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文化研究专题

“东江文化”名称之辨

大约在五年前，惠州官方提出了包括 “东江文化”、“东坡文化”、 “东征文化”和 “东纵文化”在内的 “四东文化”概念 (笔者按: 旧 “四东文化”) ，并以此为主题制订出了惠州文化建设的近期和远期的计划。尽管这个旧 “四东文化”的提法不准确，但它在近几年推进惠州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两年前，有人提出了新 “四东文化”，即 “东江惠州民俗文化”、 “东坡寓惠文化”、“东江革命历史文化”和 “东樵宗教文化”的概念，用以替代原有 “四东文化”的提法，并试图将其作为惠州城市文化品牌符号推向全国。我们暂且先不谈新旧 “四东文化”的提法是否科学，至少惠州人已经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文化问题牵涉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惠州城市综合竞争力要增强，就必须提高惠州文化竞争力。然而，要让惠州城市文化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就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允许有不同的观点提出，这样才能综合各家之优长，最终作出准确的概括和科学的判断。笔者认为，新旧 “四东文化”的提法都不够准确，它们注重的是现实生活中文化设施等的建设，忽略了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延续性，将其具体文化要素与具体文化概念和完整文化体系混淆并等同起来了。因此，关于东江文化的名称问题不能不辨析清楚，否则惠州文化建设将会抓不到重点，甚至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恐怕最终也很难显示出自己的特色。笔者有志于东江文化的探讨，结合正在主持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东江文化研究”的专题研究，在此抛砖引玉，谨就东江文化的名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新旧 “四东文化”的提法将具体文化要素同具体文化概念相提并论，存在自相矛盾的缺陷

笔者认为，旧 “四东文化”也好，新 “四东文化”也好，其提法都存在明显缺陷，即把具体文化要素与具体文化概念混淆并等同了起来，未能真正捕捉到东江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内涵所在。五年前，笔者曾在 《关于 “四东文化”的定义问题》一文中指出: “我认为， ‘四东文化’中 ‘东坡文化’、 ‘东征文化’、‘东纵文化’实际包含在 ‘东江文化’里面，只不过为了突出专题研究的需要才有这几个专门性文化含义…… ‘东坡文化’、‘东征文化’和 ‘东纵文化’从特定文化意义上说包含在‘东江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1因为，旧 “四东文化”中的后两种，即 “东征文化”和 “东纵文化”，虽然在历史阶段性上顾及了东江文化的深层部分，但又被人为地斩断了东江文化精神的历史延续性 (如近代以前东江民众反封建斗争的精神) ，尽管旧 “四东文化”中有 “东江文化”的专门提法，但由于它与 “东坡文化”、“东征文化”和 “东纵文化”三个具体文化要素被摆在同一位置来对待，从而其具体内容也就被抽掉了，成为一个无实际内涵的名词。进而，相较于旧 “四东文化”的提法而言，新 “四东文化”，即 “东江惠州民俗文化”、 “东坡寓惠文化”、“东江革命历史文化”和 “东樵宗教文化”的提法，其缺陷也就更加明显，突出表现在有关东江历史文化延续性这个问题上更缺少科学性，并且在强调新 “四东文化”的理由时自相矛盾的弊端更多。

有人明确主张将旧 “四东文化”中的 “东江文化”改称为“东江惠州民俗文化”，内容包括 “东江流域自然地理空间的惠州地区的民俗文化”，认为其优点是 “突出了惠州的民俗特色，将它与东江流域其他客属文化区分开来”。2笔者认为，这个阐释值得商榷。我们暂且撇开能否将惠州民俗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提出这个问题不谈，单是将 “东江惠州民俗文化”与 “东江流域其他客属文化区别开来”这个观点就值得推敲。事实上，从东江历史文化演变的过程来看，惠州民俗文化与整个东江流域，尤其是与东江中下游民俗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俗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具有长久的历史时空性，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地域性民俗文化内涵而显示其固有的特色，就在于它存在着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演变积淀过程。譬如，放纸鹞是东江民众过重阳节的主要习俗。纸鹞即现今的风筝，而风筝是五代以后的称谓。五代以前，北方习惯称 “纸鸢”，南方则多叫 “纸鹞”。所以，东江区域的 “纸鹞”明显保留了五代以前的古老名称，且极有可能是由中原移民带到东江流域的，体现了 “南北混合”的民俗特色。这一民俗特色既不是惠州特有的，也不是现今惠州人新创的。因此，我们在谈惠州民俗文化时，不能撇开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东江民俗文化大体系。如果离开了 “历史”和 “东江民俗文化大体系”这个客观事实，就很难真正理解 “惠州民俗文化”的内涵，更无从谈起对与 “东江流域其他客属文化区别开来”的问题。这是因为，惠州民俗文化本来就与东江流域其他客属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人为的 “区别开来”的做法，都是不妥当的。

