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国民主义与“教科书问题”[1]
（桂岛宣弘著，殷晓星译）
引言
本文以“现代日本国民主义（nationalism）与‘教科书问题’”为题发表我的粗浅意见。正如各位所知，2006年安倍晋三内阁成立后，其一贯的“右翼”发言使得日本的右倾化或者说国民主义愈发强化，令人倍感忧心。事实上，诸如所谓“美丽的日本”这种极具美感又略带感伤的口号的登场、重视“道德”的教育改革，以及针对旨在承认自卫队及天皇元首化的宪法“修正”而采取的国民投票表决等，这些举措都使我们无法否认右倾化已经全面展开。同时，我们正处于一个这样的社会背景——前首相小泉的“结构改革”政策促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为了抑制和掩盖社会分裂的事实，亟须一种统一日本社会意见的社会思想。而在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上，安倍政府提倡所谓的“清算战后”，针对“从军慰安妇”问题，反复发表几乎颠覆了迄今为止包含“反省”态度的讲话。这些都可视为右倾化的象征，令人忧虑。此外，众所周知，与政教分离问题、战争责任问题息息相关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也已经演变成了一触即发的严重事态。
针对上述右倾化的展开，我并不打算从正面进行批判。事实上，作为一名在大学任教的教育工作者，我已经深深认识到，这样的倾向已经蔓延至年轻人当中。然而，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这一倾向并不会如此简单地发展下去。其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不管什么样的国家主权，都无法与当今的全球化（globalism）趋势对抗，而是以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存在。借用内格里和哈特[2]的话来说就是，不得不说，全球化作为一个“帝国”正凌驾于全世界国民国家之上，极大地制约了19世纪以来国民国家所保有的权力和权限。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日本政府，或者说日本国家能够无视这一“帝国”的政治意志、经济意志而鲁莽行事。当然，现在我们还不能乐观地认为当今的全球化已经完成了对国民主义原理的解体，可以说事实恰好相反，全球化的发展，正确地说是“帝国”化的发展，正推动着以自由竞争为名的全世界国民国家的序列化进程，并最终严重激化了世界范围的纷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民国家之间原本就存在的不平等差距与榨取愈加扩大，与国家命运攸关的竞争愈演愈烈，最终，这样的全球化会以国民主义或者“宗教国民主义”的形式爆发。日本当下的右倾化也与此动向相关，也正因为如此，19—20世纪前期的国民主义并不可能简单地复活。如此，作为以全球化为媒介的国民主义与右倾化，借姜尚中的话来说，[3]就是被“国际化”了，即“作为内外相互渗透的国际化了的日本国民主义”受制于所谓的国际架构。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当下的右倾化正是为了能够在这样的国际架构中取胜而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对策。不用说，国民主义只要依旧是国民主义，就必然以其古典的形式，即披着所谓“传统”、“美学”等外衣而产生作用。而这精心制作的“自然”伪装，在安倍政权的路线中也有所表现。然而，无论多么“自然”的伪装，现在因受制于国际架构，比起20世纪前期，其人为的痕迹更为显而易见，并且会表现在我们之后将要谈到的“教科书问题”上，希望能够引起各位的注意。
第二，我想把目光转向与全球化相关却又界限分明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上。经过长期努力，国际主义终于有了一定的发展。对于所谓的“韩流”，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我们必须知道，决不能将此当作扭转日韩关系的“特效药”。[4]当下，日本有关朝鲜的舆论主要集中在“诱拐问题”上。我认为这已经成为目前日本社会右倾化的一大诱因。至20世纪90年代，针对“朝鲜半岛=韩半岛”的历史认识问题以及“战争=战后责任”问题的认识正逐步迈向成熟，而“诱拐问题”无疑狠狠地给这一舆论泼了一盆冷水。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一情况与“韩流”共同存在，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仅靠“韩流”是无法使日韩关系好转的。不过，就如我个人来到韩国之后所切身体会到的那样，与“韩流”相关的多种多样的交流的确正在“草根”阶层中逐步实现。为学习韩语而赴韩国的日本留学生和语言学习交换生的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以我前些日子造访釜山虚心厅的经历为例，我看到从日本九州的柳川市来访的许多日本中学生与韩国中学生们坦诚交流，欢声笑语，非常热闹。听说每年以到市民家庭寄宿的方式进行的交流活动已经成为惯例。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令人欣慰的情景。我不由得乐观地预想，相互间这样的语言学习和交流既然已经切实地成为惯例，那么促使近代以来日韩关系发生划时代转变的“国际主义”也必将会发展起来。另外，我们应该预想到一部分人不会乐于看到这一动向，相反，这种刺激也许会催生出诸如“厌韩流”这样的意识。但如果我们仅因为如此就反应过度，反而会高估了如今仅存在于少数派中的“厌韩流”思潮。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教科书问题”。毫无疑问，日本文部科学省与日本政府应当对这样的教科书得以通过审核这一事件本身承担责任。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教科书的采用率仅为历史学科的0.3%与公民学科的0.19%（2006年）[5]，如果我们将其扩大为一个社会整体热点问题，反而正中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之下怀。编纂会成员们所期待的，正是要在日本社会或者说在日本与东亚社会中制造一种分裂，从而扩大日本的国民主义影响。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判。同时，为了有效地向世人说明这仅仅只是极少数人的意见，多种多样的“草根”交流变得更为重要。并且，虽说这只是少数人的意见，但我们必须充分理解韩国和中国的感受。但是在此，我首先表明我的主张——日本社会的右倾化绝不可能单方面畅行无阻地发展下去。
