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选堂先生早年的经历与文化学术机缘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礼学研究中心 郭伟川23
众所周知，选堂先生天赋与勤奋兼具，靠自学成奇才，成为世所公认学、艺两域的大师。然而，窥其早年的学术渊源与治学轨迹，不难看出，先生后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实与其青少年时期在学术和艺术上奠下的深基，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离不开家学与交游、受业与师承的影响。在主观上，选堂先生对学术研究矢志不渝、自立自强;而客观上又得天助人助，自青少年时期以来就有许多机缘，如从家乡潮州走向省城广州，就是其早年学术人生的一大起点:盖其时获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主任兼总纂温丹铭先生的破格录用，被聘为该馆专任纂修，可谓其人生最重要的学术机遇之一。其后选堂先生以此为平台与起点，充分利用广东通志馆丰富的藏籍，从而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上取得丰硕的成果。而在通志馆同事兼同乡长辈黄仲琴先生的推介下，选堂先生成为北京禹贡学会会员，且以自己的著作获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的激赏，从而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正是因为有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这一职衔，中山大学詹安泰教授其后始得以推荐其为该校研究院之研究员。先生接受中大聘书，并拟往云南澂江新校，唯途中因病滞留香港，其间佐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则又是其另一关键的机遇，对其后的学术生涯带来深远的影响。当然，选堂先生的巨大成功，其天赋与自力固然占绝对重要的成分;但毫无疑问，上述各项因素所发挥的助力，显然也不能忽视。这对于研究选堂先生的早年历史及其成为学术大师的原因和过程，或许有一些参考作用;对后辈学者师其风范，谅也不无启迪。
一、家学与交游
饶宗颐先生，又名福森(郭按:此名应为饶家长辈在其出生后，依照命理师据八字五行所需，取多木之意)，1917年6月22日生于潮州府城内。尊人饶锷老先生为长子取名宗颐、字伯濂，盖有深意在焉。因北宋大儒周敦颐，号濂溪，为理学一代宗师，在中国思想史上享有极高地位。故老先生期望儿子长大后能效法周敦颐，在学术上造就一番事业。后来饶宗颐先生之所以在青少年时期起就选择走学术之路，既缘其灵性早慧，对国学有浓厚之兴趣，亦与其尊人自小之悉心培养和殷切寄望，有极大关系。由于先生字伯濂，为家中长子，故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生在报刊发表著作，常以“伯子”“百子”为笔名。至于后来又字“固庵”，自号“选堂”，则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事。先生自字“固庵”，应在抗日战争时期。其时广东已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先生赴广西桂林，先讲学于无锡国专;日军攻陷桂林，乃西奔蒙山，执教于黄花书院，同事简又文在著作中已称其“岭东饶固庵”24。至于先生自号“选堂”，则是20世纪50年代于香港大学任中文教席，授诸生以《昭明文选》。先生精熟选理，深耽其文;又喜元人钱选画风，故以“选堂”为斋名25。自此之后，先生多用此号于艺事。如翰墨挥就，丹青绘成，先生每以“选堂”署之，其中也有用“选翁”者;而吟作诗篇及倚声之什，亦以《选堂诗词集》出之。至于古典散文、骈文及歌赋等，则皆收入《固庵文录》。故学界中人，知“固庵”乃先生之字，而先生亦常以之作书画用章。而今先生学术与艺术炉火纯青，以兼精两域之大师，驰誉于海内外，受知于中枢，在学、艺两域受到普遍推崇;而商界中人，尊重文化，景慕大师，亦成一时风尚。尤其近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二十卷及书画作品集在内地出版，影响日著，于是先生之名号，更远播神州大地与海外。
选堂先生在学、艺两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离不开青少年时期在家乡所受的文化熏陶，而家学之渊源和影响，实为其学术与艺术奠下深基。
先生之远祖原居江西。据相关数据显示，至今江西一带，饶姓聚居仍然甚众。饶先生之先祖几经迁徙，由福建入广东，初居于大埔县，后迁居嘉应州(今梅州)松口铜盘乡，以卖豆腐为业。到了第十二世祖定居于潮州乌石寨，最后落籍于潮州府城，从事货殖，经营花生油厂，进而扩及银庄业务，至饶先生之父祖，已成潮州首富。若从迁潮高祖算起，饶家落籍潮州，至饶宗颐先生已是第八代。因为根据饶先生之亲述，在饶氏族系中，他是第十九世。
选堂先生之父原名宝璇，又名锷，字纯钩，生于1891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其时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清室垮台，民国肇造，饶锷先生深受民主与共和思想影响，曾任潮州《粤南报》主笔，极力在岭东传播爱国思想。他还参加由陈去病、柳亚子等著名诗人在苏州创立的文学团体“南社”26，成为该进步文化团体在广东尤其是潮汕地区的主要骨干，并培植了一批青年作家。虽然饶锷先生执掌庞大之家业，但货殖之余，十分醉心于文史学术研究，且精考据，工诗文，谙佛理，著述甚富，有《〈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清儒学案》《王右军年谱》诸稿，并有《潮州西湖山志》《慈禧宫词百首》及《天啸楼集》行世。27天啸楼者，饶锷先生所建书楼也，藏籍数万卷。当年登斯楼者，皆为一时名士鸿儒，诗文唱和之盛，盖可想见。
选堂先生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蔡一桂于清同治年间曾任资政大夫;父蔡学渊进士出身，于清末曾任户部主事，先生之慈亲即蔡学渊先生之次女，知书明理，贤良淑德。可惜天不假年，在宗颐先生两岁时，其慈亲不幸因病去世，享年仅二十六岁。
父亲是儒商、是学者，母亲则出身书香世家，从遗传学的角度，应该说，选堂先生有极好的遗传基因，所以天资聪颖，有惊人的记忆力。而后天的栽培，其尊人从他很小的时候，在艺术和学术两方面，就极具意识地对他进行系统的培养。故饶先生临池甚早，自小习各种碑帖;七岁从本地画师庄叔舆习工笔人物;又得《马骀画谱》，喜而临之。而其大伯父瑀初先生擅大青绿山水画，先生心摹手追，对用墨设色之法，皆有所得;十一岁则师从金陵杨栻习山水及宋人行草，时先生已能榜书大字，及抵壁作大画。由于其天资颖慧，兼有手聪，且转益多师，书法既佳，用笔有神，而其画工又往往得益其笔法。故书画同源之妙，在先生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
在文化教育方面，先生七岁入读城南小学。而天啸楼的读书环境，父亲的言传身教，令其在孩提时代已得到极佳的启蒙。尤其在史学的历练上，他九岁已能阅《通鉴纲目》及《纪事本末》，十岁《史记·太史公自序》已朗朗上口，故“神童”之誉，不胫而走。八十多年过去，至今与我晤谈，有时先生兴之所至，对《史记·始皇纪》诸篇什，犹能倒背如流。这是先生过人之处，令我十分佩服。毫无疑问，“家学渊源”在奠定其学术基础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03年1月20日由吴真发表于《南方日报》题为“文化名家访谈·饶宗颐:一个文化奇迹”的文章中，记载了选堂先生对早年受家学影响的忆述，云:
我的学术发展是因为我有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家学。我有四个基础是直接来自家学的:一是诗文基础，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第二个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研究很有帮助。我十五岁以前已经培养了这四个基础。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家学渊源”意味着家里有许多藏书，有世代相传的学问，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学问系统，如果可以在长辈已有的学问系统上加以扩张和提升，国学功底会更扎实。
选堂先生讲述自己早年的学术经历受惠于家学多方面的润泽，确属经验之谈。其实，先生所言于家学中获得学问的四大基础，并非一般人所可梦想得到。尤其指出家学中“有世代相传的学问”，这一点就更重要。比如《潮州艺文志》是潮汕地方文化史上历代学者的著作实录，在学术上属于目录学的范畴，而这一潮汕历史上空前的学术巨著，正是先生父子二代前后相继完成的，这正是世代相传学问的写照。选堂先生在家学的四个方面:诗文、佛学、目录学及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不仅全面予以继承，而且加以发扬光大，同时还开拓了众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已远远超出了饶锷老先生当年对他的期望。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家学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盖人之初，心澄澈，对所接受的知识最为根深蒂固。比如我极喜诵读饶师之散文，如今再拜读《饶锷文集》中老先生的作品，于是发现两者在文风、韵味等方面，确实颇有相似之处。在诗方面，饶锷老先生的五、七古写得古朴雄浑、挥洒自如，而选堂先生的五、七古亦写得雄奇恣肆、大气纵横，这是他在诗文上受家学影响的明显例证。
以诗词而言，最能体现个人的气质才情。由于选堂先生腹有诗书，气质极佳，天生才情，富有哲理，其十六岁时所作《优昙花诗》五古，惊动郡中诸耆宿，一时传诵士林，竞相唱和。为了解其少年诗才，兹录如下，以飨读者:
优昙花诗
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无定之理，为诗以释其意焉。
异域有奇卉，植兹园池旁。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如何一夕凋，殂谢亦可伤。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太苍。
太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千载未足修，转瞬讵为逼。达人解其会，保此恒安息。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选堂先生此五古诗，由优昙花之衰荣，嗟宇宙之变幻无穷，感人世之倏忽沧桑，而悟出自然界中，造化物我之消长，自有其一定不易之理，固不必因其荣而喜，亦不必因其凋而伤。诗甚古朴，既富情韵又含哲思，大有魏晋之风。而令当年潮汕诸耆宿所不解者，此诗乃出自潮郡豪富之家翩翩一少年之手，其对宇宙人生却又看得如此透彻，这不能不令彼等大为叹异，以至于疑其英华早露，恐其年寿不永。其实，此诗末章劲气内敛，以旷达乐观之精神作结，此乃其真意所在。揆诸事实，而今饶先生已年近期颐，享南山之寿，当年老先生们真是大跌眼镜了!
