些。关于约瑟，也就这样简单地介绍了一番。

雅格不打算在这里介绍了。因为她一生下来就是很好的孩子，没有什么特性，不像她的二位哥哥那样，一个是胆小的，一个是凶横的；一个强的，一个弱的。而雅格则不然，她既不像大卫那样胆小，又不像约瑟那样无法无天。她的性格是站在她的二位哥哥的中间。她不十分像她的母亲，因为母亲的性格和约瑟是属于一个系统的。她也不十分像她的父亲，因为父亲的脾气是和大卫最相像的。

以上所写的关于约瑟、大卫的生活，那都是在青岛家里边的情形。现在约瑟、大卫和雅格都随着妈妈来到上海了。

马伯乐只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现在都聚在这旅馆的房间里。

前边说过，马伯乐是从西车站回来。他一上楼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他的太太。太太弄得满手肥皂沫，同时她手里端着的那个脸盆，也满盆都是漂漂涨涨的肥皂沫。

等他一进了旅馆的房间，他第一眼就看见他的三个孩子滚在一起。是在床上翻着，好像要把床闹翻了的样子，铁床吱吱地响，床帐哆哆嗦嗦地在发抖。枕头、被子都撕满了一床，三个孩子正在吱吱咯咯地连嚷带叫地笑着，你把我打倒了，我又把你压过去，真是好像发疯的一样。马伯乐大声地招呼了一下：

“你们是在干什么？”

大卫第一个从床上跑下来，畏畏缩缩地跑到椅子上坐下来了。而雅格虽然仍是坐在床上，也已经停止了呼叫和翻滚。

唯有约瑟，他是一点也没有理会爸爸的号令，他仍是举起枕头来，用枕头打着雅格的头。

雅格逃下床去了，没有被打着。

于是约瑟又拿了另外的一只枕头向坐在椅子上的大卫打去。约瑟这孩子也太不成样子了。马伯乐于是用了更大的声音招呼了他一声：

“约瑟，你这东西，你是干什么！”

马伯乐的声音非常之高大，把坐在椅子上的大卫吓得一哆嗦。

可是约瑟这孩子真是顽皮到顶了，他不但对于父亲没恐惧，反而耍闹起来。他从床上跑下来，抱住了父亲的大腿不放。马伯乐从腿上往下推他，可是推不下去。

约瑟和猴子似的挂住了马伯乐的腿不放。约瑟仿佛喝醉了似的，和小酒疯子似的，他把背脊反弓着，同时哈哈地笑着。

马伯乐讨厌极了，从腿上推又推不掉他，又不敢真的打他，因为约瑟的母亲是站在旁边的，马伯乐多少有一点怕他的太太。马伯乐没有办法，想抬起腿来就走，而约瑟正抱着他的腿，使他迈不开步。

太太看了他觉得非常可笑，就在一边咯咯地笑。

约瑟看见妈妈也在旁边笑，就更得意起来了，用鞋底蹬着马伯乐的裤子。

这使马伯乐更不能忍耐了，他大声地说：

“真他妈的……”

他差一点没有说出来“真他妈的中国人”。他说了半句，他勉强地收住了。

这使太太更加大笑起来。这若是在平常，马伯乐因此又要和太太吵起来的。而现在没有，现在是在难中。在难中大家彼此就要原谅的，于是马伯乐自己也笑了起来，就像他也在笑着别人似的，笑得非常开心。

到了晚上，马伯乐才和太太细细地谈起来。今后将走哪条路呢？据马伯乐想，在上海蹲着是不可以的，将来早晚外国是要把租界交给日本人的，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到那时候再逃怕要来不及了。是先到南京再转汉口呢，还是一下子就到西安去？西安有朋友，是做中学校长的，到了他那里，可以找到一个教员的职位。不然就到汉口去，汉口有父亲的朋友在，他不能不帮忙的。

其实也用不着帮什么忙，现在太太已经带来了钱，有了钱朋友也不会看不起的。事情也就都好办，不成问题。

不过太太主张去西安，主张能够找到一位教员来做最好，一个月能有百八十块钱的进款最好。而马伯乐则主张去汉口，因为他想，汉口将来必有很多熟人，大家一起多热闹，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到汉口去了，还有不少的正在打算去。而去西安的，则没有听说过，所以马伯乐是不愿意去西安的。

因为这一点，他跟太太微微有一点争吵。也算不了什么争吵，不过两人辩论了几句。

没有什么结果，把这问题也就放下了。马伯乐想，不要十分地和太太认真，因为太太究竟带来了多少钱，还没有拿出来。钱没拿出来之前，先不要和太太的意见太相差。若那么一来，怕是她的钱就不拿出来了。所以马伯乐说：

“去西安也好的，好好地划算一下，不要忙，做事要沉着，沉着才不能够出乱子。今天晚上好好地睡觉吧！明天再谈。”

马伯乐说完了，又问了太太在青岛的时候看电影没有。

上海的影戏院以大光明为最好，在离开上海以前，要带太太去看一看的。又问太太今天累着没有，并且用手拉着被边给太太盖了一盖。

这一天晚上，马伯乐和太太没有再说什么就都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起，这问题又继续着开始谈论。因为不能不紧接着谈论，眼看着上海有许多人走的，而且一天一天地走的人越来越多。马伯乐本想使太太安静几天，怕太太在路上的劳苦一直没有休息过来，若再接着用一些问题烦乱她，或是接着就让她再坐火车，怕是她脾气发躁，而要把事情弄坏了。但事实上不及早决定是不行的了，慢慢地怕是火车要断了。等小日本切断了火车线，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于是早晨一起来就和太太开始谈起来。

太太仍是坚持着昨天的意见，主张到西安去。太太并且有一大套理论，到西安去，这样好，那样好的，好像只有西安是可以去的，别的地方用不着考虑，简直是去不得的样子。

马伯乐一提去汉口，太太连言也不搭，像是没有听见的样子，她的嘴里还是说：

“去西安，西安。”

马伯乐心里十分后悔，为什么当初自己偏说出西安能够找到教员做呢？太太本来是最喜欢钱的，一看到了钱就非伸手去拿不可，一拿到手的钱就不用想从她的手里痛痛快快地拿出来。当初若不提“西安”这两字有多么好，这不是自己给自己上的当嘛！这是什么？