一、一个“人”有怎样的历史？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纂的教科书问题极多，并且明显地反映了当下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倾向。不过，我在此斗胆提出，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视点——这些问题不仅仅只存在于这一本教科书之中。接下来，我想就此展开讨论。首先，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一个‘人’有怎样的历史”。“人”是一个含混模糊的概念，我们先从自己开始说起。站在这里做演讲的，是叫作桂岛的“我”。同时，这是一个作为男性的“我”——当然，在座的也有作为女性的“我”。更可以说——在这里并不是要夸大什么——是作为桂岛家族一员的“我”。事实上，“桂岛”这个姓在日本相当少见，据说这个家族曾经是宫城县的没落地主，不管怎么说，这当中都包含着一个家族的历史。在此之上，还可以考虑我成长的地方，也就是能让我称为故乡的市町村、都道府县（韩国叫作市或郡、道）。我想在座各位中一定有人对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事实上，战后日本历史学的一大成果就是“乡土史=地方史”，出现了大量的市町村史、都道府县史。再进一步说，我是一名日本国民，持有日本国籍，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日本人。当我们思考作为日本人的“我”时，就会想到这个“我”之中存在着日本的历史。我们再扩大一些，迈向日本之外的话，就会看到世界，甚至地球。说到地球，那么不光是人，所有生命的历史都在其中。从地球到宇宙，有太阳系、银河系，至此，我们已经到了宇宙的历史范畴，也就涉及从大爆炸开始的宇宙膨胀等话题。
一个“人”有怎样的历史？按照上述的想法，“我”是作为一个多样存在的统一体的“人”而存在的。宇宙中的“我”，地球、世界中的“我”，都道府县、市町村、故乡中的“我”，家族中的“我”，处于男、女层面的“我”，由此，好不容易才走到了“我”这一概念。
为什么我们要以这样的话题开场呢？我想，当我们探讨一个“人”有怎样的历史这一问题时，这样的分类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在，日本学校教育的情况是从小学开始就向学生讲授故乡（即市町村、都道府县）的历史、日本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听说韩国也是这样）。作为研究“德川时代=江户时代”的人，我注意到事实上直到江户时代为止，没有一本书籍记载了任何形式的有关“国家的历史”的叙述。我想，也许有些人会对此感到意外。他们也许会反驳我说：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开始，到幕末颇有人气的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文政十年，公元1827年自序），等等，许多的书名不都附上了“日本”二字吗？这不就是“国家的历史”吗？《日本外史》[6]大约完成于180年前，这本书究竟讲了什么呢？这本书以故事形式叙述了从源平到德川的武家的兴亡，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日本外史》具有武家兴亡史的特色。当然，这里指的是存在于日本列岛上的武家，从头到尾都是以武家的人为中心的。也就是说，这是一本叙述武家这一“家的历史”的书籍。
同样，在日本颇有名气的还有《大日本史》。由水户光国开始编纂（明历三年，公元1657年），直到明治时期才告完成（明治三十九年，公元1906年）的《大日本史》，充分借鉴了中国正史，采用纪传体，每一位天皇都以某某传为名书写，这和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书相比具有相当不同的色彩。因为中国的正史如此，所以采用了天皇逐代叙述的形式。这本书记录了从神武天皇开始到南朝灭亡时期的后小松天皇为止的每一代天皇。因此，《大日本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为“天皇一族的历史”。
我们还可以看看史家名人新井白石所写的《读史余论》（正德二年，公元1712年完稿）。在这一本历史书中，可以看到他对朱子学的见地。新井白石在著作中参考了中国儒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元丰七年，应德元年，公元1084年成稿）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其大纲约完成于乾道九年，承安三年，公元1173年），书中记录了武士政权与天皇家以及公卿的兴亡，也许可以称作武士政权与天皇公卿一族的兴亡史。又或者如南北朝时期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约成书于历应二年，延元四年，公元1339年），则是以从神代[7]直至后村上天皇的皇位继承为中心叙述的，而慈円的《愚管抄》（约成书于承久二年，公元1220年）也是从调和天皇与武士间关系的视点出发叙述的政权兴亡史。就连《古事记》、《日本书纪》，也如战前的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所说的那样，是叙述天皇王权的正统性由来的历史书。
这些书籍，可以说都只是关于某一家族的历史，无法称其为日本的历史。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想引用福泽渝吉的话。福泽是明治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著名启蒙思想家，他在著作《文明论之概略》（明治八年，公元1875年）中曾这样感叹道：“日本没有日本国的历史，唯有日本政府的历史。”[8]那么福泽又是从何处得知“国家的历史”的呢？事实上，他是从欧洲的历史书上学到的。他感慨道：“欧洲有着详述国民国家的书籍，而在日本，只存在政权更迭史，最多不过是记录某一家族兴亡的历史书。”他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国家的一大缺点”。在福泽书写《文明论之概略》的明治八年、九年，即公元1875年至1876年的这一阶段，基本上还没有任何书籍可以称作日本国的历史书。也就是说，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几乎已经成为常识的“日本史=日本国”的历史，其实是一种全新的历史书写方法，或者说是全新的历史书，更准确地说，是“近代以后成立的历史叙述方式”。在此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二、前近代历史叙述的特质
那么，近代以前的历史书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们以何种形式叙述历史呢？在此我想通过与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的比较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在现代日本，江户时代的历史书如《大日本史》、《读史余论》、《日本外史》等都非常有名，有些甚至被选入高中的教科书。然而，它们可以说都是站在“儒学的立场=朱子学的立场”上写成的。总的来说有三大特色。[9]我认为这一点在我们讨论“编纂会”的教科书时非常重要，因此在这再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说明。
