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对话·整合——钱中文文艺思想及其学术贡献概论

刘方喜24

学者小传

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文学评论》主编。代表性著作包括《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原理——发展论》《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发展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钱中文学术文化随笔》《文学新理性精神》《钱中文文集》(单卷本)、《自律与他律》(合著)、《钱中文文集》(韩国版4卷集)、《文学原理——发展论》(增订本)。主编《文艺理论方法论研究》《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巴赫金全集》等。

关于钱中文文艺思想的研究，目前已有不少成果，既有整体的研究，如童庆炳《钱中文文艺思想的时代与学术特征》(《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李世涛《钱中文先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及金元浦所编论文集《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等，也有有关钱中文文艺思想具体命题或范畴的专题研究，如朱立元《试析“新理性精神”文论的内在结构》(《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常月仙《提升精神的求索——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评析》(《创作评谭》2005年第6期)、李世涛《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建构——以钱中文的文论探索为中心》(《三峡论坛》2010年第2期)等。本文试图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及全球化语境，对钱中文多方面的学术贡献、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特点、文艺思想体系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等，作整体的概括和分析。

一、新时期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重要的参与者、组织者、推动者

首先，从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及人文学科的发展史来看，十年“文革”使学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建设的正常发展几近停滞，而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把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各学科建设扭转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在此进程中，各学科领域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组织者、推动者，钱中文则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重要的参与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作为重要的参与者，钱中文参与、直接或间接回应了新时期以来文论发展中的许多热点或焦点问题，其建立在丰富、扎实和厚重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的由“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等一系列范畴构成的文艺思想体系，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而作为文艺学学科建设重要的组织者、推动者，钱中文在个人学术研究之外又做了大量学术组织、理论文献引进与积累等工作，为文论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离开了这些工作，我们就很难全面地认识和评价他之于文艺理论建设的意义与价值，而这些工作却往往是最容易被学界忽视的，它们对于我们了解新时期文学理论进展的全貌也有着重要作用。

新时期以来，引进外国尤其西方理论资源，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80年代初，钱中文与王春元一起主持组织翻译外国文学理论，确定选题，出版了一套力图反映20世纪国外文论研究新进展的丛书《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计14种，其中征求钱锺书的意见，翻译、出版了包括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佛克马与易布思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卡冈的《艺术形态学》等文艺理论名著。译丛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处于荒芜和封闭状态的中国文学界对域外知识的渴求，不仅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视野，而且促进了当时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钱中文还利用到国外学术考察的机会，及时地了解、介绍国外文论研究的新情况。他对法国文学理论的介绍，对美国新批评文论的介绍、研究，不但有前瞻性，而且也能够做到实事求是; 既承认其取得的成就，也不回避其存在的问题。1985年，他在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的谈话中，就敏锐地感觉到了托多罗夫文学研究思路的变化，也即文学内在研究向外在研究的转向。为此，他撰写了专题论文加以介绍，试图对学术界有所影响，但是当时的文艺学研究急于摆脱“他律”的束缚，盲目崇拜西方文论的现象相当普遍，过分重视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他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其科学性和价值只是在很久之后才被研究者体会出来。钱中文在引进外来理论资源方面的最大成果，是组织翻译了《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6卷; 2009年，他不顾年老体弱，对这6卷从头到尾作了校订，并组织增译了第7卷，为此他病倒住院，其矢志学术、推动理论发展的精神令人感佩，而中文版《巴赫金全集》对中国文艺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将会产生持久的重要影响。

钱中文为推动文艺学学科发展还做了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其一，钱中文率先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艺理论现代性、重建新理性精神的文艺价值、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的前景等问题，他为讨论这些问题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讨论平台，或者提议在《文学评论》上开辟讨论的专栏，或者把这些问题作为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议议题，这些举措都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其二，钱中文主编了多种会议论文集和丛书，组织和推动中国文论研究成果的出版和交流，如他与童庆炳主编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36种，2000—2003年)等。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钱中文主编中外文化、文艺理论丛书5套70种，以及5种论文集，共计75种。它们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国外文艺理论的进展，而且展示了我国当代文论整体上所取得的实绩，全方位地促进了中国当代文论研究、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其三，钱中文多次组织、主持了国际、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组织、成立了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并被推举为会长。1995年以来，学会几乎每年都举办相关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相关论文集。如今，该学会已成为国内文学研究类有序、良好运转的重要学会之一，对于团结、整合文艺学研究的学术力量，推动与国外的学术对话，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4卷本《钱中文文集》(有韩国新星出版社2005年精装版、首尔出版社2005年平装版等)体现了钱中文作为中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参与者的个人理论贡献的话，那么，以上所提到的文献引进、整理及学术活动的组织等方面的工作则体现了他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发展重要的组织者、推动者的多方面的学术贡献，这些工作也是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他的学术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工作与他的学术研究共同构成了一个学者的事业。而且，这些工作从整体上改善了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环境，打破了学术研究的封闭状态，推进了中国文论研究的国际交流和走向世界的步伐。