马伯乐气着向自己的内心说：

“简直发昏了，简直发昏了。真他妈的！”

马伯乐在旅馆的房间里走了三圈。他越想越倒霉，若不提“西安”这两个字该多好！收拾东西，买了车票直到南京，从南京坐船就到汉口了。现在这不是无事找事吗？他说：

“看吧，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现在，他之所谓“到那时候”是指的到太太和他打吵起来的时候，或者太太和他吵翻了的时候，也或者太太因为不同意他，而要带着孩子再回青岛去也说不定的时候。

太太不把钱交出来始终是靠不住的。

马伯乐在房间里又走了三圈，急得眼睛都快发了火的，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来对付太太。并且要走也就该走了，再这么拖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早走一天，早利索一天。迟早不是也得走吗？早走早完事。

可是怎样对太太谈起呢？太太不是已经生气了吗？不是已经在那儿不出声了吗？

马伯乐用眼梢偷偷地看了一下，她果然生了气的，她的小嘴好像个樱桃似的，她的两腮鼓得好像个小馒头似的。她一声不出的，手里折着孩子们的衣裳。马伯乐一看不好了，太太果然生了气了。马伯乐下楼就跑了。

跑出旅馆来，在大街上站着。

满街都是人，电车，汽车，黄包车。因为他们住的这旅馆差不多和四马路上的旅馆一样，这条街吵闹得不得了。还有些搬家的，从战争一起，差不多两个月了，还没有搬完的，现在还在搬来搬去。箱笼包裹，孩子女人，有的从英租界搬到法租界，有的从法租界搬到英租界。还有的从亲戚的地方搬到朋友的地方，再从朋友的地方搬回亲戚的地方。还有的从这条街上搬到另一条街上，过了没有多久再从另一条街上搬回来。好像他们搬来搬去也总搬不到一个适当的地方。

马伯乐站在街上一看，他说：

“你们搬来搬去地乱搬一阵，你们总舍不得离开这上海。看着吧，有一天日本人打到租界上来，我看到那时候你们可怎么办！到那时候，你们又要手足无措，你们又要号啕大叫，你们又要发疯地乱跑。可是跑了半天，你们是万万跑不出去的，你们将要妻离子散地死在日本人的刀枪下。你们这些愚人，你们万事没有个准备，我看到那时候你们可怎么办？”

马伯乐不但看见别人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就连他自己现在也是正没有办法的时候。

马伯乐想：

“太太说是去西安，说不定这也是假话，怕是她哪里也不去，而仍是要回青岛的吧！不然她带来的钱怎么不拿出来？就是不拿出来，怎么连个数目也不说！她到底是带来钱没有呢？难道说她并没有带钱吗？”

马伯乐越想越有点危险：

“难道一个太太和三个孩子，今后都让我养活着他们吗？”

马伯乐一想到这里觉得很恐怖：

“这可办不到，这可办不到。”

若打算让他养活他们，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世界上不会有的事情，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一点可能性也没有的事情，马伯乐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

马伯乐在街上徘徊着，越徘徊越觉得不好。让事情这样拖延下去是不好的，是不能再拖的了。他走回旅馆里，他想一上楼，直截了当地就和太太说：

“你到底是带来了多少钱，把钱拿出来，我们立刻规划一下，该走就走吧，上海是不好多住的。”

可是当他一走进房间去，太太那冷森森的脸色，使他一看了就觉得不大好。他想要说的话，几次来到嘴边上都没敢说。马伯乐在地板上绕着圈，绕了三四个圈，到底也没敢说。

他看样子说了是不大好的，一说太太一定要发脾气。因为太太是爱钱如命的，如果一问她究竟带来了多少钱，似乎他要把钱拿过来的样子。太太一听就非发脾气不可的。

太太就有一个脾气，这个脾气最不好，就是无论她跟谁怎样好，若一动钱，那就没事。马伯乐深深理解太太这一点。所以他千思百虑，不敢开口就问。虽然他恨不能立刻离开上海，好像有洪水猛兽在后边追着似的，好像有火烧着他似的。

但到底他不敢说，他想还是再等一两天吧。马伯乐把他满心事情就这样压着。夜里睡觉的时候，马伯乐打着咳声，长出着气，表现得非常感伤。

他的太太是见惯了他这个样子的，以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马伯乐的善于悲哀，太太是全然晓得的。太太和他共同生活了十年。马伯乐的一举一动太太都明白是为的什么。甚至于他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只在那里刚一张嘴，她就晓得他将要说什么，或是向她要钱，或是做什么。是凡马伯乐的一举一动，太太都完全吃透了。比方他要出去看朋友，要换一套新衣裳，新衣裳是折在箱子里，压出了褶子来，要熨一熨。可是他不说让太太熨衣裳，他先说：

“穿西装就是麻烦，没有穿中国衣裳好，中国衣裳出了点褶子不要紧，可是西装就不行了。”

他这话若不是让他太太听了，若让别人听了，别人定要以为马伯乐是要穿中国衣裳而不穿西装了。其实这样以为是不对的。

他的太太一听他的话就明白了，是要她去给他熨西装。

他的太太赶快取出电熨斗来，给他把西装熨好了。

还有马伯乐要穿皮鞋的时候，一看皮鞋好久没有擦鞋油了。就说：

“黄皮鞋，没有黑皮鞋好，黄皮鞋太久不擦油就会变色的。而黑皮鞋则不然，黑皮鞋永久是黑的。”

他这话，使人听来以为马伯乐从此不再买黄皮鞋，而专门买黑皮鞋来穿似的。其实不然，他是让他太太来擦皮鞋。

还有马伯乐夏天里从街上回来，一进屋总是大喊着：

“这天真热，热的人上喘，热的人口干舌燥。”

接着说话的一般规律，就该说，口干舌燥，往下再说，就该说要喝点水了。而马伯乐不然，他的说话法，与众不同。他说：

“热的口干舌燥，真他妈的夏天真热。”

太太一听他这话就得赶快倒给他一杯水，不然他就要大大地把夏天骂一顿。（并不是太太对马伯乐很殷勤，而是听起他那一套啰里啰唆的话很讨厌。）太太若再不给他倒水，他就要骂起来没有完。这几天的夜里，马伯乐和太太睡在旅馆的房间里，马伯乐一翻身就从鼻子哼着长气。马伯乐是很擅长悲哀的，太太是很晓得的，太太也就不足为奇，以为又是他在外边看见了什么风景，或是看见了什么可怜的使他悲哀的事情。