第一是“治乱兴亡史观”，也就是认为历史是时而治世、时而乱世的连绵不断的重复的观点。因为这种重复性，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循环史观”。这是我们业已失去的对历史的一种看法，现在的我们虽然也说历史是重复的，但只是作为一种比喻。然而对于江户时代的儒者而言，这却绝不只是一个比喻。历史会重复，而且会超越国境地重复。他们为什么拼命地阅读中国的历史书？与我们阅读别国的历史书不一样，他们认为历史既然会重复，那么别国的历史书就一定会有参考的价值。也就是说，中国史书在作为中国史书的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史书。近世的儒者是以中国史书为样本来撰写历史的，这从《日本书纪》开始就如此。到了江户时代，史书仍以同样的形式写成，如新井白石就是参照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写成了《读史余论》。总之，希望各位注意，“循环史观”是一种超越国境的历史思维。
第二是“鉴戒主义”，这是一种“以史为鉴=镜”的观点，即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严肃地看清过去的错误，认真学习治乱兴亡的叙述，反省为什么会有乱世出现。因为他们相信历史会重复，所以比起现在的我们，他们更加紧张地通过读史来学习。因为历史是真正的镜子，他们便全力将其作为“鉴=镜”，并从中吸取教训和找到警戒。这样的观点在日本各种著名的历史书中都能看到，像《大镜》、《今镜》、《水镜》、《增镜》这样的古代、中世的著名历史书，光从名字便可看出这样的观点。所谓“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贞观政要》，约成书于开元八年，养老四年，公元720年）便是如此，它要求我们认真地看待失败。
第三是“直书主义”。朱熹说：“据实而书，理自现。”（《朱子语类》第八十三卷，咸淳元年，文永二年，公元1265年刊行）意如能“直书”“事实”，便能避免书写多余的事情，“理”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因此，正式历史书中的“纪”，解释的部分往往另记，只是直白地记录下“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此“善恶自著”。在此顺便做一下申明，我认为“事实”与解释是不可分的。在现代的我们看来，即使这样，这些儒学家、朱子学者的历史书也没有脱离解释。他们主张不加修饰地记录“事实”，让“理”自然地显露出来，但其实在他们选择某一“事实”加以记录的过程中就已经存在着某种解释了。因此，严格说来，“直书主义”并不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和解释毫无关系，只是在他们的主观层面上是“直书”的。他们只求以判断句的形式淡然地留下记录，之后不加一句解释，由此使得“理自现”。
综上所述，我认为儒家历史书几乎都有这样的三大特色。江户时代，这样的儒学系统的历史书非常盛行。通览全局，我们立刻就能注意到这三大特色——“治乱兴亡史观”（即“循环史观”）、“鉴戒主义”、“直书主义”。这样的历史观曾经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近代之后大多被抛弃了。
事实上，当我们思考“教科书问题”时，对照这样的儒学史观就会有许多想法浮现。在下文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
在此，我还想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史”这个汉字。已故立命馆大学原名誉教授白川静在他的名作《字统》[10]中详细探讨了各种汉字的构成。“史”是什么？在几乎所有的汉和辞典中都讲到，“史”是由汉字“中”和表示“手”这一意象的“又”字组成的，其中对于“中”字又有许多说法。白川先生认为，“中”字是表示祈祷器具的“
”（读作sai）插着树枝的形象。人们手持这一祭器奉献给神明的祭祀仪式就是“史”的原意。之后，祭祀的祝词保存下来，这一传统也得以保持和记录下来，而担负各个王权祭祀仪式的记录职责的人，也就成了“史”。
在调查“史”这个汉字时，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后汉时期成书的中国最古老的汉字辞典《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又是怎么解释的呢？“中”被解为“正”，中即是“正”“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11]。这一说法虽和白川先生的说法不同，但很令人深思。我们很难说究竟什么是“中”与“正”，但至少要做到“中”与“正”、“中庸”地记录，就是没有偏见地严格记录，儒者们就是这样认为的。在今天，探讨何为“中”与“正”是个大问题，儒学家们的依据是“经书”，他们以此为基础明晰了“中”与“正”的含义。而现代的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依据，所以我们要想记录“中”与“正”是相当困难的。《说文解字》所说的“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对我们思考“历史教科书”问题可谓意义深远。
上述“史”字的语义及其相关的对“史”的看法，对日本前近代为止的历史叙述、历史书有着很大影响。江户时代历史书的著者们虽然无一例外地都有偏颇之处，但至少在他们心中，是为尽可能“中正”地记录而努力着的。林罗山、林鹅峰的《本朝通鉴》都是倾注心血之作，《大日本史》的编纂者们也有过激烈的讨论。下面介绍一个有趣的争论。《大日本史》的编纂从德川光圀时代开始一直贯穿于整个近世，直到明治时期才得以完成。按照现在的学说，一般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12]后期的编纂工作与所谓“后期水户学”密切关联，大体上可以说是从立原翠轩开始的，其中有著名的德川齐昭（史称“烈公”）、藤田幽谷、东湖父子、会泽安等人。因为之后与尊王攘夷运动相关联，后期的编纂工作也可谓是水户学、天保学的母体形成时期。而编纂前期的情况却大相径庭。前期《大日本史》因为追求“中正”，所以记载了天皇的“得失”，记下“这个天皇做了这样的坏事”，书写了天皇的“失政”。然而，后期水户学认为这是对天皇的不恭，删除了这些部分。这样的做法让人感到，后期水户学一下子向近代以来的历史观靠近了，但必须看到，这种连天皇的“失政”也全盘记录，为了能够作为鉴戒而正确书写历史的方法存在于《大日本史》编纂的根本之处。新井白石在《读史余论》中也写道：“后醍醐，中兴之政不确也。”“后醍醐不德”“南朝既亡”，由此王朝更替，“天下全然武家之世代”。新井白石对于“王朝更替”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协调感，因为他站在“天命已去，异姓革命自当起”的儒家立场，所以才有这样的见解。可见到江户时代为止，历史学家们仍会作出诸如“后醍醐不德”这样的超出我们想象的极为辛辣的批判。[13]
根据以上所述，当我们考察近代以后的历史书与历史叙述时，以江户时代的历史书作为参考是有一定意义的。我们生活在近现代，就认为近现代的观念是理所当然的。为了把这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相对化，对江户时代的同一事物进行检讨将会非常有效。当我们以前近代的历史书作为参照时，就不得不承认近代以后出现的历史书与前近代的历史书有着多么明显的不同了。
三、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
