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侨领篇

司徒美堂与祖国抗战

在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海外侨胞跟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经受了战争的洗礼，为拯救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涌现出许多爱国华侨和杰出的侨领。美洲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1868——1955）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值此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40周年之际，本文着重论述司徒美堂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团结海外侨胞，发动募捐救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共两党合作，保护爱国抗日将领访美，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保护华侨合法权益，救济侨眷，接通侨汇，动员侨资归国，支援祖国建设等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一、停止堂斗团结抗战

美洲洪门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深明大义，摒除门户之见，从狭隘愚昧的堂斗中醒悟过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消除隔阂，团结侨众，联合华侨社会中的一切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救国统一指挥机构，动员广大侨胞募捐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国捐输，共赴国难。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首先爆发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工人失业人数增加，排华恶浪愈演愈烈。加之受中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华侨社团之间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导致华侨社区的堂口斗争加剧。当时，司徒美堂任美洲洪门致公党属下最大的组织安良堂总监，为避免堂斗，缓和矛盾，他离开美国，前往香港。在港期间，他广泛接触洪门兄弟和爱国人士，了解到国内由于军阀混战，南北割据，以致国力不振，民不聊生；国外列强窥伺人侵，瓜分中国，国运危在旦夕。蒋介石又制造宁汉分裂，叛卖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并在南京建立独裁政府，实行“剿共”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已彻底破裂。蒋、汪暗中跟美国谈判，借款购买军火，而国民党官僚却把钱存在美国银行，并对人民进行搜刮，造成中国天灾人祸，财尽民穷。日寇侵略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却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兵围剿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

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在香港成立致公党中央党部。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洲以及南洋各地的代表数十人，与会代表大都是洪门致公党的中坚人物。司徒美堂代表美洲洪门致公党出席这次会议。他与陈其尤等国内洪门人士座谈，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互相交换意见，谈及形势，都表示了海内外洪门兄弟要团结合作支援抗战的决心。在会上，他号召洪门兄弟团结抗日。同时，他抨击南京政府妥协投降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合作抗日。

通过这次会议，司徒美堂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国家分裂，国难当头，团结为重。他深深领悟到，由于华侨社团不和，才容易被人利用，制造分裂，产生了堂斗。堂斗是受人挑拨唆使而引起冲突和自相残杀的、愚昧无知的行为。他决心返美后放弃狭隘、愚昧的“小山头”主义思想，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动向对立面协胜堂认错讲和，并召开了“和平会”，以消除隔阂。

同年12月上旬，司徒美堂回到美国。这时，华侨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堂斗已经停止，大家都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谈论抗日救国之事。翌年1月，安良堂和协胜堂双方派出代表数十名，召开了和平大会。司徒美堂在大会上介绍了“九一八”日本侵略东北以来的国内局势，还主动作了检讨，与协胜堂负责人握手言和，并当即签订了和约，双方代表抱头痛哭，会场呈现一派团结的氛围。两堂“和平会”的召开，制止了持续三年之久的“堂斗”，给纽约唐人街带来了新气象，在美洲华侨社会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和平会”胜利召开之后不久，“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的爆发使纽约唐人街华侨社会出现空前团结的局面，抗日救国的气氛日益高涨。司徒美堂立即投入抗日救国运动，联合各侨团组织“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发动华侨募捐救国。2月初，司徒美堂主持了安良堂的干事会，作出了三项决议：①以致公堂名义发电支持坚守上海的军队；②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③组织青年航空救国。从此，在纽约唐人街几乎天天都有个人或侨团发电报声援和汇款支援坚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各社团纷纷派专职人员办理捐款捐物的工作。安良堂还组织华侨学校的学生到街头宣传，进行募捐活动。纽约唐人街募捐救国的热潮日益高涨，各社团、堂口的侨胞奔走相告，争相捐献。他们把一批一批捐款捐物，陆续通过中国银行汇给南京政府，转交十九路军。有的通过国内的广东亲人把捐款送往上海，有的直接汇给上海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还有不少华侨青年纷纷要求回国参战。美洲华侨支援淞沪抗战的行动，大大鼓舞了十九路军将士的战斗意志。

由此可见，当祖国遇到危难，海内外炎黄子孙，胸怀祖国，关心桑梓，不计前嫌，摒弃“小山头”私利，在反侵略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拯救中华。

二、保护抗日将领游美的安全

抗战初期，由于南京政府采取妥协、让步的不抵抗政策，一批抗日将领和爱国人士遭到迫害，被迫流亡海外。司徒美堂对遭受迫害的抗日将领和爱国人士赴美行为全力支持，并尽力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同时，通过他们的访美，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以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发动华侨募捐救国。

