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
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有必要。在近来的探讨中，笔者又形成了一些粗浅的意见，现整理出来以就教于大方。
1.理论来源应追至何处？
在拙著《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一文中，笔者已经指出：在我们的哲学教学和哲学宣传中，“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却又认为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1]，这是失之偏颇和带有简单化倾向的。
为了克服这种倾向，近来又有人提出，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应追至古希腊罗马哲学。这种观点似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得到了印证。列宁曾经多次讲过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整个人类优秀思想文化遗产，如他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但是，列宁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3]显然，在前一段文字里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自古希腊以来两千多年来的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继承者，而在后一段文字里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对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思想成果的继承，并且明确地指出了德国的哲学，对此应作何理解？
我认为，所谓“理论来源”指的是一种理论的发源地，是被这种理论吸收、继承和发展了的理论及其运用的研究方法。称一种观点为理论，一般说来是被系统化了的，构成了它的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却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甚至是综合的。这样，理论体系就其内容和方法的来源来说，不会也不可能是单一的。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思想本身就具有历史继承性。没有最初的粗糙，就没有后来的精致；没有最初的肤浅，就没有后来的深刻。人类思想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低级理论形态是高级理论形态的基础，高级理论形态内在地包含并扬弃了低级理论形态。就前后相继的关系来说，前人的深刻思想不只影响了下一代，并且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产生了长久的影响。这样，下一代人在创立其理论观点的时候就既受到上一代的直接影响，又要受到历史上的理论观点的间接影响。或者以历史上的某一种观点为其理论基础，对某一观点的某一方面加以改造、吸收并发挥，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受上一代思想影响的可能较小。因此，一种思想理论的来源既有主流，又有支流；既有直接的来源，又有间接的来源。我们可以将间接的理论来源称为“理论渊源”。
作为理论思想中最大成果的唯物史观也不例外。它的理论来源指的是被它吸收、继承和发展了的理论以及分析事物、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既吸收了19世纪的优秀思想成果，也吸收了19世纪以前的优秀思想成果。因此，它的理论来源也是多方面的，既有主流又有支流，既有直接来源又有间接来源。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上述所征引的列宁的两段话并不矛盾，只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问题的不同表述。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在理论渊源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结晶，而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它就是对19世纪优秀思想成果的继承。这一点，完全适合于唯物史观。
2.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来源是什么？
我赞成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深刻论述。他指出，要深刻地、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就“应当记住，直接先行于马克思而出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已经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4]。他认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和黑格尔的历史观就是直接先行于马克思的光辉思想，是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来源。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在后来颇具影响力的重要命题——“人是环境的产物”。他们认为，人一生下来，无所谓善恶，只是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才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性格、情感和思想等。这种思想含有革命的因素：要改变人的缺点，就必须改变造成缺点的社会环境。由此，应该研究环境的历史并进而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甚至也没有提出这样的任务。他们认为，决定人及其意见的环境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法律和政治制度又是由理性决定的，理性是教育的结果。法律、理性、教育又都属于“意见”的范畴，这样就又提出了“意见支配一切”的唯心主义命题。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研究，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同时，他也十分正确地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一些唯物主义见解，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以圣西门为例，他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并试图揭示这些规律。他看到了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恩格斯评价道：“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6]这同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是梯也里、米涅和基佐。他们在历史观上的主要贡献，一是他们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二是他们看到了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思想的深刻基础。马克思在一封通信中曾经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很久以前，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7]这指的就是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
这里，我们着重要谈的是黑格尔的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关系。在笔者看来，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主要的、直接的理论来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他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恩格斯曾称赞黑格尔的历史观为“宏伟”的历史观，它“在今天也值得钦佩”。[8]
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从科伦移居莱茵省的小城克罗茨纳赫。他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正源于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以国家和法为重点，展开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清算和批判。首先，他认为，不是国家的理念产生出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国家，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明确结论。这个结论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次，他还分析了私有财产和国家的关系，得出了私有财产是国家的支柱和基础的结论。这一时期，虽然马克思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但是，他已经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国家和法的思想，产生出了具有发展前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这一时期对创立唯物史观具有的意义，在后来马克思的回忆中可以看得出来。[9]