近代以后历史叙述的一大特质是致力于“一国史”、国民历史的叙述。福泽所谓“日本没有日本国之历史”，“必须尽早书写”的想法被明治政府雷厉风行地付诸实施。明治时期，历史叙述工作大致在以下两个部门展开：[14]其一是大学，即东京帝国大学；其二是民间史学界。民间史学界比较注重平民层面的历史，而东京帝国大学的学者们由于受到儒教思想的影响，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王朝兴亡史观。与此相比，山路爱山、德富苏峰、竹越与三郎等人则致力于对平民历史的叙述。可以认为，战后历史的叙述也受到了爱山、苏峰、竹越之流的关注。战前的教科书虽然试图书写国民的历史，但仍不自觉地写成了王朝兴亡史观式的东西。我虽然认为帝大史学会编纂的《校本国史眼》算得上是近代最早的日本通史，但同时也认为它带有一种过渡性质，是以天皇家和武家为中心进行叙述的。总的来说，民间史学方面更早地着手叙述普通民众、国民曾经是怎样生活的。
我们在与近代以来的这样的历史叙述作比较时就可以发现，事实上近代以前的历史书籍都强烈地关注共同性的叙述，中国、东亚等整体也在同样的历史中运转。这样的观点占据了主流地位，我们站在儒教的立场上来看也是如此。“道理”、“正理”是前近代历史书、儒教系历史书的关键词，《愚管抄》等书也是如此。虽然对《愚管抄》究竟属于佛教系统还是儒教性质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愚管抄》的关键词是“道理”[15]。这一关键词不仅仅支配了日本列岛、日本王权，对于这些史学家而言，更是支配了世界的全部——在当时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虽然这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个空间狭窄的世界，但当时的学者们却认为这个“道理”并不仅局限于日本，而是世界的“道理”，“道理”与历史融会贯通的看法贯穿全体。因此，历史叙述没有国境，都依据同样的“道理”相关联。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明明写的是日本的事情，却突然跳出有关中国的叙述，写到日本的事件时，极其自然地出现“中国也与此相当”的字眼。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他们明确地认为“道理”二字放之四海皆准。
我们以此作为参照，再来看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就会发现，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极其鲜明地将重点放在了日本的“固有性”上。明治时代的学者中有不少是去欧洲留学后回国的，比如井上哲次郎，他就是在德国留学时学习的历史书写方法。他们都是带着惊讶回国的。惊讶什么？惊讶于一种构想的逆转即“我们必须记录的是只有我国才有的东西。否则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就无法成立”[16]。那里也有，这里也有，那些到处都有的东西不能算是我国的历史、我国固有的文化、我国固有的特色。不记录这些，自己的历史是无法成立的，这正是明治时代的学者们游历欧洲之后的深切体会。如今的我们，大概因为所读、所见都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已经习惯，变得迟钝了。“我国固有”这一说法，如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日本文化的特色”、“日本历史的一大特色”、“日本式的美”之类的说法。但明治时代的学者们却是带着一种震惊回国的，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们认为自己非去发现一些我国固有的东西不可。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有人认为冈仓天心这个人“发现”了日本的美，而我认为如果不把欧洲美术作为媒介，他是无法看到日本的美的[17]。正因为费诺罗萨说出了“日本的固有之美”，冈仓天心才明白“原来这种东西就叫作固有之美啊”，由此，他才“发现”了日本的美。顺便说一下，所谓美术书、美术史在江户时代并无大量存在。我们大致地浏览一下就可以看到，江户时代的美术书中，有关禅和佛教的论述比较多；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出现了一些与西洋作比较的看法；到明治时期，原本作为东亚共通的美，一下子就变成了日本固有的美。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考察近代与前近代的历史时必须注意的。
近代之后的历史书无论如何都会带有本国中心史观的倾向，也就是记述本国的固有文化与特质。这样的历史记述方法是近代以前的时代所没有的，它作为国民主义的重要意识形态的方法论体系而存在，为近代所特有。必须注意的是，这并非仅为日本独有。德国、法国的历史书，其书写方式各有特色，但其对自己固有历史的书写方法都以欧洲创出的某种方法为典范。而在近代以后，我们学习并习惯于自己国家的历史，读着浸染了自己的固有特色的历史书，并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们浏览日、韩的教科书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目录是完全不一样的。[18]因为这些本国史是为本国国民制作的，并未想到会为他国国民所读，所以他国的国民即便读了也几乎不懂，或者单纯地觉得“这种事情我们国家的小学生都知道”，又或者“不知道”，两者之间没有共通之处。这让我再次深深地感到，所谓本国史原来就是如此。在对此作解释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各国在事件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我们用日本史的说法来讲，元寇、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近代以后的历史，等等，到底还是有些共通的事件出现，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惊讶于两国教科书中内容差异之多。因此，我的认识的出发点就在于：当我们探讨“教科书问题”的本质时，“同时性”、“共时性”的视点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一国史过于重视固有性的议论，我们在此则要选择相反的共通性视点。因此，我们要超越国境去书写历史，就不得不从已经达成共识的原理开始展开讨论。我们必须尊重相互的国民，必须互相充分认识人权、和平等问题。“究竟什么能作为共通性的存在？”从这一问题开始可以展开一场有趣的讨论。不管哪一方的教科书都说着“我们大韩民族的特色正是如此”、“日本人的历史的固有性正是如此”的话，其实都是在书写各自的异质性。而我们要做的与此不同，探寻共通性，以共通的价值为相互的基础，以共通价值中的历史叙述为目标，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课题。
四、对“编纂会版教科书”近代以前历史叙述的批判——对初版本的剖析