比方马伯乐在街上看见了妈妈抱着自己的儿子在卖，他对于那穷妇人就是非常怜惜的，他回到家里和太太说：“人怎么会弄到这个样子！穷得卖起孩子来了，就像卖小羊、小猪、小狗一个样。真是……人穷了，没有办法了。”

还有马伯乐在秋天里边，一看到树叶落，他就反复地说：

“树叶落了，来到秋天了。秋天了，树叶是要落的……”马伯乐一生下来就是悲哀的。他满面愁容，他的笑也不是愉快的，是悲哀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他的笑让人家看了，又感到痛苦，又感到酸楚，好像他整个的生活，都在逆来顺受之中过去了。

太太对于马伯乐的悲哀是已经看惯了，因为他一向是那么个样子。太太对于他的悲哀，已经不去留心了，不去感觉它了。她对他的躺在床上的叹气，已经感觉不到什么了，就仿佛白天里听见大卫哭哭唧唧地在那里叨叨些个什么一样。又仿佛白天里听见约瑟唱着的歌一样，听是听到了，可是没有什么印象。

所以马伯乐的烦恼，太太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连问也没有问他。

马伯乐除了白天叹气，夜里也叹气之外，他在旅馆里陪着太太住了三天三夜是什么也没有做。

每当他想要直截了当地问一问太太到底是带来了多少钱，但到要问的时候，他就不敢啦，因为他看出来了太太的脸色不对。

“我们……应该……”

马伯乐刚一说了三四个字，就被太太的脸色吓住了。

“我们不能这样，我们……”

他又勉强地说出了几个不着边际的字来，他一看太太的脸色非常之不对，说不定太太要骂他一顿的，他很害怕。他打开旅馆房间的门，下楼就逃了。

而且他一边下着楼梯，一边招呼着正从楼梯往上走的约瑟：

“约瑟，约瑟，快上街去走走吧！”

好像那旅馆的房间里边已经发生了不幸，不但马伯乐他自己要赶快地躲开，就是别人他也要把他招呼住的。

到了第四天，马伯乐这回可下了决心了。他想：世界上不能有这样的事情，世界上不能容许有这样的事情……带着孩子从青岛来，来到上海，来到上海做什么……简直是混蛋，真他妈的中国人！来到上海就要住到上海吗？上海不是他妈中国人的老家呀！早晚还不是他妈的倒霉。

马伯乐越想越生气，太太简直是混蛋，你到底带来了多少钱？你把钱拿出来，咱们看，照着咱们的钱数，咱们好打算逃到什么地方去。难道还非等着我来问你，你到底是带来多少钱？你就不会自动地把钱拿出来吗？真是爱钱让钱迷了心窍了。

马伯乐这回已经下了决心了，这回他可不管这一套，要问，开口就问的，用不着拐弯抹角。就问她到底是从家里带来了多少钱。马伯乐的决心已经定了。

他找了不少的理论根据之外，还说了不少的警句：

“做人要果断。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大丈夫，做起事来要直截了当。”

“真英雄要敢作敢为。”

“大人物要有气派。”

马伯乐气冲冲地从街上走进旅馆来了。又气冲冲地走上旅馆的楼梯了。他看了三十二号是他的房间，他勇猛得和一条鲨鱼似的向着三十二号就冲去了。

“做人若没有点气派还行吗？”

他一边向前冲着，一边用这句话鼓动着自己的勇气。

他走到三十二号的门前了，他好像强盗似的，把门一脚踢开了。非常之勇敢，好像要行凶的样子。

他走进房间去一看，太太不在。

他想：太太大概是在凉台上晒衣裳。

于是他飞一般地快，就追到楼顶晒台上去了。

他想：若不是趁着这股子劲，若过了一会怕是就要冷下来，怕是要消沉下来，怕是把勇气消散了。勇气一消散，一切就完了。

马伯乐是很晓得自己的体性的。他防范着他自己也是很周密的。

他知道他自己是不能持久的，于是他就赶快往楼顶上冲。

等他冲到了楼顶，他的勇气果然消散了。

他开口和太太说了一句很温和的话，而且和他在几分钟之前所想要解决的那件严重的事情毫无关系，他向太太说：

“晴天里洗衣裳，一会就干了。”

好像中国人的习惯，彼此一见了先说“天气哈哈哈”一样。马伯乐说完了，还很驯顺地站在太太的一旁。好像他来到晒台上就是为的和太太说这句闲话才来的。在前一分钟他满身的血气消散尽了，是一点也不差，照着他自己所预料的完全消散尽了。

这之后，又是好几天，马伯乐都是过着痛苦的生活，这回的痛苦更甚了，他擦手捶胸的，他撕着自己的头发，他瞪着他悲哀的眼睛。

他把眼睛瞪得很大，瞪得很亮，和两盏小灯似的。

但是这都是当太太不在屋里的时候，他才这么做，因为他不打算瞪他的太太，其实他也不敢瞪他的太太。他之所以瞪眼睛不过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过瘾。因为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每当他受到了压迫，使他受不住的时候，他就瞪着眼睛自己出气。一直等到他自己认为把气出完全了，他才停止了瞪眼睛。

怎样才算气出完了呢？这个他自己也摸不清楚。不过，大概是那样了，总算把气平了一平，平到使人受得住的程度，最低限度他感觉是那样。

所以马伯乐每当他生气的时候，他就勇敢起来了。平常他绝对不敢说的，在他气头上，他就说了。平常他不敢做的，在他气头上，他就绝对地敢做。

可是每当他做了之后，或是把话一说出了之后，他立刻就害怕起来。

他每次和太太吵架，都是这样的。太太一说他几句，他就来了脾气了，他理直气壮地用了很会刺伤人的话，使人一听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忍耐的话，好像咒骂着似的对着太太说了出去。果然太太一听就不能忍耐了，或是大声地哭起，或是大声地和他吵起。一到这种时候，马伯乐就害怕了。

他一害怕，可怎么办呢？

他下楼就逃了。

马伯乐如果是在气头上，不但对太太是勇敢的，就是他对他自己也是不顾一切的，非常之勇敢的，有的时候他竟伸出手来打着自己的嘴巴，而且打得叭叭地响。使别人一听了就知道马伯乐是真的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可并非打着玩的。

