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极大地缩短了世界的时空距离，各种文明在日益频繁的交流和激荡中相互磨合、相互吸纳和相互交融。与此同时，南北差距拉大、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问题日益增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倡文明的和谐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对当代西方各种文明发展理论的积极回应

因为文明问题涉及民族、国家的认同，制约着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并影响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更新、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所以有关文明的问题历来是国内外学界和政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文明’好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改造着社会，支撑着国家，牵动着、主宰着人类的历史，也影响着历史中的国际政治”，“千变万化的国际政治，无非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江大河中激荡起来的浪花。”[1]近代以来，包括布罗代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在内的大思想家都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历史命运。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问世，文明及其发展理论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激烈辩论。目前，关于文明的争论似乎已经过了热议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所蕴含的问题已经不重要。相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各种文明的冲突与发展问题成为人们不可能忽视的国际现象。由于人们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当代国际学术界提出了各种文明理论，除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沃勒斯坦的“依附理论”、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等。这些理论的问世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

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主要源自西方国家并在发展中国家产生极大影响的理论，有的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烙印，表现出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视角；有的虽然对宣扬文化霸权的西方中心论有所批判和揭露，值得我们借鉴，然而其并不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说明。因此，总的说来，当代西方各种文明理论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全面系统地研究有关世界文明及文明发展问题，建立科学的文明理论体系，仍然是一项有待解决的迫切任务。

二、对“中国威胁论”的深度应对

所谓“中国威胁论”，一般是指有关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壮大会对亚洲和世界的稳定格局形成挑战和威胁的观点。从内容上讲，“中国威胁论”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所有重要方面，如“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中国生态威胁论”“中国人口威胁论”等。众多的威胁论在国际上对中国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制造了很大的障碍。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大多是西方的学者和政客。他们以西方固有的思维方式探讨中国的崛起，并将西方文明“逢强必霸”的实践方式强加给中国。对外扩张是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古希腊如此，古罗马如此，近代资本主义更是如此。这是西方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是重复上演的行为法则。用西方的历史与经验所抽象出来的模式，来分析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厚重历史的文明大国的战略行为，其结果必然是偏颇的。如果中国对自己的存在方式及其最高价值没有信心，也没有意志力去肯定、捍卫自己，甚至没有能力在历史的改变和偶然性中不断地向中华文明回归，把它重新确立起来，我们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主体概念。

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2]所以，在西方话语霸占世界的背景下，我们既需要在抢占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因素制高点的竞争中占得更多先机，也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毅力去占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并建构能够与世界进行对话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必须以对西方霸权思维的解构为理论出发点，以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共同利益为现实基础。

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需要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在他的代表作《历史研究》中以诗性的语言对人类文明的过去与未来作了描述，他说：“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当中，我们在不断地记忆着过去，同时，又满怀着希望或恐惧的心情展望着未来。”[3]在过去的500年里，全人类因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利益的争夺也愈加激烈。地球上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终于迎来了灿烂的和平曙光。但是，冷战对峙的阴影又将和平的阳光遮盖住了。冷战结束后，旧的格局在改变，但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不太平，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有增无减。

在全球化促使世界各种文明不断超越自己的疆域界限走向世界的今天，确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怀着唯我独尊的心理，对其他文明表现出一种严重的轻蔑和歧视，以狂妄自大的、高人一等的、颐指气使的姿态，大肆宣扬民族中心论、种族优越论和文明中心论，并以错误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任意干涉别国内政，评判别国的社会制度，试图在全球推行他们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强行将全球化主流的多样性扭转为同质性。这种无视全球文明多样性的存在，无视多样性文明推动社会进步，企图以本民族的单一文明改造世界的做法，势必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极大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必须树立新的文明发展理念，以消除文明霸权主义的威胁，并为实现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启示。

四、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深入进行的需要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压力要大得多。如果处理不好，这些压力就极有可能变成我国现代化持续进行的阻力。西方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持一种复杂的心态，既希望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实利，又担心中国的发展给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规则带来冲击。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真正感到担心的是，中国会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世界的中国，在这样的一个中国，世界上各种文化成分都能够和谐相处。西方还担心，中国通过把自己变成未来人类生活的理想地，不断地扩大一种文化共生、共存、和平共处、相互融通的格局，从根本上威胁到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持一种复杂的心态：既希望借鉴中国发展模式，期待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又对中国能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心存疑虑。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迅速崛起并有着宏伟理想抱负的大国，中国在借鉴别国经验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的同时，也应在借鉴人类文明精华的基础上用自己特有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认真思考整个“世界问题”，就世界未来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理想与主张。这本是“大国”一词的应有之意，也是我国维护、实现与进一步拓展国家利益的必经之路。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在不同文明间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的主张，体现了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相结合的愿望，反映了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主持正义、尊重秩序的大国责任意识，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论证世界文明和谐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等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陈乐民：《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代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 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3]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序言》（插图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