有人在强调将旧 “四东文化”中的 “东征文化”和 “东纵文化”改称为 “东江革命历史文化”的地域概念时指出: “特指以惠州为中心的自 1840 年至 1949 年百余年间东江地区革命斗争的宏伟历史……东江苏维埃红色文化，专指东江流域的早期农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一部和广州起义军进入东江地区后与东江人民一起，在高潭创建全国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3在这里，论者明确把 “东江革命历史文化”的地域空间扩展到整个东江区域。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论者在谈论 “东江惠州民俗文化”时，着意强调惠州特色，要将它 “与东江流域其他客属文化”人为 “区分开来”，而在谈论 “革命历史文化”的问题时，却又无法撇开 “东江”二字。因为近代东江革命历史文化发生的范围并不局限于现今的惠州。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表现在论者认定旧 “四东文化”概念过于宽泛的理由之上，论者阐述理由时说，“东江流域城市 (地级以上) 并不止于惠州，以东江文化来代替惠州文化，既缺乏惠州特色，也有以偏概全之嫌”4。笔者的意见恰恰相反。首先，并不存在惠州文化由东江文化代替的问题; 其次，要研究惠州文化就必须研究东江文化，研究东江文化不仅不会 “以偏概全”，而且还有利于更好地发掘、凸显出 “惠州特色”。因为，惠州的历史和历史的惠州，与东江的历史和历史的东江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人为分开。在此，笔者有几个疑问想要请教新 “四东文化”论者: 既然在文中反复强调 “惠州文化”或 “惠州特色”，那么，为何要在谈论“东江革命历史文化”问题时，扩展到现今惠州以外的海陆丰等整个东江区域呢? 为何在讲惠州民俗文化时还要保留 “东江”一词呢? 为何在讲革命历史文化时不干脆使用 “惠州革命历史文化”的提法呢? 很显然，东江文化的历史和历史的东江文化使我们在讲惠州历史文化时不能抛开 “东江”一词，不能把现今惠州以外的河源、汕尾和东莞等地区排除在外，任何根据现实需要或在急功近利观念的驱使下，对东江文化概念作出“标新立异”的阐释，则会造成在东江文化名称确立问题上的自相矛盾。笔者认为，要避免出现这些弊端，就只有用 “东江文化”的名称取代、涵盖本来属于具体东江文化要素的 “东江惠州民俗文化”、 “东坡寓惠文化”、 “东江革命历史文化”和“东樵宗教文化”，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既遵循东江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又顾及东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方方面面，反映其整体内涵，避免发生支离破碎的研究现象。

东江文化作为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具有一个完整的文化发展演变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既包含了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和行为的几个方面，又包含了从古至今以惠州为中心的、发生在东江流域内的主要文化形态。如前所述，新旧“四东文化”都是东江文化体系下的组成部分。譬如 “东坡文化”或 “东坡寓惠文化”，即是特定历史人物在东江流域留下的文化思想痕迹。其实，历史上对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文化卓有贡献的文化名人数量众多，如清朝末期的江逢辰、梁鼎芬等。进而，不管是 “东江惠州民俗文化”，还是 “东江革命历史文化”和 “东樵宗教文化”，实则都是东江文化体系下的具体文化要素，或横向，或纵向。除了 “四东文化”外，东江文化体系中还存在其他的文化要素，如历史上存在的贬官文化，作为东江文化体系下具体的要素可以提及，但如果把它与东江文化等同就不合适了。总之，文化种类与文化要素是有区别的，新旧 “四东文化”提法不妥，唯有正名为 “东江文化”才能完整反映出东江文化的历史和历史的东江文化这一科学内涵。

二、惠州文化的源头和惠州文化的核心不是具体要素 “四东文化”，而是完整体系 “东江文化”