现在马伯乐是在旅馆里，同时又正是他在气头上。为什么这次他只瞪眼睛而没有打嘴巴呢？这是因为旅馆的房间里除了他自己再没有第二个人了，假如打嘴巴，不也是白打吗？不也是没有人看见吗？所以现在他只拼命地瞪着眼睛。他把眼睛瞪得很厉害，他咬牙切齿地在瞪着，瞪得眼珠子像两盏小油灯似的发亮。仿佛什么他讨厌的东西，让他这一瞪就会瞪瘫了似的。

瞪一瞪眼睛，不是把人不会瞪坏的吗？何况同时又可以出气的呢！所以马伯乐一直地继续着，继续了两个多钟头。

两三个钟头之后，太太带着孩子们从街上回来了，在过道上闹嚷嚷地由远而近。等走到他们自己的房间的门前，是约瑟一脚把门踢开，踢得门上的玻璃哗哗啦啦地，抖抖擞擞地响着。

约瑟是第一个冲进屋来的，后边就跟着大卫、雅格和他们的妈妈。

喧闹立刻就震满了房间。太太不住地讲着街上她所见的那些逃难的，讨饭的，受伤的。她说，伤兵一大卡车、一大卡车地载呵！她说那女救护员每个伤兵车上都有，她们还打着红十字旗。还有难民也是一车一车地载，老的，小的，刚出生的孩子也有。说着说着，她就得意起来了，她像想起来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似的，她举着手，她把声音放低一点，她说：

“这年头女人可是遭难了，女人算是没有做好事，……就在大门洞子，就在弄堂口还有女人生了孩子咧！听得到小孩子呱呱地哭咧。大门洞子聚着一堆人围着……”

太太还没有说完，马伯乐正在静静地听着的时候，约瑟跳过来了，跳到父亲的膝盖上去，捏着父亲的耳朵就不放。马伯乐问他要做什么，他也不说，只是捏住了耳朵不放。

马伯乐的脾气又来了，本想一下子把他从身上摔下去。但是他因为太太的关系，他没有那么做。他说：

“约瑟，你下去玩去吧……去跟雅格去玩。”

马伯乐一点也没有显出发脾气的样子来。所以约瑟就更无法无天起来，用手挖着他父亲的鼻子，张着嘴去咬他父亲的耳朵，像一条小疯狗似的逞凶起来。

马伯乐本想借着这机会和太太谈一谈关于他们自己的今后逃难的方针……可是因为孩子这一闹，把机会闹完了。太太已经把那从街上得来的兴奋的感情闹光了，太太躺到床上去了，而且有些疲倦的样子，把眼睛合了起来。

太太就要睡着了。

等约瑟闹够了，从他身上跳下去，去和大卫玩了好些时候了，马伯乐仍是用眼睛瞪着约瑟，不但瞪约瑟，就连大卫一起瞪。

不过终归大卫和约瑟还是小孩子，他们一点也不觉得，他们还是欢天喜地地玩。马伯乐往床上看一看，太太也睡着了。孩子们一个个地在爬着椅子，登着桌子，你翻我打地欢天喜地地闹着。马伯乐瞪了他们一会，觉得把气已经出了，就不再瞪他们了。

他点起一支纸烟来，他坐在一把已经掉落了油漆的木椅上。那木头椅子是中国旧式的所谓太师椅子，又方又大而且很结实，大概二十多斤重的重量。大概中国古时候的人不常搬家，才用了质地过于密的木料做着一切家具。不但椅子，就是桌子、茶几，也都是用硬木做的。

偏偏马伯乐所住的旅馆是一个纯粹为中国人所预备的。在这旅馆里住着的人物，是小商人，是从外埠来到上海，而后住了几天就到别的地方去的。而多半是因为初到上海来，一切都很生疏，就马马虎虎地在这旅馆里边住上三两天，三两天过后走了也就算了，反正房价便宜。至于茶房招待得好坏，也就没有人追究。

这旅馆里的茶房是穿着拖鞋的，不穿袜子，全个的脚都是泥泥污污的。走起路来把肚子向前凸着，两只脚尖向外。住在这旅馆里的客人，若喊一声“茶房”，必得等到五分钟之后，或八分钟之后，那似乎没有睡足的茶房才能够来到。

竟或有些性急的住客，不止喊一声茶房，而要连串喊好几声。但是那都完全没有用，也同样得等到五分钟之后或八分钟之后茶房才能够来到。而来到住客房间门外的是个大胖子，睡眼模糊的，好像猪肉铺里边的老板。客人说：“买一包香烟，刀牌的。”

客人把钱交给了这个大胖子，大胖子也就把钱接过来了。

接过钱来之后，他迟钝地似乎是还在做梦似的转不过身来，仍在那儿迷迷糊糊地站了一会，而后用手揉着眼睛，打着哈欠，才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肚子向前用力地突出着下楼去了。

这一下了楼去，必得半点钟过后，才能够回来。

也许因为这茶房是个大胖子，走路特别慢，是要特别加以原谅的。其实不见得，比方住客招呼打脸水，五分钟之后来了一个瘦茶房端着脸盆去打水了。照理这瘦茶房应该特别灵便，瘦得好像个大蚂蚱似的，腿特别长，好像他一步能够跳到楼下，再一步能够从楼下跳到楼上。其实不然，他也不怎样卖力气。

他拿着空脸盆下去，走在过道上，看见楼栏杆上蹲着一个小黑猫，他看这小黑猫静静地蹲在那里很好玩，他举起脸盆就把那小黑猫扣住了。小猫在脸盆里喵喵地叫着，他在脸盆外用指甲敲着盆底。他一敲，那小猫一害怕，就更叫了起来。叫得真好听，叫得真可怜，而且用脚爪呱呱地挠着脸盆发响。在瘦茶房听来，仿佛那小猫连唱带奏着乐器在给他开着音乐会似的。

因此把在旅馆里专门洗衣裳的娘姨也招引来了，把一个专门烧开水的小茶房也招引来了。他们三个人，又加上那个小猫，就说说笑笑地在玩了起来。

住客等着这盆脸水，可是也不拿来，就出门来，扶着楼栏往楼下一看，那茶房在楼下玩起来了，他就喊了一声：

“茶房，打脸水，快点！”

