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红日出东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如洒落在华夏大地上的火种，在沉沉暗夜之下的中国大地上燃起来了。万里之外，共产国际和列宁穿过卫国战争的硝烟，正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1921年初夏，两位远方使者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了中国，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他们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马林是荷兰人，1900年17岁时就开始参加工人运动，此后前往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参加了印尼人民反对宗主国的斗争，参与了印尼共产党的创立。1920年5月，因其丰富的亚洲革命经历，列宁和共产国际认为他是派往中国指导中国革命的最佳人选。尼科尔斯基则是年轻的俄共（布）成员，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
1921年6月，马林、尼科尔斯基相继到达上海后，很快与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根据与他俩约谈所掌握的情况，二人认为在中国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促成这一伟大事业。李达在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这样回忆这段经历：“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41)
来自上海的邀请得到了各地党组织的热烈回应。
北京的党组织接到来自上海的通知后，立即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议。当时，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的索薪工作，无法分身南下。于是，北京党组织就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长沙的党组织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接到邀请后，立即秘密行动。当时从长沙出发没有直达的船只到上海，两人只能先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经过一番辗转，毛泽东和何叔衡到上海时，已经是7月4日以后了。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在党员谭植棠家开会决定代表人选。当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便由他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推举陈公博为广州的代表。此外，陈独秀又指派受李达、李汉俊的委托，正在广州与他商谈党务工作的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上海的会议。济南的党组织派出了王尽美和邓恩铭。张国焘坐火车奔赴上海途经山东时停留了一天，约见了还在山东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并催促他俩早日来上海。于是，这两个年轻人接踵而来。武汉党组织派出的董必武、陈潭秋，都在六七月间来到上海。此外，中国留日学生党组织也如期接到了来自上海的通知。只有旅法党组织因路途遥远无法前来。
就在各地党组织推选代表、准备启程赶赴上海之际，上海党组织的主要成员李达和李汉俊作为发起者和东道主也在为会议的联络、筹备等会务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李达夫人王会悟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会址的选定和安排外地代表的食宿等具体事务。王会悟是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代表，浙江乌镇人，时任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和《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她通过个人关系，联系了位于蒲石路（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作为代表的下榻之所。这里安静隐秘，离开会地点贝勒路树德里3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的李公馆不远。李公馆是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家。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有这样的“大官”身份作掩护，可以减少干扰。当时，李书城正与夫人外出旅游，不在家中。
7月23日夜晚，暑气渐消的贝勒路树德里像往日一样沉浸在夜的静谧之中。然而，向来平静的李公馆这夜却是例外。这幢青红砖相间砌成的二层石库门小楼，不时迎来三三两两的客人，他们就是前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受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以及留日学生周佛海。此外，还有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这两位外国代表。
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因事务繁忙不能到会，来自北京的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便成为这次大会筹备者之一，还被推荐为会议主持者。毛泽东和周佛海两人担任会议记录。北大英语系高才生刘仁静充当翻译。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辞祝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随后介绍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比马林年轻许多的尼科尔斯基略显内向、腼腆，加上语言障碍，他很少与代表交流。在会上，尼科尔斯基用简单的语言，祝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简单地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大致情况。
第一天会议的最后，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
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此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马林的建议，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并给这个委员会两天时间（即25日和26日）来完成这些工作，其他成员则休会休息。于是，这个夜晚，大家又立马进行人员推选。张国焘是会议主席，自然是这个委员会当仁不让的人选。李汉俊作为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和东道主，又有通晓四国语言的“资本”，也顺利地被大家推选为委员会成员。刘仁静虽然年纪最小，但他是老资格的马克思理论家，拥有“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个委员会。后来据董必武回忆，他和李达也是纲领的起草者。
27日、28日和29日三天，代表们又连续举行了三次会议，集中讨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大家各抒己见，经过详尽的商讨，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的意见基本达成了一致。
7月30日晚8点左右，会议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从后门闯入，窜到了客厅。大家赶紧质问其寻找何人。只见这个不速之客滴溜溜地乱转眼睛，朝屋内环视了一周之后，含含糊糊地回答说找社联的王主席。话刚出口，又赶紧说自己找错了地方，慌慌张张地边道歉边退出客厅。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预感到事态不妙，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并撤离。除房主李汉俊及陈公博两人留下外，其他代表即刻离开。