新旧 “四东文化”的提法之所以不准确，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人们着眼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着眼于惠州旅游发展的需要，注重 “惠州特色”或 “惠州品牌”，忽略了历史的惠州或惠州文化与历史的东江或 “东江文化”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事实证明，如果脱离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源与流，抛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一相情愿或急功近利地突出现今惠州的地域特色，无视惠州历史文化的形成、演变与整个东江区域历史文化形成演变的客观联系性，也就很难捕捉到真实的、生命力旺盛的 “惠州文化”或 “惠州特色”。笔者认为，从历史源流上考察，东江文化是惠州文化的源头。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惠州所辖区域，处于东江流域中下游。自开皇十一年(591 年) 隋文帝建置循州至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设立东江专员公署，其间所辖区域虽有变更，但最终大体上包括现今惠州、河源、汕尾、东莞及广州的增城、深圳的宝安和梅州的兴宁等市县。这个特定的区域，既是福建、江西至广州的必经之路，又是通往海外的最近出海口。由于以惠州为主体的东江区域处于东江流域中下游，自然环境有利于人类生存，人类活动和交往频繁，水运和商业都比较发达。据有关书籍如 《文献通考》、《惠州史稿》等记载，宋代惠州建有阜民钱监和三丰钱场等造币厂，最高年产量达 70 万贯，标志着以惠州为主体的东江区域采矿冶炼技术已经十分发达。近年出土的东江古钱币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最近的则在民国年间，各朝代的古钱币基本上都有。由此可以推测，以古代惠州为主体的东江区域铜矿开采业兴旺，经济繁荣，古代惠州堪称粤东经济重镇。经济的发达，促成文化的繁荣。惠州以东江为基础和纽带，形成以东江文化为主流的丰富灿烂的地域文化。现今的惠州，既是历史上惠州的核心，也是历史上东江区域的核心。它孕育、汇聚了东江文化，传承了东江文化的血脉。东江文化中开拓进取、海纳百川、勇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精神和社会风尚，深深影响了以惠州为主体的东江人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现今惠州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创新性，可以从东江流域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多元性文化传统中找到来源。这是因为，文化由人来创造，也由人来传递，不同人群拥有不同文化，不同文化在特定地域交流融合，这就必然能促使特定地域内文化固有特色的形成。进而，一旦这一地域性固有特色形成并成为特定地域内一种主流文化，其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将是十分旺盛的，并生生不息一代代传承下去。以惠州为主体的东江区域性文化就是如此。惠州人不排外，惠州人乐于对外来文化表现出 “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态度，主要不是因为现今惠州人的胸怀多么广阔，多么大度，而是从根本上历史的东江文化传统、社会风尚起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它并非今人所首创，而是历史的东江传统文化顽强生命力影响下的结果。

二是人们忽略了对文化核心或文化深层部分的总结，缺乏对继承和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冷静思考。毋庸讳言，新旧“四东文化”的提法均未能完整、系统地突出这条主线。尽管“东坡文化”或 “东坡寓惠文化”， “东征文化”、 “东纵文化”或 “东江革命历史文化”的提法，都涉及爱民、尚民以及对民族精神张扬等问题的实质，但东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中凝聚而成的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勇于开拓进取的思维观念和社会风尚，却是用新旧 “四东文化”要素涵盖不了的。现在，人们都在谈论城市文化竞争力的问题，其中人的观念问题、素质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历史具有连续性，文化也具有连续性。现今惠州人最需要提倡的是开放的心态，以及勇于容纳、吸取他人长处的精神境界。这种 “心态”和 “境界”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的东江文化体系进行总结和继承。单纯着眼近代 “东江革命历史文化”或 “东坡寓惠文化”，而把中原移民文化与东江原生文化的交融、自唐以来形成的贬官文化与东江原生文化的交融、外来文人学士及历代守惠官吏与东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特别是对东江区域内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等问题抛开不谈，或者断章取义、支离破碎地加以分析考察，也就谈不上对东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惠州文化竞争力的提高也就缺乏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地域文化作支撑，也就谈不上惠州特色或惠州文化特色。

