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广播发展与中国广播研究
伴随着中国广播的产生、发展以及在探索和革新中不断走向成熟壮大，中国广播研究由肤浅到深入，由单一到多元，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脉络。理清中国广播业与中国广播研究二者各自的发展脉络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是准确把握中国广播研究基本规律的前提条件之一。
一、中国广播发展的基本历程
目前，对于中国广播史的研究较为兴盛。广播史学研究已经从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阶段步入了系统的通史成果竞相问世的阶段，走在了广播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前列，在推动广播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当然，广播史学研究仍然保留着前一阶段的资料呈现的特点，相关的论述和分析较少，尤其是对于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基本还沿用着历史学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期办法，没有基于中国广播事业的产生、发展以及壮大成熟的自身发展特征而进行历史分期。在本书中，笔者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将中国广播史划分为中国广播事业的萌芽期（1920—1927）、中国广播事业的缓慢发展期（1928—1949）、中国广播事业的曲折前进期（1949—1976）、中国广播事业的恢复与短暂繁荣期（1976—1990）、中国广播事业的成熟与相对稳定期（1991—2000）以及中国广播事业的繁荣发展期（2001至今）六个发展阶段。这六个小的发展阶段按照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类办法亦可以归纳为旧中国的广播事业（1920—1949）、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广播事业（1949—1978）、改革开放以后的广播事业（1978至今）三个阶段。
旧中国的广播事业包括了中国广播事业的萌芽、中国广播事业的缓慢发展两个阶段。从横向来看，包括了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广播电台、中国官营广播电台、中国民营广播电台以及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等。广播事业脱胎于无线电，但又与无线电在用途上存在着诸多不同，无线电广播是无线电技术在传送语言和音乐方面的运用[1]。1906年12月，无线电传送语言试验在美国获得了初步的成功。1920年11月2日，美国匹兹堡的KDKA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一般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广播电台。1923年1月23日，美国人E.G.奥斯邦在中国境内创办了“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该台成为了中国境内开设的第一座广播电台。1926年10月1日，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也是中国第一座官办广播电台，拉开了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序幕。1927年3月18日，上海新新公司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成为了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民营广播电台。外国人在华创办广播电台，为中国广播事业的萌芽奠定了技术和经验基础，而国人开始自办广播电台则标志着中国广播事业的真正萌芽。1928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开始播音并逐步在全国建立起了官营广播网，标志着旧中国的中国广播事业格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国共内战以及全国抗日的时代背景，旧中国的广播事业长期发展缓慢。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还出现了大量的日伪广播电台。而随着人民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人民广播事业也随着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成立而诞生，并得到不断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是中国广播事业的曲折前进时期。此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的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文革”时期三个大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旧中国原有广播电台进行了接收和改造，中国民营广播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人民广播事业网初步建立。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成立，加强了对全国广播事业的领导。这一时期，还加强了全国广播收音网的建设工作，力求最大程度地扩大广播的宣传效果。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广播事业无论是在自身建设，还是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宣传中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是，计划经济的指令性特征在深入广播事业发展方针的同时也决定着广播工作的业务细节，这使得广播事业的发展脱离了广播自身发展的规律，阻碍了广播事业的发展。广播因而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作用，并在“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这一阶段的广播事业发展，在政治上强调广播的“阶级属性”、“喉舌功能”，广播的一切工作都紧紧围绕政治宣传，视野狭隘，具有较大的偏见，其“放大镜”的效应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造成的破坏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文革”时期，除了广播技术继续发展之外，中国广播事业发展陷入停顿，广播事业被以林彪、江青等人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宣传，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破坏经济建设，广播的社会功能被破坏殆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广播事业经历了80年代的短暂繁荣、90年代的相对沉寂以及新世纪的繁荣复兴三个阶段。与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相适应的是，中国广播事业也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步探索市场化的发展路径。1978年1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参桂补酒的商品广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播的第一条广告，标志着中国广播迈出了市场化经营的第一步。