果然，大约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包围并搜查了会场，还对李汉俊与陈公博两人单独询问，但一无所获，再加上法国警官也不太关心中国的事情，就不再追究。如此周密安排的会议怎么会泄露？后来的资料分析显示，问题出在马林身上。马林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被爪哇当局发现并驱逐出境，爪哇当局同时还通告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这样一来，这些帝国主义政府都知道马林是共产国际成员，因而对其行踪特别注意。这次马林奉命离开莫斯科来上海，行踪被沿途国家和地区当局掌握，毫无秘密可言。在上海的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从他一踏入上海起，就对他进行了严密的跟踪监视，因此原本万无一失的李公馆不再是“世外桃源”了。其实，在他第一次进入李公馆时就吸引了巡捕房的视线，于是，巡捕房先派出“包打听”前来打探。而这个干扰中共一大的“包打听”，在新中国成立后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人民政府清算。好在他曾在法租界当探长时为宋庆龄做过一些事——一些中共党员被捕后，经宋庆龄“疏通”而获释。于是，他赶紧向宋庆龄求情。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因此他没有被惩罚，于1956年71岁时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的家中。
由于会址已经暴露，会议却还未开完，必须寻找新的会址。到哪里找合适的地方呢？正在大家踌躇之际，又是王会悟出了一个好主意。她建议代表们去她的家乡嘉兴南湖，以游湖为名租一条船开会，完成最后的议程。大家深以为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前往。此时，代表只剩下10人：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因是外国人，又受法国巡捕关注，不便前往；李汉俊是上海会址的房主，恐受监视也不便离开上海；何叔衡因事几日前回了长沙；莫名其妙不肯前往参会的是陈公博。不知是李公馆的这场虚惊，还是另有他图，总之，“一大”还没结束，陈公博就当了“逃兵”，因此他日后的表现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天在南湖上举行的会议，主要是继续30日上海未竟的议题。会议先是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共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政治主张、奋斗目标、基本政策、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纲领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至此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
通过党纲后，接着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主要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部署。
岁月沧桑，环境险恶，南湖会议讨论通过的党纲和决议两个文件的中文原件已不知遗落何方，现存的只有俄译本和英译本。俄译本原存共产国际，20世纪50年代苏共中央把这些档案资料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而英译本则是“一大”“逃兵”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则附录。陈公博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批判中国共产党的论文居然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此次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担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党的纲领和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的历史从此将开始崭新的篇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如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根本改变全国各族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斗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2) 朱志敏编著：《新文化运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3)《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4)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5)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6) 恽代英：《通信》，载《新青年》第6卷第3号。
(7)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9) 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0页。
(10) 陈独秀：《复辟与尊孔》，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
(11) 胡适：《〈吴虞文录〉序》，载《晨报》1921年6月21日副刊。
(12)《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0页。
(13) 甘肃省档案馆编：《晚清以来甘肃印象》，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15) 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号。
(16)《美国总统威尔逊国会演说（1918年1月8日）》，转引自《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85—189页。
(17)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18) 曹汝霖（1877—1966），祖籍浙江，生于上海，1915年任外交次长期间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1916年任外交总长，出卖中国主权以换取日本贷款。章宗祥（1879—1962），浙江吴兴人，1916年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出卖中国领土主权。陆宗舆（1876—1941），浙江海宁人，1913—1916年担任驻日公使期间，在段祺瑞指示下，勾结曹汝霖、章宗祥，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量借款。
(19)《邓中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20)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6页。
(21) 载《曙光》第1卷第1号，1919年11月1日。
(22) 载《湘江评论》第1号，1919年7月14日。
(23) 载《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
(24) 施存统：《存统复哲民》，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4月11日。
(2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8页。
(26) 陈琮英、李星华等：《烈士亲属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9页。
(27)《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页。
(28)《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29) 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2页。
(30)《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
(31) 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
(32) 转引自张同乐：《彷徨与顿悟》，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3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34) 同上，第147页。
(35) 刘宋斌、姚金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36)《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3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3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5页。
(39)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40)《吴玉章君在四川留法预备预备学校之演说》，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月7日。
(41)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8年8月2日），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