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朝代，也是万国来朝的国际型大帝国。唐代诗人漫游、为宦、从军、贬谪，所经之地，大多留下不朽的诗作，形成了四通八达、多元开放的唐诗之路。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当然还有漫游、为宦、隐逸等诸多方面，都是诗人经行道路和由此发生的情感，并呈现于诗篇，成为内蕴丰富的唐诗之路。诸如唐代的两京，是作为文学中心向四方辐射之路；唐代的浙东，是诗人山水漫游之路；唐代的陇右，是诗人从军出塞之路；唐代的剑南，是诗人涉险陟攀之路；唐代的荆南，是诗人南北经行之路；唐代的岭南，是诗人贬黜迁谪之路；唐代的海上，是诗歌交流传播之路。唐诗与黄河，奏响自强不息的乐章；唐诗与长江，表现生命永恒的价值；唐诗与运河，展示绚丽多姿的画卷；唐诗与湘水，蕴涵凄美神秘的意境。陈寅恪先生在《讲义及杂稿》中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但……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着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又说：“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之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这就揭示了中国诗有异于外国诗的特点，而地理和空间因素，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但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偏重线性的时间研究，重在文学史流程的梳理，故而空间研究需要做进一步开拓。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就将本书取名为《唐诗之路与文学空间研究》，以空间因素为切入点，聚焦唐诗之路，研究唐代诗歌分布特点；致力于唐诗之路的核心区域长安与洛阳以及关键区域浙东和浙西等地的研究，发掘出诗坛图景、诗人群体、诗歌分布、诗歌艺术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拓展诗路研究的空间美学维度，利用考古遗址扩大唐诗之路研究格局，立足实证研究加深唐诗之路研究专题。具体内容从五个方面展开，包括诗路长安、诗路洛阳、诗路浙东、诗路浙西、诗路蜀道。通过五个方面的研究，可以揭示这一领域具有多重研究视野，比如以地理视角研究唐诗、以区域视角研究唐诗、以传播视角研究唐诗、以辐射状态研究唐诗，从而深入探讨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素与空间形态。

本书的总体格局由五编十五章构成。

第一编《诗路长安》。长安是唐诗之路的核心和心脏，无论从哪一方面研究唐诗，都离不开长安。长安城是唐代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文学活动的中心。既是全国官员与文士倾心向往之地，更是他们的青云之路。唐人身在长安者，要实现抱负，就要在这一大舞台上施展身手；身在州郡者，要博取功名，就得奔赴长安以求得机遇；仕途失意而外放者，尽管有失意的情怀，但也时时渴望再返长安。长安诗坛无论是诗史发展的纵向演进，还是区域文学的空间形态，都处于中心地位，具有引领全国诗坛风会的作用。诗路长安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唐代长安的文学表现空间；二是大明宫与大明宫诗，三是华清宫与华清宫诗。

第二编《诗路洛阳》。洛阳是唐朝的东都，唐帝国以长安作为各项行政制度运作的舞台，而洛阳的制度设置，与长安基本相同，故官员称为分司。武则天统治时期，驻跸洛阳，政治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更促进了洛阳文化的发展。因而洛阳同样具有文学中心的意义。唐诗之路研究，洛阳的地位与长安并驾齐驱。诗路洛阳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武则天时期的洛阳文学；二是石淙集会与武后宫廷文学；三是白居易与洛阳龙门。

第三编《诗路浙东》。唐代江南道分为东道和西道，江南东道又有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并且简称“浙东”“浙西”。浙东长期管辖越州、台州、明州、婺州、处州、衢州、温州七州，浙东观察使治所在越州。睦州曾经一度属于浙东，而长时间归属浙西。“浙东唐诗之路”研究就是文学空间研究较为典型的区域。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就文学空间而言，重点就是区域研究、起点研究、行程研究、山水研究等等。目的是在建构浙东唐诗之路的空间研究体系。诗路浙东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唐代越州与浙东诗路；二是作为浙东诗路起点的西陵和渔浦；三是代表浙东山水与诗歌凝聚的天台山。