《经济学手稿》（后文简称为《手稿》）对于黑格尔辩证法实质的剖析和批判，向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使辩证法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他的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这种头足倒置的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就是人类自己的发展史”这一重要观点，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世界精神”的发展史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物质生产。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出发去说明一切，实际上就是从劳动、物质生产出发去说明一切，这使马克思的观点十分接近唯物史观。
继《手稿》之后，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这一著作是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实现了从抽象的人的观点向现实的人的观点的转变，并从人类概念向生产关系概念的转变和从异化史观向实践观点的转变，且已经越来越逼近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异化史观，走向了新的历史理论的出发点。“新哲学的出发点是历史地和社会地被规定了的现实的人，是人们的为一定的历史发展所制约，同时又制约着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的规律构成了历史科学的主要内容。”[10]
1845年春，马克思制定了“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文简称为《提纲》）。《提纲》批判了机械唯物主义，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得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结论。
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以“异化劳动”为中心概念的历史理论，紧紧抓住了人的能动本质，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由于人的内在动力而自行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这样，就坚持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和改造了它。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新的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作了第一次充分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这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1847年6月，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发表，其是为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写的经济哲学著作。这一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一次进行了批判，深刻地指出：“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秩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11]。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社会的内部经济结构，在分析批判蒲鲁东的经济范畴时，对“生产关系”这一术语的内容作了科学的规定。从此，“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方式”就被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代替了。这样，在《哲学的贫困》中，刚刚建立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其思想和概念也进一步完善和精确化了。
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了。它向全世界宣告了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从上述简略的历史考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继承与批判而逐步走向唯物史观的。这个过程是极其艰难而复杂的。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改造每深入一步，对唯物史观也就逼进一步。完全可以说，唯物史观是通过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改造而结出的丰硕之果，唯物史观的产生过程也就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和改造的完成过程。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伟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唯物史观最主要、最直接的理论来源。
3.唯物史观有没有横向的理论来源？
如果对唯物史观的产生过程作全面的考察，就会发现，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人的思想对他们创立唯物史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在制定新的历史观的过程中对同时代人的思想也进行了批判、改造和吸收。有人据此认为，唯物史观还有横向的理论来源。对此，应该怎么看？还是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
大家知道，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在马克思还是“博士俱乐部”成员的时候，他的思想与其他成员的思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1843年《曼海姆晚报》上所载马克思小传中说：“马克思是布鲁诺·鲍威尔的朋友，鲍威尔先前在波恩时曾欲同他合编一份哲学宗教杂志，该杂志是以鲍威尔《对观福音书作者批判》一书的观点作为基础的。”[12]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也可以看出该文的思想与鲍威尔同一时期关于基督教史的批判著作有着联系，都极为重视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而施特劳斯对青年恩格斯思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恩格斯只是由于深入研究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著作，才克服了宗教的踌躇。施特劳斯还引导恩格斯从‘青年德意志’运动走向青年黑格尔运动。”（马特豪斯·克莱恩语）
但是，在此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如何批判鲍威尔、施特劳斯、施蒂纳、费尔巴哈以及蒲鲁东的。
《手稿》表明，马克思是怎样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又怎样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从中还可以看到，马克思是怎样在内容上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改造，从而形成了这样的前提：使他能够在这种前提下把哲学的唯物主义从内容与形式上继续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从《神圣家族》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批判鲍威尔及其伙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都没有脱离旧哲学的基地，这就使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和德国哲学的最后决裂。
魏特琳的空想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也有很大的影响。魏特琳的著作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政治、理论和组织上独立性地迈出了第一步。他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不仅把无产阶级当作受苦受难的阶级，而且把它当作行动的社会力量。因此，马克思称赞魏特琳的著作是“天才著作”，并且指出：“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琳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13]可见，马克思对魏特琳的著作评价甚高。
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评价也是持肯定态度的。马克思曾经把蒲鲁东的作品称为“智慧的作品”[14]。认为连魏特琳的“天才著作”在论述技巧方面也不如蒲鲁东。[15]恩格斯对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共产主义者用法文写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哲学意义的作品”，“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真正科学研究精神，这种把智慧和科学研究精神二者结合在一本书里的范例，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此外，作者对于各种政体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见”。[16]很明显，蒲鲁东的思想无论是对马克思还是对恩格斯都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对蒲鲁东的经济哲学观点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认为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的“一切论据都是错误的”，他的平等观点只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幻想”。“共产主义者从他那里所接受的除他对所有制的批判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又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判。指出蒲鲁东的哲学观点是法学唯心主义和歪曲了的思辨辩证法，是对黑格尔的笨拙的仿效。
