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所有信息通常的不确定性代表了一个特殊的问题：所有的军事行动发生在某种黄昏，……像迷雾一样。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战争所依据的四分之三的因素或多或少被不确定性的迷雾包围着，……指挥官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他的眼睛无法‘看见’，他的最佳推断力并不总是很彻底，并且由于环境的变化，他几乎无法洞察周围的环境。”[1]可见，克劳塞维茨用“迷雾”描述的是战争特有的不确定性现象——“战争迷雾”。在军事哲学中，不确定性是一个与确定性相对立的范畴，用以衡量事物发生或发展的可能性的程度。就战争活动而言，不确定性是指战争具有许多不稳定的或使参战者难以明确的因素。不确定性一般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造成。自然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战争中由自然因素（诸如地形、气候、季节、昼夜等条件）的状况及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人为的不确定性则是指战争中根据固有条件或刻意创造条件而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迷惑敌方，创造对己有利的战机，诸如战略上的欺骗、战术上的隐真示假等均属于此类。指挥人员处理不确定性可以分为搜集、理解和判断三个层次。指挥人员首先要通过各种手段，深入侦察、搜集自己所需要的数据和信息，并将这些数据和信息进行整理归类；然后对获取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理解分析，得出结论；最后根据对信息的理解做出判断，定下决心。在这三个层次中，对信息的理解这一环节尤为重要，它是指挥员做出决策的依据，在信息匮乏、信息模糊、信息矛盾及信息繁杂等状况下，能否对现有信息做出正确理解将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不确定性的累积构成了“战争迷雾”。宏观上，造成“战争迷雾”的主要因素可能有气象、地形、敌情、通信、指挥、技术和运气等多个方面的。对这些因素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一是这些因素本身是不稳定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敌我双方兵力、兵器的状态和损耗；二是这些因素本身是稳定的，但由于某种原因在人的视域中呈现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如空中编队中飞机的架数；三是这些因素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如新型武器装备和创新的军事理论都会给战争方式和结果带来巨大的影响，黎以战争、叙利亚战争及俄乌冲突等局部战争实践表明，战争形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正规和非正规作战趋于模糊、作战样式趋于融合的混合战争已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新形态。
战争实践表明，不确定性仍是战争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从认识论上讲，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离不开信息，但有了信息不等于就有了知识。认知过程大体上循着“（对事物的）反映→数据（或符号标记）→信息→知识→智慧”的链路递进（详见本书2.1.3节）。这一链路上任一环节的改善都有助于提高知识、智慧生成的质量和效率。在机械化战争以前，此链路中的各个环节主要依靠人的身体、感官和大脑完成；之后，“反映→数据→信息”的环节逐步由信息技术物化的传感器、通信设备、计算机等机器替代完成，但是“信息→知识→智慧”环节仍然主要依靠人脑来完成。在高技术运用于战争以前，指挥人员虽然想方设法去搜集敌方的情报，但由于受技术手段的限制，往往难以获得有效的信息，此时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信息匮乏引起的，我们称之为传统“战争迷雾”，其根源在于信息获取、传输等手段十分有限，信息资源严重匮乏。然而，随着大量的信息装备和精确制导武器在作战指挥和作战行动中的运用，自然条件的变化已基本可以预测，在相当程度上减少或消解了传统“战争迷雾”。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高技术局部战争实践表明，尽管卫星、光纤、传感器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高技术在军事上应用，以求达到消除“战争迷雾”的目的，但事实好像并不乐观，不确定性在信息化战争中非但没有削弱，反而使战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正如阿富汗战争中美军“蟒蛇行动”的军事指挥官哈根贝克所言：“我们可能仅有50%的情报是准确的。”[2]其主要原因，一是陆海空天电网等多种战争形态的并存加剧了战争的不确定性；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只是提高了信息搜集能力，增加了信息数量，却不会相应地提高信息的清晰度，无法降低理解和判断等高层次的不确定性，更无法消除敌我双方运用各类手段制造的混乱、欺骗和误导。这些手段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起着不同作用，必然形成有意破坏规律、打破平衡的对抗活动，造成新的战争不确定性，我们称之为“新战争迷雾”[3]，其根源在于信息过载。信息过载是联合作战指挥人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尤其在战役级和更高级别的指挥层级上，指挥人员拥有的战场信息已远远超出人类处理能力的极限。例如，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的信息系统平均每天要保持70多万次电话呼叫、15.2万次电文传递。面对如此巨大的信息洪流，没有哪个指挥人员能够全部读完或消化（研究表明，人类大脑每秒能接收1000万比特的信息量，但其中只有50比特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处理的，其他99.99%的思维都是无意识的[4]），80%的指挥人员陷入了对信息的处理之中。
战争指挥史的核心就是对确定性的无尽追求，其内容涉及共同构成作战环境的天候、地形、放射性和化学战剂等各种因素，敌我双方的状态、意图和行动等诸多方面[5]。虽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信息获取、生成、存储、传输、处理和利用等手段逐步“自动化”，使传统“战争迷雾”逐渐消散，但在今天的战场上，战场信息量却产生了数以万倍的增长，造成新的战争不确定性。利用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消解“新战争迷雾”，让机器的精准性和人脑的创造性有机结合，通过智能增加知识和增长智慧，以使战场态势认知更及时准确，战机捕捉、目标识别定位能力更强，决策质量和效率更高，进而实现先敌决策、先敌行动，从而掌握并保持战争和作战的主动权，必将成为未来智能化战争交战双方夺控的焦点，也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Computer,Intelligence,Surveillance,Reconnaissance，C4ISR）技术领域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