第四编《诗路浙西》。浙东与浙西对于唐诗发展而言，应该是平分秋色的。浙东七州，浙西六州。浙西包括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睦州。浙西留存到今天的诗歌，总量应该多于浙东。但就唐诗之路研究而言，浙西的成果远逊于浙东。因此，本书对于浙西唐诗之路做力所能及的开拓。重点研究浙西重要州郡的诗歌创作情况。诗路浙西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唐诗与润州；二是唐诗与湖州；三是唐诗与苏州。需要说明的是，杭州的诗歌非常集中，而且处在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诗路、大运河诗路的交会处；睦州与其他州相比较小，但诗歌很有特色，如有关严子陵钓台的诗歌、晚唐睦州诗派等。这些我将作为以后进行开拓研究的内容。

第五编《诗路蜀道》。蜀道是古代由都城长安通往蜀地的道路。蜀道穿越秦岭等高山深谷，道路崎岖，人们一直视为畏途。蜀道的主要路线是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傥骆道，由汉中再通往蜀地有金牛道、米仓道等。蜀道虽然艰阻难行，但也成为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等各方面的主要通道，故而在诗人的笔下经常被吟咏，产生了很多千古名篇，如李白《蜀道难》，极其脍炙人口。杜甫也有《剑门》等诗，堪称千古佳制。诗路蜀道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石门题刻的文学内涵和价值；二是李白《蜀道难》解读；三是杜甫蜀道纪行诗述论。

以上五编，是唐诗之路具有代表性的五个区域，对于唐诗之路而言，也只是沧海一粟。由这五编的研究，我也在思考唐诗之路研究最为关键的方面是要处理好“诗”与“路”的关系。

大体而言，“诗”是文学，“路”是地理，“诗”重文本，“路”在交通。“诗”一旦创作出来，是文本凝固的；“路”随时代的变迁，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现在研究唐诗之路，实则是以文本凝固之唐诗还原唐人经行的道路，也是以后代变化之路印证千年凝固之唐诗。而且以唐诗之路研究促进当前学术研究的繁荣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当然，文学研究者可以以诗为本位，重点在文，历史研究者可以以路为重心，重点在史。因此，唐诗之路研究，与一般的唐诗研究或唐代文学研究就有着很大的区别，后者一定要处理好文学本位与学科延展的关系，而唐诗之路研究则是以文学为主体的多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序》云：“校书之暇，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问之《长安图》，作《唐两京城坊考》，以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台湾学者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前言》云：“凡此百端，皆详征史料，悉心比勘，精辨细析，指证详明，俾后之读史治史，凡涉政令之推行，军事之进退，物资之流通，宗教文化之传播，民族社会之融合，若欲寻其径途与夫国疆之盈亏者，莫不可取证斯编，此余之职志也。至于解诗、正史，补唐宋志书之夺伪，纠明清志书之失误，皆余事矣。”徐松研究两京地理，重在证诗，严耕望考察唐代交通，以诗为余事，但最终都成为史学巨著。故我们研究唐诗之路，不必拘泥于学科，不能胶柱鼓瑟，而应有广阔的胸襟。对于不同的学者而言，既可以重在“诗”，也可以重在“路”。当然，文史结合是我国古代学术的重要传统，“诗”和“路”的融合、时间与空间的融合、诗篇与人物的融合，能够通过诸多方面的整合，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应该是学者们致力于唐诗之路研究的较高境界。

本书的出版，感谢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尤其是卢盛江会长的垂青，感谢新昌县对于唐诗之路研究的重视并专门资助丛书的出版，感谢中华书局特别是责任编辑余瑾女士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我的博士生俞沁、何哲涵、诸佳怡、赵辛谊和硕士生张忠扬的辛苦校对！限于本人的水平，书中错误在所难免，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2022年9月10日写于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