淞沪抗战停火的消息传到海外之后，司徒美堂决定亲自回国一趟。一方面把侨胞的捐款和物资带回上海慰问十九路军；另一方面，进一步了解上海淞沪抗战的事态发展。4月中旬，他领着慰问团成员携带着侨胞捐赠的物资和慰劳品，乘坐邮船回到上海，亲自面见蔡廷锴将军，详细了解淞沪抗战的真实情况。5月16日他还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的追悼大会，并代表美洲华侨赠送了花圈。会后，他受到何香凝女士的亲切接见。劳军结束后，司徒美堂决定回粤省亲，当他与蔡廷锴将军分手话别时，见蔡廷锴情绪不好，闷闷不乐，于是问：“蔡将军，日寇未赶出国门，为何掉转枪口打自己人呢？”蔡廷锴回答：“前途未卜，见机行事！”司徒美堂安慰他：“蔡将军，日后有难处，请到美国来，海外侨胞欢迎您！”两人就此握别。

不久，蔡廷锴接到南京政府命令，调防福建。他到了福建后，便违背南京政府的旨意，高举抗日大旗，建立抗日政权，组织革命民主政府，推举李济深为主席，蔡廷锴则任革命军总司令。而当福建革命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反蒋反南京政府时，南京政府却为消灭抗日革命民主政权而派遣空军不断轰炸福州，威胁新生的福建革命政权。蔡廷锴见大势已去，决定解甲出洋，带着军长、警备司令和秘书一行四人到了香港。

1934年春，司徒美堂接到香港陈铭枢的急电：“蔡廷锴欲访美，能否发动侨团保护，免遭敌人暗害？”司徒美堂即复电：“热烈欢迎蔡将军来美，保证他的安全，一切无误，请放心！”

自“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发生后，蔡廷锴将军的声誉和十九路军的抗日英雄事迹在华侨社会中家喻户晓。抗日民族英雄蔡廷锴将军访美的消息传开后，广大侨胞非常高兴，都做好欢迎的充分准备。司徒美堂更是不例外。他高兴，同时也为抗日民族英雄的安全操心，亲自向各大城市的安良堂布置保安任务。自8月28日起蔡廷锴访美期间，访问了几十个城市，司徒美堂始终为他当保镖，确保他每到一处都平安无事，从而顺利地完成了访美任务。

蔡廷锴将军访问美国，在美洲华侨社会中影响很大，进行了一次抗日救国的大宣传、大发动，激发了侨胞的爱国感情，点燃了抗日救国的热情，促进了华侨社会的大团结，为以后掀起全美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继蔡廷锴将军之后，还有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人访问了美国。他们也在司徒美堂和侨胞们的保护下，顺利完成了宣传抗日的任务。华侨是爱国的，谁能为振兴中华出力，为民族强盛做好事，他们就拥护谁，甚至倾家荡产、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了。司徒美堂被选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常委，他全力以赴投入募捐救国的专职工作，并与香港“保卫中国大同盟”的负责人宋庆龄取得联系，将美洲华侨的捐款捐物源源不绝地分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各个敌后战场。美洲华侨社会的大团结，对支援祖国抗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八年抗战中，仅纽约华侨，平均每人就捐献了670～1000美元。另外，公债和杂捐不在内，额捐款项也在1400万美元以上，还有药品、衣物、汽车等。“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在美国知道这是长期抗战，要长期募捐救国，因为筹饷局之设，我辞去其他职务，专职纽约筹饷局工作五年之久。每日早上10时上班，至深夜12时才了事。当时，募款的名目有如下各种：额捐（每人每月15元）、收音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公债票”1。抗战期间，美洲华侨捐款达数亿美元，仅司徒美堂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捐款就达5400多万美元。同时，还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他们有的血洒祖国长空，有的战死沙场。司徒美堂和美洲华侨为拯救危难的祖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保护华侨合法权益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东各地侨汇中断，侨眷生活受到极大的威胁，特别是四邑地区，侨眷饿死无数，活者四散逃荒，沿途饿殍遍野，讨乞成群，造成农田荒废，满目疮痍。1942年，司徒美堂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期间，因会议延期召开，他曾回粤探亲，耳闻目睹广东侨乡严重的天灾人祸，心情无限沉痛。

