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缶”与卖“缶”:近现代枫溪潮州窑陶瓷业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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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儿时,我常到外婆家,外婆家从事陶瓷的生产与经营,因此我经常听到一些方言的生产术语,总是好奇地问舅舅,为什么我们潮州人把陶瓷称为“缶”(hui5)? 他的回答是,缶是陶瓷的总称,白缶为白胎瓷器,乌缶为施酱褐釉的陶器,红缶则是不施釉的陶器……渐渐地,我明白,缶者,陶瓷也,潮州人沿袭的古汉语称谓。缶在古汉语中有五种意思,一是盛酒的瓦器; 二是汲水或盛水的瓦器; 三是瓦盆; 四是瓦质的打击乐器; 五是古量器名。(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第1072 页)“做缶”不仅是一份粗活,里面还有很多充满智慧的方法和技巧。至今,这一充满变化的神秘技艺才逐步地被人们清楚的认识,而对近现代枫溪潮州窑的探索也成为我的兴趣。“做缶”是陶瓷生产的俗称,它涵盖所有的生产工艺,如彩缶、烧缶; 陶瓷产品的销售称为“卖缶”,也涵盖了所有的运销环节,如载缶、搬缶。潮州人将残次的陶瓷产品称为“缶脚”,俗语有“烧缶人食缺”,意思是从事陶瓷生产业者往往将质优的产品出售,将一些有瑕疵的产品留给自己使用。一是以示不暴殄天物,二是在使用过程中警示自己不要再生产出瑕疵品。俗语还有“酥缶耐扣”,酥缶,指那些胎质松脆的陶瓷制品。这些有瑕疵的瓷器,经不起大的碰撞,但小碰撞也无妨,只要使用得当,照样能够长期使用,有时它们的使用寿命还比其他正品缶长,这个俗语充满哲理。

近现代,枫溪成为潮州窑最具代表性的窑场。根据文献及档案资料可知,枫溪的陶瓷生产作坊在民国初期有 200 多家,经营规模较大的有荣利、如合、陶真玉、锦合、任合等; 1946年之后规模较大的有陶玉峰、合成、胜记、瑞记、三合、永茂、耀兴、潮瓷等30 多家; 至 1951年,陶瓷生产作坊据统计有 398 家。另据 1935年出版的 《潮梅现象》载:“潮梅瓷器出产,经汕头出口者,每年值五百万元,枫溪瓷为最多。”可见这一时期枫溪陶瓷的生产规模在潮州窑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近现代枫溪潮州窑发展的关键在于产品的改良和经营规模的扩大。1860年,汕头港开始对外通商。汕头埠逐渐取代潮州的区域中心位置,成为潮汕地区通往海外的主要港口。新航海时代的到来,帆船逐步被火轮代替,便利的海上交通促进了潮汕地区的对外贸易。枫溪的陶瓷工商业者活跃于汕头、香港、新加坡等港口新埠,将枫溪陶瓷产品销往海内外各地。20 世纪初期,枫溪陶瓷业的生产工艺等方面较为落后,采用传统的家庭作坊模式,产品以陶器为主,瓷器较为粗糙。之后,在海内外市场需求的作用下,枫溪从事陶瓷业者采用飞天燕瓷土改善坯釉原料,通过香港进口大窑五彩色料,聘请大吴泥塑师傅及城区绘画艺人前来创作传艺,使枫溪的陶瓷产品跻身国内外竞争行列。这种变化不仅增强了枫溪陶瓷的市场竞争力,而且使产品形成独特的地方风格,并在实业救国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现代枫溪陶瓷业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1939年之前的鼎盛期,1939—1945年的衰落时期,1946—1956年的转型期。这个兴衰的过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1959—1962年,枫溪陶瓷研究所虽曾组织“资方代表” 进行座谈、回顾,并将其整理成枫溪陶瓷发展简史的初稿,但对这段历史的总结缺乏对民间作坊技艺、经营细节、外销情况及知名作坊的创业经历、代表性人物所起的作用等方面材料的收集,难以让我们客观而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如何才能够全面了解近现代枫溪陶瓷发展史,这成为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书籍、档案、民间及商业文书、实物及实物上的文字作为基础材料进行互证,从中了解不同时期的工艺特色及发展规律。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认为近现代枫溪陶瓷史料不够全面,缺少一些具体的细节,例如生产过程、经营策略、产业传承和工艺改进,于是我们关注这一时期的枫溪陶瓷业亲历者,希望通过跟他们的接触,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为了客观真实地了解历史,我们不放过任何机会,多方寻找线索,寻访亲历者或其后人,尽最大的努力搜集史料。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创业者大多已经作古。目前尚有少数年事已高的亲历者,他们凭着模糊的记忆为我们讲述了一些往事。庆幸的是,在采访的过程中,老一辈受访者的思想认识有了较大改变,他们也意识到记录口述史料的重要性,能够客观地回忆亲历亲闻的故事; 可惜的是,他们的记忆逐渐衰退,人数也在逐年减少,记录口述史料显得刻不容缓。近十年来,我们以此为使命,与时间赛跑,千方百计地对这些稍纵即逝的资料进行抢救。由于受访者已不是第一代的创业者,加上生产和运销等情况在以往被视为商业秘密,他们对家族的经营过程难以一一知悉,只能回忆所知部分。所以,目前的口述资料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还不能客观还原本来的面目,但可以肯定它是近现代枫溪潮州窑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受访者的身份、年龄、职业,以及采访的场合、在场人、时间等方面作原始记录。采访前弄清楚人物关系,目的是厘清各项线索。有时初始的访谈只起到简单唤醒记忆的作用,随后的访谈中才真正展开相关的内容。而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采访同一个人得到的口述内容不一定相同,有时针对同一件事采访不同的人,得到的结论也不同。所以有条件时我们尽量做到一人问多次,一事问多人,加以印证。

其二,因为大部分受访者年事已高,加上回忆的是近百年来的人和事,所以难以按照我们设计的提纲进行。但我们都尽量按时间顺序进行提问,慢慢引导他们把经营过程、工艺流程这些要点说出来,所以每个受访者口述的内容基本上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展开的,囊括生产和经营的内容。

其三,在一些社交场合闲聊时,会涉及一些我们关注的史料,这些内容很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所以,我们会立即进行书面或录音记录。这种即时记录的习惯需要长期培养。

其四,由于全程使用受访者最熟悉的潮州方言进行采访,我们在整理过程中亦尽可能保留民间方言、地方俗语、行业术语等,给读者呈现原汁原味的资料,因此一些语句难免存在不够通顺或不符合普通话语法规范的地方。

本书收录的 22 篇访谈录分为“商号后人访谈录”和“陶瓷艺人访谈录”上下两编,同一编中原则上是按受访者的年龄由大到小排列,但为了给读者提供更清楚的线索,在上编我们将来自同一作坊的受访者归并在一起,如陆桂园与陆少卿、陆少芝都是荣利号的后人,陆少卿、陆少芝访谈录直接排在陆桂园访谈录的后面。在下编,我们将有关陶瓷创作、烧造的受访者归并在一起,如吴两明、陈海波均从事烧造工作,陈海波访谈录直接排在吴两明访谈录的后面。

研究近现代枫溪潮州窑的发展史,文献、口述、实物、田野调查等资料的搜集缺一不可,其中近现代枫溪陶瓷业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显得越来越重要,它将成为潮州陶瓷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我们为此而努力,但仍存在很多不足。我们期盼以此抛砖引玉,让我们能够认识更多的亲历者,也期望谬误之处能得到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李炳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