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认识和相信真理是一种美德（代序）

一个国家的大小与一个人的影响力和地位直接相关。这一说法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其所著《领导人》（有译《领导者》）一书的开篇中提出的。他写道：“在我担任公职的年月里，人们问我最多的问题之一是：‘你认识的领袖人物中谁最伟大？’”尼克松说：“对这个问题不可做简单的答复。……使一位领袖人物跻身伟大人物之列有三个因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重大的事件。”事实似乎真的三个缺一不可。比如由于国家有大小，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一个小的国家里虽然显示出伟人的种种品质”，但难于得到更大的施展和更广的认同。

三十年前读过的这段话之所以感铭至深、过目不忘，是因为它对于如何看待自己和广电同行（特别是地方台同行）而言，不啻为一支警醒剂。中国的广播电视实行“四级办”，天地自有大小。这些年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工作使我有幸结识各地、各级广电工作者，也因此常常感叹我们这个系统真是卧虎藏龙。即便是在最基层的县级台也有一大批爱事业、善谋略、有思想，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上均有出色成就的“真人”。遗憾的是也许干到退休他们都难以走上更高一级平台大展身手而广为人知。但这不会影响他们的职业尊严，包括学术尊严，因为非不能也，实无缘也。在这些人里，江苏常熟广电中心的金震茅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初知金震茅这个名字，始于2005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举办的广播电视与“三农”的征文活动。震茅君的应征作品《经济发达地区对农广播的现状、特点及发展对策》获得了一等奖。论文提出，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已非“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相当多的人已经到工厂上班，甚至自己就办有企业，他们要么已无地可种，要么种地变成了副业。因此，这些地区的对农广播必须适应这种新变化，在节目设计、内容选择上作出新安排。作者这种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析问题的能力使我记住了他的名字。而在此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举办的“十二五时期广播电视的科学发展”、“城市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新闻媒体与执政党关系研究”以及“纪录片繁荣发展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等一系列征文活动中，震茅君几乎成了“种子选手”，不仅都有应征作品，而且几乎都获奖。由此，我不仅更牢地记住了金震茅这个名字，而且对于这样一位来自县级台的广电人的专业精神和理论追求由衷钦佩。

近年来，震茅君主要分管常熟广电中心纪录片室工作。他不仅担任纪录片栏目《常熟人》中“常熟历史文化”及“民间传统手艺”两个系列的监制，参与了多部纪录片的策划与编导，而且把理论研究的重点也集中在纪录片方向上。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说：“最弱的人，（只要）集中精力于专一的目标，也会有所成就。”由于目标的专一与集中发力，震茅君在纪录片研究上日益精进。在2012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与泰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城市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论坛”上，他结合常熟的人文历史及常熟台和他自己的纪录片创作实践所作的关于“纪录片栏目化生存”的演讲，激情洋溢，广受好评。如今，他的新作《类型纪录片：影像里的中国》更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一大重要结晶。

纪录片不仅是电视节目中一种重要的节目样式，而且是一种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科技等各种知识于一身的重要文化样式。较之戏剧它更真实，较之新闻它更丰满、更深刻。正是由于纪录片这种特殊的文化品格，在当今这个充斥着文化的断裂的狂欢年代，它以其独特的文化认知价值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能使浮躁的心灵归于平静，使我们回望过去，找到自己的根和回家的路，明白我们从哪里来，而且能帮助我们了解未知的世界和残缺的现实，找到前行的方向，明白我们应该往哪里走。此外，由于纪录片是一个国家的相册，是一个民族真实的影像，因此它几乎同音乐一样，属于一种“国际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独特的吸引力、穿透力，是国际传播中的排头兵、先行者和广行者。

可喜的是，当前中国纪录片业正呈现一种蓬勃向上的态势。一方面，央视纪录频道、老故事频道、中国教育台第三频道、上海纪实频道、湖南金鹰纪录频道、北京全纪实频道等纪录片专业频道的集团式持续发力，已为中国电视纪录片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营造了很好的气氛。与此同时，业界、学界的纪录片研究也日渐繁荣。震茅君的《类型纪录片：影像里的中国》可谓是为纪录片研究的繁花又添一簇新枝。