此后，中国广播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通过新闻节目以及评论节目等大力改进广播宣传，“自己走路”，在宣传工作、事业建设、体制改革、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改革，成效显著。1986年12月15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个系列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它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的第一家经济广播电台，以“大众型、信息型、服务型、娱乐型”为办台方针，采用“大板块、主持人、热线电话”等播出方式，创造了中国广播业改革的“珠江模式”，赢得了听众的喜爱，掀起了我国广播改革的第一次热潮[2]。此后，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广播电台等相继改革，开创了“东广模式”、都市化广播等重要广播发展模式，有力推动了中国广播的系列化、专业化变革。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走向繁荣，互联网于90年代末出现，中国广播不断面临冲击，发展陷入沉寂。广播广告收入从绝对数值上看，仍然较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汽车产业的逐渐壮大，中国广播在已有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并出现了复兴的发展态势。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广播事业无论是在新闻改革还是在经营管理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虽然面临着传媒类型日益多样化的竞争格局，但中国广播在竞争中愈发显得有活力。当然，这其中也得益于广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如果说1980年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定的“自己走路”的方针为广播新闻宣传改革确定了方向的话，那么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则促成了中国广播事业在规模上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而卫星广播、数字广播、网络广播的发展则为广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广播事业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前进。
二、中国广播研究的基本脉络
根据目前的考证资料，中国广播研究始于1920年8月上海近代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上所刊登的《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一文。因此可以说，中国广播研究早于中国广播发展。从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广播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期的意见相对一致。一般认为，中国广播研究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民国时期的缓慢起步、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曲折前进、改革开放以来至80年代末的恢复成长、90年代初至今的走向成熟这样几个粗略的发展阶段[3]。笔者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按照媒介史分期应当抓住其本质变化及标志性事件进行阶段划分的原则，立足于中国广播发展情况以及中国广播研究自身的本质变化，将中国广播研究划分为萌芽时期的广播研究（1920—1927）、缓慢发展时期的广播研究（1928—1949）、曲折前进时期的广播研究（1949—1976）、恢复与短暂繁荣时期的广播研究（1976—1990）、成熟与相对稳定时期的广播研究（1991—2000）、繁荣发展时期的广播研究（2001至今）这样六个基本的发展阶段。这六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又可以大致概括为旧中国的广播研究（1920—1949）、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广播研究（1949—1978）、改革开放以后的广播研究（1978至今）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广播研究的发展历史与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历史有着较强的一致性，体现出了二者的紧密关系。笔者在此对中国广播研究的发展历史做一粗略的介绍。
旧中国的广播研究包括了萌芽时期的广播研究以及缓慢发展时期的广播研究两个阶段。萌芽时期的广播研究主要集中于有关广播的知识介绍以及外国人在华创办广播电台的情况介绍。前者主要表现在1920年8月10日上海《东方杂志》所刊登的《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一文中；后者主要表现在1924年8月由曹仲渊所撰写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一文中。此外，广播研究还在此时进入了新闻学者的学术研究视野，1927年戈公振在其所著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就有了关于“无线电话”（即广播）的记述。缓慢发展阶段，由于十年内战以及抗日战争，中国广播事业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中国广播研究也同样如此。但是，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是从研究的主体、内容，还是从研究的成果来看，均有很大进步。这一阶段的研究主体既有无线电专家、新闻学者，又有政府部门人员以及社会其他各界人士。其研究成果主要有《我国之广播事业》（吴道一，1929年12月）、《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胡道静，1937年3月）、《广播须知》（赵元任，1937年5月）、《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吴保丰，1937年6月）、《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茅盾，1937年8月）、《胜利还都与我国广播事业》（吴道一，1946年5月）等。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了广播技术、广播发展状况、广播职业道德、播音语言、抗战中的广播宣传等，呈现出了涵盖面广、综合性强、专业化水平高、针对性强等重要特点。抗战时期，日伪区还出现了分别于1939年、1940年出版的《放送年鉴》。1940年，人民广播事业诞生后，人民广播研究也由此诞生。