从上面的考察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的世界观的时候确实接受过同时代人的部分思想，在对旧哲学的批判改造过程中利用了同时代人提出的思想材料。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无原则地接受同时代人的思想，对他们的思想始终保持着批判和改造的态度。创立新的世界观的过程同时也是和同时代人的思想逐渐分手的过程。可以说，与同时代人的思想决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的世界观的关键所在。
因此，我认为，对同时代人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世界观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过去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十分不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实属重要的工作。但是，笔者不赞成把同时代人的思想看作是唯物史观的横向理论来源的观点。因为：
第一，一般说来，讲理论来源，都有前后相继的关系。只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才能称得上是来源，因源在流之上。
第二，从我们研究唯物史观理论来源的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揭示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人有价值的思想观点的继承，对前人的理论所进行的批判和改造，指出前人在历史观上达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解决了前人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的。
第三，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人的思想，就其社会历史观点而言都还没有能够脱离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窠臼，没有离开旧哲学的基地。不仅如此，拿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成员来说，有的虽然批判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却又回到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老路上去了。这不能不说是理论上的倒退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所做的批判继承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意味着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的思想的批判和继承。
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对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人的思想和唯物史观的关系还是不提“横向理论来源”为好，提“影响作用”就足以说明问题。
4.研究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有何意义？
首先，研究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意义。要把握一种理论的意义，认识它的深刻性，就必须弄清这种理论的前身，了解前人在这种理论上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还必须对这种理论的萌芽、产生的过程进行广泛系统的研究，对唯物史观这种划时代的理论发现就更需要如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其理论来源的研究才能够看清这种历史观是怎样以前人在理论上所达到的顶点为自己的理论起点的，又是怎样解决了以往的理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实现整个历史观的伟大变革的。
其次，研究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待前人的理论遗产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科学态度。马克思、恩格斯的前人特别是黑格尔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理论遗产。黑格尔的门徒——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人没有任何一个能够知道怎样利用这笔巨大的理论遗产，更不知道它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方法究竟能够用来做些什么，他们不是停留在黑格尔哲学的范围内，用它的残渣剩饭来营造神秘主义的所谓的“新体系”，就是从右的方面对它进行批判，从而回到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老路上去。马克思、恩格斯则不然，他们对这笔理论遗产采取了十分辩证的态度。他们既没有作历史虚无主义的否定，也没有被它的庞大的理论体系迷惑。而是在沙砾之中发现了闪光的珍珠，敲开了它唯心主义体系的神秘外壳，把它的“合理内核”拯救出来，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并将它运用于社会历史问题的考察，经过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彻底地赶了出去。
最后，研究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可以使我们正确地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理论。现代西方哲学在社会历史理论方面也提出了个别有价值的思想，对此，我们也要批判地加以吸收，用来丰富唯物史观。不仅如此，研究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还可以使我们从理论上揭露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对唯物史观的诬蔑和攻击，回应他们的挑战。
无论是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还是以波普为代表的所谓批判理性主义，或者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等，他们都站在其阶级的立场上对唯物史观进行大肆攻击，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诬蔑唯物史观是臆造的、杜撰的，不是科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仅否定唯物史观，而且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指责和攻击。因此，通过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正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伟大功绩。他提出了这一问题，由于其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从而创立了与以往的历史观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历史观。它的创立是对前人的思想成果的批判继承，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正确总结，它的正确性、科学性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
［原文发表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1] 刘明贵.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2.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41-442.
[4]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M］.曹葆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676.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0.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2.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1.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 孙伯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231.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3.
[12] 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夏威仪，陈启伟，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2.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83.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34.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83.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83-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