茶房这才拿着脸盆去装满了水。等茶房端着脸盆，上了楼梯，在楼梯口上他又站下了。原来那洗衣裳的，穿着满身黑云纱的娘姨在勾引他。他端着脸盆就跟着娘姨去了，又上一段楼梯，走上凉台去了。

在凉台上，这穿着很小的小背心的瘦茶房，和娘姨连撕带闹地闹了半天工夫。原来凉台上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什么人也没有。

茶房端着的那盆脸水，现在是放在地上，差一点没有被他们两个踏翻了。那盆里的水很危险地东荡西荡了半天才平静下来。

“茶房！茶房！”

那等着脸水洗脸的住客，走出门来，向楼下喊着。这次他喊的时候，连那个瘦茶房也不见了。他的脸水不知道被端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个旅馆就是这样的，住客并不多，楼上楼下，一共四十多间房子，住客平均起来还不到二十个房间。其余的房间就都空着。这旅馆里边的臭虫很多，旅客们虽然没有怎样有钱的，大富大贵或是做官的，但是搬到这旅馆里来的时候总都是身体完整的；可是当搬出这旅馆去的时候就不然了，轻的少流一点血，重的则遍体鳞伤，因为他们都被臭虫咬过了。

这家旅馆在楼下一进门，迎面摆着一张大镜子，是一张四五尺高的大镜子。好像普通人家的客堂间一样，东边排着一排太师椅，西边排着一排太师椅，而墙上则挂满了对联和字画，用红纸写的，用白纸写的，看起来非常风雅。只是那些陈列在两边的太师椅子稍微旧了一点。也许不怎么旧，只是在感觉上有些不合潮流，阴森森地，毫无生气地在陈列着。像走进古物陈列馆去的样子。

通过了这客堂间，走进后边的小院里才能够上楼。是个小小的圈楼，四周的游廊都倒垂着雕花的廊牙。看上去，非常之古雅，虽然那廊牙好久没有油漆过。但是越被风雨的摧残而显得苍白，则越是显得古朴。

院子里边有两条楼梯，东边一条，西边一条。

楼梯口旁边，一旁摆着一盆洋绣球。那洋绣球已经不能够开花了，叶子黄了，干死了。不过还没有拿开，还摆在那里就是了。

一上了楼，更是凄清万状，窗上的玻璃，黑洞洞的，挂满了煤烟和尘土，几年没有擦过的样子。要想从玻璃窗子外往里边看，是什么也看不见的，旅馆的老板因此也就用不着给窗子挂窗帘了。即使从前，刚一开旅馆时所挂的窗帘，到了今天也一张一张地拿下去了。拿下去撕了做茶房们手里的揩布。就是没有拿掉的，仍在挂着的，也只是虚挂着，歪歪裂裂地扯在窗子一旁的窗框上，帘子不扯起来，房间里就已经暗无天日了。从外边往里边看，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子。若从里边往外边看，把太阳也看成古铜色的了，好像戴着太阳镜去看太阳一样。而且还有些窗子竟没有了玻璃，用报纸糊着，用中国写信的红格信纸糊着。还有些竟没有糊纸，大概那样的房间永远也不出租的，任凭着灰尘和沙子自由地从破洞飞了进去。

楼栏是动摇摇的。游廊的地板不但掉了油漆，而且一处高，一处低的，还有些地方，那钉着板的钉子竟突出来了，偶一不加小心，就会把人的鞋底挂住，而无缘无故地使人跌倒了。

一打开房间？哪怕就是空着的房间，那里边也一定有一种特别的气味，而且是特别难闻的气味。有的房间发散着酸味，有的是糊焦焦的味，有的是辣味，有的还甜丝丝的，和水果腐了之后所散发出来的那气味一样。因为这旅馆所有的房间，都是一面有窗子的缘故。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了。空气很不流通。

还有电灯泡子，无论大小房间一律是十五烛光的。灯泡子没有灯伞，只是有一条电线系着它挂在那里，好像在棚顶上挂着个小黄梨子似的。

这个旅馆冷清极了，有时竟住着三五家旅客。楼上楼下都是很静的，所以特别觉得街上的车，和街上的闹声特别厉害。整个旅馆时常是在哆嗦着，那是因为有一辆载重大卡车跑过去了。

而且下午，旅客们都出街的时候，这旅馆的茶房就都一齐睡起午觉来了。那从鼻子发出来的鼾声，非常响亮地从楼下传到楼上，而后那鼾声好像大甲虫的成串的哨鸣在旅馆的院心里吵起来了，吵得非常热闹，胖茶房，瘦茶房，还有小茶房……他们彼此呼应着，那边呼噜，这边呜噜，呼噜，呜噜，好像一问一答似的。

以上是说的在“八一三”以前的情形。

等上海一开了炮，这旅馆可就不是这情形了，热闹极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搬来了，满院子都是破床乱桌子的。楼上的游廊上也烧起煤炉来，就在走廊上一家一家地烧起饭来。廊子上几乎走不开了人，都摆满了东西。锅碗瓢盆，油瓶子，酱罐子……洗衣裳盆里坐着马桶，脸盆里边装着破鞋，乱七八糟的，一塌糊涂了。孩子哭，大人闹，哭天吵地，好像这旅馆变成难民营了。呼叫茶房的声音连耳不绝。吵的骂的，有的客人竟跑到老板的钱柜上去闹，说茶房太不周到。老板竟不听这套，摇着大团扇子，笑盈盈地，对于这些逃难而来的他的同胞，一点也没有帮忙的地方，反正他想：

“你住一天房子，你不就得交一天的房钱吗？你若觉得不好，你别住好啦。”

旅馆里的房子完全满了。不但他这家旅馆，全上海的旅馆在“八一三”之后全都满了。而那些源源不绝地从杨树浦，从浦东，从南市逃来的人们，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亲友皆无的就得在马路边，或弄堂里睡下了。旅馆是完全客满，想要找房间是没有了。

马伯乐住在这个旅馆，刚一打起仗来，就客满了，也有很少数的随时搬走的。但还没有搬，往往房客就把房转让给他自己的亲戚或朋友了。要想凭自己的运气去找房子，管保不会有的。

