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时期潮汕与海外的交集

一、原始的海交信息

潮汕地区最早的海交信息，来自于潮汕地区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文化遗存，地点在汕头市南澳岛象山，经考年代为石器时代。象山遗存是潮汕地区海上活动的见证。

1991—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南澳岛象山发现古文化遗存，采集到一批打击石制品，形体细小扁薄，石料为石英砂岩或石英岩，器类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钻等。这批细小石器与福建漳州、平和、东山、诏安等地的同类遗存基本一致。时间可追溯至石器时代，距今大约8000年。《广东省志·海洋与海岛志》亦称:“(南澳)该岛上已发现距今7000—8000年前的古文化遗址，其中有广东最早的夹砂粗陶和小石器，表明那时广东的原始居民已相对定居(不一定长期)在该岛了。”

那么，南澳岛象山这些“广东最早的夹砂粗陶和小石器”，便成为远古人类在这附近生产、活动的见证。其范围包括南澳岛、漳州、平和、东山、诏安等地。地质研究证明南澳岛当时已是海岛，并且象山当时很可能比现在更接近水源，因为“考古学家作出的离水边超过一二里以外的地方不存在石器时代遗址的结论，已经为愈来愈多的考古材料所证明”。出入海岛，自然是海路往返。考古专家认为这反映了距今8000年前，“南澳岛外的宽阔海域上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海上交通和水上活动，滨海地区的原始人凭借这简单的独木舟、木桴或编制的竹筏等交通工具浮海，沟通着海岛与大陆、海岛与海岛间的文化联系”。

《广东省志》遂直接立论:“公元前6000至前3000年以前(新石器早、中期)，广东远古居民已在南海之滨的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和南澳岛居住，以渔猎捕捞为生。”因此，潮汕的海上交通、涉海生产活动便可追溯至此期。

潮汕地区最早与海外发生联系的信息，是在新石器时代:距今5000—6000年前，便已经通过海路，与台湾地区、越南原始居民有过文化交流;距今3000—3600年前，有比较明显的证据显示，潮汕所出实物可能通过海路输入台湾地区。

首先，距今5000—6000年前，潮汕地区与闽台、桂南、越南就有了通过海路进行的文化交流。1956年冬至1961年，先后在潮安县境的陈桥村、梅林湖、石尾山、海角山，澄海县境的苏北村、内底村等处发现贝丘遗址。其中，陈桥村的贝丘遗址，其文化内涵以打制的“蠔蛎啄”器、手斧状石器、砍斫器、敲砸器和夹砂陶圜底器为特征;就其遗址性质而言，不属于东南沿海各省常见的几何印纹陶的文化系统，是广东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断定它在很多方面与广西东兴贝丘类型的文化遗址相接近，但时间稍晚。人类学家张光直认为，上述潮汕贝丘遗址，接东边的台、闽沿海，向西到海丰(汕尾)的北沙坑遗址，再沿海岸向西到珠江三角洲的西樵山遗址、香港深湾遗址、广西灵山洞穴、南宁贝丘遗址、东兴贝丘遗址，再至越南境内的和平文化和北山文化，可构成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带。现考古专家对此观点即使有所保留，但都认可:“从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和渔猎捕捞经济等方面的共同点看，这些原始居民之间确有文化间的交往。”“潮汕地区这时期的贝丘遗址，就其文化特征来说，与闽台、桂南以至越南的同期文化不无关系，显然亦是通过海路进行文化交流。”

其次，距今3000—36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和商周时期，潮汕地区的实物输出和输入已经比较明显。台湾学者主张台湾贝丘遗址的有肩石器是从广东传过去的，而潮汕地区正是有肩石器出土较多的区域，因此，他们认为从潮汕传至台湾极有可能。又，普宁池尾后山出土一批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鸡形壶陶器，这种特殊形制的陶器在南澳岛、揭阳曲溪五堆后岽、普宁仙湖水库、饶平深涂山顶大埔山等处亦有发现，是潮汕地区富有地方特点的典型陶器之一。这类器物目前所见的地点还有五华华城狮雄山、龙川佗城坑仔里、和平肖屋山及深圳咸头岭中层墓葬，均应是从潮汕地区输出，其中深圳咸头岭是一处海滨沙丘遗址，必然是经海路从粤东输入。而据《广东南澳县东坑仔古遗址》载:20世纪90年代初，在南澳岛上的东坑仔处，采集到陶器残片100多片(件)、陶网坠2件、陶拍7件、陶支座20多件、石器37件、石纺轮1件、凹石7件。专家结论为:“东坑仔遗址缺少釉陶，不见浮滨类型中流行的鸡形壶，有更多的特点接近福建云霄县发现的墓林山类型，其年代可能比浮滨类型略早，估计距今3500—4000年之间。”既然潮汕实物能从海路输往东边深圳，又与西边的福建云霄多有联系，则有实物输入西边的台湾———如台湾学者所主张的，无疑是存在极大的可能性。