与国统区广播研究的学理性较强相比，解放区的广播研究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解放区的广播围绕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开展业务，其研究也非常注重业务方面，如《介绍XNCR》（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0月）、《大家办广播》（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0月）、《延安广播电台广泛征求听众意见》（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7月）、《对目前改进语言广播的几点意见》（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1947年6月）等。这些研究将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与人民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播报业务探讨，增强了广播的传播效果，为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广播研究进入了曲折发展阶段。从总体来看，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这一时期我国的广播研究受政治的影响非常明显，其研究指向也是围绕如何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展开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播研究主要围绕新中国广播事业建设以及具体广播宣传业务工作而展开，如《必须重视广播》（《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3月23日）、《对广播事业局工作的谈话》（刘少奇，1956年5月28日）、《改进我们的广播宣传工作》（梅益，1956年8月16日）等研究文章即体现了这种特征，取得了不少成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时期，广播研究工作也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表现，如《政治是广播大跃进的统帅》（梅益，1958年5月）、《政治挂帅，开门办台》（《新闻战线》，1958年10月）、《组织广播宣传大跃进的关键》（《新闻战线》，1958年12月）。这种性质的广播研究完全以政治为导向，忽视了广播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社会功能，在“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损害了广播自身的发展。“文革”十年，我国广播研究基本陷于停顿，不管是广播事业建设还是广播业务探讨，其研究均已停滞，仅有广播技术研究在这一阶段得以持续进行。这一时期，广播研究平台有所壮大，广播研究机构得以出现。1958年，中央广播局研究室成立，对广播文件、史料等进行了系统的搜集与整理并译介了外国广播电视材料，编印了《广播业务》、《广播工作文献集》、《广播业务译丛》等重要资料和刊物。1959年，北京广播学院成立，在其新闻系中设立了广播史、广播业务、播音等教研室，推动了新中国广播研究以及广播教育事业的发展，“标志着广播电视研究迈上了新的台阶”[4]。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梅益、左荧、康荫、高而公、周新武等一批重要的广播研究工作者。在他们的推动下，广播研究工作逐步走向了专业化，其研究范围涵盖了广播史、广播理论、广播业务、广播宣传、播音等方面。学术刊物方面，1955年，中央广播局创办了《广播业务》，该刊总共出版了100期，至“文革”前夕停刊。1957年，《新闻战线》创刊，为广播研究提供了另一重要的学术平台。总之，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广播研究从研究成果、研究平台、研究队伍来说，都较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民广播事业研究有了不少突破，在专业化建设进程中向前迈了一步，但由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广播研究工作仍然停留在资料整理的阶段，广播学的学科化建设并没有取得有效进展，不少理论与实践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探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广播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其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广播研究热点频出，研究领域得到极大拓展，广播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初见成效。这一阶段的广播研究先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恢复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相对沉寂阶段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复苏阶段。1980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总结以往广播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提出广播要“自己走路”的宣传改革方针。1983年，由原中央广播事业局改组而成的广播电视部召开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在坚持第十次会议广播宣传改革方针的基础上在广播事业建设方面提出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这次会议不管是从宣传业务还是从事业建设上来说，都对我国广播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80年与1983年召开的两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呈现了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广播工作经验的基础之上，对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广播宣传工作改革和广播事业建设的重要研究成果。1986年，在继承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建设广播学的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这一年得以成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章程和领导人在会上的讲话都明确指出：学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5]。学会下设各分会以及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各种各样的广播电视学术研讨会议，为广播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成立，大大充实了广播电视系统的研究力量，并且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6]1986年，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一改过去传统的办台思路和模式，采用“大板块、直播化、主持人、热线电话”等方式，取得了明显的收听效果，并在全国掀起了研究“珠江模式”的热潮。1988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为此还专门在广州举办了广播电台台长、主持人讲习班，向全国电台推广“珠江模式”。此外，随着西方大众传播学的引进，广播受众研究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并先后开展了几次全国性的广播听众调查工作。