马伯乐来到这旅馆里，上海已经开仗很久了。有的纷纷搬到中国内地去，有的眼光远大的竟打算往四川逃。有的家在湖北、湖南的，那自然是回家去了。家在陕西、山西的也打算回家去。就是很近的在离上海不远的苏州、杭州之类的地方，也有人向那边逃着。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投亲戚，或者是靠朋友。总之，大家都不愿意在上海，看上海有如孤岛。先离开上海的对后离开上海的，存着无限的关切；后离开的对那已经离开的，存着无限羡慕的心情。好像说：

“你们走了呵，你们算是逃出上海去了。”

逃出上海大家都是赞同的。不过其中主张逃到四川去的，暗中大家对他有点瞧不起。

“为什么逃得那么远呢，真是可笑。打仗还会打到四川的吗？”

大家对于主张逃到四川去的，表面上虽然赞成，内心未免都有点对他瞧不起，未免胆子太小了，未免打算得太早了，打算得太远了。

马伯乐关于逃难，虽然他发起得最早，但是真逃起难来，他怕是要在最后了。

马伯乐现在住在旅馆里，正是为着这个事情而愁眉苦脸地在思虑着。

他的太太，从街上回来，报告了他几件关于难民的现象和伤兵现象之后，躺在床上去，过了没有多大工夫就睡着了。

约瑟和大卫在屋子里打闹了一会，也就跑到楼下小院子里去了。雅格和哥哥们闹了一会之后，跑到床上去，现在也睡在妈妈的旁边了。

马伯乐坐在古老的太师椅上，手里拿着香烟。关于逃难，他已经想尽了，不能再想了。再想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也只能够做到如此了。

“反正听太太的便吧，太太主张到西安去，那就得到西安去……唉！太太不是有钱吗！有钱就有权力。还有什么可想的呢？多想也是没有用的。大洋钱不在手里，什么也不用说了。若有大洋钱在手里，太太，太太算个什么，让她到哪里去，她就得到哪里去……还说什么呢？若有大洋钱在手里，我还要她吗？这年头，谁有钱谁就是主子，谁没有钱谁就是奴才；谁有钱谁就是老爷，谁没有钱谁就是瘪三。”

马伯乐想到激愤的时候，把脚往地板上一跺，哐啷一声，差一点没有把太太震醒。

太太一伸腿，用她胖胖的手揉一揉鼻尖，仍旧睡去了。

“有钱的就是大爷，没有钱的就是三孙子，这是什么社会，他妈的……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几乎又要拍桌子，又要跺脚的，等他一想起来太太是在他的旁边，他就不那么做了。他怕把太太惹生了气，太太会带着孩子回青岛的。他想太太虽然不好，也总比没有还强。太太的钱虽说不爽爽快快地拿出来，但总还有一个靠山。有一个靠山就比悬空好。

“太太若一定主张到西安去，也就去了就算了。西安我虽然不愿意去，但总比留在上海好。”

“但是太太为什么这两天就连去西安的话也不提了呢？这之中可有鬼……”

马伯乐一想到连西安也将去不成了，他就害怕起来。

“这上海多待一天就多危险一天呵！”

马伯乐于是自己觉得面红耳热起来，于是连头发也像往起竖着。他赶快站起来，他设法把自己平静下去。他开开门，打算走到游廊上去。

但是一出门就踢倒了坐在栏杆旁边的洋铁壶。那洋铁壶呱啦啦地响起来了。

太太立刻醒了，站起来了，而且向游廊上看着。一看是马伯乐在那里，就瞪着很圆的眼睛说：

“没见过，那么大的人磕天撞地的……”

马伯乐一看太太起来了，就赶快说着：

“是我没有加小心……这旅馆也实在闹得不像样。”

太太说：

“不像样怎么着？有大洋钱搬到好的旅馆去！”

马伯乐说这旅馆不好，本来是向太太赔罪的口吻，想不到太太反而生了气。

太太这一生气，马伯乐就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恭顺也不对，强硬也不对。于是满脸笑容，而内心充满了无限痛苦，他从嘴上也到底说出来一句不加可否的话：

“逃难了，就不比在家里了。”

他说了之后，他看看太太到底还是气不平。恰巧大卫从楼下跑上来，一进屋就让他母亲没头没脑地骂了一句：

“该死的，你们疯吧，这回你们可得了机会啦……”

大卫没有听清他母亲说的是什么，从房子里绕个圈就出去了。

而马伯乐十分地受不住，他知道骂的就是他。

沉闷地过了半天，太太没有讲话，马伯乐也没有讲话。

小雅格睡醒了，马伯乐要去抱雅格。太太大声说：

“你放她在那里，用不着你殷勤！”

马伯乐放下孩子就下楼去了，眼圈里饱满的眼泪，几乎就要流下来了。

“人生是多么没有意思，为什么一个人要接受像待猫狗那般待遇！”

马伯乐终于到街上去，在街上散步了两三个钟头。

马伯乐在快乐的时候，他多半不上街的；他一闷起气来，他就非上街不可了。街上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吗？并没有。他看见电线杆子也生气，看见汽车也生气，看见女人也生气。

等他已经回到旅馆了，他的气还没有消，他一边上着楼梯，一边还在想着刚才在街上所看到的那些女人，他对她们十分瞧不起，他想：“真他妈的，把头发烫成飞机式！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一把推开房门，看见旅馆中的晚饭已经开上来了。照常地开在地中间的紫檀木的方桌上。

约瑟和大卫都在那儿，一个跪在太师椅上，一个站在太师椅上，小雅格就干脆坐到桌面上去了。他们抢着夺着吃，把菜饭弄满了一桌子。

马伯乐很恐怖地，觉得太太为什么不在？莫不是她打了主意，而是自己出去办理回青岛的吗？

马伯乐就立刻问孩子们说：

“你妈呢？”

马伯乐的第二个小少爷，约瑟就满嘴往外喷着饭粒说：“妈去给我炒蛋饭去了。”

马伯乐想：可到哪里去炒呢？这又不是在家里。他觉得太太真的没有生气，不是去打主意而是去炒饭去了，才放心下来，坐在桌子旁边去，打算跟孩子们一起吃饭。

这时候太太从游廊上回来了，端着一大海碗热腾腾的饭，而且一边走着一边嚷叫着：

“烫手呵！好烫手呵！”