钱中文的学术贡献受到了学术界很高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美学家汝信指出，钱中文“对文学动态把握很好，有广阔的学术眼界，有理论的创造性，这是他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重要条件”。文学研究所原所长杨义高度评价了钱中文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新理性精神”和巴赫金研究，认为，“钱中文先生不是那种趁风赶潮之辈，而是立足于深厚的学养之上，进行有深度的理论开拓的真正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童庆炳认为，“钱中文先生以他深厚的学术积累、艰苦认真的研究，赋予这些理论以历史的品格、实践的内涵和深厚的学理，从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顺应时代的潮流，抓到了真理的普遍性东西。他的理论现在仍然是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因为它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同时他的理论建构充满了学术个性、学术积累和独特的文学理论创造，为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写上了鲜亮的一笔”。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曾繁仁认为，“钱中文先生就是新时期产生的中国自己的重要理论家之一，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爱护、充分的肯定与应有的总结”25。学界时常有人诟病文艺学的薄弱，许明从这个角度揭示了钱中文的学术意义:“钱先生的以学术进步为目标的探索，为使文艺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提供了一种治学方法上的启示，从而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26钱中文在理论上倡导着交往与对话，在自己的研究与生活中也践行着交往与对话精神。他一直坚持着自身理论创新的自主性，同时也一直与他人尤其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等保持着平等的对话关系，将自己的理论创新融入到中国文学、文论乃至文化的整体发展之中，为中国文论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二、综合创新与交往对话主义:钱中文文艺思想的方法论特点

自成一体的钱中文文艺思想具有自身独特的方法论特点，这种特点是钱中文在不断的理论跋涉和探索中逐渐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与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在这方面，钱中文一直反复倡导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同时也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一定价值的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一种“更具建设性、宽容性”27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理论研究方法论上就表现为:对综合创新和交往对话主义的重视。

文学观与方法论，乃是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涉及的两个基本方面，也是新时期文论发展中的两个亮点，而钱中文则是其中的亲历者和策动者:1985年扬州大学召开了全国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钱中文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在发言中肯定了方法论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文学观对方法论的制约作用。会后，他参与主编、出版了《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一书。1986年，他主持了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文学观念学术研讨会”并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动过程”，“原有的文学观念，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可是由于长期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教条主义的干扰，囿于一些框框条条，使自身失去了理论的自主性”，“更新文学观念的呼声，从80年代初开始，便日益高涨”，首先出现“方法论热”，“外国文学研究的多种方法相继介绍过来，一些方法是属于人本主义性质的，一些则是自然科学中广泛应用的方法。到1984—1985年间，方法的介绍热闹而多样，一时形成了一股热潮，被人们称为 ‘方法论热’。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我以为要把它看作是文学理论开始转向自身、获得自主性意识、走向理论自觉的表现”。“在方法方面，我们可以使用审美的、历史的方法，也可采用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文学接受理论的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实践中采取有主导的多样和综合的研究。”“1985年是方法论年，1986年将会是文学观念年”，其中，“对文学中的主观因素的重视，是文学理论走向更新的一个重要标志”28。这些“相当彻底地震动着整个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逐渐破除了理论思维的单一性，建立了思维的多向性选择”，“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学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并将成为我们时代的思维特征而继续发展下去”29。他强调，“真正的学术成果，是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知识积累、对问题的全局把握、敏锐而独到的观察，还有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的基础之上的”30。钱中文的长文《自律与他律——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文学观念之争》就颇能体现他自己倡导的学术理念:对相关原始文献的详细收罗、整理，体现了“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和“广泛而深厚的知识积累”; 而用“自律与他律”这对范畴来重新描述文学观念的发展史，则体现了他“对问题的全局把握、敏锐而独到的观察”而形成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力。该文揭示，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复杂的协调、错动，是文学及其理论发展史中的一条重要脉络，并且也是影响、推动文学及其理论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的结构性力量——尤其对现代文学及其理论来说更是如此。