先生十六岁所作的《优昙花诗》，可谓天才之诗、大家之诗，这是一般人学不来的。以此诗的艺术性和哲理性的成熟程度而言，我认为先生在青少年时期，已完全掌握了作诗填词的本领，而此诗堪称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若以其与近年出版的先生诗词总集《清晖集》中的任何一首作比较，可谓毫不逊色。先生早慧，天赋、才情、胸襟兼具，自学能力和模仿力都很强，又有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都是他成为大诗人大词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毋庸讳言，饶锷老先生对他的悉心栽培和家学渊源的润泽，还有天啸楼中数万卷书的涵养，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饶锷老先生所交游者，当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莼园之盟鸥榭，是诗人墨客经常互相唱和之地，雅颂之声不绝于耳。这样的文化氛围，当然对少年时期宗颐先生的诗心，自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陶冶，对其诗学的造就，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饶锷老先生于1922年，就曾会集潮州诸诗人词家，成立“瀛社”;十年之后的1932年，又于莼园之盟鸥榭成立“壬社”，老先生被推举为社长。近年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出版印行的《饶锷文集》中，就有饶锷老先生亲作之《壬社序》，言及前后成立诗社之缘起与始末。内云:
诗文结社自昔有之，宋时有月泉吟社，分题征咏，推一人为定甲乙，今其诗一卷尚存。厥后唱酬益繁，较艺亦日盛，最著者如明季之复社，清末之南社，声气之广，几于波靡全国。吾潮自明以来，诗人肩背相望，而立社聚讲，以余所知，则有贞社、达社承复社之风，韩社、壶社继南社之后。而不佞十年前亦尝有瀛社之倡，顾以号召力微，学又不逮，故曾未几时而应者多翻然引去。今则马齿加增，旧业荒落，诗歌唱酬文酒之会，益无复往日意兴矣。乃近日邑子之能诗者飙起云涌，其盛犹不减于曩时。于是辜君师陶、杨君光祖等以为不可不集思广益，遂纠同志发起为是社，爰于壬申元日觞集于莼园之盟鸥榭，时来会者十六人。而余以园之主人谬承推引，亦获躬与其盛。酒半酣，群商名社，或以某名最宜，或以名当为某，而卒因社始于壬申，定名曰“壬”。
按“壬申”为1932年的干支纪年。是年饶锷老先生四十二岁，而宗颐先生虚龄恰好为十六岁，正是其作《优昙花诗》之时。故先生此诗，很可能就是在“壬社”雅集的吟作。从饶锷老先生《壬社序》中可以看出，其时潮汕地区能诗者“飙起云涌，其盛犹不减于曩时”，说明韩江之滨久为风雅鼎盛之地，而如此的文化土壤和学术氛围，对于孕育出像选堂先生这样的大诗家、大学者，无疑是极有帮助的。当然，也只有像饶锷老先生这样资财丰厚，有闲情雅兴，有诗文学养，还拥有像“莼园”这样花木扶疏、清幽雅致的庭园，以作诗人雅集曲水流觞之所，如此具备种种优越条件的人，在潮州实不多见。而选堂先生从小就在这种充满风雅之声的环境中，学习作诗和做学问。盖饶家之交游，多为潮汕地区久负盛名的文坛俊彦和骚人墨客。虽然《壬社序》说诗社成立初期只有十六人，但其后参与者日众。据《潮州市志》云:诗社成员来自潮梅十五属。其中除社长饶锷及《壬社序》中言及共同发起者辜师陶、杨光祖外，还有郭餐雪、石维岩、刘仲英、王显诏、杨睿聪、詹安泰、黄海章等。这些人大都是岭东地区杰出的文人雅士和诗词名家。而其时正是国家多事之秋，诗人结社，所咏多为忧时感事之作。从饶锷先生十九岁加入柳亚子、陈去病等发起组织的“南社”，深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影响，知其与诗友皆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后饶锷先生于1921年在潮州创立《粤南报》，鼓吹爱国思想。而其先后之所以创立瀛社、壬社，会集文友，咏诵风雅，实亦在于抒发家国情怀。故可以说，与饶家交游而出入莼园盟鸥榭者，皆非泛泛之辈，都是地方的优秀人物。这里略举“壬社”二诗家为例。
石维岩先生(1878—1961)，字铭吾，号慵石，晚号慵叟，而以字行世，潮州城人。早岁就读于金山、韩山两书院;复修法学，为潮汕地区有名的大律师。然终以擅诗词鸣于世，著有《慵石室诗钞》四卷、《词钞》一卷，为壬社主要人物之一。饶锷先生于1932年病逝后，铭吾先生继任社长，主盟岭东诗坛数十载之久。当年他是莼园常客，是饶锷先生最重要的诗友之一，亦是宗颐先生最敬重的父执辈。饶锷先生病殁时，壬社全体成员亟为悲恸，由石铭吾先生代表撰作挽联云:“一代文章托吾子，九重泉路尽交期。”可见彼此文心诗谊交会之深。失怙后，选堂先生对慵石老人仍然敬重有加，即使日后离开潮州，客居穗、港、桂等地，彼此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例如1943年下半年选堂先生应聘赴桂林任教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翌岁桂林陷于日军，先生西奔蒙山，执教于黄花书院，其时诚如先生于所作《瑶山集·自序》中所言:“托微命于芦中，类寄食于漂渚。”可谓历尽艰辛。此际离家已数载，潮汕地区早已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因此先生对故乡悬念日深，亟欲得闻乡关音信，乃函寄石老并附七律一首。诗录如下:
寄慵石丈
先生日日务醍醐，万古诗名属酒徒。
道远常难数字至，春生得见一阳无。
凿坯抱瓮今何世，野柝邻鸡晓自呼。
甚欲因公问消息，故乡恐见鬼盈车。
从上诗可见选堂先生于家国危难之际，在故乡音信杳绝的情况下，他想到值得信赖可以叩问消息的人，就是石铭吾先生。可见饶、石两家交谊之深。
而铭吾先生诗词成就卓然大家，传世之作已如前述。2008年由韩师赵松元先生等点校其所著《慵石室诗钞》，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书甚典雅，序文正是出自选堂先生的手笔，内中对石铭吾先生诗学的成就及其对岭东地区的文化影响推崇备至，云:“吾乡诗学，至翁堂庑始大。”给予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近日我面晤饶师，叙谈间述及民国时期潮汕诗界，选堂先生仍谓石老诗才比其尊人饶锷老先生高，说其赠陈石遗诗八十韵，无人能及。谈话中，先生兴之所至，随口仍能吟出此诗诗句。盖石老之八十韵诗，选堂先生当年能倒背如流，至今仍能随口吟出，可见对其影响之深。
詹安泰先生(1902—1967)，字祝南，号无庵，饶平人。初执教于韩师，再教授于中大。有《花外集笺注》《姜词笺释》《无庵词》《鹪鹩巢诗》及《詹安泰全集》等著作行世，而以词作、词学最享盛名，堪称岭南大家，而且也是全国著名的大学者，与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并称民国四大词学家，其成就获得词学界的一致肯定。而祝南先生与饶家父子二代皆有挚谊，渊源正在诗词。盖壬社成立之日，莼园盟鸥榭中诗人词家冠盖满座，其时祝南先生作为壬社一员，参与雅集，但见少年宗颐先生侍立于父亲之侧。有关此事，祝南先生后来在《赠饶伯子》一诗中，追忆初晤的情景以及其后彼此交游的往事，诗中云:
我往过君居，君年十五六，侍立乃翁旁，崭然露头角。乃翁藏书富，插架三万轴。博古而敏求，著述森在目。术业日已专，精力日已足。……君才实过我，学亦不可齿。乃者我有疾，乞君代讲几。
壬社成立于1932年，宗颐先生虚龄十六。其时潮汕有名的诗人词家会集于莼园之盟鸥榭，作为壬社成员之一，祝南先生亦是饶家的座上宾，而与宗颐先生初晤于此次盛会，其后彼此以诗文缔交，过从甚密。选堂先生后来忆及于此，曾有十分真切的叙述:
我十一二岁(按:应为虚龄十六岁)的时候，父亲发起成立诗社，詹安泰先生到我家来。我那时也写了很多诗，就经常和他切磋。我是1917年出生的，比他小十五岁。年龄差距大了些，但学问是不问年龄的。由于共同的文学爱好，我们成了好朋友，詹安泰先生也帮了我很多忙。28
事实上，选堂先生与祝南先生之间，不仅是吟诵风雅互相切磋的诗友，甚至在学术人生上，也是可以互相托付的知交。比如选堂先生二十一岁时，诗词文史之名已甚籍，然因学历关系，在文化教育界迄未任公职。1938年，祝南先生病休，特专函向韩师校长李育藩推荐由选堂先生代课，校长公函核准，十分郑重其事。公函至今尚存韩师档案室，可谓七十八年前詹、饶二位知谊之见证。而选堂先生当年以弱冠之岁讲学上庠，以其博学多才名闻岭东，一时传为佳话。因此，虽曰“代课”，然初试鸣声即大受赞誉。故始登教坛不仅益增选堂先生之信心和兴趣，而且自此之后，他与内地、香港及国际的文化教育界也结下不解之缘，近八十年来始终以从事大学教育为职业。所以祝南先生当年向韩师专函一荐，数年后再向中山大学研究院又一荐，也足见彼此交谊之深。而选堂先生对祝南先生之厚谊也多所报答，事见祝南先生哲嗣詹伯慧教授及其他学者的相关撰作。
当然，饶家的交游遍潮汕，并非仅止于壬社中人。比如饶锷老先生在所撰《壬社序》中曾述及:“吾潮自明以来，诗人肩背相望，而立社聚讲，以余所知，则有贞社、达社承复社之风，韩社、壶社继南社之后。”其中提到“韩社”之名，而《饶锷文集》中又有一篇《韩社题名录叙》，可见老先生对“韩社”之推重。
在《韩社题名录叙》中，饶锷老先生云:
韩社曰“韩”，尊昌黎也;曰“社”，集学子而攻昌黎之文也。孰起之?揭阳姚先生子芳也。先生之言曰:昌黎之文，文之极则也，后世治古文者咸宗之。而潮人知学实起自昌黎。……锷以为先生幼禀家学，壮而游乎四方，得与中原贤士大夫游。其文章之妙，志趣之高，未尝不折服于侪辈，而惊叹于大人长者也。今以所学，出以诱掖后进，其教以韩氏为宗，舍支流而探本源，先生之于教人之道得矣。后进之士，果能因先生之教，以上溯六经语孟之旨，下究百氏之言，优游贯注以期至于昌黎而后已，则昌黎之学之兴于潮，吾知诚有如先生所言者。然则先生提倡之功，岂在昌黎下哉!