接下来我想探讨一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版教科书的特色。[19]“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于1997年，会员中包括日本电气通信大学的西尾干二、漫画家小林善纪，甚至“生长之家”、神道政治联盟会等宗教团体，以及日本会议、日本青年协议会等，他们认为至今为止的历史书体现的都是“自虐史观”，主张应当编写能让人更为国家自豪、更具自信的教科书。西尾执笔了作为该教科书雏形的《国民的历史》一书，并发行了与藤冈信胜共著的《国民的麻痹》。
战后，围绕着教科书问题已有过多次讨论，因此也有人称这次事件为“战后第四次教科书问题”。可以说，这次事件与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的发展、日本的结构性萧条，甚至1991年后的所谓“从军慰安妇”问题等相关的日本右倾化动向密不可分。有关右倾化的问题我们已在开头作了阐述。“从军慰安妇”问题早在三一新书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千田夏光的著作中，[20]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而它突然成为焦点，则是由审判与战后补偿的一系列问题所引发的。“从军慰安妇”问题甚至被记载在教科书上。我自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编纂会”看来，将这些内容写进教科书则是个大问题。1991年，原“从军慰安妇”金学顺以真实姓名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赔偿，1993年，各教科书一起开始记述这一问题。然而，“编纂会”的会员们认为在日本的教科书记述这样的问题是不合适的。而且，他们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事实上，现在大多数的教科书已经删去了这样的记述。而最近政府将错就错的发言也处在这一动向的延长线上。由此看来，“编纂会”的活动——虽然正如之后我们会谈到的那样，在其教科书的采用率等层面来看，只存在于少数派之中——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关于教科书的内容，前近代史部分在改订版中没有太大变化，因此我们以初版（2000年版）为中心进行考察。我比较了白皮本、修正本和市面上销售的普通本，详细地研究了它们在什么地方做了修改，什么地方没做修改，在此只对其特色部分做简单说明。首先，在普通本中，对美术作品的图片加上了“可与米开朗琪罗媲美”的解说，这是最后定稿的句子。初稿中甚至写上了“远远早于意大利”，这样的句子让人感到滑稽。在这里，一种“足以与欧美对抗的日本之美”的看法露骨地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算是西尾干二、西部迈等人的特色吧，他们不正是深受欧美中心史观的影响吗？在此意义上，明治以后，日本对事物的近代史看法总是与欧洲进行着对比性的叙述，一种异样的、浓厚的欧美中心史观色彩呼之欲出，让人诧异难道人们只能写出诸如“在世界的肖像画中也堪称精湛”、“在世界美术中没有什么可以出其左右”、“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日本之美”这样的句子吗？然而反过来说，这样的表述恰恰深刻地表现出所谓一国史真的“可能就是如此”。这样的表述，也许与西部迈之后退出编纂会有关（对这一点后面再论述），在2005年的改订版中被删除了。安倍政权上台后，基于“美丽的日本”的思考，推出了“有着能够感受美的丰富心灵的日本人”的说法。
该书在原始、古代部分对“绳文”时代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一点在改订版中也没有改变。市面上的普通本中写作“绳文文化”，白皮本则写作“绳文文明”，这几乎要自称“远早于世界四大文明”的神气与态度实在是滑稽。而对于“上高森遗迹”则有这样的说明：“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可以追溯至50万年、60万年以前。”这被确认为捏造，已经在普通本中删除了，但在初稿中却是存在的，还附上了照片。在白皮本中就曾出现过篡改捏造的情况，然而，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即使是篡改史实事例也要引用的行为，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事实”的迟钝。
如此高度赞赏绳文文化而对弥生文化、大陆文化等的记述却极少，这充分体现了一国史的书写方法——自己独有的文化、文明必须被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在“编纂会”看来，所谓日本独有的文化、文明正是绳文文化。弥生文化因被认为是从大陆传来的，所以这样的文化要尽可能少写，而为了突出独有性、固有性，又不得不对绳文文化进行特写。虽然“森林与岩石清水的文明”的说法之后被改作“森林与岩石清水的文化”，但在一开始是写作“文明”的。而对于弥生文化，虽然之后做了删除，但最初则是被称为“外来的少数人传播的新文化”——“少数”的说法之后被删除。谈到大陆文化，则必须提到《魏志倭人传》。普通的教科书都是由《魏志倭人传》开始叙述邪马台国的，日本的历史在这一部分参照中国古代史书已经是惯例，至少在现阶段没有更有力的史料的情况下必须参照中国的古代史书。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在这一教科书中却写道：“书写《魏志倭人传》的历史家并未来过日本列岛。”他到底想说什么呢？也许是想传达“《魏志倭人传》是多么的不足为信啊”这样的印象。但事实不只如此，他其实是希望尽可能少地书写中国文化的影响、大陆文化的影响。在改订版中这一点也没有改变，认为《魏志倭人传》“有许多内容不正确”。
此外，这一教科书竟然写道：“日本从中国独立出来，朝鲜半岛诸国向日本朝贡。”所谓“从中国独立出来”的说法，因为有圣德太子“日出之处的天子”等史料，在古代史学中也有“东夷小帝国论”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基本可以认为日本作为岛国游离于大陆之外，在这一程度上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的，但现在古代史学的一般说法并不认为日本“从中国完全地独立出来”。而“朝鲜半岛诸国向日本朝贡”的说法则更是有大问题。战后的日本史研究经过精密的考证，广泛涉猎古代史料，探讨了诸如“任那日本府”、“高句丽好大王碑”等问题。当下一般的看法是大和朝廷统治古代朝鲜的说法基本不属史实，[21]在其他的教科书中这一点应该是有所反映的，而这一被大多数人所怀疑的事件在这本教科书中却作了肯定的叙述。在学校学习古代史时一定会谈到“大化改新”，战后教科书认为“大化改新”之诏书是在《日本书纪》编纂的阶段被夸大的，因此对于其是否能被认为是律令制确立的转机这一问题尚有争论，因此一般的教科书也未过分地将其与律令制联系起来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新历史教科书》却将其作为“明确规定了君臣名分”的史料而大书特书，可以说这些部分带有战前皇国史观的色彩。这一问题在改订版中也没有太大变化。
