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光明与黑暗的交锋

和平来临与“内战阴霾”

全民族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历经14年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一雪百年耻、重振民族复兴精神的历史场景，非笔墨能形容。从民主革命圣地延安，到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无论解放区还是国民党管辖区，到处是张灯结彩，游龙舞狮，一派欢庆抗战胜利的沸腾景象。在举国狂欢、普天同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人们迫切地期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而当时浮现在中国天空的“内战阴霾”，又令各方人士怀着深深的忧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备受日寇铁蹄蹂躏的中华大地震动了！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坚持6年局部抗战、8年全国抗战，在浴血奋战14年的抗日战争中取得巨大的战绩，共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人。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击了大量日军，最多时达100万人以上。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万余人。同时，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终于赢得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特别突出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一直存在着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发展，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料会出现的中国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变为现实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最后决战。实际上，这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矛盾和斗争，在抗日战争后期已经明显表现出来。

1945年5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亚洲战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已经指日可待。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在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进行着准备。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说：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都在活动，都在那里准备把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国民党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

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就是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1]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基本要求提供了可能，显示出光明的前途。但是国内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不但有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还存在着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他们拒绝中共一切民主改革的建议，“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也一项不愿实行”。[2]因此，中国人民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的严峻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把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国抗战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然后，“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3]。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和阐明了自己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及其相应的政策，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意愿。

就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国民党也于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基调是，统一思想，发动全党，准备内战，继续实行专制统治。会上，也有一些高谈民主政治的论调。蒋介石还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准备“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这是因为国民党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未敢公开作出进行反共内战的决议。然而，在大会未公开的决议中，实际上确定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的路线。蒋介石在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4]蒋介石的这番话没有丝毫的掩饰，成为国民党制定战后基本方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基本方针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战前的社会政治秩序，继续维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是与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意愿完全背离的。

早在1943年，国民党就以蒋介石的名义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做舆论宣传上的准备。在这本书中，蒋介石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极力美化儒家尊卑贵贱的礼制，鼓吹封建宗法统治的家族制度和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认为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以此为其独裁统治寻找理论根据。

蒋介石的这番舆论造势遭到了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抨击。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致开幕词时，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命题。他指出，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实际上是一个黑暗、专制、分裂，继续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另一个是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我们要为建设这样的新中国而奋斗。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战局进展得非常迅速。国共两党分别召开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长驱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的战略后备队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远东的时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号令。各解放区军民迅速向敌占区城镇和交通要道挺进，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日伪军大举反攻，陆续光复了华北、华东大片国土和许多中小城市。

而这时，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至少有一半以上位于远离前线的大后方。这是因为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大部退缩到西南、西北地区，以保存实力。蒋介石不愿看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收复失地，急忙发布命令，让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命令远在中国西南部的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并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军到达”，不得向长期包围、抗击他们的人民军队缴械投降。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面对时局的急剧变化和蒋介石所谓的“命令”，8月11日，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定，并指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中共中央提出：在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为此，各解放区军民必须做好各项有关工作。在作出上述部署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提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但各地“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5]毛泽东强调当前形势的特点是：“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要求各地严阵以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时局变化的历史关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他深刻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提出了在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战略和策略方针。他分析说，从整个形势来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篡夺的斗争。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而不要打内战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一方面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另一方面”，所以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同时，毛泽东指出，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由于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斗争，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使全面内战推延爆发，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根据上述分析，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他明确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6]

就在毛泽东发表上述演讲的第二天，即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并于15日向全世界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胜利来得如此之快，和平与建国问题立即摆在了国共两党面前。

这时候，国共两党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出现了重大变化。抗日战争结束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着全国政权和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拥有总兵力524万余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并收缴了100多万日军的武器装备而得到很大加强。通过接收日伪资产，国民党政府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的数量超过任何时期。与此相对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达268万人，并建立了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19个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成为歼灭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基地，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以上对比来看，虽然国民党在军事力量上还占有绝对优势，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却在日益扩大，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尽管国民党政权是一个在形式上合法的政府，但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行一党专政、专制独裁，已经引起了人民的广泛不满。而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实行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方针、政策，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建设，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民主制度，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受到了人民的普遍拥护。中共党员人数由战前的4万人左右，发展到121万人。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

从国民党方面看，随着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内外把蒋介石捧为“抗战建国领袖”即所谓“正统”地位的舆论，一时甚嚣尘上。本来在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在沦陷区还有相当威望，但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竟将伪军警改编为先遣军，甚至利用日军维持治安，引起人民强烈不满。而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各路接收大员，更是假借没收敌伪资产，巧取豪夺，中饱私囊。一些接收官员竟将民族资产和民族工商业扣上“敌伪”的帽子予以“劫收”，各种形式的搜刮、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这种罔顾法律、为所欲为的“胜利大劫收”，使国民党在其管辖区域内完全丧失民心。

在国际上，中国国民政府代表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参与发起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在安全理事会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然而，战后中国毕竟仍是一个弱国，国际地位不高，外交缺乏强有力的实力支持，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只能以配角身份参加战后的国际外交活动，甚至被完全排除在战后欧洲和平进程之外。

美国在战后迅速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为达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工具，而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在抗战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逐渐由“扶蒋联共抗日”改变为“扶蒋反共”，对国民党政府给予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大力支持和援助。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国，其军事、政治实力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美、英等国为了在战后欧洲等国际事务中与苏联达成妥协，要求中国政府在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方面予以配合。

《雅尔塔协定》是在1945年2月签署的，而美、苏两方直至6月才通知中国，并让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就《雅尔塔协定》给予苏联的“优越权益”进行谈判和确认。谈判中，斯大林以苏联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考虑”，强硬地坚持《雅尔塔协定》中的各项条款，声称“坚持外蒙古独立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但却让中国牺牲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违背国际道义的。在时局紧迫和强国政治的压力下，中国国民政府最终接受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件，于8月14日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通过中苏条约，苏联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通过条约的几个附件，苏联实际上恢复了沙俄时代在大连港、旅顺海军基地以及中长铁路等方面的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蒋介石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换取的是斯大林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承诺。在签订“中苏条约”的同时，苏联宣称，苏联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在对华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亦即苏联支持美国赞助国民党政府，以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的“统一”。[7]

中苏谈判的过程和最后签署的条约及附件，表现了当时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通过中苏条约，苏联最终把《雅尔塔协定》中要求在中国的“优越权益”变成了现实，美苏共同确立的“雅尔塔格局”，通过这个条约的缔结而具体化、合法化了。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斗争显然是一个不利因素，带来了许多困难和不得不面对的外部复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