这真奇怪，怎么蛋炒饭还会烫手的呢？

马伯乐抬头一看，太太左手里端着蛋炒饭，右手里还端着一碗汤。他忙着站起来，把汤先接过来。在这一转手间，把汤反而弄洒了。马伯乐被烫得咬着牙，瞪着眼睛，但他没敢叫出来，他是想要趁这个机会向太太卖一点好，他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姿态赶快拿出自己的手帕来，把手擦了。

太太说：

“我看看，怕是烫坏了，赶快擦刀伤水吧，我从家里带来的。”

太太忙着开箱子，去拿药瓶子。

马伯乐说：

“用不着，用不着……没多大关系。”

他还跑去，想把太太扯回来，可是太太很坚决。

等找到了药瓶子，一看马伯乐的手，他的手已经起着透明的圆溜溜的水泡了。

很奇怪的，马伯乐的手虽然被烫坏了，但他不觉得疼。反而因此觉得很安慰，尤其是当太太很小心地给他擦着药的时候，使他心里充满了万分的感激，充满了万分的忏悔，他差一点没有流下眼泪来。他想：

“太太多好呵！并没有想要带着孩子回青岛的意思，错猜了她了。她是想要跟着我走的呀，看着吧！她把刀伤水、海碘酒、阿司匹林药片都带来了，她是打算跟着我走的呀……”

并且在太太开箱子找药瓶的时候，他还看见了那箱子里还有不少毛线呢！这是秋天哪，可是她把冬天的事情也准备了。可见她是想要跟着他走的。马伯乐向自己说：

“她是绝对想要跟我走的。”

马伯乐一想到这里，感激的眼泪又来了。他想：

“人生是多么危险的呀！只差一点点，就只差这一点点，就要走到不幸的路上去的呀……人生实在是危险的，误会，只因为一点误会，就会把两个人永久分开的，而彼此相背得越去越远，一生从此就不能够再相见了。人生真是危险的呀！比如太太哪有一点带着孩子想要回青岛的意思，可是我就一心猜想她是要回青岛的。我猜她要回青岛，那是毫无根据的，就凭着她的脸色不对，或是她说话的声音不对，其实是可笑得很，世界上的事情若都凭着看脸色，那可就糟糕了，真是可笑……真是可笑……”

马伯乐好像从大险里边脱逃出来似的，又感激，又危险，心情完全是跳动的，悲喜交流的，好像有些飘忽忽地不可捉摸地在风里边的白云似的东西，遮在他的眼前。他不知道心里为什么起着悲哀，他不知为什么他很伤心，他觉得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时时往上涌着眼泪，他的喉咙不知为什么有些胀痛。

马伯乐连饭也没有吃就躺到床上去了。

太太问他头痛吗？

他说：“不。”

问他为什么不吃饭呢？

他说：“没有什么。”

往下太太也就不再问了，太太坐在桌边跟孩子们一齐吃饭。她还喝了几口汤，也分吃一点蛋炒饭。

太太离开家已经十多天了，在这十多天之中吃的尽是旅馆的包饭，一碗炒豆腐，一碗烧油菜……不酸不辣的，一点没有口味。比起在家所吃的来，真是有些咽不下去。今天她偶尔借了隔壁的赵太太的烧饭剩下来的火，炒了一个蛋炒饭。而赵太太那人又非常和蔼，给她亲手冲了一大碗的高汤。这汤里边放了不少的味精和酱油。本来这高汤之类，她从来连尝也不尝的，而现在她竟拿着调匙不住地喝。仿佛在旅馆里边把她熬苦坏了。而隔壁三十一号房间的赵太太，是一个很瘦的、说起话来声音喳喳喳的一个女人，脸上生着不少的雀斑。她有五个孩子，大概她也快四十岁了，满脸都起了皱纹。大概是她的喉咙不好，她一说起话来，好像哑子的声音似的。

赵太太对马伯乐太太说：

“你看可不是那包饭太不好吃，我就吃不惯，我们来到这旅馆头三天也是吃的旅馆的饭。我一看这不是个永久之计，我就赶快张罗着买个煤火炉……我就叫茶房买的，谁知道这茶房赚钱不赚钱，这火炉可是一块多钱，从前这上海我没来过……你说可不是一个泥做的就会一块多钱！”

马伯乐太太说：

“这上海我也是第一次来。”

赵太太说：

“可不是嘛！我就说不来这上海，孩子他爸爸就说非来不可。我看南京是不要紧的。”

马伯乐太太说：

“男人都是那样，我们孩子他爸爸也还不是一封电报一封信的，非催着来上海不可。来到上海我看又怎样，上海说也靠不住的，这些日子上海的人，走了多少！杭州、汉口、四川……都往那边去了。”

赵太太说：

“你们不走吗？我们可打算走，不过现在走不了，打算下个月底走，孩子他爸爸在南京做事，忙得不得了，没有工夫来接我们。我一个人带着这一大批孩子，路上我是没办法的。听说最近淞江桥也炸了，火车到那里过不去，在夜里人们都下来从桥上摸着走过去。听说在淞江桥那儿才惨呢，哭天叫地的，听说有些小孩子就被挤掉江里了。那才惨呢……说是有一个老头背着孙儿，大家一挤，把那老头的孙儿扑通一声挤到江里去了。那老头过了桥就发傻了。和一摊泥似的就在江边上坐着，他也不哭，他也不说什么。别人问他：‘你怎么不上火车呢？’他说他等着他孙儿来了一块上火车……你说可笑不可笑，好像他的孙儿还会从江里爬出来似的。后来那老头可不是疯了！有好些人看见他的，我们有一个亲戚从淞江来说的。”

马伯乐太太说：

“你们打算到哪儿去？”

“我们打算到汉口。”

“在汉口可有亲戚？”

“我们有朋友。”

就这样随便地说着，蛋炒饭就已经炒好了。

赵太太看见蛋炒饭已经炒好了，就赶忙说：

“吃蛋炒饭配着高汤才最对口味……”

赵太太于是就着那个炒饭的热锅底，就倒了一大碗冷水进去，不一会，那冷水就翻花了，而且因为锅边上有油，就咝咝地响。等那开水真正滚得沸腾的时候，赵太太忙着拿过酱油瓶来，把酱油先倒在锅铲上，而后倒在锅里去。酱油一倒在水里，那锅底上的开水，就立刻变成混洞洞的汤了。而后又拿出天厨味精的盒子来，把汤里加了点味精。