这位受到饶锷老先生如此推崇备至的揭阳姚子芳先生，原来是近世以来潮汕地区一代鸿儒和古文大家。现将其生平及著作略述如下:
姚梓芳先生(1877—1951)，又名子芳，字君悫，别号觉庵、岐山老民，揭阳盘溪都凤林村人。而先生又号“秋园”者，乃缘于1914年甲寅之秋，先生筑园于揭阳城西，故以“秋园”名之。姚先生自撰园联云:
秋老黄花撑晚节，园多绿竹见虚心。
是以学者多尊称“秋园先生”。自此先生以园名为号，闻于世数十载。其早岁已文名甚著，1897年弱冠之年即以乡试文章惊动主考，拔冠全潮汕第一，选送广州广雅书院深造。旋入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参与“戊戌变法”。其后避居香港有年，深研经学古籍。继而北上入读京师大学堂文科，1912年以第一名毕业，按规定获相当于“状元”的待遇。故粤东士人以文章甲天下者，明嘉靖有状元林大钦太史，清末民初则为揭阳的姚梓芳先生。在学术上，姚氏追随清代桐城派。治史重《左传》《史记》，为文则师韩愈、柳宗元，其于揭阳成立“韩社”者，正在于以昌黎之文以教导学子，这正是饶锷先生所一再称道者。后来选堂先生之主张文宗韩愈，除家学及潮安王师愈(慕韩)先生之启迪外，与揭阳姚梓芳先生及其创立的“韩社”的影响显然也不无关系。姚梓芳先生著作甚富，主要有《秋园文钞》《觉庵丛稿》《广西办学文稿》《古文辞阶》《过庭杂录》《困学庐笔记》等。姚先生古文堪称大家，国学名书《新古文辞类纂》收有其四篇著作，不仅是潮汕地区有代表性的一代学人，而且是民国时期全国性的知名文士。选堂先生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与揭阳文化学术界素有渊源，其中最敬重的硕彦鸿儒，当然就是其父亲的故交姚梓芳(秋园)先生。至今选堂先生向我提起他时，仍恭敬地称其为“秋老”，说“秋老对我很好”。而秋园先生显然对这位来自潮州府城故人之子的少年奇才极为看重，认为伯子前途无可限量。虽然两人在年龄上相差40岁，但后来彼此成为文化学术上的忘年之交，谊同师友。饶师曾不止一次称颂秋园先生的古文和学问成就(按:因家母是揭阳人，我也在揭阳出生成长，对秋园先生的文名轶事有所闻)，而对秋老晚年的不幸遭遇，更是欷歔不已，每次谈及于此，都亟表痛惜追念之情。近年他还向我谈及秋园先生多年前所编的一本诗文集，内收有饶师于20世纪40年代所作相关篇什。我曾托揭邑朋友留意此事，可惜遍寻不获，至今犹有憾焉。
饶家于潮汕文化学术界交游甚广，兹不一一列举。然仅以上文所述，足以说明选堂先生早岁奠下之诗文根基与修养，除家学渊源外，饶家交游的名士诗友，以及诗社雅集的文艺氛围，在耳濡目染和亲身参与的情况下，对青少年时期选堂先生的学术、艺术的历练与造就，肯定有极好的帮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受业与师承
选堂先生于文、史、哲、艺诸领域，造诣宏富，博大精深，影响极大。而诸领域中，除学术外，我最叹佩者在其文;而饶先生颇自许者，亦在其文。当然，此“文”所涵盖者，包括先生所创作之诗、词、歌、赋与散文、骈文，以及文学理论与译作等。而诗文中，我最爱读先生之散文，诗则五、七古，因为雄豪恣肆，大气磅礴，最能表达先生的襟怀与卓识，极具韩愈诗文之风格。而饶师自己亦承认青少年时期，极喜韩愈之著作，许多篇什皆能成诵。他这方面的爱好，除家学之外，在他入读金山中学时，受到国文老师潮安王师愈(慕韩)先生的启迪，因此在初中时期，在文章写作方面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按:其后选堂先生更受到创立“韩社”的古文大家揭阳姚梓芳先生的影响，已如前述)。
十年前出版之拙著《饶学与潮学研究论集》中，首篇《饶宗颐教授传略》所附《饶宗颐教授年表》，29记载饶先生“1931年，修业于金山中学”。即是说，先生十四周岁考入金山中学。据饶师对我之亲述，其时金中校长为邹炽昌先生。而毫无疑问，选堂先生原亦欲循学校教育的途径，由中学而大学，然后作其学术研究。此外，其时他还兼读英文函授学校，以加强外语水平，目的正是考进大学，并欲利用外文以便将来到国外作进一步之交流与研究。可惜1932年，其尊人饶锷先生不幸因病逝世，享年仅四十二岁，留下庞大的财产与大批书籍。经此家庭之重大变故，先生只好中辍在金山中学之学业，担负起饶家长子的责任。有关彼时之情况，据先生之亲述云:
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子的我不得不处理家中的事业，也只好放弃进大学深造的计划。本来，我真的想在大学学习，梦想成为学者的。继承父亲的遗志，把他未完的工作做完，这成为我踏出做学问研究的第一步。从这意义上来看，我感谢先严引领我踏上治学之道。30
选堂先生修业于金山中学，历时年余。应该说，这一阶段的中学教育，对其影响最巨者，就是王师愈老师。
王师愈(1873—1937)，字慕韩，晚清名贡生，潮安人。讲学金山书院十余载，兼主《汉潮日报》笔政，民国元年曾任金中校长。王先生学养深厚，尤长于古典文学。其取名“师愈”而字“慕韩”者，意欲从道德文章上师慕韩愈，颇有守儒卫道之风。故所作诗文歌赋，也力师韩公。他既为宗颐先生之业师，授国文课时，重点当然就是韩学。在这方面，饶先生显然深受其影响，深信作古文必从韩文入手之说。盖韩愈乃唐宋八大家之首，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苏东坡都对他推崇备至。苏轼在所撰《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褒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说他“一言而为天下法”。揄扬之盛，无以复加。以中国文学史而言，韩愈实亦当之无愧。所以，当年的金中岁月，饶先生背诵了韩愈不少诗文，后来许多篇章皆能朗然成诵，而自己所撰也以文气为先，因此其著作于字里行间便充溢着一股浩然之气，这是我诵读饶师诗文时感受最深者。1958年，岁在戊戌，其时国画大师张大千以其国画艺术驰誉海内外，正骋游于港、台之间，并有山水画一幅及题诗见赠(按:此画悬诸饶师家居厅右)。饶先生以半日之功，步韩昌黎南山诗全韵以报，为张大千六十颂寿。诗为五古，共百有二韵。以韩公用韵之跌宕奇险，而其南山诗尤甚，向少人敢步其韵。饶先生以其胸罗天下之胆识与过人之诗才，以大千事迹入诗，形象气韵，皆极生动。而诗中山川人物，风雷激荡，以天地古今入襟怀，可谓纳万象于诗中，令人感到写诗之人和被写之人都显得大气纵横。而先生用韵，履险如夷，十分流畅自然。而百余韵之五古长诗，仅半日而成，其诗才之捷，不能不令人惊叹!此固天予饶师以大才，亦与其少年时期早已在文学方面厚积了丰富的知识，尤其在金中受王慕韩先生的影响，对韩愈诗文背诵既多，知之亦深，仿韩之作尤为神似，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选堂先生自少年时期就对佛学有兴趣，固有其家学渊源，因为其尊人饶锷先生著有《〈佛国记〉疏证》。但是，选堂先生的这一兴趣，在金中时期，显然亦与王慕韩老师有关，因为王老师亦研究佛学。此中之缘由，想必与王先生所敬慕的韩愈有关。盖韩愈原在长安大力排斥佛老(按:见其《谏迎佛骨表》)，贬来潮州后却与潮阳灵山寺的大颠和尚书信往还，造访不晤还留衣为念，至今灵山寺犹存留衣亭，成为韩愈与佛教结缘之佳话。而王先生慕韩就慕到底，既崇尚儒家，亦与佛有缘，但后来在这方面似乎就做过了头。原来，他在四十岁时因读《华严经》而笃信佛教，耽于内典;1919年，则因翻译日僧权田雷斧所著《密教纲要》一书并寄其指教而获赏识，遂函邀赴日会晤。王先生以寒儒无力东渡辞之。但彼此书信往来，对权氏佛法颇致倾慕。1924年，权田雷斧乃率徒众共12人来潮，因王氏早为之鼓吹，故授其密宗法门灌顶之法，日僧且于潮汕为皈依弟子灌顶，数以千计。31同年，王先生在潮州府城居所创“震旦密教重兴会，招募会员，开坛灌顶，演讲教义，刊行经籍。创办《密教讲习录》双月刊。1926年东渡日本，谒权田雷斧。返国后三度在广州六榕寺解行精舍开坛灌顶，受法者颇众”32。本来，自古至今，中国儒士兼通佛学者不乏其人。但像王先生这样，师日僧密法并广传信众，后来终至儒门收拾不住，索性改名王弘愿，皈依佛教，自称“圆五居士”，开坛灌顶，动静搞得很大，而竟将自己当年“师愈”“慕韩”的初衷抛诸脑后，像他这样弃儒佞佛者，则少之又少。遥想唐代有鉴真和尚东渡扶桑传佛法，而近世则竟有自称“寒儒”的王师愈拜倒在日僧脚下，而彻底抛弃儒统，如此有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之举，当然令其时的潮州士林为之侧目，昔日文友对其所作所为也颇不以为然。饶锷老先生在佛学上就与其颇有歧义。据选堂先生亲口对我说，其尊人与王弘愿先生在佛学方面，时有激烈争论。但这显然并不影响彼此的交谊，《饶锷文集》中有一篇纯钩老先生所作《书王弘愿先生〈先母行述〉后》的文章足以证明。而选堂先生对佛学研究早植慧根，他既受父亲的影响，对王弘愿先生弃儒崇佛之举也颇不以为然。而且，我认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对佛教及佛学的取态上，选堂先生与王弘愿先生可谓大异其趣。盖选堂先生自始至终将佛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从来不接受佛教仪轨，不习灌顶密法，不受法号，不被清规戒律所束缚，也绝不会佞佛弃儒，而是在学术上博采众家而致广大。我认为这正是选堂先生极高明之处。后来饶师为进一步探究佛教真谛，而师从居港印度学者白春晖习梵文，及后且亲至印度诸国探源，其学术经历，有关记述及所作《佛国集》诸诗记其事。33且选堂先生在佛学研究上成就甚为卓著，先后撰有《梵学集》及《佛教渊源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等著作行世，34蜚声海内外。以饶先生佛学及印度学研究造诣之高，世人实难以企及。然究本溯源，就选堂先生对佛学研究的初因而言，当年导其入门者，除其尊人饶锷老先生外，就是金中的王弘愿先生。但选堂先生内心有十分明确的是非观念，至今谈起王先生当年过分迷信日僧甚至弃儒佞佛之举，仍然认为并非正道，对其做法不以为然。
选堂先生在金中求学时期，因个人兴趣及长处所在，而为学校师长所青睐者，在文史，故与国文老师关系极佳。除王慕韩先生外，丘玉麟老师在金中亦曾教过饶先生国文。而师生之间，日后且因诗文而有一段佳话。
丘玉麟先生，字拉因，潮汕人。丘先生以中国人而字“拉因”，其义颇难索解。大概其性格我行我素，独来独往，自视甚高，且语不惊人死不休，其诗亦如是。往者丘先生曾留洋从西人学诗，其所以字“拉因”者，也许是写过拉丁诗的原因吧。他留学归来，被金中聘为教师，其时选堂先生正在该校读书，丘先生曾教过他们拉丁文，这是选堂先生亲口告诉我的。丘先生虽留过洋，但他并不崇洋薄中，而是反求诸己，对我国唐以下诸家诗甚有研究，尤长于绝句。抗战胜利后，丘先生以其过去八年间在离乱生活中感赋之诗数百首，都为一集，命曰“回回纪事诗”，请自己当年金中的学生、时任汕头南华学院文史系教授的饶宗颐先生写序。饶先生欣然命笔，其《序》中云:
丘拉因先生为诗自西洋人入，浸淫唐宋明清诸家，疏源凿流，语必己出。乱定以后，纪其向所涉历者为绝句，累数百首，神明变化，光怪莫测，新旧交响，酸咸从心，澄之不清，挹之无竭，定庵己亥杂诗而后，此最为震眩者矣。35
自视甚高的丘拉因先生竟请自己金中的学生写序，可见饶先生其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而《回回纪事诗》及其《序》之撰作，既反映金中历史上这一十分难得的师生之谊，亦成为诗坛上的一段佳话。
1932年饶锷先生逝世后，选堂先生不得不于金中辍学。作为长子，一方面须顾及庞大家业，另一方面要整理父亲遗稿。饶锷先生其中一部很重要但尚未完成的遗作，就是《潮州艺文志》。时年十六岁之饶先生，决心完成父亲未竟之业，乃穷年余之功，续成《潮州艺文志》。这是潮州方志史上前所未有之大事。因为自《汉书》始，历朝国史大都有《艺文志》之设。潮汕有史以来，就寓目所及，自《三阳志》至明、清以来历朝潮州府志，间有收录宦潮官师及部分乡贤诗文作品，但从未编撰专门而符合体例的《艺文志》。而是书网罗古今，博采众家，遍录自唐赵德《昌黎文录》至20世纪40年代可考之潮籍名家著作，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集书目千余种，并附作者简介，饶锷、宗颐先生分别有精警之评论。因此，《潮州艺文志》之完成及出版，乃饶先生父子对潮汕文化史的重大贡献。而宗颐先生以少年继志而完成父业，尤为难能。时在金中任教国文之耆宿、乡贤黄仲琴先生，在为《潮州艺文志》所撰序中说:
宗颐学有渊源，实吾畏友。年未十八，续成父书，功在艺林。
所以，《潮州艺文志》之出，显示了饶宗颐先生深厚的学养功力，潮汕文史界为之震动，耆老旧故亦益加推许。
应该说，在学术上对选堂先生有影响的，还有一位很特殊和关键的人物，那就是对近代岭东学术文化影响颇巨的大学者温丹铭先生。他是饶锷先生的老师，所以选堂先生称他为“太夫子”。