我们知道，一个城市的文化，必须有一个核心，而且也只能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对城市文化各组成部分的概括和总结，它必须做到既能体现历史的传承，又能综合反映经济、政治、社会等现状，真正能够凸显城市的特征和品格。笔者认为，就惠州文化的发展和组成而言，唯有东江文化能够担此重任。虽然在以公路、铁路经济 “动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当代区域布局中，惠州的核心作用并不突出，但东江流域相同的地缘、人缘和文化传统，对惠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惠州吸引的外来资金主要还是来自东江流域的香港、深圳和东莞等地，历史上形成的东江文化体系仍然维系着惠州主体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从文化内涵上分析，东江文化所包含的开放、兼容、创新的主要特征，最能代表和体现现代惠州的文化精神。如前所述，尽管 “东坡文化”或 “东坡寓惠文化”， “东征文化”、 “东纵文化”或 “东江革命历史文化”的提法都涉及文化的核心，但东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中凝聚而成的海纳百川、勇于开拓进取的思维观念，却是新旧 “四东文化”要素很难涵盖和全面系统体现得了的。因此，东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贯穿古今惠州的文化主线，最能体现惠州的特色。

三、能对惠州经济社会起统领和支撑作用的并非 “四东文化”要素，而是 “东江文化”体系

任何文化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文化是对经济、政治发展的提炼，即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5。同时，文化也对经济、政治和城市定位具有引领和支撑作用。我们重视惠州文化建设，目的就是更好地做到为惠州的经济建设和长远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近几年惠州以 “四东文化”要素为线索，着力于现实的需要，保护和开发体现 “四东文化”内涵的文化设施，不仅促进了惠州旅游业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城市文化的内涵和底蕴。然而，在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给惠州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重要时刻，惠州必须具有更高的目标和长远发展的眼光，不能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现今惠州的狭小区域，应当以历史上形成的东江区域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中心为己任，使惠州跨入珠江三角洲先进城市行列，成为珠江三角洲联系粤东和粤东北，进而辐射福建和江西南部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确立更高层次、涵盖更广泛范围的文化核心，形成强势文化，凝聚和团结更多、更广阔的资源。为了体现历史传承的时代创新性，惠州的文化建设不应局限于当代惠州辖区，也不应局限于现今地域性惠州文化，应当把它延伸拓展到历史辖区的惠州、河源、汕尾、东莞及深圳等地，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一定可以恢复甚至超越历史上惠州在东江区域的中心地位。新旧 “四东文化”要素是解决不了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的，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在 “东江文化”体系之下建设才有可能实现。这就是说，以东江文化体系为基础，以开放、兼容、创新为主要特征，连接和包容客家文化、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辐射和影响范围涵盖珠江三角洲东部、粤东及粤东北、江西及福建。笔者认为，以“东江文化”为纽带，可以使惠州与这些周边区域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加强经济联系与合作，逐步构建东江流域交通、物流、商贸、环保、旅游、文化等一体化的区域性合作布局，真正增强惠州的凝聚力和辐射功能，使惠州成为东江流域现代意义上的中心城市。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需要全民参与，尤其需要高校专家学者与官方的精诚合作。作为东江区域办学历史较长的惠州学院，应义不容辞在理论上、学术上献计献策; 作为惠州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领导，必须有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视角和容纳各家意见的度量，不仅应该协调好内部关系，而且应该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主动与周边市县通力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梅州官方与嘉应学院精诚合作的经验值得借鉴。

综上所述，笔者反复强调惠州文化的核心是东江文化，新旧 “四东文化”的提法不妥当，应当正名为 “东江文化”。因为，“东江文化”这个概念具有完整体系，既顾及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又遵循了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按照文化的定义，东江文化指的是以惠州为中心的发生在东江流域的文化现象，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既包括历史至今的东江人文文化现象，也包括东江物质文化和东江文化传播的方式与手段。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东江文化的要素和主体是客家文化，但又不只是客家文化，因为历史上形成的特定行政辖区和人口多元化等因素，使得东江文化在保留客家文化要质和主体的基础上，与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发生必然的联系，客家文化吸取了广府文化和潮汕文化的成分，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江文化大体系。东江文化大体系的内涵可以确定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具有东江地域特色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 二是为延续和传递东江文化而形成的传播方式与手段，即文化设施; 三是介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之间的东江文化要素，如风俗、礼仪等; 四是以惠州为主体的东江流域自然资源，并且包括与人文景观相配套的设施; 五是企业文化。这些都需要我们下狠工夫去研究、开发和利用。

(说明: 本文原载 《东江文化纵横谈---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