关于方法论上的“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反思中，钱中文就开始强调“审美的”与“历史的”文艺批评方法的统一。在当时“文学回归自身”的潮流中出现了极端唯美主义的倾向，他的文章《审美方法的选择与可能》对这种倾向进行了辩驳，指出这些倾向“都以文学创作的某一或某些方面构架文学本体，形成了理论的片面性。在我看来，应该根据文学自身实际存在的各个方面来构架文学本体，使其比较全面地展现自身”31。其《文学社会学的建设》一文分析指出:本来“审美的、历史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特色，“但是几十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实际上搞的是社会学的文学批评，审美的方法并未受到重视”，以至于后来出现极端的“庸俗社会学”。对此加以批判性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许多人又断然不分社会学方法与庸俗社会学的区别，往往把它们捆在一起加以挞伐。什么方法都好，就是不能容忍社会学方法”——针对此，该文实际上提出了重建“文学社会学”的构想: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实际就是生产、产品、消费中的各种问题”32——在审美的、内在的、形式结构的研究盛行的80年代，钱中文的这种构想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时间”往往会展露种种极端主义观念的谬误:90年代中后期为我们理论界所热烈追捧的西方“文化研究”，其主导的方法正是“社会学”方法! 钱中文还揭示了中西文论发展的“错位”现象:当我们热衷于“内部研究”时，欧美的“外部研究”却正如日中天，“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文学理论在逐渐摆脱政治、伦理道德统制的时候，我们较少想到，可以在摆脱原有的局限的基础上，把它们提升为文学理论的社会、历史诗学研究。及至外国的文学理论转向了外在研究、文化研究，才使不少人意识到，社会、历史诗学、文化批评、文化诗学都是各个具有广阔前景的场地”33，但是，至今我们的理论界似乎依然没有摆脱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当我们热衷于外在的“文化研究”这种新时髦时，种种内在研究的方法又被当作过时的东西而弃之如敝屣了!

根据自己对历史的反思和认识乃至自己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和感悟，钱中文坚定地选择了综合创新之路。其《文学理论:观念与方法》指出:“如何才能全面、深入了解文学现象，综合研究看来是必由之路。”34其《主导·多样·综合:一种趋势——文学研究方法漫议》首先对20世纪80年代各种新方法进行了分析，然后强调“不同方法所处层次不相同”，“总体方法论”与“专门性的学科方法”有所不同，文学研究方法是开放型的、多层次的，“研究方法的多层次性，为综合研究提供了可能，不过综合不是随意的凑合，而是在多样方法的基础上进行自觉的有主导的综合”，“综合可以形成方法的开放性结构”35。他还指出:“有主导地走向综合，也是国际上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种趋向。如前所说，原来遵循科学主义的一些西方学者，也已意识到自己的方法观念的局限性，而把人本主义的某些原则引入了自己的研究，如某些结构主义理论家; 而所谓后结构主义，实际上正是对科学主义方法的一种反拨。”36其《继承，鉴别，才有创新》分析指出，经过20世纪80年代不断引进西方文艺思潮的种种热闹以后，应有一种深刻的反思，“要建设新的文艺，必须沉潜下来，在有中国特色上下功夫，在传统、继承、鉴别、创新上下功夫”，对我们所面临的三种传统即我国古代传统、现代传统及西方传统，都要加以继承、鉴别，37如此，才能走上真正的综合创新之路。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20世纪文学理论》一文中颇能体现他自己在探索中建构所作的理论定位:文章讨论了“俄国、前苏联文艺理论思潮的演变”“文学理论中的 ‘语言论转向’”“主体性、‘内部的’‘外部的’研究问题”“我国文学理论的几个特点与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等方面——由此可见其理论建构广阔而深厚的知识背景，也可见其对文论现代性、开放性与自主性相综融的不懈追求，更可见其作为理论家的贯通古今、融合中外、综合创新的文化气度。

