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纪之问

《科学》之问

为纪念创刊125周年，《科学》（Science）杂志编委会于2005年挑选了125个重要的科学前沿问题做了一个特刊［1］，提出25个最突出的重点问题（highlighted questions）以及其他100个生命科学、物理学、数学等领域的科学前沿难题。其中的第116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向前发展，而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停滞？”（Why do some countries grow and others stagnate?），反映了学术界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切与思考。

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关注到了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大卫·休谟（David Hume）通过对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强调“贸易顺差”是英国获得财富和繁荣的基础［2］；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社会分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是国家富裕的原因［3］；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强化本国擅长的生产领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并称之为“比较优势理论”［4］；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主张“贸易保护政策”以保护本国处于“幼稚阶段”的产业［5］；受到李斯特影响，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总结了“阶段性经济成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受生产性投资率，领先工业部门的存在、发明与革新，以及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6］。对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解释范式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这里被颠覆，他1912年在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创新理论”，重点是将技术和方法纳入考察，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根本和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学者包括门施、弗里曼、克拉克等进一步发展创新理论，推动了“新熊彼特主义”和“泛熊彼特主义”的形成。

理论前沿

“后发国家”在经济追赶和发展中实际上面临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挑战。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并没有一个准确统一的答案。

然而，“后发国家”在经济追赶和发展中实际上面临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挑战，基于单一或少量因素无法完整科学地回答《科学》杂志的第116个问题。例如，20世纪50年代一些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其中巴西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性典型。巴西在20世纪中期曾经出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超10%的“巴西奇迹”，至2010年经济增速仍有7.5%，但接着转向了发展停滞——2014年降为0.2%，2016年经济持续萎缩，同时国家债务高达GDP的70%。巴西一直没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了经济、政治、制度、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后发国家追赶中面临的严峻命题。《科学通报》在2016—2018年间，刊出系列文章“《科学》125个科学前沿问题系列解读”，邀请相应领域的科学家就这些科学问题展开论述，介绍当前最新研究进展、展望未来研究，对有关这些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展开分析。针对第116个问题的分析文章在总结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总量因素和结构因素之后，仍然认为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并没有一个准确统一的答案。［7］

近年来，全球格局的重大变化在于中国超常规的迅速崛起。中国崛起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总量从1949年占世界经济比重不足5%到2021年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18%，至2021年人均GDP已连续三年超过1万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最领先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在全球第四次大规模制造业转移的战略“机会窗口”中，中国逐渐建立起高效的生产供应链体系，以及全球范围内最完备和独具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及制造能力。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看，同样是市场、技术、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企业层面的创新过程和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体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科学》杂志主编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在当期特刊序言里提出了这样的信念：“在塑造科学的未来方面，问题比答案更重要。”在中国迅速追赶并站到世界前沿的今天，梳理清楚中国快速发展的脉络，总结背后的科学规律，无论对基于中国实践的创新管理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还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现实的借鉴和指导，均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