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版前言与致谢
本书的写作灵感来自我在过去十余年间的人生历险。英文书名原题“Considering the End”，大意为“终末的关怀”，这令我回忆起人生路上所经历的悲欢离合。往昔的场景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它们在这本书漫长的构思、写作和修订的过程中，不断提醒我，自己为何要开始，又为何要继续这项研究。在这些回忆中，有两个场景尤其令我久久不能忘怀。
2000年9月初，我带着妻儿坐在装满了仅余的家当的旧车上，踏上了从俄亥俄州哥伦布（Columbus，Ohio）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San Diego，California）的漫长而凄惨的旅程。我们途经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Boulder，Colorado）母校所在地，恩师柯睿（Paul W. Kroll）教授得悉我的行程后，匆匆与爱子告别，连夜从明尼苏达州（Minnesota）开车赶来与我相聚。这次短暂的重逢是我博士毕业十四个月后与恩师的第一次见面。促膝交谈中，我把自己比作遭受政治挫折，宦游南溟，最终丧命的唐代诗人王勃（650—675？）。那时我正在计划远赴澳洲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履新的行程，与王勃有着同样的沮丧。柯教授宽慰我道：“不，这个比喻很不恰当，至少，去澳洲你不必担心生死。”尽管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柯教授在精神和学术上都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可是即便有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灿烂的阳光，但我的内心却一直被阴霾所笼罩。
在这些年里，我开始从“终末”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我所钟爱的作家。首先关注到的是能够通达地面对人生困境（“穷”）的陶潜。有一次，我与妻子张虹在悉尼史卓菲（Strathfield）火车站的闲谈，又给了我一些启发。这次谈天，也就是令我难以忘怀的第二个场景。彼时，妻子感慨这些年的旅居生活就像是一场再也不可能回去的梦。我们顺势谈论了生活是如何展开的，我向她解释了佛教宇宙论中“劫”（kalpa）的概念。这次谈话构成了本书阮籍一章的主要框架，也为我之后理解谢灵运的诗作打开了思路。谢灵运穷其一生追寻着顿悟与神理，然而，这一切又以悲剧告终。当我再次重读《楚辞》《招魂》和《渔父》，也产生了全新的体会，这也为我接下来的探索开辟了更深刻的道路。
严格来说，本书正式动笔于2002年，自那时起，写作中的手稿随我走遍世界多个地方，并经历了大量的修改。大多数章节的早期版本都首先以会议论文的形式分别在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公开发表。
在此，我首先要向二位恩师——葛晓音教授和柯睿教授表示感谢。我在北京大学及科罗拉多大学求学时，两位导师分别给予了我极大的教导和帮助。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两位恩师的指导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3年12月，葛老师邀请我参加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汉魏南北朝文学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为我提供了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的全新视角，也促使我意识到在阅读文学文本时认真考虑相关的宗教背景。柯老师一手将我带入道教和佛教研究领域，同时也启迪我更加深入地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技能训练培养了我广阔的、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以及学术洞察力。我也很感谢柯老师仔细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大量修改建议。
我还要感谢下列学界前辈、师长及同仁，他们为本书各个章节的初稿、个别的观点甚至是遣词造句都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回馈。他们是：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侯思孟（Donald Holzman）、Ralph J. Hexter、何德睿（Derek Herforth）、芭芭拉（Barbara Hendrischke）、白马（Michael Schimmelpfennig）等。詹美罗（Robert Gimello）和那体慧（Jan Nattier）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们关于佛教研究的高论。同样，一些匿名评审人为本书的初稿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和批评，促使我对初稿中的一些不完善的论点、结构、风格及格式进行调整，在此一并致谢。当然，书中仍不免存在错漏，我本人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各项基金和研究项目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悉尼大学时，我获得了来自文学院（Faculty of Arts）、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语言文化学部（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的多项资助。从2002年至2004年，这些资金支持我参加学术会议等各种交流活动，并促使本书的个别章节的初稿得以公开发表。此外，本书的写作同样得益于长达一学期（2004年6月至12月）的特别学习计划（Special Study Program）假期[即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以及期间的旅行资助。最近，香港浸会大学提供的“学院一类研究补助金”（Faculty Research Grant，Category I），在项目的最后阶段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在2004年的学术休假中，我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Harvard University）为期五个月的访问学者职位。感谢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及伊维德（Wilt Idema）两位教授的支持，以及Susan Kashiwa对这一项目的居中协调。这个访问项目帮助我获得了哈佛各个图书馆的优质资源和服务。
本书的完成还少不了身边朋友和同事的帮助。白太了（Tyler C. Pike，他是我在悉尼大学指导的博士生）在本书初稿的最后准备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我想对他的编辑工作和研究协助表示特别的感谢。还有一些同事、朋友和学生在各个方面提供了协助，他们是：邓海伦（Helen Dunstan）、罗秉恕（Robert Ashmore）、陈顺妍（Mabel Lee）、赵益、户仓英美、梅约翰（John Makeham）、霞鹤（Scheherazade Rogers）、柯思狄（Stephan Kory）、柯永明（Matthew Carter），Sue Wiles，Lily Hayashi，黄玮婷（Jennifer Wong），魏宁（Nicholas Morrow Williams）、李海伦（Helen Riha）、Merrick Lex Berman和Minae Savas等。在成书的最后阶段，我要特别感谢来自博睿学术出版社（Koninklijke Brill）的Albert Hoffstädt博士、Patricia Radder女士以及Karen Cullen女士在文稿审查和图书编辑上的支持和协助。
本研究的进行离不开充足的图书馆资源。在此，我要感谢以下图书馆提供的帮助：悉尼大学图书馆及其馆间资源调阅服务（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s），特别是东亚文献分馆（East Asian Collection；先后由 Magdalen Lee、Nancy Li以及Sharon Tian负责）；哈佛大学的三个图书馆，即：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威德纳图书馆及（Widener Library）和安多佛哈佛神学图书馆（Andover-Harvard Theological Library）；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其馆间资源调阅服务；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Library）。
本书的封面设计取自黎简（1747—1799）的《啸傲烟霞》，此画现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感谢该馆允许我使用这幅画的复制件。
最后，我衷心感谢我的父母、老师、妻子张虹和儿子瀚翔（Andrew）。父母赋予我生命与灵魂，老师们给予我教育和熏陶，妻子帮我维系家庭和操持家务，儿子则是我永远的支持与鼓舞。
我想引用谢灵运的一首诗的结尾几联来表达我的心绪：
早闻夕飙急，晚见朝日暾。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庶持乘日车，得以慰营魂。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1]
陈伟强
2011年12月
（孙文歌 译）
[1]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谢灵运集校注》，页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