钱中文有关文艺学方法论的研究后来被逐步提升到一般的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哲学高度来加以探讨，并构成其“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这一成熟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这与其对巴赫金的研究密切相关。首先，钱中文指出，巴赫金超越了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论述，把文学作品的研究与文化历史方法结合起来”38，而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往往“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联系起来”。巴赫金强调揭示“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特别是底层的民间的潮流)”的重要性，钱中文认为，这是一种“整合的文化诗学思想”——钱中文本人对这种方法极为推崇，而极强的整合性也正是他自己文艺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钱中文在对巴赫金的发现中同时发现了自己，而在不断的对话中，他也把自己有关思维方式及人文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思考提升到了交往对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的高度。

钱中文接受巴赫金是从小说理论开始的，而这显然与他一直关注小说理论尤其是关注俄苏小说有关。当然，从理论上来说这又与他始终关注文学及其理论的现代性与自主性、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发展等相关。其《“复调小说”:理论与问题》指出，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乃是一种“全面对话的小说”，其“复调小说”已难以纳入传统的“独白小说”的框架。钱中文对巴赫金理论的创新性作了充分的肯定，但也指出其问题:首先是把复调小说与独白小说对立起来，有绝对化的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小说从整体上来看其实“并不排斥独白因素，即叙述因素”39。其次是扬复调而抑独白，而实际上陀氏在人身上发现人、刻画人“并不局限于使用 ‘复调’，而是通过多种艺术途径来实现的”，比如在心理描写上托尔斯泰强调“流动性”，陀氏则强调“过渡性”，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40最后是对主人公的独立性有过分夸大的成分。钱中文对巴赫金重视“艺术形式的独特性”的方法论的价值作了充分肯定，但也指出:“我以为这种研究应当成为对文学艺术进行综合研究的组成部分”41——由此也可见钱中文自己综合创新的思路。其《“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一文又对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作了重点分析。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作家所议论的“客体”，而是“创立了自己充分完整思想观念的主体”，而“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要求平等对话，对话则表现各种意识的独立”42，“主人公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可以说，这是理解 ‘复调小说’的关键之点”43。

钱中文把巴赫金的美学思想概括为“交往美学”:巴赫金所强调的在人的行为中我与他人以及他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审美活动中就体现为“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审美事件只能在两个参与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它要求有两个各不相同的意识”44。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巴赫金提出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超视”说与“外位”说。在审美活动中移情固然重要，但“在移情之后都必须回归到自我，回到自己的外位于痛苦者的位置上”，而“超视”强调的是:我作为“自己眼中之我”，是一个积极性的主体，“我所看到的、了解到的、掌握到的，总有一部分是超过任何他人的，这是由我在世界上唯一而不可替代的位置所决定的”，但这又绝不意味着与他人相割裂，“一个人在审美上绝对地需要一个他人，需要他人的观照、记忆、集中和整合的功能性”45。巴赫金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其“超语言学”，钱中文总结道:“语言的对话关系实际上深深地潜藏在表述之中，表述的指向性就表现了这种对话的潜在意向。表述参与对话，引起对话。不同表述的含义本身，就要求对话。表述要求表达，让他人理解，得到应答，然后再就应答作出回答，来回往返，以至无穷。”46对话就是这样一种无穷无尽的过程，而人就存在于这种对话过程中，于其中确证着自身人之为人的存在。

如果说对巴赫金过分强调复调、对话而有割裂与独白(叙述)关系之嫌的小说理论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在人的生存哲学(人的存在、存在形式、活着的意义、人与他人的关系的人学等方面)、文化哲学(中外文化关系等)、人文哲学(不同于自然哲学的方法论等)等层面上，钱中文对巴赫金的交往对话主义则可谓不遗余力地加以推扬，并将其融入自身的理论建构之中。