20世纪80年代，广播研究的力量得到恢复和壮大，除了前述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及其分支机构以及《现代传播》（原《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7年创刊）以外，各综合性大学纷纷在新闻院系中设立广播电视系，《中国广播》、《声屏世界》、《岭南视听研究》等学术期刊纷纷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也于1986年开始出版，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广播学术研究团体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广播的研究力量。20世纪90年代，由于电视事业走向繁荣以及90年代后期网络媒体的出现，广播事业身处困境，广播研究也出现了相对沉寂的发展态势，其具体表现有：一是被纳入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广播学的建设实际上处于边缘化的发展状态；二是与电视研究相比，广播研究的机构和人员不管是从绝对数量还是从相对比例来说，都呈现出明显的弱势；三是广播教育在广播电视教学中没有占据一席之地。总的说来，20世纪90年代的广播研究工作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但对于已有资料的总结与分析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如《中国广播电视学》（阎玉，1990）、《广播学导论》（李岩，1997）、《中国广播受众学》（宋友权，1998）、《广播新闻编辑教程》（陆锡初，1995）、《广播新闻业务》（曹璐、吴缦，1997）等。这一时期，围绕广播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广播剧等热点问题进行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进入21世纪以来，广播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除了传统的各项广播业务研究之外，广播的网络化生存、广播专业化改革、广播广告、广播经营与管理、广播生态研究课题成了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内外部原因的综合影响，自2000年开始，我国广播行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广播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复苏的阶段，一批有见识的新闻与传播学者们加入了广播研究的队伍，推动了新世纪广播研究的繁荣发展。
三、广播研究与广播实践的相互关系
所谓研究，是指“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7]。广播研究则是指探求广播的真相、性质和规律。广播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向着学科化方向发展，即必须建立广播学学科内涵与学科体系。作为认识活动的广播研究，是与广播实践相对的一个概念，二者之间关系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的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在探讨广播实践与广播研究二者关系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广播实践对于广播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和促进作用，以及广播研究对于指导广播实践，促进广播实践健康良性发展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将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仔细的梳理。
1.广播研究促进广播实践健康良性发展
通过对广播实践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广播研究之于广播实践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史料保存；二是知识引介；三是经验指导。
（1）在史料保存方面，由于中国广播研究诞生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创建期，研究者们的史料总结与保存的意识非常强。在我国广播事业创建初期，除了日常见诸报端的有关新成立的广播电台及各电台内容的介绍之外，还有《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曹仲渊，1924）、《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吴保丰，1937）、《十五年来我国广播事业之鸟瞰》（吴保丰，1944）等我国广播阶段发展史的重要的总结专文。这些专文不但对于当时政府发展广播事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我们今天了解那个年代的广播事业发展状况提供了具体、清晰、可靠的材料。当时进行存史工作的既有少数专家学者，也有政府负责交通、电政以及广播工作的部门和机构，体现出了当时社会对于广播史料保存的重视。旧中国解放区的广播史研究虽然没有得到有效进行，但是仍然保存了大量的介绍解放区广播情况的文章，给后来研究解放区的广播历史的学者们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资料。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广播史研究工作取得了两大突破：一是1959年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单独设置了“广播史”教研组，对广播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同时还通过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地考察，获得了重要的突破；二是广播史研究由资料整理阶段发展到了系统分析并出版专著、通史的阶段。其中，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在广播史研究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解放区广播史》、《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等重要专著中。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广播史料保存与研究体系，既有各电台内部的史料保存、广播博物馆建设，又有地方政府的地方广播电视志以及全国每年出版的广播电视年鉴；既有广播实践工作者的个人文集，又有专家学者们的广播电视史志研究。
