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语言运用的层级性与语用意义分类

人际交流的本质是语言交际，因为一切非语言交际都是以语言为基底，离开了语言，任何形式的交际都无法进行，所以这里只讨论语言交际。尽管交际与语言是一个相生相息的统一体，但毕竟二者不同，语言在其被运用之前，以相对静止的隐性形式存在于社会集群的心理之中，而交际则是人们将隐性心理形式的语言付诸显性的动态行为和过程。语言的生命存在于交际之中，语言一旦被应用，就随即产生了话语（discourse）或篇章（text）（以下统称为语篇），可见语言交际的基本单元是语篇。语篇既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单元，也是语体风格分析的基本单元。

一、语言运用的层级性

语篇一经产生就存在三个层次，即概念层（ideational level）、结构层（structural level）和审美层（aesthetical level）。从语义的角度看，这三个层次所承载的意义，又可分别称为信息义（information meaning）、语体义（genre meaning）和风格义（style meaning）。但这三种意义不处在同一平面上，信息义是基础，它决定着语体的性质和类别，风格义则附着在语体之上。语体、风格与信息是“灵”与“肉”的关系，舍弃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成其为语篇。语篇的这种“三位一体”特征，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为任何语言的任何语篇所共有。语篇中的各语类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其中某项的有无，只是量上的“成色”差。这点，刘勰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曾明确地指出“因情立体，随体成势”，[15]“情”、“体”、“势”三者是递次的决定关系，情者即语用意念，属概念层，它直接制约着“体”；体者是因情而立的语篇结构、表达方式及语言材料等体式，属语体层，是由语篇的语义结构而生；势者即由体所决定的气势和风格，“势”是为适应体的特殊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形态。“体”在三者当中起枢纽作用，“体”生于“情”而孕育了“势”。

对意义的分类，不同的观察角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类型，或给出不同的理论界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所设理论的解释力。如文化意义和感情意义，前者系从语言观角度看待意义，而后者则更贴近审美意义，故感情意义经常被视为风格意义。我们认为这些意义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从语用层次来看，文化意义和感情意义都附着在语篇整体上，在三个层次上都有分布，虽然可作理论抽象，但它们与信息义、结构义、审美义不在同一个分析平面上。而文化意义与感情意义也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文化意义严格说是从语言观的角度来看待语篇中的语义现象。

二、概念层与指示义

概念层是底层，有语篇就必定有概念意义，零信息是不存在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概念层与习惯上所讲的“主题”、“中心思想”、“语篇内容”等尽管有联系，但绝非同一回事，它更接近于“话题”的含义。概念层不是一个消极的承载特定语义的层次，而是具有积极创造力的生发层，其生发的程度受客观话题的性质、表达与接受主体的主观因素所制约。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在交际中所注意的只是语篇的信息义，对于其他意义经常视而不见。尽管如此，语体风格义不会因无人理睬而消失，它依然还在能动、潜隐地发挥着其作用。语体风格义的作用力大小，固然取决于交际主体，然语篇的性质和类别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同为启迪人生的话题，由于语篇类型的差异，人们在交际中对各种意义的解读与接受是不一样的。

人若是总把自己当成珍珠，那么他随时随地就会生发出被埋没的隐痛和莫名其妙的烦恼，倘若能把自己看作如同泥土一般，让人们从上面踩出一条路来，岂不也乐在其中。

这一论述语篇的“概念义”，鲁藜在20世纪30年代却写出了警示性极强的诗句：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路。

（鲁藜《泥土》）

这是同一话题的两个语篇，对于前者，通常人们接受完其所发信息，即意味着交际的结束，至于其语体归属、风格所向则很少加以思索。对于后者，人们所接受的就不仅仅是信息义，而是透过信息义人们更注重的是其整体的意趣和情调。

三、结构层与语体义

结构层即语体层，是支撑语篇结构的骨架，它是以语言要素为质料，透过语篇素材、语流韵律、表达方式、叙述结构所组成的范式。语体分布于个体，抽象于“类”，所以也可称为言语类型。所谓语体义，实际上是一种类型意义，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运用过程中，对功能域与言语类型之间反复选择所凝结的逻辑意义。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两大类：形式意义和理性意义。形式意义包括语体赖以生存的主要形式结构、韵律模型、表达方式等；理性意义是指同类语体在话题、题材等方面所共有的意义。例如，法律语体，凡涉及民事、刑事的法律诉讼为其理性意义，其形式结构上，尽管文种繁多，但共同特征是内在逻辑严整、条理清晰，语脉运行的次序性是其显著标志。如“起诉书”，依次由下述六个部分组成：①标题（即起诉书的名称）和案号；②被告人概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民族、文化程度、职业、住址、主要简历、被捕时间、地点及机关）；③犯罪事实（包括时间、地点、动机、情节、手段、结果）；④起诉理由和法律根据；⑤起诉书移送的司法机构，检察长签署；⑥附件（包括羁押处所、卷宗册数、证物、赃物名称数量等）。[16]上述各项缺一不可，且顺序必须得到保证，不容有任何挪移和颠倒。不仅起诉书如此，其他司法文书也都必须遵守其各自所法定的程序。别的语体虽然没有法律语体这样严谨的形式结构，但其各自的形式特征还是存在的，如新闻报道体，其基本构成是标题、导语、主体、结尾。标题是新闻报道体的“文眼”和“凤头”，即所谓“题好文一半”。而司法语体中的各类文种，其标题都有“法定”格式，并没有给制作个体留下发挥的余地。语体的类型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形式意义和理性意义的融合过程，是约定俗成和人为规范共同完成的产物。

四、审美层与风格义

审美层也就是风格层，风格的存在绝非如某些理论家所言的只有成熟的作家才有风格，或只有成功的作品才有资格戴风格的桂冠。我们认为风格也是人类语言运用中的普遍范畴，它对于任何语篇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存在有无的问题，只有成色的浓淡高低之分。如上例有关“珍珠与泥土”的话题，应该说二者属同一话题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语篇，后文与前文相比较，前文是五个自然句，最长句为26字，平均句长为14字。后文句式较整齐，两个10字句，一个9字句，一个8字句。后文显著特点是“押韵”，“珠”“苦”“路”同为/u/韵，完全符合“1，3，5”押韵的规律，源自口腔高后部的合口元音，更强化了诗意的深沉度。它不仅浓缩了主体的情感意绪，而且有了特定的意境和节奏，显示出一种深沉、浓重的言语形态。“吧”字作为感叹词，在这里绝非可有可无，而是起到一种形态的标识。前者却以逻辑力量为潜势，推演着一种哲理，其所显示的格调则是典重、肃雅。中国历届总理履任的记者招待会的语篇，其话题应该说是一致的，都是有关内政外交事宜，但其各自的风格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例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语体是以其鲜明的形式特征为人们所辨识，而风格则近乎一种飘然于语体之上的抓不住还抹不掉的柔体，我们曾将风格界定为“交际话语的内在本质的外显形态”（详见下文）。

风格与语体分属于语用的两个不同层次，语体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现实的语篇，风格存在的根基是语体，语体具有明显的物质上的客观标记和可把握的形式结构。而风格更体现着较多的个体的、动态的和主观的内隐形态。语体与风格的关系，用黄侃的话讲，就是“势不离体，明体定势”。[17]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摆脱群体、公共的制约，个体永远是群体中的个体，这就决定了任何风格不管其个体特征如何鲜明，都无不深深地凝结着历史、公共的印记。从发生学意义上看，现实任何风格都是个人风格的历史传承，个人风格唯有获得群体的文化认同，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对特定风格作出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判断，对风格进行类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