自“七七”全面抗战以来，美洲华侨为祖国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用血汗换来的美金除了交由中国银行汇给国内侨眷作生活费之用外，绝大部分都捐给了国民政府作抗战经费。但是，侨胞汇款回国接济侨眷的生活费，却受到层层剥夺，汇期无限延长，汇率不断贬值，致使饥饿中的侨眷得不到及时接济，四邑侨乡饿死20多万人，幸存者逃荒至阳江、阳春等地。“抗战期间，美国华侨将血汗换来的美金交由中国银行汇给国内侨眷作生活费用。中国银行折成国币汇返重庆，按汇率来说，华侨已经很吃亏了，但重庆总行的大头子把侨汇压下，先做一笔买卖，然后再到桂林分行；桂林分行的二头子再做一笔买卖，然后再到韶关支行，韶关的三头子也做一笔买卖，然后再到台山办事处；台山的四头子最后也要捞一把，拿去囤积粮食。这样，侨汇到了侨眷手里，快则半载，迟则一年，许多人已经全家饿死，有幸残存收到钱的，本来可以买米三千斤的，已经买不到一百斤。”2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四邑侨乡依靠侨汇过日子的侨眷更不例外，一旦侨汇中断，侨眷则难于自下而上。司徒美堂关心家乡人民的疾苦，在国民参政会上，向政府提案：“救救四邑侨眷，请政府拨款或借款三千万元解救水深火热中的侨眷。”

广东四邑台山、开平等地的侨眷，历来指望由美洲汇来的款项维持家庭生活。可是，自香港沦陷后，侨汇更加困难。侨眷迟迟收不到侨汇，甚至连侨汇的下落也问不到。为此，司徒美堂请求政府拨一笔款子，用作台山、开平四邑的临时救济费。同时，考虑到当时正处于抗战年月，财政上有困难，因此他建议借贷，会后他回美募捐偿还。他说：“国家的开支是有困难的，所以这笔款子是暂借性质。会后我返美即可向美洲粤侨募集归还国家。假若国家目前过分困难的话，那我想向广东省政府方面去设法，将来仍同样付还粤省府。”3司徒美堂胸怀宽阔，既爱国家，又爱家乡，体察国家的处境，同情故乡人民的疾苦。他说：“人总不能忘本的啊！国要救，家要救，乡也要救啊！”4为了解救苦难中的侨眷，他不顾国民政府当局的态度，仍然直言不讳，慷慨陈词，请求国民政府拨款救济水深火热中的四邑侨眷。这种忧国忧民、眷念乡土的桑梓之情，感人至深。

在这期间，司徒美堂还为筹建华侨兴业银行、接通侨汇、动员侨资归国作了不懈的努力。当时东南亚因被日寇占领，侨汇中断，司徒美堂跟美洲侨胞取得联系，向国民政府交涉，经过一番努力，在重庆枣子岚垭办起华侨兴业银行。为使华侨兴业银行取得侨胞的信任，他亲自出任银行董事长。他原住中央饭店，出入不自由，总被人盯梢。华侨兴业银行开业后，他搬到银行二楼住。这样一来，既可以及时解决管理上碰到的具体问题，又能广泛接触各方友好，了解抗战的真实情况。华侨兴业银行的开业，对侨资归国、解除侨眷的疾苦、输财抗战、投资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华侨是愿意把资本转移到国内投资建设的，但是，华侨担心国内投资没保障，因而华侨资本迟迟不归国。司徒美堂在动员美洲侨胞把资金转移到国内投资建设的同时，又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确保华侨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华侨是不愿把资金放在国外去做'空中楼阁'，而愿意把资金移回祖国，在自由祖国的原野上去开花结果。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移，移作什么用，怎样耕耘，怎样灌溉，准备开什么花，结什么果。”5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华侨资本受到抑制，无法内移，主要的外汇集于美洲，国民政府希望美洲资本转移到国内。司徒美堂回国期间，对国民政府官僚政客有所了解，担心华侨投资得不到保障，因此要求国民政府保障华侨合法权益，这样华侨才能回国投资。“华侨绝不是财神爷，星洲南洋是沦陷了，现在所谓华侨资本内移问题，主要是美洲和非洲的华侨，只要有正当合理的保证，华侨是能够满足国人这种理想和希望的。”6司徒美堂把华侨银行筹办起来后，便返回美国继续动员华侨募捐救国和回国投资建设，支援祖国抗战。

四、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1941年春，正当海外侨胞团结一致、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屠杀新四军抗日军民，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势遭到破坏和分裂。美洲侨胞纷纷通电，反对蒋介石“枪口对内”制造分裂的行为。司徒美堂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电告国共两党领袖，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团结，共同抗日，反对分裂。为了国家前途，他不顾个人安危，冒险返国，冲破日军封锁和可能的拘捕，从香港脱险，历尽艰辛，返回内地。