温廷敬(1869—1954)，原名焕乔，字丹铭，号止斋，早年笔名讷庵，晚岁自称坚白老人。就近代潮汕文化史而言，温丹铭先生自清末民初以来，在岭东开辟新学，先后掌教于韩师、金中及岭东同文学堂，其诲人之多，诗文术业之盛，及其对方志乡献之纂修，于省垣乃至于岭东，甚负盛名，影响极大。饶锷先生即其同文学堂之学生，其《覆温丹铭先生书》云:“忆曩者，当先生掌教浦(按:同文学堂在浦)时，锷以童稚之年，负笈渡江，尝备门墙之列。”36足资为证。而后来温丹铭先生有诗《赠饶君纯钩并序》，也述及相关问题。内中云:
纯钩，余分教同文学堂时学生也。近数年来，见其所作古文辞深合义法。今岁以创《国故》月刊，故来书通问。秋仲之潮，因造访焉。款留深谈，出所著《〈佛国记〉疏证》《王右军年谱》相质，详审精博，盖文人而兼学人矣。喜赠以诗。
义安开郡后，千载得斯人。积学金输富，能文璧等珍。
山原无择壤，道岂限传薪。老我伤迟暮，摩挲两眼新。37
温丹铭先生于诗中对昔日学生所取得的术业成就，可谓褒扬备至。而饶锷先生对温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极为推崇敬慕，曾为文云:
平生所最欣慕心折者二人，于师得大埔温先生丹铭，于友得金山高先生吹万。两先生者，皆善为文辞，以学行推重一世。38
温老师有大学问，而饶锷先生也亟望儿子能得海内名师而教导之，所以少年的选堂先生也追随温丹铭先生问学，故温老称其为“门下士”。39于是父子同事一师，潮汕学林传为佳话。
温丹铭先生与清末著名诗人丘逢甲、丁惠康(清同光之际中兴名臣丁日昌中丞哲嗣)为并世名家，也是意气相通的知交诗友，面对当时列强侵凌，国运日亟，诗人感怀家国，忧时咏叹，唱和间每有悲怆激越之情。有关上述诸家之吟作，载于温丹铭先生所辑《潮州诗萃》中，于2001年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牵头负责出版，书由选堂先生题签作序，内中云:
大埔温丹铭太夫子，居汕市日久，留心潮事，网罗放失，数十年锲而不舍，成此《潮州诗萃》50卷，……为大成之总集，条流昭晰，闳博精详。考作者生平，兼扬榷其风格，古今作品，咸萃于斯，诚海涵地负之巨观，足为来者矜式，厥功伟矣。40
选堂先生于《序》中，对温老之志业，可谓推崇备至。其尊人饶锷先生既为温老学生，故尊称为“太夫子”，即太老师之谓也。虽然选堂先生本人也为温老之“门下士”，但称谓从父，礼也。
温丹铭先生学术成就与诗文著作硕果累累。近期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校印行《温丹铭先生诗文集》，即将出版。书名也由选堂先生亲题，字写得骨力神采兼具，显然是精心之作。该中心并邀我为该书撰序，内中云:
温公丹铭先生诗文之成就，造诣既深，吟作宏富。余以为其诗文之所以能臻于敻深典雅、文质并茂之境，乃得自其学术之濡润。盖温公国学根基深厚，既耽于经史，复能与时俱进，取新出土青铜器铭文以证史，著有《经史金文证补》一册。其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实与王国维所提倡之“二重证据法”同。当郭沫若所著之《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出，学界为之轰动。然温公详审郭书，对其中谬误，乃著文辨正之。“并对罗振玉、王国维、吴其昌等辨释之有误者，亦加纠正。”41文多发表于中山大学《文史月刊》，后集为《金文正郭订释》稿本二册;复有《重订金文疑年表》、《续编金文疑年表》、《石鼓文证史订补》各一册(皆未刊)。……凡此皆显示温公当年于中山大学修志之余，复能置身学术前沿，以新出土之金石资料证史。故实事求是而言，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岭东学人能著文参与国学论坛，与当时第一流学者争鸣者，自温公始。42
就我所知，在选堂先生早年的老师辈中，以温丹铭先生涉及的学术领域较为广博。在此之前，选堂先生在家学及师承上，诗词、字画的技巧固已渐趋成熟，至于文章则师汉、唐，因为其尊人与王师愈先生的学问领域，大都为汉后之范畴。而温丹铭先生诗文固为名家，而其研究已涉及先秦经史，并结合金文与石鼓文进行考证，且著作甚富。因此，在先秦经学、上古史及古文字学诸方面，对作为其学生的选堂先生早期的学术研究，无疑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即使在诗作上，温老对少年时期选堂先生的才思也极为欣赏。如前所述，1932年选堂先生年方十六，所作《优昙花诗》已具大家气象，不仅才情横溢，而且颇具哲理，显然有深厚的学养作根基。温老固叹赏其年少多才，认为前途无可限量;唯感此诗较为伤感，乃步其原韵作《广优昙花诗并序》，勉励选堂先生要像高山之苍松，怀凌云之志，以浩然之气立身于世，并表达自己愿予栽培之意(按:饶锷先生于是年7月5日因病逝世，此事于少年选堂先生来说，诚如天地之倾覆。而温老为饶氏父子两代之师，对此深表同情，因此对栽培“饶子”颇有责无旁贷之意)。兹将温老和作移录如下:
广优昙花诗并序
饶子宗颐，作《优昙花诗》，佳则佳矣，虽然，何所托之悲也。虽悟修短之无恒，借浊醪以自遣，其果能尽释于中否耶。饶子年方少，前途远大，吾愿其有以进之也。作《广优昙花诗》。
皎皎优昙花，托兹园沼旁。夕开晨已萎，月白空无霜。诗人感至理，名什抒炎光。彼花何足道，此诗亦已伤。大化听人择，岂复恋微芳。高山有松柏，屹然凌彼苍。
彼苍夫如何，浩气弥四极。托命于其中，生物理可测。栽培意非厚，倾覆情岂逼。蒙庄虽达人，大道亦几息。君子蹈其常，愿言矢朝夕。
温丹铭先生为让学术界知饶子宗颐乃可造之大才，将其所作《优昙花诗》与自己之和作一同发表于中山大学《文学杂志》第11期上，因为其时温老已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工作，故温老与中大甚有渊源，尤其与该校的中文系主任兼《文学杂志》主编古直教授也是同乡好友(按:古直教授原籍梅州)。而选堂先生之《优昙花诗》确为不可多得之佳作，古教授阅后大加赞叹，将其诗才比之晋代之陆机，给予极高之评价。
三、选堂先生早年在广州、香港的学术机缘
毫无疑问，选堂先生天才与勤奋兼具，早负盛名。但以其八十多年来的学术体验而言，他显然还是很重视人生际遇和历史因缘的。就我所知，在选堂先生的学术道路上，温丹铭先生可谓在其人生首个重要的学术机遇上，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因为假如当年没有经过从潮州的一介白衣之士到任职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纂修的这一嬗变，那么选堂先生的学术人生或将改写。所以，此事仍然应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广东通志馆的成立及发展述起。
原来，自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为示国家统一而拟在各省大修通志。及后于1929年由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遂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动各省创设通志馆的热潮。其时广东作为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当然积极响应，是最先创设通志馆的省份之一。
至1932年2月1日，邹鲁出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其后大事拓展，校园校风都出现新气象。故是年稍后，由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致函邹鲁校长，要求将广东通志馆移交该校，以便在学术人才、古籍文献和其他资源上，得到更多的挹注和便利，俾使广东通志馆发挥更大的作用。邹鲁视修志为大事，遂慨然应允，并于是年8月1日正式移交。为示重视，邹校长且兼任广东通志馆馆长，而具体行政事务则交由该校理工学院徐甘棠教授负责，由其出任通志馆主任。而在志书的学术方面及纂修工作上，则聘请史学专家总其成，由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部和历史学部名誉导师温丹铭先生任职纂修，负责纂政，为该馆学术地位最高者。而参与各门类编纂工作者，有罗香林、陈铁魂、何乃文、李杰、尹柱显、冼玉清、吴汉光、黄仲琴等。43这些人大多为中大学人，故该馆被称为“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可谓名实相符。然而，由于馆内行政、人事及经费的关系，温丹铭先生感到难以开展工作，一年后遂辞纂修之职。
而1932年，正是潮州饶家发生重大变故的一年。是年饶锷老先生不幸病逝，而选堂先生年方十六。少年失怙，其悲痛与彷徨可想而知。然而，作为饶家长子，他只有收拾心情，因为既要处理庞大的家业，更重要的是，还要继承父亲未竟之志，完成《潮州艺文志》的修纂，盖此书乃饶锷老先生一生的志业所在，也是他临终引以为憾尚未完成的大事，故选堂先生必以续成此书为使命。据民国潮汕名儒郑国藩老先生在为饶锷先生所撰《墓志铭》中云:
饶君纯钩既卒之数日，哲嗣宗颐述君遗命，介杨君光祖以铭墓请。呜呼，予其忍铭君哉!君生富家，无纨绔习性，独好古，于书无不窥，尤致力考据之学。年始壮已殚其虑于著述，案头积稿盈尺，群籍纵横。……近十年来留心乡邦文献，拟编《潮州艺文志》，自明以上皆脱稿，有清一代仅定书目，而君已病矣。疾笃时，予与吴君子筠临视。君无他语，惟惓惓以是书未成为憾。可悲也已!虽然，孟坚汉史，犹待妹昭之续。君嗣宗颐渊源有自，终必能成君志，可无悲也。……君著作等身，方以立言垂不朽，子贤又克负荷，宜庆君。何以悲君?盖非为君悲，为吾潮学界悲也!44
郑国藩(1857—1937)，字晓屏，号似园老人，前清贡生。曾执教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为饶锷先生之业师，也是其最敬重的前辈学者。1921年，饶锷先生修撰《潮安饶氏家谱》，即敦请老师郑国藩先生撰序。除同文学堂外，郑老又执教于潮州金山书院，1918年，且出任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代理校长。擅诗文，而乐育菁莪三十余载，生徒数以千计，于民国时期潮汕文化教育界有广泛影响。时人谓“郑先生今世儒者，一言之出，学者奉为依归”。有《似园文集》行世。45
显然，当时包括郑国藩先生在内的潮汕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选堂先生在学术上必能克绍箕裘，继承其尊人未竟之志，完成《潮州艺文志》的修纂。而选堂先生果然不负众望，自1932年下半年起，整理父亲遗稿，饶锷先生诗文方面，则按其临终遗命，请郑晓屏(国藩)、石维岩(铭吾)、杨光祖、蔡兰生诸乡先生重为选校，成《天啸楼集》五卷，于1934年梓行于世。46至《潮州艺文志》遗稿，则由选堂先生整理辑补续成。盖此书稿著录自唐至明的书目及作者之部分，饶锷老先生固已完稿;有清一代仅有书目，民国时期则完全未着手。这些都要选堂先生披览群籍、细心考证独力完成。《潮州艺文志》按经、史、子、集四部体例，著录书目共1044种，内中所载饶先生父子的“按语”甚具特色，最见学术功力，非常重要。其中涉及所录著作版本、作者简介等，“或谬而纠之，或简而补之，共得‘锷按’195条，‘宗颐按’245条”47。完帙后，其中一至十三卷连载于1935年、1936年《岭南学报》上，在学术界引起颇大的震动。因为《潮州艺文志》在学术分类上无疑是目录学上的一项杰作，而在潮汕文化学术史上，更是前所未有的贡献。
实事求是而言，在学术能力和研究成果上，续成《潮州艺文志》，可谓选堂先生一个突出的表现，尤其内中245条“宗颐按”中所显示的深厚学养和修史功力，可谓其学术上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他在广东文化界初露头角的重要象征。继而1934年于《禹贡》半月刊发表《广东潮州旧志考》，则是选堂先生全面研究古代潮州志书的开始。正是因为有这些突出的研究成果，从而为其日后在广东学术界一展所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该说，在学术研究能力的养成和锤炼上，选堂先生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他仅差一个机遇而已。