（2）在知识引介方面，我国广播研究历来重视国外广播发展状况的知识引介。其中，现存我国最早在近代大型综合性杂志上发表的对广播进行研究的专文《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对于推动广播事业在我国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播系统掀起了学习苏联广播经验的热潮，广播研究者们也先后发文介绍苏联广播的一些经验，如《规模巨大的苏联音乐广播》（孟启予，1951）、《苏联广播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左荧，1957），虽然当时对于苏联广播经验的学习存在不少问题，如当时提出的“以中央台为基础、地方台为补充的办节目方针”、“限制在广播中开展批评”[8]等，但同时也对当时开拓广播工作的视野、提高广播业务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后，研究者们对国外广播的研究更加重视，先后发表了《美国广播的“军备竞赛”》（段津，1980）、《英国广播中的“来电话”节目》（黄彭年，1980）、《非洲二十二国广播业概况》（孙维佳，1988）等论文以及《美国之音透析》（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1990）、《世界广播趋势》（张勉之，2005）、《世界广播发展研究》（董旸，2007）等专著。新时期的外国广播研究虽然在数量、质量和热度上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不管是对国外广播基本概况的研究，还是对广播体制、广播经营、广播业务等具体领域的详细深入研究；不管是对欧美发达国家广播的研究，还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广播研究，均有所涉及，不少方面还取得了可喜成绩，为国内了解国外广播尤其是发达国家先进广播运营经验提供了充分的材料，有利于促进国内广播运作观念的转变以及广播行业的发展壮大。
（3）从根本上说，不管是广播理论研究还是广播业务研究，都是对广播实践经验的总结，其直接效用就是对行业实践与政府管理提供指导。早期的广播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对广播的特点、功能等的粗浅认识，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研究领域狭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广播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广播宣传工作展开，坚持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理论观点，没有根据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这一本质特征进行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广播理论研究工作取得较大突破，一方面，广播借鉴吸收其他传播类型媒介的实践理论总结，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党性原则，并吸纳西方大众传播学的信息观念，形成了具有广播特色的理论体系，作为广播实践的基本原则。广播业务的研究一直是广播研究历史进程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其研究范围之广，探讨之具体和深入，研究文章和专著的数量之多，均在广播研究各领域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广播业务研究围绕广播语言、广播播音、广播节目、广播广告、广播经营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既能够快速传播先进广播电台的实践经验，推动整个行业业务水平的提高，其业务探讨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更能产生直接的经验借鉴意义。广播研究的经验总结功能为广播实践提供了基本的行为规范，不断更新着广播从业人员的思想观念，为促进广播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思想保证与知识理论的支撑。
2.广播实践为广播研究提供新鲜材料与理论创新源泉
实践决定认识。广播实践通过不断更新的实践材料，为广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并针对广播实践中的重点、热点与难点问题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热潮，不断扩展着广播研究的领域。通过对广播实践的理论思考与总结，广播理论得到不断创新，并逐步形成了基本的广播学学科理论体系。
广播实践为广播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素材。通过对广播实践各个细分领域的探讨，学者们从微观、中观与宏观各个层次建构起了广播学的学科体系雏形。语言规范化与口语化、播音与主持、新闻采写编评、节目制作等是广播日常工作中的基本内容与问题，通过对各个领域不断的总结与探讨，针对各个领域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了广播学的各分支学科。这些成果在《广播新闻写作》（程道才，1989）、《广播评论——功能、选题与语言艺术》（仲富兰，1997）、《广播新闻报道》（王文科，2002）等一系列专著中得到了体现。广播研究在总结广播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充分挖掘与思考广播自身的独特个性，并结合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进行思考，从而总结出了具有广播特征的广播学理论体系。目前，对于广播实践中基本问题的探讨已经呈现出了领域细化与研究的深化、系统化两大显著特征，是对广播实践经验全面的、详尽的总结，其理论思考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呈现出实践性与理论性相结合的发展特征。
在广播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各个时期广播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热点。旧中国的广播研究除了广播史与广播业务研究保持了一定的持续性之外，广播的热点问题从最初的广播特性与功能的研究转向了广播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的研究、民营广播的研究、国际广播的研究、广播与战争的研究以及广播公司化经营的研究等。人民广播诞生之初，主要围绕党的工作中心开展业务研究，尤其是广播语言的口语化与规范化研究、广播的对敌宣传研究成为了当时的研究热点。新中国成立后的广播研究继承了前一阶段的研究内容，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如何加强广播事业网的建设的研究数量较多，呈现出一定的热度。此后，围绕“大跃进”运动，广播针对自身的建设以及广播对于推动“大跃进”应当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的研究较多，然而这种研究热点由于缺乏科学性与充分的理性，没有起到相应的建设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广播研究热点频出，主要涉及了对广播“自己走路”的探讨、对“珠江模式”的研究、对“广播改革与市场经济”的研究、对广播的网络化生存研究以及近年来的专业化广播、类型化广播研究等主题。从根本上说，广播研究热点问题的不断变化是基于广播实践热点的不断转移而产生的，广播实践推动广播研究热点的转移和研究领域的拓展。
总之，广播实践与广播研究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正是二者的紧密互动才促成了广播实践的不断变革和广播行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广播研究的走向兴盛。但是，检视我国广播研究与广播实践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在广播发展的前沿，广播研究总是严重滞后于广播实践，行业的改革不能得到及时的指导与回应，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广播之‘弱势’，在于产业规模、经营思路、品牌形象，那么换个角度，就知道广播之‘弱势’，也体现在相关研究的缺失和广电研究者的忽视上。经营一线的探索和困惑，很少能够获得理论界的呼应”[9]，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广播研究如何才能与广播实践形成更好的互动，应当成为一个引起相关各界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