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翌日，司徒美堂即以个人名义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的领袖发出快邮代电，敦促蒋介石悬崖勒马，停止摩擦，一致对外。“最近读朱、彭、叶、项发表致何、白佳电，胪列国共摩擦事件，言词痛切，初尚不敢轻信，迢中外电讯播传其事，始悉我军当局确曾下令新四军移防，以及国军二十万五道封锁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各皆言之凿凿，证之佳电信而有征，海外闻之，万分惊骇。思大敌当前，谁敢分裂，自坏长城，自促亡国，况国共两党，经公等领导，相忍为国，团结抗战，数年一日，大著殊勋，不特全国同胞额手称庆，即我海外侨胞亦无限敬佩，而世界人士，尤啧啧称羡焉，际兹战局转好，国际转利，迩者美国且决定以援华为国策，行见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噫，何期我国共两党乃于此时间有兄弟阋墙煮豆燃萁之传闻耶，思之思之，信疑仍未敢肯定也。……”7司徒美堂这长达一千多字的快邮代电劝导两党团结为重，共同抗敌，言辞恳切，语重意深。毛泽东同志接到司徒美堂的快邮代电后，于3月14日复电：“奉读一月八日代电，关心祖国，呼吁团结，敬佩不已。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乃自蒋介石下令消灭皖南新四军及于一月十七日发表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及将该军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之反革命命令以后，国共合作已遇严重危机。国民党中亲日派与反共派之横行，已直接给予全国抗战极大损害。当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时，亲日派分子如不驱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弃其两个战争的计划，一党专政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实行，三民主义如不兑现，总理遗嘱如不遵从，中华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于此辈之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惟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谋所以制裁之道，业向政府当局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之实行，团结幸甚，抗战幸甚。”8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蒋介石收到司徒美堂从美国发来的快邮代电之后，生怕与司徒美堂闹翻，失去美洲华侨的支援，便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华侨参议员”的名义，邀请他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

司徒美堂接到重庆国民政府的邀请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回国一趟。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他不顾年迈之躯，于同年10月，乘坐美国邮轮，横渡太平洋，途经菲律宾，取道香港回国。他回到香港不久，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在一次外出活动中，他被日本特务抓住，被控制在日本特务头子矢崎的手里，失去了自由。矢崎知道司徒美堂在香港有一定的声誉和势力，因此，想利用他的威望，左右香港局势，所以以高薪引诱他出任香港维持会长，以稳住香港的社会秩序。当矢崎命令他任维持会长时，遭到他的坚决拒绝。矢崎问他：“你为何不愿跟我们亲善合作呢？”他大义凛然地回答：“我是一个华侨，你们侵略我的祖国，你我谈何亲善呢？”矢崎劝他：“你只要挂个名，具体工作由你儿子出面就行了。”他慷慨激昂地回答：“宁可我去死，也不让我儿子去死。”矢崎眼看无法说服他，只好强下命令发出通告，司徒美堂将计就计，趁机外出活动，在洪门兄弟的帮助下，利用敌人换班的机会，摆脱特务的跟踪，化装脱逃，偷渡九龙。在游击队的掩护下，他冲破日军炮艇的追击和敌机的轰炸，历尽艰险，步行二三百里，回到粤省战时首府韶关，辗转广西，再飞重庆。共产党对司徒美堂的回国表示热烈欢迎。“旅美侨胞领袖司徒美堂先生，以七十岁高龄，远涉重洋，冒险返国，复经香港之变，旅途劳瘁可知，昨日由香港脱险抵渝，我们诚不胜其欢迎之情。”9

司徒美堂到了重庆，受到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接见，蒋介石把他请到自己的别墅作客，以最高礼节迎接他。在渝期间，他亲自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拜见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还访问了一些爱国抗日将领和民主人士陶行知、黄兴夫人徐宗汉等人，并跟国内洪门人士陈其尤、黄鼎臣等交往甚密，了解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蒋介石曾以“国府委员”的桂冠交换，想拉拢他加入国民党，被他拒绝。他说：“谁打日本，谁就爱国，谁能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我就拥护谁，我是洪门致公党，不参加其他党派。”10徒美堂拒绝加入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又派戴笠和杜月笙出场，以帮会组织的手段想把美洲洪门致公党掌握在手中。司徒美堂清醒地看出了实质，表露心迹：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日之事，必当鼎力扶持，国难当头，团结为重，只要国人万众一心，跟日寇决一死战，海外侨胞都愿意支援抗日到底。

司徒美堂在重庆跟各界人士接触过程中，对中国抗战期间的国情有所了解，观点逐渐转变，打消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他说：“忠于抗战事业，而创造了抗战办法、展开抗战局面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那么凡是爱国的人，就绝不该反共，反共的人实际上也一定反对抗战。”11返美后，他奔走南北美洲各地，向华侨介绍国内抗战的形势，每到一处，如实介绍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艰苦作战、消灭日寇的情况，使侨胞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进一步发动美洲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八年艰苦抗日中，司徒美堂先生为了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跟美洲侨胞一道，不惜牺牲一切，奔走南北美洲和太平洋两岸，募捐救国，他的光辉业绩将永垂史册。在纪念司徒美堂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海外侨胞和祖国人民怀念他，我们要发扬他热爱中华、心怀桑梓的精神，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强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暨南学报》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