在今天，神话不等于“史实”已经是明白无疑的道理。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我个人并不反对收录神话。因为无可否认，古代神话反映着古代朝廷的思考方法与豪族的世界观等问题。但是，这本教科书在白皮本阶段明确地写着“可以认为其反映史实的可能性”，这里谈到的是“神武天皇东征”的部分，在学术界是没有人会堂而皇之地谈论这样的事情的，因此，这是显而易见的歪曲说法，明确地反映出“想把神话作为史实写入书中”的意图，而这并不是收录神话时的恰当记述方法。本书改订版由原来的A5改为B5，削减了100页左右，与此同时，神话的部分也由原来的9页减少至3页。但是，与初版相同，本书仍旧沿用了将“神武天皇东征”作为大和朝廷成立象征的说法，把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神武作为初代天皇的神话说得仿佛史实一般。
我们注意到，在教科书中中世、近世部分所占分量很少，但这并不只是这本教科书的问题。“本国史=一国史”一般都会为古代部分腾出很多页面。在这一意义上，这本教科书算是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结构特点。中世、近世部分分量少，这一倾向是世界性的。但这本教科书的这种倾向为什么又特别明显呢？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室町时代幕府向明王朝朝贡这一事实非常明确。有关记述在本书中只有一行，而且还写上了“因为反感曾有交往中断的时期”，这其实是想要掩盖室町幕府向中国朝贡这一事实。第二是这本教科书明显是站在“天皇中心史观”的立场上书写而成的，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一大特点。全书以天皇为中心逐步推进，最后写到昭和天皇，以“热爱和平的昭和天皇”为题的专栏作结尾，从头至尾都以天皇为中心。这也令人不禁苦笑，因为这样一来中世、近世的篇幅自然就少了。中世、近世是很难以天皇王权为中心书写的，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能围绕其写下去。中世、近世部分的最后写道：“尽管幕府的实力不断增强，但为了保持其国家统治的正统性，幕府也不能无视朝廷。”他们保留了幕府对朝廷无比崇敬的叙述，在改订版中也保留了“幕府尊重朝廷”的字眼。“江户幕府尊重朝廷，同时也努力牵制朝廷。”这可真是煞费苦心的写法。从史料中只能得出幕府“牵制”朝廷的部分，而他们却更想写成幕府对朝廷的“尊重”。这些可以作为本书中世、近世部分的特色，也是其分量较少的原因。
五、对“编纂会版教科书”近现代历史叙述的批判——对初版本的剖析
接下来看看问题最多的近现代史部分。我们以改订版为中心，通过和初版的比较作考察。
改订版和初版一样，对日清、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参与的战争进行了美化、正当化，将亚洲太平洋战争称作“大东亚战争”，不承认其侵略战争的性质，全篇贯穿了将其作为日本的防卫战、为亚洲解放而作的斗争等美化言辞与肯定立场，甚至特别设立了“给殖民地民族以独立的希望”、“日俄战争——以独立为目标”这样的专栏。对于并合韩国、实行殖民统治等行为毫无反省，反而对其进行正当化等内容和初版一样毫无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将韩国纳入势力范围内并无异议”，认为这种行为有欧美的“承认”便是正当的。对于“创氏改名”问题，在改订版的申请本中认为这是韩国人人心所望，所以是得到了认可的，通过审查后最终修改为和初版相同的说法，即“开展了使用日本式姓名的创氏改名运动”。“编纂会”的会报《史》主张“对于为声讨日本而捏造的‘南京大屠杀’、‘朝鲜人强制征用’、‘从军慰安妇强制征用’等谎言一律不写，作者应不为这些旧敌对国的宣传和鼓吹所限制进行自由的创作”[22]，等等。由此可见，提交文部省的申请版本才最能体现他们的本意。同时，教科书无视日本军“慰安妇”的事实，对南京大屠杀则特意作了“死亡人数等实际情况在资料上尚存疑点，对此见解各异，至今仍存争论”的叙述。更有甚者，近现代史部分中对韩国、中国等亚洲诸国的历史进行的污蔑性描写尤为显眼。在初版中被删除的“朝鲜半岛长期威胁日本，与日本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的说法，在改订版中以“朝鲜半岛仿佛如大陆伸出的手臂般对准日本”，“保证朝鲜不为别国所控制是日本安全保障上的重要一环”的说法实质性复活，这样的叙述旨在将侵略从地理的角度进行正当化表述。书中断言“日本比起中国，受到鸦片战争的冲击更大”，认为中国、朝鲜与日本不同，中国和朝鲜没能应对世界形势，这一看法从初版以来便被继承下来。此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普通平民也积极参战等记述也从初版开始就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改订版的一大特色则是一扫初版的反美色调，带上了“脱亚入美”的色彩。比如，初版开头所写的“对欧美列强的恐惧”、“日本军守备队对美军一步不让”等表述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与此相伴的是，在初版中将亚洲太平洋战争归咎于美国方面的表述也消失了。我想这样的变化与“编纂会”的内讧有关。[23]事实上，“编纂会”内部分歧不断，绝对称不上团结一致。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2002年小林善纪、西部迈与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八木秀次之间发生对立，最终退会的事件。这一事件也可视为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裂，并最终以反美右派与“编纂会”的决裂为结局而广为人知。最终事态演变为小林放弃历史教科书的执笔工作，而西部也辞去了公民教科书的作者代表一职。此外，2006年1月，名誉会长西尾辞职并退会，远藤浩一、工藤美代子、福田逸副会长辞职转任理事；2月，八木会长、藤冈副会长、宫崎政治事务局长遭解任，宫崎退职（解雇）。这本教科书的采用率在2005年据说可以达到10%以上，但实际采用率却只占中学历史课程的0.39%、公民课程的0.19%。相互推诿应对这一“惨败”结果负责任，也被认为是此次内讧的最大原因。[24]直到现在，围绕着对宫崎的解任，日本会议派的理事（内田智、胜冈宽次、新田均、松浦光修）与西尾、藤冈集团之间仍然在互相揭短。根据西尾的说法，日本会议派四位理事中的三人与宫崎的方针是“修改”宪法，回归大日本帝国宪法体制原点，将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作为目标。他们与试图渗透至青年教员和教育系学生的日本青年协议会是伙伴关系。这一事态，一言以蔽之就是国民主义，但就其方向性而言，则代表各种不同的路线。而且我们还可以认为，这一事态也正说明了之前我们所谈到的在当今全球化大环境中国民主义的重组、筛选越发激烈的现象。“编纂会”内讧事件最终以亲美国民主义派夺得主导权而告终，这正明确地体现了“编纂会”实际存在于全球化和帝国化这一作用之下。
初版教科书的战后史部分以初版白皮本的“战后战争”这一标题开始。这一标题反映出一种重要的战后观。“日本没有输掉战争，而是输在战后的战争中，而后者更为严重。”这样的说法是想对战争进行全盘否定。我感到这一主张非常强烈。以美军的占领开始的一系列日本的民主化时代、制定和平宪法的时代，被说成是在战后战争中败北的结果。“比起战败，日本在战后的战争中的败北更为严重”这一说法是初版最后部分的一大基调。改订版也表现出认为东京审判、占领政策扩大了“对战争的罪恶感”的观点。亲美的问题在这里被别扭地反映出来。他们无法否定美国的战后政策，但尽管如此，为了唤起日本的国民主义却又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表述，让人感觉到一种“苦涩”与“扭曲”。