不久，机会终于来了。原来，1935年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虽然邹鲁校长在名义上仍兼馆长，但该馆负责行政的主任徐甘棠教授因病去世，于是校方乃委温丹铭先生以重任，继徐甘棠之后任通志馆主任一职，以掌馆政，同时将其负责纂政的职称正名为“总纂”，从而使其集行政、纂政大权于一身。应该说，这一安排实际上也是邹鲁校长的本意，因为他本人为筹建中大石牌新校区及其他学系，早已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管通志馆之事。所以馆务、纂政及人事的安排，统统交予温丹铭先生全权主理。同时，为示尊重，邹鲁校长还聘请温老任中山大学硕士学位委员会委员。因此，温丹铭先生在中大地位很高，而对广东通志馆的馆务包括人事问题，都有实际的自主权。当然，其后聘书在名义上仍要由中大校长兼广东通志馆馆长邹鲁签发，俾符合规章制度。但毫无疑问，聘何人修志，温丹铭先生有绝对的决定权。唯其如此，温老始得以对广东通志馆从人事到馆务上进行重大的改革，俾令通志馆的修志业务得以顺利进行。盖通志馆的经费本来不多，而过去该馆遗留的最大问题，是挂名多而实干少，致使修志事务业绩不彰。对此，温丹铭先生大刀阔斧，定出通志馆新规，只聘请真正参与修志事务的专家学者任通志馆专职纂修，而原有许多挂名纂修及征访人员，部分只授予名誉职，不再享有薪给。如此，温丹铭先生乃得以集中经费，聘用最好的修志人才，使修志事务取得显著绩效。在这种情况下，温丹铭先生聘用当年只有十九岁的选堂先生作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正是其量才录用的一个范例。何况《潮州艺文志》及《广东潮州旧志考》之出，显示选堂先生文史学识广博，熟悉志书体例，确为修志人才，足堪大用。而历史事实证明，温丹铭先生当年确具慧眼和胆识，他所聘用的饶宗颐，日后果为国之大才，成为驰誉海内外学、艺两域之大师。另外，当年若不是温丹铭先生的惜才而破格录用，以选堂先生初中未毕业的学历，在一般的情况下，要进入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任专职纂修，确实也是难乎其难的事。所以，选堂先生对当年温老的知遇之恩，是铭感不忘的。他近年曾亲口对我说:“没有温丹铭先生，就没有我饶宗颐。”对温老的感念，溢于言表。
应该说，从1936年到1938年这三年时间，选堂先生在广东通志馆做专任纂修工作，可谓如鱼得水。尤其该馆所藏各地志书方籍达千余种之多，全国居第二位。而其时中山大学本校在广州石牌，而广东通志馆则设于文德路。因此，选堂先生由于修志业务的需要，在馆内博览各地方志。时至今日，选堂先生述及此事，对当年广东通志馆设于文德路给他带来的阅读和研究的方便，仍然记忆犹新。因为这种方便，使他得以充分利用时间对馆藏丰富的方志进行大量而系统的研究，对其著作成果帮助很大。其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撰作，比如1936年在中山大学《史学专刊》第4期发表《广济桥考》，而同年发表于《岭东民国日报》有关这方面的撰作，有《恶溪考》《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及《韩山名称辨异》;而1937年发表于《禹贡》半月刊者，则有《海阳山辨》《魏策吴起论三苗之居辨误》《古海阳考》;1938年选堂先生所著《潮州丛著初编》经罗香林先生推介，被列为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丛书出版，内中有多篇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撰作，如《广济桥志》《金山志序》即是。
至于在地方人物史事的研究方面，选堂先生近日对我说，温丹铭先生在广东通志馆所撰的《明季潮州忠逸传》对他的影响很大，其后选堂先生为明代中后期在国史上两位杰出的揭阳籍历史人物撰写年谱，即《薛中离年谱》和《郭之奇年谱》，同时还为宋末抗元不幸在潮阳被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撰写年谱，这些人都是在国家民族危难绝续之秋挺身而出的忠臣义士，而为这些人树碑立传或撰写年谱，充分反映出年轻的选堂先生在温丹铭先生的影响下，具有历史的正义感，对其后来史学观的形成，确实发挥了正能量的作用。选堂先生晚岁提倡的求真、求是、求正的学术思想，其实在青年时期就已多所践履，当年他为三位国史上杰出的仁人志士所写的年谱，就是他求真、求是、求正的学术实践。
温丹铭先生在抗日战争初期专门撰写了《明季潮州忠逸传》，宣扬明清易代之际潮汕历史上的志士，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奋勇抗敌、坚持大节的英烈气概。后来日军进攻广州，温先生退居汕头家中。及至日军陷汕，温先生老病相侵，但他不为敌所用，以卖书度日，坚持志节。可惜他延引至广东通志馆的同事、老朋友陈光烈(即陈梅湖)却变节投敌，初任日伪汕头市警察局局长，因十分卖力，不久即升任东区绥靖督办处长，其间大肆搜捕国民党地下抗日分子，罪责有案可考。由于死心效力，故日伪广东省政府成立后，潮汕成立伪东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陈光烈即升任东区行政督察专员，由汪伪政权直接任命、驻汕日军长官认可，成为日伪潮汕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职兼潮汕保安司令(事见1940年11月1日粤统字第20号档案: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调查报告———广东省奸伪动态调查专报)。可见他是死心塌地投靠日军，才能成为炙手可热的铁杆汉奸。他还利用手上权力和金钱，大肆搜罗文物典籍，此与其时身穷处病赖出售藏书以度日的温丹铭先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老朋友陈光烈的叛变投敌，甘心为虎作伥，温老十分痛心，其时乃自号“坚白老人”，表明自己立场坚定，历史清白，坚决与汉奸卖国贼划清界限。所以，近期有人写文章时，将温丹铭与陈光烈相提并论，这是对温老的玷污。后来抗战胜利，中国人民清算汉奸卖国贼，陈光烈闻风逃遁，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其一切财产包括古董文物书籍，以敌产论处，概予没收，书籍拨归潮州修志馆使用，其时经手人是吴双玉。近日陈光烈在日本出生之孙陈端度，竭力为其祖父涂脂抹粉，处心积虑为其洗刷叛变投敌的事实，乃借书籍事在网上乱加造谣，厚诬当年任潮州修志馆总纂的选堂先生，意图引人注目，混淆视听，以达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这实际上是否定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是中国人民所不允许的。陈光烈是由汪伪政权直接任命、驻汕日军长官认可的潮汕附逆首犯之一，铁证如山，史实俱在，其叛国投敌之汉奸恶名，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足以为后人诫。
当年日军攻陷广州，广东通志馆星散，温丹铭先生退居汕头，陈光烈做汉奸，而选堂先生初则回潮，嗣拟应聘赴中大云南澂江分校，因病滞留香港，佐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日军进攻香港，先生乃避走国统区的揭阳县，担任民众教育馆副馆长，宣扬国家民族精神，鼓动民众抗战。在温老的影响下，其间他为明季两位揭阳的忠烈薛中离和郭之奇写了年谱，目的就是弘扬民族大义和抗战精神。其后选堂先生西奔桂林，再奔大瑶山，写下许多不朽的抗战诗篇。此乃后话。
再说选堂先生在广东通志馆任纂修期间，读了钱穆先生于1934年7月发表于《清华学报》上的一篇名为“楚辞地名考”48的论文，他显然对此甚感兴趣，并决定对钱先生文中有关楚辞涉及的地理问题进行考证，而中大图书馆庋藏古代舆地典籍甚富，对其研究显然有很大的帮助。结果他发现钱先生的论文出现明显的错误，乃决定撰写《楚辞地理考》一书以纠正之。虽然此书书稿因日军即将攻陷广州，中大于1938年10月迁云南澂江，中间选堂先生又因病辗转滞留香港，因而迟至1946年抗战胜利后始正式出版。但我认为，《楚辞地理考》一书的研究及撰写的主要时间，仍应在选堂先生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纂修期间即1936—1938年这段时间完成的。
如前所述，钱穆先生的《楚辞地名考》是在1934年7月发表的，而顾颉刚、谭其骧等先生组织的以历史地理学专家学者为主体的“禹贡学会”，则早于是年初成立。于是，在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推动下，一个有关古史地域研究的热潮在中国学术界掀起，造成极大的影响，几乎无远弗届。选堂先生就曾承认，当年作为学术青年的他，也深受顾先生古史辨派的影响。现存选堂先生致顾氏首函，乃写于1936年11月6日。顾氏接阅此函连同选堂先生有关潮梅史地四篇论文，显然非常重视，很快刊于翌月出版的《禹贡》(半月刊)上。49及后彼此书信往来，选堂先生的论作也更多地刊于顾颉刚先生在北京时期主编的《禹贡》(半月刊)及其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的《责善》(半月刊)上。顾先生对这位新锐的青年学者过人的学力尤其是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激赏，拟由其编辑 《古史辨》第八册 《古地辨》。50毫无疑问，由于其时顾颉刚先生对古史地域之研究是由其 “疑古”史学观主导的，所以其主编的 《古史辨》中的许多作品，显然也充斥着这种思想。而毋庸讳言，选堂先生当时对顾先生十分敬重，对古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极有兴趣，非常重视。但难能可贵的是，选堂先生有独立的研究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史学观，因此，当接受顾先生交给他编辑 《古地辨》之责后，在编纂及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其中许多论文由于受到顾先生疑古史学观的影响，所以在有关古史地域的问题上，许多方面人为地缩小古代华夏王朝国土幅员的地域范围，而选堂先生经过反复考证，认为不少地方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这就引起他的深刻思考，因为在治学方面，他从小受家学的影响，服膺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 而对王国维先生的 “二重证据法”，他显然也认为较为可靠。因此，他对顾颉刚先生在疑古思想主导下形成的史学理论在内心开始质疑，并认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研究著作仍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所以，他毅然搁置 《古史辨》第八册 《古地辨》的编辑和出版，认为必须等待更多的地下出土文献出现，让历史事实来说话。———有关此事，选堂先生曾不止一次向我谈到上述的想法和做法，他显然对自己当年的独立思考和果断决定，仍感自豪。
其实，顾、饶两位在学术上神交数十载，虽然从未谋面，但书信往来，谊同师友。毫无疑问，从个人感情来说，选堂先生对顾颉刚先生当年提携后辈不遗余力的胸襟和气度是极为敬佩并心存感激的。这可从 1980 年内地刚实行改革开放，选堂先生是年在内地作长达三月的学术游历，其间最重要者，就是赴上海探望神交已久而从未谋面的顾颉刚先生。而其时顾老正因病入住医院，于是两人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竟在顾老病榻之间。可以想见，当时两人执手相望，皆已鬓发如霜，想起数十年来的人世沧桑，尤其顾老此际卧病床榻，已至垂老之年 (按:顾老于是年 12 月病逝) ，抚今思昔，彼此内心必定百感交集，感慨不已。而在顾老有生之年探望他，并向他当面道谢，可谓选堂先生多年来的夙愿。所以，从私谊来说，选堂先生对顾老是心怀敬意和感激的。
但是，有关古史地域的问题，兹事体大，涉及学术上的大是大非，尤其关乎我国古代华夏王朝国土幅员所至的问题，因此不能不辨。而七十多年来，地不爱宝，古代文物大规模而且不断地从地下被发掘出来，可说层出不穷。其中许多出土文物的考古内容及其地理分布范围，与古代历史文献中涉及的地域互证，可谓丝毫不爽。历史事实证明，顾颉刚先生当年由其疑古史学观主导下的有关古史地域的研究，基本上是错误的。但由于以他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学说过去长期对我国历史地理学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要对其加以纠正并还原古史地域的本来面目，是一项长期艰辛的工作。选堂先生八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内容及学术分类可谓多矣。但我认为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他自少到老锲而不舍加以研究的，那就是历史地理学方面有关古史地域的问题。显然，他所做的，就是要纠正顾颉刚先生在“疑古思想”主导下对古史地域研究的影响，造成古史辨派将夏、商、周三代以来华夏王朝国土地域人为缩小的问题。为此，选堂先生极具针对性地提出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的问题，51其一系列有关古代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著作先后发表，其实正是他多年来这一方面苦心孤诣之所在。比如《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内容上是十四卷二十册的巨著，其第一卷《史溯》的首篇论文就是《论古史的重建》，可见这一问题在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该文对他与顾颉刚先生昔年在学术上的渊源颇多涉及，内中云:
记得我在弱冠前后，尤其在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工作的时候，馆藏方志千余种，占全国的第二位。那时候，我深受顾先生的影响，发奋潜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问题。曾经把古书所有与地名有关的地载钞录若干册，《楚辞地理考》即其时得以刊布的一种。当日古代地理研究的讨论文字集中在《禹贡》这一刊物，该刊亦曾印行过一期《古代地理专号》，我和钱(穆)先生讨论的文章亦发表在该期，我对顾老的“古史中地域扩张”的论点，已有不同的看法。那些依据地名迁徙，作出推论，滥用同音假借来比附音义相近的地名，建立自己一套想象所考虑到的“地名层累”(“层累”二字可能取自顾先生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许多古史地名都给重新搬家。……我认为关于地史地域的尽量缩小，同名的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这是不牢固的推理方法，这样连篇累牍的讨论是没有意思的。在我屡次比勘之下，觉得无法接受，只有失望。所以我决定放弃第八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此。……我的思想改变，我不敢说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把古代文明过于低估(如说湘水流域汉初文化尚低之类)，把古代空间缩得太小，反而离开史实。近期各地古物的出土，本身已作充分证明，应当重新论证。52
从选堂先生《论古史的重建》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当年他与顾颉刚先生在历史上的学术渊源，以及在古史地域研究上其与疑古思想主导下古史辨派，从厕身其间到善于反思，最后服膺真理而走出疑古思想的羁绊，提出应根据不断出土的文物以证史，来纠正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疑古思想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上的消极影响，使被歪曲的历史恢复本来的真实面目，我认为这就是选堂先生之所以提出重建古史的本意所在。在选堂先生过去八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自1936年在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工作期间奋力研究历史地理学开始，其著作从《楚辞地理考》起，他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可谓持续不断，有关撰作有数十篇之多，近年还相继出版了《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53和《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54等历史地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我认为这是选堂先生数十年来对重建古史念兹在兹的心力所在，是他对国史的一项重要贡献。而毋庸置疑，这所有的一切，是以其早年在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任职期间开始研究历史地理学为发端的。因此，如果说十八岁之前的潮州时期，选堂先生奠定了诗文书画和潮汕地方史志研究的基础，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那么，从1936年选堂先生十九岁之后任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纂修的广州时期，则是其视野大开、奋力研究国史的起点，自此之后，他在学术上迈开大步，一发而不可遏止，经过八十年的努力，奠定其一代国学大师的格局。所以，实事求是而言，选堂先生在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任职纂修三年的时间，无疑是他从事国学研究的一大关键。
1938年，是我国全面抗战的第二年，是年10月，广州沦陷。而在此稍前，选堂先生已返回家乡潮州，因为詹安泰先生因病推荐他到韩师代课。盖其时选堂先生已拥有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的资格，而且与中大诸公和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颇有学术交流，学识与视野已大为不同，所以代课韩师，等闲事耳。其后他又被母校金山中学聘为国文教员。因其时省城既陷敌，粤东也岌岌可危，于是金中乃迁至饶平凤凰山中。选堂先生告诉我，其时金中校长为詹昭清先生(按:先生且用笔在我的记事本上写上詹校长的名字)。选堂先生教务之余，仍不忘作学术研究，在凤凰山区调查研究畲族的问题。另外，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作为热血青年，岂无赤子之心!于是爱国之忱，在诗中化为沉雄刚毅之气。尤其登凤凰峰顶，脚下壁立千仞，遥望家国山河，正受日军铁蹄蹂躏，真是悲恨相涌，百感交集。故先生于金中凤凰时期诗作甚夥，多为五、七律，大有杜工部诗风，先生命之为《千仞集》。其时诗人刘寅庵先生读后极为叹赏，感慨“吾乡诗家少学杜”，而盛赞饶诗“蕴涵演漾真杜体，已觉宋美难专前。……纵不刻意规杜老，忧伤情志知同然”。刘先生并建议诗集改名为《凤顶集》。这是选堂先生于金中凤凰时期所写的一卷抗战史诗，为其亲笔所书的手抄本，极为珍贵，可惜其后于流离辗转中遗佚，真是潮汕文化乃至中国文化无可弥补的损失!
翌岁即1939年，是年8月，正是因为选堂先生已拥有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的资格，詹安泰教授乃得以推荐选堂先生为中大研究院之研究员。选堂先生乃应聘拟往云南澂江中大新校工作，遂离开饶平凤凰山金中并搁置在该地所作畲民调查的工作，拟经香港乘船赴内地再转云南澂江。就在他留港候船期间，不料其在饶平凤凰山畲区作调查时所染恶性疟疾发作。由于治疗和康复需时，选堂先生不得不罢云南之行，而被迫滞留香港。但没想到这场病却阴差阳错地又带给他另一次重要的人生际遇，他碰到当年从上海来香港躲避日军凶焰的叶恭绰先生，而叶氏其时正在港继续编纂其经营多年的《全清词钞》。
叶恭绰先生(1881—1968)，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誉虎，号遐庵，晚号别署矩园，广东番禹(今番禺)人。早岁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与古文大家、揭阳姚梓芳先生同为粤籍校友，互为知交。及后叶氏留学日本，在日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颇受孙中山知遇。民国肇造之后，叶氏从政，历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1927年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等，是民国以来政坛闻人。而治学、治诗、治艺俨然大家，其著作有《遐庵诗》《遐庵词》《遐庵谈艺录》《遐庵汇稿》《历代藏经考略》及《叶遐庵先生书画选集》等，另外编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广东丛书》等。叶氏藏籍甚富，与李盛铎、罗振玉、傅增湘并称近代四大藏书家，尤其藏品中有敦煌经卷过千件，可谓敦煌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对我国近代学、艺两域堪称有广泛的影响。1939年，日军陷上海，叶氏避居香港。而其时选堂先生以二十二岁之年，恰好因病滞留香港，因缘际会使然，乃得以与叶恭绰这样的大人物结缘并佐其编《全清词钞》，此可谓其人生另一重要的学术机遇。
原来，《全清词钞》编纂之缘起，乃始于1929年，是年叶恭绰先是与朱启钤在上海组织中国营造学会，继而与词学大家朱祖谋等组织词社，同时又与龙榆生合创《词学季刊》。就在这样的氛围下，叶氏乃与朱祖谋共同发起编纂《全清词钞》之举。其时全国著名词人群起响应，先后加入襄助者，有夏敬观、冒鹤亭、徐乃昌、唐圭璋、吴梅、龙榆生、卢前、黄孝纾、张元济、夏承焘等50余人，大都是沪上及大江南北名家。至清代岭南词家及相关词作方面，则由杨铁夫、汪兆镛等在广州负责搜录。及至朱祖谋逝世，叶恭绰遂主《全清词钞》编纂全责。1937年日军陷上海，叶氏乃避居港岛，已搜集到的五千余种清词集，也运至港，以继续其编辑整理工作。直至1939年，协助叶氏做这方面工作的是从广州避居香港的杨铁夫。唯其时杨氏已年迈，且居于离岛大屿山，每天乘船往返于港岛殊为不便。于是天降机缘于22岁的选堂先生，以其年轻而博闻强记，词作词学修养俱佳，足堪大任。且选堂先生其时与叶先生一样居于港岛，他住在香港永乐西街其堂兄经营上海棉纱生意的“伟联行”里面，距离叶先生居所较近，方便工作，因而获邀接替杨铁夫的工作，以佐其编《全清词钞》。接手后，选堂先生的主要工作是按年代先后次序，考证清代各词家仕履，编写他们的简介及相关词作，并对初选的4432种词集，皆于篇前一一写了内容提要，仅此项工作，选堂先生即撰写了十余万言之多。而规模宏大的《全清词钞》编辑校订之事千头万绪，尤其最后如何总其成的工作，最为重要也最复杂，而选堂先生正好在此阶段加入，由于他在不少方面对叶老多所建言，用力至勤，绩效甚显，因此深获叶老之嘉许。在其得力的襄助下，叶老担纲主编之《全清词钞》至1941年终底于成。当然，功成不忘饶伯子，叶老在《全清词钞·例言》中两次述及，亟予肯定。其中特别指出:“编次校订，则伯子之绩丕显。”对其事功给予实事求是的褒扬。
1941年选堂先生佐叶老编《全清词钞》既毕，而日军其时正肆行其南向政策，香港沦陷之危险已迫在眉睫，选堂先生只好携眷返家乡潮汕避难。临行之际，叶恭绰先生作《眼儿媚》一词赠别。兹录如下:
眼儿媚
送饶伯子归里。饶，海阳人。
笛声吹断念家山，去住两都难。举头天外，愁烟惨雾，那是长安?仙都路阻同心远，谁与解连环?乡关何处，巢林瘁鸟，忍说知还。
及后，选堂先生步其原韵，和词一首。如下:
眼儿媚
阻兵滞雨，欲归无舟，徒有怀土之情。依赠别韵。
惊涛拍岸雾沉山，归棹渡良难。登楼四望，灞陵回首，不见长安。路遥却羡杨朱泣，悲结大刀环。更堪残月，时传哀角，只劝人还。
从赠词与和词，足见经过在香港编纂《全清词钞》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叶、饶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友之谊。而1941年，其时叶老60岁，选堂先生24岁，真正是忘年之交。而《全清词钞》之得以毕其功于香港，叶、饶二位堪称相得益彰。盖叶获饶助，可谓得人成事，而且使他得以发现了一个天才;而饶佐叶编事，亲炙名家学问，耳濡目染，遂得以极大地扩大学、艺两域之视野，尤其四五千种清代词集的资料尽收眼底，同时研究各词家仕履，还要于各篇前撰写提要，这于其词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极好的历练和充实提高。后来选堂先生之所以能撰成《词籍考》及编纂《全明词》，显然皆得力于当年编次校订《全清词钞》时所取得的经验与方法。另外，叶老藏籍甚富，极具眼光，精品很多，其中包括敦煌经卷千余卷，至为珍贵。而最重要的是叶老对敦煌学的提倡，这就直接影响了选堂先生此后对敦煌学锲而不舍的研求，其中就包括对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的撰作，以及其后他与法国学术界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合作等等。难怪选堂先生曾经十分感慨地说:
我是在一个关键时刻，也是老天有眼，生了这场病，得到了这个机会。这说明学问之事，也是有些机缘的，师友都是机缘。55
这说明选堂先生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是十分重视师友机缘的。
那么，选堂先生在1941年，究竟于什么时候离开香港返回家乡的呢?