巴赫金的哲学存在论认为，“存在”首先与“我”相关，同时也与“他人”相关，“整个存在同等地包容着我们两人”。人的存在、行为又构成事件，“巴赫金从伦理哲学的角度，思考了人的存在，他的存在的基础，即行为的事件性，由此而产生人的主体的参与性、积极性，道德上的责任性与应分性”47。而在小说理论中，“我”与“他人”的关系转换成了“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同时“极大地改变了两者之间的性质，使原来的两者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的两者的多种制约关系、两个个体的相互交往关系，现今被界定为两者之间的平等关系”48。因此，“作者与主人公”在巴赫金理论中绝非仅仅是一对小说理论范畴，它们也是“审美伦理学的基本范畴”，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巴赫金赋予这对范畴以哲学意义。“作者”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一个“行为主体”;“主人公”虽是行为主体的产物，却是相对于“我”的“他人”，因而也是具有同样的“自主性的意识或自我意识”的独立存在的“行为主体”，而“当作者与主人公对位，当意识与意识对位，就成了人的行为、存在的事件，就形成了一种交往”49。钱中文分析指出:“交往的、对话的哲学、超语言学思想，使巴赫金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特征，而这种复调小说又深化了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理论”50。

巴赫金晚年写了不少笔记、短文，涉及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多个方面。在研究对象上，巴赫金把“文本”界定为人文思维的根本对象，“文本的生活事件，即它的真正本质，总是在两个意识、两个主体的交界线上展开”，而“文本作为表述，其双声性、应答性、对话性都产生于交往之中”51。在有关“意义”把握方式的基本方法论上，巴赫金强调人文科学对文本意义的把握是一种“理解”而非“解释”——这其中蕴涵着一种许多西方哲学家都涉及的诠释学思想。钱中文认为，巴赫金有着一种“有关人文科学的总体性的诠释学思考”，并因此专门撰写了长文《理解的欣悦——论巴赫金的诠释学思想》，“把巴赫金对诠释学的基本观点即 ‘理解’ ‘解释’等所作的大量论述，结合他的交流对话思想，提到交往对话诠释学(或超语言学诠释学)的水平上来理解，并把它放到诠释学的各个流派思想的背景之上，加以探讨”52。巴赫金认为，“解释”只有一个意识，而“理解”也即对文本的理解则有两个意识，并具有“应答性”。一方面，“理解者要建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内容; 无论说话者还是理解者，各自都留在自己的世界中”; 另一方面，“说者和理解者又绝非只留在各自的世界中，相反，他们相逢于新的第三世界，交际的世界里，相互交谈，进入积极的对话关系”。于是，“理解者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对话中的第三者”，即“超受话人”53。

钱中文对巴赫金诠释学思想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重构。“诠释学思想把巴赫金的各个方面的创新理论，沟通与融会起来，使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与理解巴赫金的复杂思想与艺术观念。”54在思想对话中，钱中文试图在巴赫金身上发现自己，而他也确实成功地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理论定位。深厚的俄苏学术背景，组织翻译、校对、勘正《巴赫金全集》，这些完全可以使他成为巴赫金研究的专门家、学问家，事实上他也堪称这方面的重要专家，但他自己不局限于此，而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理论家与巴赫金进行创造性的思想对话，进而进行自己的理论创新。其《各具特色的对话:交往哲学与诗学——巴赫金与哈贝马斯》一文指出:“我在这里简要地探讨两位思想家的学术思想，不仅仅在于了解他们学术上的共通之处，而在于弄明白他们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新的文化、文学的建设的有效性程度。”他自己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无疑“受到了巴赫金与哈贝马斯交往对话思想的启迪”，“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主张中，现代性是个尚未完成的事业，交往理论就是现代性的实现”55，坚守“现代性”“理性”，也是钱中文“新理性精神”论的基本点。

钱中文指出:“如果过去存在主义思潮及其文学作品，提出过 ‘我是谁’以表现当今社会里人与人的相互隔膜与异化，那么现在问题则是以复数出现了:‘我们是谁’，可以说，这显示了整体的迷蒙”56。我们也可以此勾勒钱中文自己理论发展的轨迹:可以说这是一种不断追求文学理论中的“我”“我们(中国文论)”的自主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时又是在开放性的与他人、他国的理论的不断相互融入的交往对话中展开的。

三、从“审美意识形态”到“新理性精神”:钱中文文艺思想的发展轨迹

“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等，是代表钱中文成熟而自成一体的文艺思想的标志性范畴——在笔者看来，由“审美意识形态”而“新理性精神”，一方面昭示着由文艺学到哲学的理论提升进程，其中蕴含着钱中文文艺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另一方面也应和着时代发展的脉搏:如果说“审美意识形态”论回应了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观上片面的审美论及此前片面的政治意识形态论的话，那么，“新理性精神”论的提出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日益融入全球化的市场化大潮密切相关——当然，这是历时地看的，如果共时地看，钱中文把自己早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等视为“仅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观念的一种形态”57，因而可以涵盖在“新理性精神”论这一成熟的文学理论体系中。限于篇幅，以下对“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论的具体内涵不作详细介绍和分析，只围绕钱中文的两部代表著作《文学发展论》和《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对这些理论产生的时代、学术背景及其学术贡献和影响略作分析。

