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卫战争和全力争取东北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犯，中共中央部署进行坚决的自卫战争；同时确定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南防御，向北进攻”。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的情况，并客观地评价了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积极意义在于，国民党不得不在表面上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承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等。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尽管国民党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已达成的上述协议，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建国都是有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

第二天，毛泽东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指示，首先肯定“双十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的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接着指出应注意下列各点：第一，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各路进攻，“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第二，解放区问题“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能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第三，“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第四，我方答应退出南方8个省区，“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作妥善解释及适当处置。第五，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提请全党不要对蒋介石公布“双十协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给他的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等颁发“剿匪”密令。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很明显，就是趁着中共退出南方8个省区，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压缩解放区，并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全东北。

为此，蒋介石用两个多月时间，从西南、西北地区紧急调运几十万军队到冲突前线，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向华北解放区推进。接着，美国又动用大量军舰、飞机，帮助蒋介石将5个军的作战部队陆续运到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还出动美军海军陆战队5万余人，在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强行登陆，为蒋介石据守战略要地，以接应向华北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并做好运兵东北的准备。

在日益严峻的局势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进行绥远（平绥）战役、邯郸（平汉）战役和津浦路战役，给进犯之敌以歼灭性打击。中央强调这是自卫的战争，我方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目前斗争的胜利越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越迅速，对中国人民就越有利。遵照中央的战略部署，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及华中各军区部队，集中一切力量，精心组织实施，胜利进行绥远、邯郸、津浦路三次战役，共歼灭进犯之敌近11万人，阻滞了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有力地掩护了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

争取东北的斗争，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而进行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北自1931年沦陷以后，国民党在那里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不战而退、沦丧国土的罪责，全无收复失地之寸功。而中国共产党却领导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同日军浴血奋战，坚持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斗争，在那里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并且在华北与东北的接合部建立了冀热辽根据地。更重要的是，东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和交通发达，余粮较多，一旦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极为有利。因此，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讲话中，高瞻远瞩地指出：

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10]

抗战胜利后形势的急遽变化，使东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苏联军队消灭日本关东军之后，进占并控制了东北的各大城市和铁路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同时达成协议，在东北“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这意味着苏军在完成军事任务，按照约定期限撤离东北地区时，将把东北的行政全权交付给国民党政府接管和行使。这一条，对蒋介石、国民党是很有利的，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就近接受日伪军投降、收复失地，则是很大的限制。

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他向毛泽东陈述了他对东北形势及党应采取的方针的看法和设想。刘少奇认为，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军队虽然受条约的约束，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和东面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这个意见，因为“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经考虑，中央决定派林彪带部队进入东北，去掌握这一极其重要的战略区域。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为大力争取东北，留守延安的刘少奇、朱德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电报往来频繁，反复磋商，于9月19日由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首先分析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指出“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苏联军队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指示电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中央对各解放区、各军区的任务、行动作了具体部署，并作出相关人事调整和工作安排：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中央明确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11]。

从全国战略方针的总体来看，“向北发展”，主要是抢在国民党军队的前面向东北全境发展，全力夺取整个东北。“向南防御”就是收缩南方战线，将江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加强长江北的防线，坚决打击和集中歼灭来犯之敌，牵制和阻止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的进军，并从邻近东北的地区急速抽调兵力向东北集结。

鉴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是争取东北的最关键时刻，任何决策上的迟疑和行动上的片刻迟缓，都将铸成大错。为此，刘少奇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并接连发出多封指示电，指挥争取东北这一战略决策的全面迅速实施。首先，决定从山东解放区抽调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迅速开往东北，并于9月14日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当日，东北局领导成员彭真、伍修权等6人即搭乘飞机奔赴东北，以及时加强对东北地区军队和地方工作的领导。

毛泽东在重庆及返回延安后，对向东北调动部队和干部的情况非常关注。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起草了一系列指示，要求从冀热辽、晋察冀等解放区调集大批军事、政治、后勤、党务、文化等各类干部奔赴东北，以解全力争取东北之急需。毛泽东指出，只要我党干部和部队到了东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就能够站稳脚跟，逐步把根据地建立起来。为了争取时间，方便赶路，甚至可以把武器放下来，只要人到了东北，就会有武器的。同时，他还详尽指示各部队出关的具体路线、行动方针、工作任务、干部配备、粮款筹集以至枪械分配等各项事宜，要求以最快速度争取和控制东北。

军令如山，急如星火，山东等解放区的各路部队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或乘木船渡海，或轻装徒步行军，日夜兼程，长驱千里，向东北进发。陆续到达东北的战斗部队有11万人，干部2万人；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20人进入东北，其中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4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约占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数的1/3。这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全力争取东北，以奠定中国革命基础的极大战略决心。

东北局建立后，为加强北满广大地区党政与军队工作，中央又决定在哈尔滨成立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兼北满军区司令员。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苏军的动向，11月下旬，陈云召集高岗、张闻天等，在哈尔滨经过3天的讨论，由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的建议，于11月29、30日以陈云、高岗、张闻天的名义分两次发出给东北局并转中央的电报。

北满分局《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首先分析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也是为了以实力为后盾，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满洲。为了执行中苏外交协定，苏联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必需的，是应该被我们谅解的。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

我们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须经过一个与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12]

这份电报对苏联撤军前准备与国民党交接防务以及国民党军已经进兵东北的现实情况做了冷静、客观的估计，提出了应当采取的方针和建议。中共中央迅速复电东北局，表示完全同意北满分局的上述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抢占东北这个重大问题上战略和策略调整转变的一个分界点。

到1945年12月底，蒋介石在美国的直接援助下，经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兵，先后攻克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山海关、锦州等要地，一场争夺东北的严峻斗争迫在眉睫。鉴于争取东北的斗争对于全国形势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示充分估计东北斗争的艰苦性，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

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指示要求必须反复教育初到东北的一切外来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要求东北局全体干部，务必从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以战胜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13]历史表明，中共中央发出的这个指示是符合东北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由此确定了党在东北的正确战略方针，为夺取东北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遵照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执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主动退出之前占据的大中城市，让开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为主的铁路交通线，占领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着手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抓紧军队的扩编和整训，加大粮食物资的储备，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适当时机转入向国民党军的反攻。

在大力争取东北的同时，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国内和平团结，指示在长江以南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四军部队，一律撤至长江以北。“双十协定”签订后，分散在浙东、苏南、皖南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拦阻，相继撤离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区域，向苏皖边区和山东集中。在广东坚持抗日斗争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粤中纵队等，包括在粤桂边区活动的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一批干部，也奉命集结向北撤至山东根据地，后合并组建为两广纵队。同时，新四军军部率华东地区的主力部队北移山东和冀东，保障和发展那里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这样，在“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下，各解放区部队向北大踏步地前进，争得控制热河、察哈尔，展开于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同时，南方8个省的解放区部队大踏步地后撤，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同时坚决打击和集中歼灭来犯之敌，牵制了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的进军。由此，形成了梯次递补、层层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有利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