“过去的日本不曾在外国的历史中寻求理想，对本国历史不曾丢失自信，从而拥有着坚定的独立心。但是在战败后，日本突然对自己的脚步变得不安，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丧失了自信。”这是这本教科书最后的话语，与初版相同，这种明确的战后观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教科书现在所处的立场。
这一教科书的另一特点是低级错误非常多。作为一本教科书，却有许多不值一提的错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先不说其历史观的问题，基础性的错误已让人感到其写作极其粗糙。改订版中收录了《多武峰缘起绘卷》（见该书第39页），大化改新（7世纪）的插图却出现了平安时代（9—12世纪）十二单衣、衣冠束带的形象。《楠公一代绘卷》（见该书第76页）明明是南北朝时期（14世纪）的插图，却出现了有火枪射击口的近世城郭建筑（16—17世纪）。插入这种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插画，实在是令人忍俊不禁。初版中低级错误之多早已广为人知，比如，历史上并非按天皇指示“御撰”的《万叶集》被写成“奉朝廷之命编集而成”，说“《万叶集》在之后长期被当作典范”（实际上，《万叶集》直到江户时代为止还不为人所知）。专栏中说“源赖朝被任命为武士政权的第一位征夷大将军”，而事实上木曾义仲才是武士政权的第一位征夷大将军。此外，还出现了“富冈制丝厂等棉纺业”这样的说法，连制丝业和棉纺业的区别都没有搞清楚。这些错误充分反映了该教科书的粗制滥造，而其能通过审查也足见审查本身的草率。
如果非要肯定某种已经被广泛否定了的说法，至少也该拿出一些证据来。事实上，暂且不提西尾干二是否正确地把握了原文的主旨，我们却可从中感觉到他读了不少专业书，看看其著作《国民的历史》，就能发现许多断章取义的地方，而那些被他随意引用的原文作者们大概都很无奈。其引用的内容有纲野善彦的研究；近世史方面则有外交史研究者荒野泰典的论说；有关自由民权运动部分，也能看到许多新研究成果。如果要以引用来作证据，为什么在古代史中却看不到像这样的引用呢？这真是令人疑惑，也只能称作断章取义。
再来谈谈历史观的问题。这本教科书的历史观非常清晰易懂。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其“本国史=一国史”的主张和写法、记叙方法，这已是明白无疑的了。首先，正如前文所说的，本书采用了从原始古代开始、以天皇为中心贯穿整体的记述方法。我们虽然感到天皇中心是个大问题，但这种主张在日本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论调之上抬出天皇的论法，自本居宣长以来便是如此。因此，与其说这是这本教科书的问题，不如说是这本教科书极致地表现了近代的历史叙述、本国史叙事所持有的倾向，尤其是有关天皇中心的部分，这种叙述方法在当今的教科书中已经不怎么被采用了。从总体来看，该书侧重于叙述古代史和近代史，这也是该书所表现出的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的特点之一。
本国中心史观并非只是这本教科书所持的态度，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近代以后的历史叙述大多抱有本国中心的倾向。与此相对，这本教科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关于对外关系的叙述。该书的对外关系全部是以力量对抗——简单来说就是以权力平衡的观点进行叙述的。一般而言，现在的教科书都会以海外交流、文化交流为重心，而这本教科书则注重力量对抗、国家对抗如何分布、如何突然增长等问题，简直像电玩游戏《三国志》中的城池争夺大战一样。这样的叙述贯穿全书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此外，有关国家范畴之外的世界动向、亚洲民众等问题则基本没有提及。一开始，我以为这本教科书是“日本史”教科书，但冷静地想想，中学里似乎没有“日本史”这一科目。中学里所设的是“历史”，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是在叙述世界历史的整体之中记述日本历史的，而这本教科书明显以日本为中心，对世界的动向、亚洲的民众、琉球、日本的不同地域等则不作叙述。他们要求学生做“地域学习”，但这本教科书中却几乎看不到地域的影子，普通平民也不存在，女性几乎不见踪迹。对受歧视群体的论述之少也算是该书的特色之一。
结语
虽然这本教科书无论是初版还是改订版问题都颇多，但我想强调的是，（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为这本教科书辩解的意思）在思考教科书问题的同时，也必须思考“一国史=本国史”所固有的特质。这一特质并不仅限于这本教科书，自明治以来至“二战”结束，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都带有这样的特质：只记录本国的光荣史，以期激发对本国的自豪感。这不仅仅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版教科书的问题，其他日本史教科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所以，为了遏制这种记述方法的发展，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本国史这一整体以及一国史记述的实际形态。如果我们只是集中抨击这一本教科书，将无法完成上述使命，更重要的是要以对这本教科书的批判为起点，阻止互相之间所存在的单纯的自吹自擂和只记录异质性、固有性的历史叙述。
但是，一定会有人十分认真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记述不正是该反映各种不同的历史观吗？对此我想说两点。首先，我们应该编写能够承载多样历史观的相互讨论的教科书。所谓历史教育，并不是要将某种历史观判定为正确并强加于人，对各种历史见解进行讨论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这本教科书与我们的目标完全相反。
另一个问题：因为历史观是自由的，所以就什么都能写吗？这已不仅是历史叙述的问题，我们必须将其作为社会意识、舆论形成的问题进行思考，比如“我喜欢战争”、“让我们踊跃地发动战争吧”，这样的写法就是一个例子。在这本教科书中虽然还不至于写成这样，但有些地方的确让人感觉到作者是有此念头的。此外还有对他国国民的亵渎性记述。在美国，有关人种歧视的叙述总会引发问题，这样的叙述在美国社会是不被允许的；在欧洲，美化纳粹的教科书也为舆论所不容。这一层面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作为教科书的问题来看待，那就只是重复同样的问题而已。这不只是“历史观是自由的”这一层面的问题，更是面对未来“究竟什么样的价值观值得我们悉心呵护”的重要课题。
为确保这一价值不只是一种挂在嘴边的口号，在报告的最后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展开与韩国、中国国民的对话，在我看来是极其重要的。
[1]*本文基于以下演讲及报告，经数度改稿及补注写成：