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辩证圆融的文学观、主导与多样相统一的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在钱中文提出的“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等重要概念中有重要体现(当然也可以说这些理论体现了他对自律与他律融合不懈的追求)——而这些文学观念也是在批判与对话中形成的，而批判和对话的对象就是传统的文学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20世纪80年代理论界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文学观，在科学地分析了诸种文学本质观的得失之后，钱中文力图使用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方法来研究文艺的本质，并提出了以“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本质的可能性:“从社会文化系统来观察文学，从审美的哲学的观点出发，把文学视为一种审美文化，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把文学的第一层次的本质特性界定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性，是比较适宜的。”58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了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而集中体现他这方面文艺思想的代表作是其体系性极强的《文学发展论》一书——该书第三、四两章概括性地讨论了文学观念和方法论问题。第三章“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演变”梳理了中外文学观念的演变史，强调“无论在我国还是欧洲，在19世纪之前，可以说不存在现代人那种对文学的理解”59，而“19世纪是欧洲文学观念急剧变化的时代，其特点是各种文学观念蜂起，形成了不同的学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不同文学观念的分化、发展，恰恰标志着文学现代性的成熟，“说明了文艺学作为科学已开始觉醒”。钱中文又对这些纷繁复杂的文学观念作了概括:“如果我们大致把它们归纳一下，则可以看到，一类文学观注意的是文学与其他因素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的联结与分析，来理解文学; 另一类文学观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本身的构成因素的发掘，来理解文学。我们可以在20世纪的文学观中看到，这两种倾向，是如何汇集着各种矛盾与冲突，引起进一步争论与对文学进一步加深认识的。”60钱中文以“对峙”描述了20世纪不同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分化、发展的格局，首先是“科学主义文学思潮的突破性尝试”，“文学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早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就正式形成了，如前所说，它的出现是对19世纪实证主义文学观的一个反动，这也是文学自身特征认识深化的结果”61。与之并峙的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如表现主义、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和接受理论的文学观等也取得了较大实绩。而20世纪后半叶则形成了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文学思潮。这些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思潮“形成了在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中有关文学本质的多种不同的理解”62。该书对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学观念发展史也作了简要梳理。

《文学发展论》第四章在第三章历史梳理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总结，首先指出文学是多本质的，多元化的文学观念就揭示了这种多本质性，相应地，文学研究的方法也应是多样化的。钱中文强调:“在多样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综合的观念”，而这种多样的综合又非毫无系统的大杂烩，“而是一种有主导的多样和综合”，方法论的这种主导方面就是“既强调科学、逻辑、本体论，又注意历史观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63。同时，研究文学观念的系统方法也应是多层次的，钱中文认为可以从四个层次展开研究，在我们看来，这四个层次大致可概括为逻辑(共时)与历史(历时)这两大方面:第一大方面讨论文学的本质、本体问题，第二大方面则考察这些本质、本体的历史演变。第一个层次使用的是“审美哲学方法”，在这个层次上，他提出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重要命题，其重要的方法论特点是超越了传统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上的“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简单化命题，只有通过“审美”这一不可或缺的中介，文学才能真正显示出自身的独特本质。第二层次则是运用多种方法探讨“文学本体的诸种特征”，即“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存在的形式”。在这一层次上，钱中文批判性地利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方法提出“文学是语言结构的审美创造”的命题; 综合运用反映论、主体论、艺术生产论等理论提出“文学是主体的审美创造与审美价值创造系统”; 最后充分运用接受理论等提出“文学接受是文学审美价值的再创造系统”，这一层次的研究尤其可见其文艺思想综合创新的特征。如果从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所谓文学四要素来看，第一个层次的研究主要涉及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说是外部关系)，第二个层次涉及的则是作者、作品、读者这些文学活动的内部要素——艾氏只是提出了四要素，文学活动大致也不外由这四要素构成，他并未对这四要素之间的关系作具体分析，而钱中文则从紧密联系的两个层次对这四要素作了系统性、贯通性的分析——打通这两个层次、四要素，尤可见钱中文文艺思想严密的逻辑性及其理论的整合性、系统性，当然也可见其对所谓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等的融会贯通。