我认为选堂先生归期应在是年冬季。盖是年七月、九月两个月，他还先后致函顾颉刚先生，显示其时尚旅居在港，迄未返乡。如民国三十年(1941)七月十六日致顾先生函中即言及:“鄙论《诗经》误字，以旅舍无书，未敢造次属稿，仅有札记而已。……”56说明其时尚在客居之中。所以我认为选堂先生返回家乡应在1941年冬。具体地说，应在是年10月之后、12月之前。因为日军进攻香港，在是年12月8日，而香港正式沦陷于1941年12月25日。选堂先生天生谨慎，显然在日军进攻之前，一早已离开香港，返回乡间。
四、抗战时期选堂先生从揭阳到广西的经历
然而，乡关在何处呢?在潮汕地区，选堂先生的家乡在潮州城，而潮州城于1939年6月早已沦陷，可谓有家归不得。其时揭阳城则尚未陷敌(按:由于揭阳是内陆县，有险可守，在当地军民持久抗战的情况下，直至1944年5月始沦陷)，粤东许多仁人志士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自1939年中汕头、潮州相继沦陷后，大都聚集于此，其中包括“壬社”社长、潮州名诗家石铭吾先生等人。故其时选堂先生一家离港后，也辗转居于揭阳。尤其1942年秋，泰国爱国华侨、抗战功勋卓著的饶平县县长陈暑木将军调任揭阳县县长，因缘际会，选堂先生在揭阳期间，也为宣传抗战尽了自己的责任。
陈暑木先生(1902—1988)，祖籍广东省澄海县，出生于泰国。八岁时被送回祖国接受教育，二十岁前后，他已会诗能文，创办《火山》杂志，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文艺青年。1926—1932年，他携眷返回泰国，其间创办了抗日喉舌《晨钟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同时也是《华暹日报》《华暹新报》主笔。1931年“九一八事变”，翌年回国，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八期华侨特别班，嗣北上抗日，先后参加古北口、喜峰口等战役，后因功晋升至某师少将政治部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陈氏回广东组织民众抗日，同年9月被任命为潮汕地区抗日统率委员兼游击副司令，总部就设在潮州城，所以和潮州各界人士甚有渊源。尤其他本人也雅好诗文，所以与享有“神童”之誉的选堂先生早就认识。1939—1942年，陈氏任饶平县县长期间，在汕头、潮州先后沦陷，日军气焰十分嚣张的情况下，领导当地军民，利用凤凰山地形，打了几次在粤东抗战史上有名的胜仗，极大地鼓舞了潮汕人民的抗日信心，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1942年秋，陈暑木奉命调往揭阳县，而接任饶平县县长者，则为普宁人黄绪虞(按:黄绪虞原为两广监察使刘侯武之主任秘书，由刘氏荐举为饶平县县长)。陈暑木担任揭阳县县长后，眼见其时潮汕人才会集于此，而正因为他本人允文允武，又曾为报人，知道宣传抗日以振奋民心士气的重要性，所以到任后，即委任时在揭阳的石铭吾、饶宗颐二先生担任揭阳县民众教育馆正、副馆长，57以宣传抗日并教育民众。其间选堂先生在陈氏之支持下，倡立揭阳文献委员会，创办该会刊物《文献》，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之文化精神，积极宣传抗战。所以在历史上，选堂先生也曾被称为“饶馆长”，为宣传抗战教育民众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段极具意义的日子，自1941年冬至1943年秋，算起来，选堂先生在揭阳居停及从事文化与救灾工作，前后有近两年的时间。在揭期间，他结交了不少文化教育界的好朋友，除世交前辈姚秋园先生之外，揭阳一中校长杨树荣先生、真理中学校长林建中先生及其哲嗣、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林超教授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日后选堂先生任民国《潮州志》总纂时，这些人都给予他很大的支持。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选堂先生还撰写了《揭阳方志考》，刊于1943年揭阳《文献》上。尤其重要者，选堂先生为两位明代揭阳籍先贤所撰写的《薛中离年谱》《廷鞫实录序》及《郭之奇年谱》等名作，也都是在居揭期间完成的。可见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宣传抗战，一边还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真不愧学人本色!
那么，选堂先生究竟又因什么原因，离开揭阳的呢?
原来，自1942年夏秋之后至1943年暮春，包括揭阳在内的潮汕地区长期干旱，赤地千里，许多农民颗粒无收，造成严重饥荒，以致饿殍遍地;而入夏之后，又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江河泛滥成灾，又造成许多生命财产的损失。这在近代潮汕历史上，可谓一次极其严重的天灾。在这种情况下，其时在桂林的两广监察使、潮阳人刘侯武返乡视察灾情，急谋赈灾。
刘侯武先生(1894—1975)，潮阳谷饶人(按: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即其嫡孙)。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并参与1911年初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辛亥革命后，他先后担任汕头《晨刊》社社长、福建省政务委员会秘书、东江行政公署秘书、潮安县县长、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兼两广监察使等。他本文人出身，有学问，擅书法，与于右任为亲家。
1943年春、夏之间，刘侯武先生以两广监察使的身份至潮汕赈灾，即以募款买粮救济饥荒为急务，目标显然在泰国、中国香港两地的潮侨商界。而刘氏在参加国民革命期间，曾多次出走泰国，所以与泰国潮侨关系颇深;同时，作为两广监察使，他在香港潮州同乡尤其是商界中，也有颇大的影响。而与内地、香港及泰国等方面进行公文函电的联系，共商募款救荒，是他要做的重要工作。唯其时灾急事忙，因此刘监察使亟须一得力的主任秘书负责这一方面的事务。而自黄绪虞出任饶平县县长之后，此一空缺迄无合适人选。盖刘氏早年曾为报人，又为秘书出身，文史修养颇佳，书法又写得好，所以对其主任秘书人选要求极为严格。其时因揭阳尚未沦陷，又为重灾区，所以监察使长驻于此。而因缘际会，当年文名甚籍的揭阳县民众教育馆副馆长兼文献委员会副主任饶宗颐，便成为其主任秘书的不二人选。平心而论，就我所了解的选堂先生，他实在不宜从政，而他本身根本对从政也毫无兴趣，因为他完全属于学术的天性、艺术的天性。但他也是一个能从大处着眼的人，出任揭阳民众教育馆馆长，那是抗战的需要;获委两广监察使的主任秘书，则是为了救灾工作的需要，他都义无反顾地去做。而刘侯武先生对他在文牍书法方面的功力也极为欣赏。其时的募款救灾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刘侯武先生在泰国、中国香港潮籍乡亲的支持下，募得救灾款泰币100余万铢、港币140万元，用以购粮运回潮汕，以赈济灾民。
至1943年秋，刘侯武先生在潮汕的赈灾工作告一段落，必须回广西桂林使署所在地履行两广监察使之职务。选堂先生作为其主任秘书，当然也随同前往。其时，刘侯武先生有一项重要的社会公职，就是桂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下简称“无锡国专”)的校董，而选堂先生的旧同事、原中山大学考古系教授郑师许也在该校任教。如前所述，选堂先生本是学界中人，对从政毫无兴趣，有此机会，乃征得刘侯武先生同意，同时由郑师许教授向该校校长冯振推荐，遂被聘为无锡国专国文教授，从而使选堂先生得以回归文化教育及学术研究之路。
此事之来龙去脉，仍须从无锡国专在桂林建校述起。
原来，在1942年间，由冯振担任校长的无锡国专由北流迁回桂林，并拟在桂林象鼻山附近兴建校舍，亟须筹募资金。冯振乃与梁漱溟共商成立桂林无锡国专校董会，由梁氏出面敦请民国元老李济深出任董事长，又请黄绍竑、梁漱溟、李任仁、刘侯武、黄星垣等名流为校董，为无锡国专筹募了可观的办学经费，使该校的各项业务得以顺利施行。其中黄绍竑为桂系代表人物之一，而刘侯武则为两广监察使，其时其使署就设在桂林，故无锡国专也仰仗其力。所以，刘氏与无锡国专既有深厚的渊源，而其时原中山大学郑师许教授则在该校任教，以选堂先生曾任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及中山大学研究院研究员的资格，他的推荐当然获得冯振校长和校方的认可。所以，本身有学问有条件，这是首要的因素。当然，选堂先生由短期从政又重返学林，其中也有许多机缘巧合，他曾多次谈到，在其人生的许多经历中，有些事情好像是冥冥中注定，这一点连他都感到非常奇妙。
不过，在无锡国专教书的日子并不长，至1944年夏，日军攻陷桂林，选堂先生被迫西奔蒙山，因从桂林逃难的简又文、赵文炳早前已在蒙山县西乡屯治村开设“黄花书院”，盖简氏与陈姓的本地大户是好朋友，而蒙山县地处桂西大瑶山之中，不少文化人避难于此，坚持教育工作。当然，在偏僻的山区，在流亡的日子里坚持办学教育学生，其艰苦的条件可想而知。其时选堂先生在西乡屯治村将“李家祠堂”作为课室，学生中有简又文陈姓朋友的家人陈文统者，极有兴趣地追随选堂先生学习作诗填词，这个人即为后来在香港与金庸齐名的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不让过，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于1945年1月中占领蒙山县城，并大举向选堂先生所居的文墟龙头村进行扫荡。要不是他当时灵机一动，事先离开这个村子，恐怕已惨遭不测。提起这段往事，选堂先生仍然记得清清楚楚，说:
我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时候有人跟我学《易》，事先我占得《离卦》的第四爻辞:“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是极凶之象。我立即决定跑往另一个村庄。后来果然发生惨剧。58
这里所说的“惨剧”，即指日军当年对文墟龙头村实行凶残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惨绝人寰的血案。因此，假如当时选堂先生没有先走一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此事选堂先生不止一次向我述说，可见在其人生记忆中，是如何的难以忘却!