2001年，立命館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办“立命馆周六讲座”演讲；
2003年，大韩民国东西大学研究生院主办讲座演讲；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演讲会；
2007年，大韩民国暻园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演讲；
2008年，大韩民国高丽大学文科学院主办讲座演讲。
其中，2001年于“立命馆周六讲座”所作的演讲讲稿载于《立命館大学土曜講座シリーズ 11 いま教育の現場で》（立命館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年）。全文主要针对“新历史教科书”的初版（2000年）进行了批判。2005年及之后的演讲，则针对该教科书的改订本（2005年），添加了相应批判。此外，在暻园大学所作的报告刊载于《アジア文化研究》第13辑（2007年）。
在韩国和中国进行有关教科书问题的演讲令我倍感紧张。在此，谨向在会场给予我批评指正的中韩学者、教师、研究生以及大学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eal Hardt）著，水岛一宪訳：《帝国》，东京：以文社2003年版。
[3]姜尚中：《ナシヨナリズム》，东京：岩波書店2001年版。本文参照了该书的“前言”部分。
[4]高吉嬉：《“韓流ブーム”と朝鮮半島イメージの二極分化現象》，釜山：韩国近代学会特别研讨会报告，2006年于韩国釜山放送广告公社讲堂。
[5]参见《俵義文の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linkclub.or.jp/～teppei-y/tawara%20HP/；《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ツト21》，http://www.ne.jp/asahi/kyokasho/net21/，等等。
[6]以下所举有关德川时代的历史书籍主要参照丸山真男編：《日本の思想⑥歴史思想集》，东京：筑摩書房1972年版；松本三之介、小倉芳彦校注：《日本思想大系48 近世史論集》，东京：岩波書店1974年版；小沢栄一：《近世史学思想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館1974年版；玉懸博之：《近世日本の歴史思想》，东京：ペりかん社2007年版。
[7]“神代”一般指神武天皇即位以前的神话时代。——译者注。
[8]福沢諭吉：《文明論之概略》，东京：岩波書店1931年版，第189页。
[9]参见小沢栄一：《近世史学思想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館1974年版。
[10]白川静：《字統》，东京：平凡社1994年版，第361页。
[11]参见电子版《说文解字》的1923，http://chinese.dsturgeon.net/；《康熙字典》子集下“又部”。
[12]有关水户学参见日本学协会編：《大日本史の研究》，东京：立花書房1957年版；瀬谷義彦、今井三郎、尾藤正英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3 水戸学》，东京：岩波書店1973年版；《日本の名著 藤田東湖》，东京：中央公論社1947年版；《水戸市史（中）》（第1～4巻），水戸：水戸市史編撰近現代専門部会1976年版。
[13]参见新井白石：《読史余論》，东京：岩波書店1936年版，第105页。
[14]有关近代史问题参见伊豆公夫：《新版日本史学史》，东京：校倉書房1972年版；《本邦史学史論叢》（下巻），东京：冨山1939年版；大久保利谦：《明治初年の史学界と近代歴史学の成立》，《明治史論集（1）》，东京：筑摩書房1965年版，初载于《日本近代史学史》，东京：白洋舎1940年版；《日本歴史講座第八巻日本史学史》，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版；《日本における歴史思想の展開》，东京：吉川弘文館1965年版；小沢栄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館1968年版；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歴史著作集⑦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东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版；田中彰、宮路正人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⑬ 歴史認識》，东京：岩波書店1991年版等。
[15]全卷共出现“道理”一词139次。这里参照了前注丸山真男编的《日本の思想⑥ 歴史思想集》所收石田雄《〈愚管抄〉と〈神皇正統記〉の歴史思想》一文。
[16]参见井上哲次郎：《東洋史学の価値》，《史学会雑誌》1891年第24号。
[17]宫川寅雄：《日本美術史叢書 岡倉天心》，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版。
[18]参见《新版韓国の歴史 国定韓国高等学校歴史教科書》，东京：明石書店2000年版。
[19]以下有关“新历史教科书編纂会”版教科书初版部分参照了下列书籍：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家が読む「つくる会」教科書》，东京：青木書房2001年版；和仁廉夫：《歴史教科書とナシヨナリズム》，东京：社会評論社2001年版；上杉聡、君道和彦、越田稜、高島伸欣：《いらない！「神の国」歴史·公民教科書》，东京：明石書店2001年版；新人物往来社編：《歴史教科書大論争》，东京：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改订版主要参照歴史教科书之会編：《「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の〈正しい〉読み方》，东京：青木書店2007年版。此外，有关“新歴史教科书編纂会”本身，除了参照《俵義文の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linkclub.or.jp/～teppei-y/tawara%20HP/）、《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ツト21》（http://www.ne.jp/asahi/kyokasho/net21/）等之外，还参照了《季刊戦争責任研究》第15～17、29、35号（1997年、2000年、2002年）等。
[20]千田光夏：《従軍慰安婦》，东京：三一書房1973年版。
[21]参见歴史学研究会編：《歴史家が読む「つくる会」教科書》，东京：青木書房2001年版。
[22]参见《史》2004年第45号。
[23]参见《子どもと教科書全国ネツト21》的《【資料】つくる会内部抗争の歴史》，http://www.ne.jp/asahi/kyokasho/net21/。
[24]俵义文的解说，参见《俵義文の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linkclub.or.jp/～teppei-y/tawara%20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