震茅君所做的类型纪录片研究，我想“类”与“型”应当是各有所指的。“类”主要指内容或者题材，“型”则是表现形式。震茅君在《类型纪录片：影像里的中国》一书中基本上就是以题材和内容来对纪录片进行归纳分类的。比如他对中国民族纪录片的研究，通过对大量民族纪录片的分析整理，认为民族纪录片是以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生活等为题材的纪录片。民族纪录片在塑造民族形象、留存民族印记、启迪民族心智过程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和责任。震茅君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了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挖掘了民族纪录片呈现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绚烂多姿而又共鸣共振的审美效果。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纪录片在思想内涵的深度化追求，纪录样式的探索性实践，与当代纪录片产生了共时性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实现，书中关于儿童纪录片的研究反映了震茅君在这一方面的思考。《类型纪录片：影像里的中国》第二十六和二十七两章，对当下的儿童纪录片进行了“入乎其内”的深入探究，梳理挖掘出儿童纪录片的呈现方式和丰富内涵，总结了儿童纪录片独特的诗意品格，为中国儿童纪录片研究提供了创造性的思考空间。《类型纪录片：影像里的中国》一书极为关注纪录片创作和理论研究动向，分析了类型纪录片的多元结构和丰富内涵，从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开展类型纪录片的融合研究，有针对性地撰述自己的学术见解，因此这是一部在类型纪录片研究进程中具有新意的学术著作。

震茅君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学任教多年，1988年10月进常熟市广播电视总台工作至今。现任江苏省常熟市广播电视总台电视中心党支部书记、常熟市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高级编辑，社会兼职有中国网络传播学会会员、江苏省广播电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苏州市新闻传播学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等。主创的新闻作品曾获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和提名奖，在新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约400篇近200万字，出版有多部新闻学术著作。

作为县级的一线广电工作者，要持续地进行理论研究，其难度可想而知。震茅君之所以能持之以恒并著述颇丰，我想首先是靠热爱、靠痴情、靠追求。正如卢梭所说：“成功的秘诀，在于不改变既定的目标。”贝克登则说：“经验告诉我们，成功和能力的关系少，和热心的关系大。”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浮躁与功利的年代，没有一种热忱和近乎痴迷的追求，是做不了学问的。正所谓“神闲气静，智深沉勇，此八字是干大事的本领”。其次，震茅君坚持理论研究更靠一种自觉、自信、自励与自奋。他常以“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类的名言自勉，始终以一个攀登者自励，在理论和创作研究的道路上自受其苦、自享其乐。

真理是美妙的，“越是接近真理，便愈加发现真理的迷人”（拉美利特语）；但真理又是朴素的，因此又是不能垄断的，它绝非理论家的专营、专利，而是属于每一个钟情于它的人。在纪录片研究上，固然有不少学者、大家，但对普通广电工作者而言，只能将他们当作学习的对象，不能当成自惭形秽、噤若寒蝉、自缚手脚、畏缩不前的借口。正如契诃夫所说：“自从莫泊桑以自己的才能给创作定下了那么高的标准之后，写作就变得非常之难了。但是还应该写，特别是我们俄罗斯人；而且在写作中还应更加大胆。世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可小狗不应因为有大狗而惊慌失措。所有的狗都应该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

“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面对诸多理论大家，震茅君既不自命、自负，更不自馁、自弃，而是坚实地走着自己的路。他以自己的生动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浅处无妨有卧龙。”原江苏省广播电视研究所所长邹荫莘先生曾撰文由衷地赞扬震茅君这样一个县级广电人在理论研究上的执着、勇气和成就，文章的题目就是上面这七个字。

震茅君在其新作《类型纪录片：影像里的中国》即将出版之际嘱我作序，我欣然应允。一来是想借此机会表达对他的敬佩；二来是期望广电界更多的同仁，特别是基层年轻的广电工作者能够以震茅君为鉴，学习甚至超越他，从而在为中国广电发展提供更多理论智慧的同时，也使自己在与理论的共舞中获得快乐与成长，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人生。因为“研究真理（即向它求爱求婚）、认识真理（即与之共处）和相信真理（即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培根语）。

拉拉杂杂，言浅意切。是为序。

张振华

2013年7月2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