其实，选堂先生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一样，自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即处处受到日军的逼迫侵害。以他个人而言，自1935年19岁时至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任职纂修，至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在此之前他被逼离开，返回家乡潮州;继而日军于1939年中又攻陷汕头、潮州，事前选堂先生由詹安泰教授推荐，拟应聘往云南澄江中大新校任研究员之职，因病滞留香港，而得以佐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而日军又于1941年12月攻陷香港，选堂先生被逼返回粤东，但潮州已沦陷，有家归不得，于是至揭阳参加抗战宣传工作，一方面进行学术研究，而其间日军不断进攻揭阳;至1943年，潮汕久旱大饥，选堂先生任两广监察使刘侯武秘书，参加救灾工作;是年秋，选堂先生至桂林，及后应聘无锡国专桂林分校任教，而1944年夏日军又陷桂林(其时粤东揭阳也被攻陷)，选堂先生西奔蒙山;至1945年初日军又攻陷蒙山县城，继而大举扫荡选堂先生所居山村，使他险遭不测。而选堂先生与全体中国人民一样，在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一旦听到日军宣布投降的消息，其心中的激动和欣喜可想而知。此可见诸选堂先生所赋之七绝《九月三日》，即其喜悦心情的写照。诗云:
举杯同祝中兴日，甲午而来恨始平。
一事令人堪莞尔，楼船兼作受降城。
诗载于选堂先生的抗战史诗《瑶山集》之中。我曾撰写《略论〈瑶山集〉之时代精神与风骨》一文59，读者可参阅之。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选堂先生自家乡潮州赴广州，应聘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年中，选堂先生又从广州返回汕头，任南华学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
那么，其后选堂先生为什么又担任民国《潮州志》的总纂呢?
原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要求各地区推行修志工作。1945年秋，两广监察使刘侯武首倡设修志馆增修《潮州府志》，得到潮汕地区各界人士的支持。至1946年，潮汕地区隶属广东第五行政区，是年3月16日，郑绍玄正式就任第五区行政督导专员，其后乃于4月29日第五区年度行政会议决定:“鉴于修志之不容缓，爰提议编纂潮州新志一案，经会议一致通过，并定于七月一日成立潮州修志委员会，推郑绍玄为主任委员，负责修志事宜。”60嗣于7月1日潮州修志委员会成立之日，决定聘两广监察使刘侯武之秘书、南华学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饶宗颐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并于7月10日由郑绍玄发出聘函。61而会议既决定所修为“潮州新志”，故不拟沿用旧府志名称与体例，最后决定志书命名为“潮州志”。修志馆初设于潮安县专署内，1946年11月改迁汕头。
从潮州修志委员会成员的组成来看，也足见当时发起纂修《潮州志》之隆重其事。盖委员会除由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郑绍玄担任主任委员、饶宗颐任副主任委员兼总纂外，从顾问、委员到修志方面分纂的人选，都是潮汕地区政界、文化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及各县、市、局政要与硕彦鸿儒。其时聘请邹鲁、刘侯武、罗卓英、萧吉珊、陈绍贤、温丹铭为顾问。委员会成员则包括由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下的潮汕10县1市1局的首长出任。10县即潮安、揭阳、潮阳、饶平、澄海、南澳、丰顺、普宁、惠来、大埔，1市即汕头市，1局即南山管理局。家严郭基扬先生于1946年至1948年任南山管理局局长，所以其姓名也在《潮州志》修志委员会成员之列。委员会几乎罗致了潮汕地区教育和文化学术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朱宗海、张茂上、王雨若、陈素、黄锡雄、石铭吾、张美淦、李应兆、钟勃、詹昭清、王显诏、杨睿聪、翁子光、许成业、戴仙俦、蔡起贤、郑雪耘、吴楚碧、林祖泽、杨寿楠等100余人。
负责《潮州志》纂政者，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饶宗颐;分纂为温丹铭、蔡起贤、翁子光、林超、王荣、王浩真、谢礼智、李梦生、苏乾英、饶聘伊、吴楚碧、余声、陈森佑、林建中、袁中希、释宽、吴双玉、温克中、林德侯、萧遥天、李明、方达聪、杨世泽、林适民、黄仲渠、刘陶天、陈学儒等，并聘陈恺、罗开富、罗来兴、杨金书、翟肇庄等为特约编纂;绘图员为许虞，书记有杜国平、林幼史，还有服务员苏开平。
其中温丹铭先生的大力支持对修志工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提供了当年在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任职总纂时有关潮州地区修志的文献资料和相关撰作。其时他在《寄饶伯子》一诗中，表达自己与州人对其殷切之期望。诗云:
海滨邹鲁有遗风，运值乾嘉几老翁。
百年文献知谁托，一郡声华许子同。
对于温丹铭先生在文献资料上的无私支持，选堂先生至今仍感念不已。
至1947年，国、共内战已进入第二年，国府由战略攻势转入守势，各地形势颇为紧张。是年12月，原专员郑绍玄卸任，新专员由地区驻军司令喻英奇兼任，此举显然为加强地方的军政一体化，以支撑危局。因此，喻英奇不再兼任《潮州志》修志委员会职衔。故该会主任委员一职，于1948年1月由刚退居的原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先生担任。选堂先生仍任副主委兼总纂之职，负责整体的修志事务。这样，刘、饶再次合作，重续1943年在揭阳共同为潮汕救灾的前缘。而《潮州志》编修之缘起与推行，刘氏以潮人而官至两广监察使，地位既高，对潮汕又有救灾之功，故在海内外潮人中颇具威望;且《潮州志》之纂修为其首倡，又知人善任，力荐其前秘书饶宗颐任副主委兼总纂，使志书之编修，得人而成事。所以，实事求是而言，民国《潮州志》之纂成，固然是群策群力的结果，而刘、饶二人的作用，可谓居功至伟。如前所述，其时当局既穷于应付战事，竭力榨取地方财赋充作军费，当然不会对修志事宜提供分文。故修志之经费，端赖海外及香港潮籍侨领如泰国余子亮，新加坡林连登、黄芹生、林子明与香港方继仁诸先生以及海内外热心人士捐输支持，使修志工作得以继续。但至1948年秋，大部分来自海内外的支持又告中断，修志馆的经费，只有靠刘侯武先生鬻书维持，尤赖方继仁先生逐月资助，使修志之事得以维持。而选堂先生负《潮州志》总纂之责，以其深厚的文史学养和多年来对潮汕地方史志的研究成果，因而在学术上能总揽全局，领袖群伦，且能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新思想、新观点、新数据、新方法为修志提纲挈领，并以最优秀的适当人选作为各分志纂修，使志书从内容分类到形式上都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特别是到了后期，选堂先生面对的困难更多，责任更重，在经费严重不足的艰辛情况下，领导分纂诸君子，克服种种的艰难困苦，矢志不渝，坚持不懈，使修志之事，终底于成。
至1949年春，志书的规模与内容初步底定，决定出版。是年夏，时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叶恭绰先生，因与选堂先生昔岁在编《全清词钞》上夙有渊源，乃为其总纂之《潮州志》作序，内云:
此书之善有二大端:融通新旧，义取因时，纂组裁量，各依条贯，不取矜奇立异，亦非袭故安常。分类三十，统称为志，仍附各表，以省篇幅而清眉目。殿以丛谈、叙录，若网在纲，别为卷首、志末，在存全貌，可谓斟酌至当，兼备众长。此体例之精惬，为全书之特色者一也。
义取存真，事皆征实，如山川、气候、物产、交通之类，皆务根测验，一以科学为归。更重调查，期与实情相副，迥殊扪龠，可作明灯。此记载之详确，为全书之特色者二也。62
因此，民国《潮州志》之纂成，可谓潮汕方志史上空前的杰作。这是选堂先生继续成《潮州艺文志》之后，对潮汕历史文化的另一项重大的贡献。
然而，由于时局变迁及其他原因，1949年夏，《潮州志》只出版印行15门类20册(按:全部为30门类)。因此，为志书事，选堂先生乃有香港之行，而眷属则仍居潮州府城(按:至20世纪50年代初，师母饶夫人与两位千金始申请至港与选堂先生团聚)。其时对编修《潮州志》襄助最力的香港儒商方继仁先生，因鉴于时局动乱，力劝选堂先生留港以观形势变化，先生遂打消返乡之念。后来留在内地的修志馆同事果然多遭厄运，故选堂先生屡说方继仁先生救了他的命。而方先生其后在生活及赞助学术研究上，还给予选堂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所以，选堂先生对方继仁先生的仁厚，至今仍铭感于心。故人生的因缘际遇，似乎是冥冥中注定。结果使香港保护了一代学术和艺术大师的命脉，从而令他在其后的漫长岁月中，为中国的学术和艺术文化作出重大的贡献。
选堂先生奋志于学、艺两域，历时八十余载，以香港为学术重镇，讲学于海峡两岸及港澳，及欧美印日与东南亚诸国，游历于四洲三洋之间，在文、史、哲、艺诸领域，及中外文化的研究交流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受到普世的尊重。毫无疑问，天才与勤奋铸就了选堂先生学、艺双携的辉煌事业。然大师亦有少年时，选堂先生的学术和艺术之路，是从家乡潮州出发的。这方面，既有家学渊源的润泽，又有世交师友诗文雅集的陶冶;而早年广州和香港时期在学术研究上的历练和人生际遇，师友之间众多的学术机缘，使他受益无穷;抗战期间，从揭阳到广西的经历和磨炼，丰富了他的人生，又广结善缘;其后总纂《潮州志》，既为乡邦文化作出重要的贡献，又为此后长居香港埋下伏笔。凡此种种，乃本文叙述的重点所在。至于后来选堂先生任教于香港大学等海内外学府，以及此后在学、艺两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是大多数人熟知之事，于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