马伯乐太太看了赵太太的那酱油瓶子，瓶口都落了不少的灰尘，而且瓶口是用一个报纸卷塞着。她一看，她就知道那里边的酱油不会好，不会是上等的酱油。因为马伯乐家里永久吃的是日本酱油。

马伯乐太太一看了赵太太用的是天厨味精，她就说：

“我们青岛都是用味之素……”

赵太太一听，就感到自己是不如人家了，所以连忙就说：

我们从前也用的是味之素，天厨味精是来到上海才买的。

赵太太说完了，还觉得不够劲。多少有些落人之后的感觉，于是又拍着马伯乐太太的肩膀说：

“味之素是日本货，现在买不得啦。马太太……”

那碗高汤一转眼也就烧好了。马伯乐太太端起那碗高汤要走的时候，赵太太还抢着在那汤皮上倒几滴香油。

本来马伯乐太太一走进自己房间的门就想要向丈夫讲究一番隔壁的那赵太太是怎样寒酸，怎样地吃着那样劣等的酱油，但是因为汤烫了马伯乐的手的缘故，把这话也就压下了。

一直到晚上，太太才又把这话想起来。刚想要开口，话还没有说出来，她就先笑起来了，一边笑，一边拍着马伯乐的腿：

“隔壁住着的那赵太太真可笑……她也爱起国来了，她不吃味之素，她说……”

太太说了半天，马伯乐一动没动。她以为或者他是睡着了。他的脸上蒙着一块手帕，太太去拉那手帕，拉不下来，马伯乐用牙咬着那手帕的巾角，咬得很结实。

但是太太看见了，马伯乐的眼睛都哭红了。

太太说：“怎么啦？”

马伯乐没有应声。

马伯乐这些日子所郁结在心中的，现在都发挥出来了。

“人生忙忙碌碌，多么没有意思呵！”

马伯乐自己哭到伤心的时候，他竟把他哭的原因是为着想要逃开上海而怕逃不成的问题，都抛得远远的了。而好像莫名其妙地对人生起着一种大空幻。

他哭了一会，停一会。停一会再哭。马伯乐哭起来的时候，并不像约瑟或是他太太那样的大哭，而是轻轻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似的。马伯乐从来不在人多热闹的地方哭，人一多了就不能哭，哭不出来。必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安静地，一边思量着一边哭。仿佛他怕哭错了路数似的。他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和现在的他的次公子约瑟完全不同，约瑟是张着大嘴，连喊带叫，不管在什么人多的地方，说哭就哭。马伯乐和他太太的哭法也不同，太太是属于约瑟一类的，虽然不怎么当着人面就哭，但是一哭起来，也是连说带骂的。关于他们哭得这么暴躁，马伯乐从来不加以鉴赏的。马伯乐说：

“哭是悲哀的表现，既然是悲哀，怎么还会那么大的力气呢？”

他给悲哀下个定义说：

“悲哀是软弱的，是无力的，是静的，是没有反抗性的……”

所以当他哭起来的时候就照着这个原则实行。

马伯乐现在就正哭得很悲哀，把腿弯着，把腰弓着。

太太问他什么，他什么也不说。一直哭到夜深，好在太太白天里睡了一觉，精神也很不坏，所以就陪着他。再加上自从来到了上海他们还没正式吵过架，假若这也算是闹别扭的话，也总算是第一次，给太太的感觉，或者还算新鲜，所以还很有耐性地陪着他。不然，太太早就睡着了。

太太问他：

“要买什么东西吗？”

“不。”

“要请朋友的客吗？”

“不。”

“要跳舞去吗？”

“不。”

“要做西装吗？”

“不。”

太太照着他过去哭的老例子，问他要什么。而今天他什么都不要。太太想，虽然她把他的全部的西装都从青岛给他带来了，而且连白鞋，黄皮鞋，还有一双在青岛“拔佳”买的漆皮鞋也都带来了。西装当他出门的时候也常穿。西装倒还好，不过这几双皮鞋都太旧了。大概他哭的是因为他的皮鞋双双都太旧，觉得穿不出去了吧？还有他的领带也都太旧了，去年他一年里简直就没有买过一条领带，所打着的都是旧领带……太太忽然想起来了：去年他不就是为着一条领带哭了半夜吗？太太差一点没笑出来，赶快忍着，装作平静的态度问着：

“你可是要买领带吗？”

出乎意料的，他冷淡地说：“不。”

太太觉得这回可猜不着了。于是就不加寻思地随便又问了他几样，似乎并不希望问对了似的：

“你要买皮鞋吗？”

“你的帽子太旧了吗？”

“你要抽好烟卷吗？”

“你要抽前门烟吗？”

马伯乐一律说“不”。

太太说：“你要钱吗？”

马伯乐一听提到钱了，他就全身颤抖起来，他感动得不得了，他几乎要爆炸了的样子。他觉得他的心脏里边，好像中了个炸弹似的，他觉得他的心脏里边拥塞得不得了，说不定一个好好的人，就要立刻破碎了。

马伯乐在这种半昏迷的状态之下，他才敢说：

“我要去汉口呀……”

太太就笑起来了，把那烫得很细的波浪的长头发，好像大菌子伞似的，伏在马伯乐的身上，说：

“这很容易，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事呢，就是去汉口！那么咱们就一齐去汉口吧。”说着太太就从床上跳到地上去，她跳得那么灵便而轻快，就像她长着蚂蚱腿似的。

而且从床底下就把小箱子拉出来了。从箱子里就拿出来一个通红的上边闪着金字的银行的存款折。

太太把这存款折就扔给马伯乐了。

马伯乐并不像普通人那样立刻就高兴得跳起来，或是立刻抓过那存折来。他生怕有人会看到了这存折，他向太太使着眼神说：“你把那窗帘子遮起来。”

那被烟熏得乌洞洞的玻璃窗，本来从外边往里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太太为着满足他这种愿望，也为着可怜他，就听了他的话把窗帘遮好了。

等太太转身，一看那床铺的时候，那床上的帐子已经拉得非常严密了。仿佛存款折这一类的东西，太太看见了也不大好似的。

太太听到马伯乐在那帐子里边自己读着：

“一千二百三十……”

三天以后，他们就收拾了东西，离开上海了。

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