《文学发展论》一书的结构安排，也可见钱中文辩证圆融的文学观、综合创新的方法论，第一编“文学发生与文学本体观念”、第二编“文学本体的发展”大致属于内部研究，但经过他的改造，已远远不同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相对狭隘的“作品本体论”了，除了讨论体裁、风格等作品形式结构因素外，还讨论了创作个性等主体因素及流派、思潮、创作原则及其演变等历史因素，这似可概括为动态发展的“文学活动本体论”。而第三编“文化系统中的文学”则相对而言是一种外部研究; 第四编“文学史问题”则表明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必须综合外部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内部的本体论研究——此亦可见清晰严密的逻辑脉络。在讨论文学发生的章节运用了人类学、神话学、原型研究等方法，可见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文学本体”(不同于“作品本体”)这一表述本身也可见钱中文自己基本的文学观念，即对文学“自主性”的坚持，而文学的“自主性”又恰恰是在“现代性”的不断生成中凸显出来的。在对图像冲击文学、文学死亡论、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学科边界)等话题的研究与回应中，也可见钱中文对文学及文学理论“自主性”“现代性”等一以贯之的坚持，而这与他长期研究得出的基本判断即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是“不断寻求自身现代化，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是相吻合的。

《文学原理——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一出版，就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就被不少高校中文系指定为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蒋孔阳、黄世瑜等在评价该书时指出，该书可译成外文，介绍出去。64朱立元、叶易两人撰文全面评价了其价值:“《发展论》的理论创造，不仅表现在对原有文学观念的多方面突破和对中外文学研究方法的吸收、融化上，而且表现在它将思路、理论、观点、方法、范畴等多方面的大量创新成果梳理、汇总、建构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651993年，该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1991年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和该年度的国家图书奖提名; 之后，又分别被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增订本，改名为《文学发展论》)、韩国新星出版社(2005年精装)与首尔出版社(平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修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先后6版印刷。一本文学理论著作先后在几个出版社出版，开创了个人性的文学基础理论类著作的出版纪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发展论》是个人撰写的文学理论类著作中的精品。66

由“审美意识形态”而“新理性精神”论，标志着钱中文文艺思想进一步的哲学提升，而从大的社会语境来看，这又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迅猛发展、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等密切相关。从当代学术思想史来看，钱中文自己后来追溯道:“在反理性主义不断蔓延的情况下，一些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当时，上海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人文精神的讨论。1995年，我写下了《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一文，回应了当时的人文精神讨论。”67从时序上来看，《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刊登的钱中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是国内系统讨论“新理性精神”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按徐岱的说法，该文可谓“新理性精神”建构的“命名”之作。由该文的分析可见:新理性精神提出的背景，从理论上来说主要与西方相应的思潮相关，而从现实上来看则与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密切相关，该文更是以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人类生存状况为背景展开探讨，这种生存状况表现为:首先，在“生存意义”上，传统文化所信奉的许多美好事物都在不断地被宣判死亡，信仰崩溃，焦虑蔓延; 其次，“物的挤压”不断造成丧失灵魂的“平庸的人”，“高级消费、电视广告，时时提醒人什么是 ‘美满生活’的象征，它们刺激人的需要，教导人如何模仿电影明星，装演员姿态。它们劝导人关心享乐，打破旧禁，放纵情欲，及时行乐。它们影响社会舆论，改造文化。上述情况不仅外国有，在我国也是如此”，最后是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凡此种种可谓新理性精神所要面对的挑战。钱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一文强调:“新理性精神是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是一种“新的实践理性”，并且非常清晰地将“新理性精神”的具体内涵概括为“现代性”“新人文精神”“交往对话精神”“感性与文化问题”等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68由此亦可见其“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极强的系统性。