二、潮汕与香港

潮汕与海外的联系，如前所述，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有了较明显的实物输出台湾的迹象。从目前的考古成果看，至迟在公元前1400至公元前900年这个时间段，即商代中后期至西周前期，汕头至香港的海航线此时已经存在，两地也有所联系，浮滨文化遗存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这段历史。

所谓“浮滨文化”，是以潮州饶平浮滨区命名的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其遗物最初于20世纪30—40年代由意大利麦兆汉神父在陆丰采集得到;50—60年代在粤东、闽南考古工作中也发现有同类遗物;1974年，考古工作者于饶平浮滨区桥头乡的塔仔金山和联饶区深涂乡的顶大埔山清理了21座墓葬，又出土有数量更为丰富的石器、陶器;此后20多年里，陆续在潮汕地区发现和发掘了几十处同一文化形态的遗址。学者遂将这一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以潮汕地区命名，称“浮滨文化”。其主要文化特征为:施酱色釉的陶大口尊、圈足壶、深盘折腹豆和陶器多刻划有文字符号，多见直援无阑石戈。

1997年，在香港荃湾区马湾岛东北角名为东湾仔处，清理了一座属于浮滨文化的墓葬，出土陶器4件和玉石饰物若干。4件陶器中的长颈圈足壶、陶杯、罐等，都具有浮滨文化的早期特征。

两地都发现有这种独具鲜明风格的浮滨文化遗存，说明潮汕、香港当时已经有了某种联系。

这种联系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其实物出入情况又如何呢?

考古发现上提供了线索:自潮汕至香港路线间，相继又发现了一些非常典型的浮滨文化遗物:如珠海淇澳岛出土的釉陶豆残片;如中山翠亨出土的釉圈足陶壶，器腹有“冂”标志;如深圳追树岭出土的釉圈足陶壶;如香港大屿山与蟹地湾出土的两件釉陶豆，其中一件底部有“米”字标志，香港赤腊角过路湾出土的一件釉陶豆，腹外壁有二道竖棱装饰。这些与潮汕出土的相同器物毫无二致。更重要的是，将这些发现浮滨文物的地点连接起来，正好是一条从潮汕至香港(或香港至潮汕)的海路。而这些在珠海、中山、深圳、香港出土的浮滨文化遗物，经考古认定，应该都是从浮滨区通过海路输入的。此外，香港南丫岛深湾、大屿山石壁以及深圳等地出土的一些石戈、三角形石矛也为浮滨文化的遗存，而浮滨文化遗存中的一些石玦、石环，则可能来自香港地区，因为在香港大屿山、万角嘴、白芒等沙丘遗址发现有制作石玦、石环的材料和半成品及很多废弃的大小石环芯，成品较少，而在浮滨文化遗存中则多见成品，所以不排除是从香港地区输出的可能。

这样，可以清晰了解到:汕头至香港这条海上交通线的确存在，交通线中间还有珠海、中山、深圳等多个停泊点。

又据《香港经济史》载:“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商之际，从今天广东省的五岭南北迁来了一批古越族人，他们在香港许多海湾沙堤和台地上建立起氏族聚落，成为古代香港的第二批居民。其子孙世代不绝，又成为此后香港土著居民的始祖。”

考纪元前，生活在潮汕地区的正是所谓“五岭南北”的“古越族人”，如果上引这段叙述无误的话，结合在浮滨文化遗存的发现，则可以进一步推出:大约在此期，曾经有生活在潮汕地区的先民到达香港。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间可能曾停留珠江口附近，而时间也可能历经多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