从理论的基本逻辑来说，所谓“新”理性作为一种“人文”理性力图对“旧”理性有所超越，而要被超越的旧理性既包括片面扩张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同时也包括支撑市场经济运转而过度扩张的“经济理性”——钱中文对此也有所涉及，其《艺术不仅仅是商品》一文指出:“艺术神圣，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有一定关系”，“如果国家取消对作家的供养，停发月薪，作家会做什么?”“他得卖文为生，绝对得把自己的产品变为商品”，“他得千方百计找出当今的时尚热点”，“文学艺术产品也是商品，而且越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商品的特性就愈明显，价格就愈高; 在资本积累阶段，这种品性表现得让人感到简直近于疯狂乃至穷凶极恶，但这只能归之于初入市场经济的过分敏感与市场的供求的法则”69——此处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导致的“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经济关系”的消长现象有清晰的揭示。钱中文《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70更是对市场经济的消费主义逻辑对文化市场的影响作了直接分析。新理性精神建构尚在发展之中，如何将对侵蚀“人文理性”的“经济理性”及相应的消费主义逻辑等批判精神整合到新理性精神建构中，既是理论发展的逻辑要求，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

“新理性精神”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高度的评价，张艺声揭示其创新意义:这是“对以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拓展、对各类理性意识的大包容与对当下物欲横流的大反思”71。而“新理性精神”论也促进了钱中文理论、思想的转型:“经历过这次理论总结和概括，钱中文的理论思想又面临再度开启，90年代中期以后，钱中文的思想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它几乎是站在当代思想的前沿，回应当代最尖锐、最前沿、最时尚的理论难题。”72

结语

限于篇幅，本文对钱中文文艺思想及其学术贡献的介绍和分析难免挂一漏万，最后再谈谈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第一，有关钱中文文艺思想的总体评价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面对着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把理论发展史视为新观点不断完全抛弃、彻底取代旧观点的线性进化过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 二是总感觉不如西方的妄自菲薄的文化态度——笔者觉得克服这些问题首先要有尊重既有学术史事实和已有学术成果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往往非常乐于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以此认为西方理论史是线性发展过程，向西方学习的中国理论的发展史也应如此——钱中文的相关研究告诉我们:真实的学术发展历史过程其实并非如此，尤其西方当代理论，主要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当试图对西方理论史作某种宏观判断时，我们首先要有的恐怕应是实事求是的学术史意识和耐心研究的学术态度——对中国理论发展的总体判断也是如此。许多人认为在理论上中国总不如西方——可以说这在文化认同上出现了问题，但我们认为这在学术态度上也存在问题，即这些判断往往是直觉的印象判断，少有具体、扎实的学术史研究。笔者认为，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状况的总体判断，对我们的某一文艺理论家的理论观点的判断，无论作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评判，总要建立在一定的学术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总要先了解他们写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第二，有关理论流派问题。构成钱中文文艺思想的“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论等，在钱中文自己看来，也是中国学者共同阐释、共同努力而形成的学术成果，以此来看，实际上已形成了某种理论流派。学术界不断有呼唤中国学派出现的声音，在呼唤的同时，或许我们也该对自己已有的学术理论成果加以认真、细致而全面的梳理和研究了。笔者强调的是:无论对我们的某一理论家还是理论流派的理论建构作何评判，皆不能离开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不能仅仅局限于在概念、名号上与西方理论较短长。

第三，有关人文科学的价值与发展前景问题。在这方面，钱中文不像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那样是悲观主义者，但他也绝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总体来看，随着在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无限扩张，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当今全人类的人文活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并且还会日趋加重的压制和冲击——在这方面，钱中文的虽不能挽大厦于将倾但也不能推波助澜的基本态度，或许对人文学者有重要启示。

最后，笔者体会到，钱中文对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思维方式的持续批判，对交往对话主义不遗余力的赞扬、推广，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意义乃至世界意义。从中国内部来看，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时断时续地总伴随着极端主义倾向，并产生灾难性后果。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和平”的主导趋势要求外交上的平等对话，外交上的“对话”而非军事上的“战争”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但种种极端主义始终阴魂不散。再具体从世界范围内的文艺、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运作模式，总是挑战着人的审美、道德底线，鼓噪着种种极端主义行为以“吸引眼球”……极端主义过去是、现在是恐怕将来依然是威胁人类和平、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内部的和谐发展、世界的和平发展，都需要我们对种种极端主义倾向始终保持警惕。对此，人文学者或许难有大的作为，但至少不应对种种极端主义倾向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