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学的空间

唐代长安的诗歌表现，以及与长安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大课题，涉及方面非常多，远非本章有限的篇幅所能容纳。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帝京的气象、宫殿的兴盛[93]、官僚的生活与方外的世界几个层面空间的表现与时间变迁的诗歌载体中，总结出这一课题研究对于文化传承与文学规律研究的启示意义。

第一，文化的传承与嬗变，是有着特定的空间维度与时间向度的。唐代长安，尤其是盛唐时期的长安，堪称中国历史的盛时与盛地，种种辉煌汇聚于此。有精神的，人们的面貌昂扬奋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融洽；有物质的，宫阙富丽，库藏盈满，文物昌盛，公私富实。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唐王朝空前富强的局面，并以其雄厚国力雄踞于世界之首。唐代长安更成为世界汇聚之中心，是当时各国景仰的舞台。由长安运作而成的各种制度与措施，不仅辐射到全中国，更是影响了全世界。至今还可以从日本等国家的城市中看到唐代长安的影子，以及唐代中枢官制分省制的情况。至于运作于长安的唐代科举制度，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承，甚至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

唐代长安在对前代的文化继承与后代的文化影响上也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虽然唐代以后，各朝的都城都不设在长安，但长安作为文化的象征、帝京的代表，一直影响着以后各朝的都城与一般都市。

在唐代长安文化的嬗变研究中，实物考察、文献记载与诗歌表现，是三个既相关联又相区别的研究对象。而在已有的长安研究当中，将实物考察与文献记载结合加以研究而形成的成果颇多，如对于长安历史地理的研究，有《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唐两京坊里谱》《隋唐两京考》《两京胜迹考》《隋唐两京丛考》《唐代的长安与洛阳》《隋唐宫廷建筑考》《长安史迹考》《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等著作，而长安文学表现研究的专门论著则甚为罕见。

第二，文学研究多层面与多元化。我们如果将长安作为一个坐标系，以其诗歌表现作为多维观察载体，以审视文学研究的现状，就可以进一步开拓研究的空间，扩大研究的视野。如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于唐代的应制诗，一向不够重视，文学史的著作，很少提到，能入选选本者更是寥寥无几。但《文苑英华》与《全唐诗》中应制诗很多，而应制诗又大多发生在帝都长安，是长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皇帝与朝臣及文人之间通过诗歌作为纽带的一种特殊的联系，从中也反映出唐代君臣之间关系较为融洽与开放，从应制诗中可以看出达官贵人的心理状态，对于认识高层社会的文学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频繁的应制唱和活动，使得本来就精于诗艺的朝臣，不断精雕细琢，诗歌形式也不断得以丰富成熟，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也从这里产生[94]。因而从长安文化发展的视角审视应制诗，就更容易清楚地看出它的潜在价值。再如地理空间研究，也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方面，清人徐松作《唐两京城坊考》已做了成功的尝试。他在该书的序中说：“古之为学者，左图右史，图必与史相因也。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证之，往往得其舛误。……作《唐两京城坊考》，以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95]沿着这样的思路利用《唐两京城坊考》，我们将会对文学的原生态认识，及其还原历史面貌的研究取得更大的收获。然而，诸如《唐两京城坊考》一书，长期以来，并没有正式引进文学史研究领域，绝大多数学者也只是将其作为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或在文学研究中作为文献的参照而已。可喜的是，朱玉麒教授就小说方面研究做了很有益的尝试，撰写了《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96]、《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97]等文，试图从“地理空间观”的角度从事文学解读。此外，他还就唐代建筑园林与文学的关系展开研究[98]。另有日本学者妹尾达彦作了《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99]。若将这一研究进一步扩展，在每一断代的各种文学体裁上展开，一定会使得文学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三，以文学研究而言，空间、时间与人物的对应是研究方法的不二法门。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研究领域，有过不少方法之争，中西研究方法的对比、古今研究方法的异同，一直是热衷于方法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然而，我们回到文学产生的原生环境，就可以看出过于集中于方法的争论是无意义的。长安的诗歌，无论是表现帝京的气象，还是表现宫殿的兴衰，或者表现官僚的生活，都有特定的空间。甚至同在长安，街东与街西也颇不相同，南部与北部也差异很大。街东为高级官僚的居住地，街西是低级官僚与平民的居住地。同样是诗人，王维是这样描写街东新昌坊的：“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老作龙鳞。”[100]而白居易描写住在街西的张籍则云：“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101]至于北面，是皇城与大明宫所在，是各项政策与制度运转与制定的舞台，故而显得十分忙碌，而城南则既为休闲之地，又面对终南山，就成为官僚士大夫与文人学士聚集、读书与游览之地。如韩愈《游城南十六首》中的《把酒》诗云：“扰扰驰名者，谁能一日闲。我来无伴侣，把酒对南山。”[102]前二句指忙碌的官僚生活，而后二句则指城南的游览情况。在同样的空间里，不同的时间，感受也是不一样的。盛世的长安，即如王维诗所表现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103]。大明宫高耸云霄，宫殿鳞次栉比，世界万国之士无比仰慕以至于汇聚于此。而安史之乱中的长安，则是杜甫所描绘的残破情况：“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104]山河依旧而京华已经陷落，春色又降但却满目荒芜，多少感慨，多少忧伤！到唐末韦庄描写黄巢起义后的长安，更是伤心惨目：“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105]由空间、时间与人物作为关合点，综合起来解读唐代文学作品，是我们研究唐代文学史的重要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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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荣新江《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2] 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唐研究》第9卷，第23页。

[3] 霍松林《唐诗与长安》，载《唐音阁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2页。

[4] 阎琦《古都西安：唐诗与长安》，西安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5] 阎琦《古都西安：唐诗与长安》，第33页。

[6] 李斌城《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页。

[7] 宇文所安《初唐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81页。

[8] 倪健《唐代长安诗歌的流传》，载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9]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12—720页。

[10] 《全唐诗》卷一，中华书局，1960年，第1页。

[11] 《全唐诗》卷一，第2—3页。

[12] 《旧唐书》卷七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2577页。

[13]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3页。

[14] 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15]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49页。

[16] 卢照邻《卢照邻集》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第19—20页。

[17] 顾璘《唐音评注》卷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18] 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14页。

[19] 徐增《而庵说唐诗》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6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83—584页。

[20] 《全唐诗》卷三，第29—30页。

[21] 唐玄宗《答蔡孚请宣示御制春雪春台望诗手诏》，《全唐文》卷二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318—319页。

[22] 杜牧《樊川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页。

[23] 孟郊《长安旅情》诗云：“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玉京十二楼，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全唐诗》卷三七四，第4204页。

[24] 钱易《南部新书》卷己，中华书局，2002年，第80页。

[25] 《全唐诗》卷三，第35页。

[26] 李昉《文苑英华》卷一六八，中华书局，1960年，第807—809页。

[27] 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0—261页。

[28] 李昉《文苑英华》卷一六八，第810页。

[29]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第366页。

[30]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第376页。

[31] 《全唐诗》卷三三七，第3774页。

[32] 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唐研究》第4卷，第260页。

[33] 李昉《文苑英华》卷二一四，第1063—1064页。

[34] 高正臣《高氏三宴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页。

[35] 吴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页。

[36]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卷三，中华书局，1997年，第228页。

[37] 妹尾达彦《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

[38] 妹尾达彦《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唐研究》第11卷，第503页。

[39] 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

[40] 妹尾达彦《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唐研究》第11卷，第522—523页。

[41] 《全唐诗》卷三四二，第3836页。

[42]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194—195页。

[43] 《全唐文》卷七五九，第7881页。

[44] 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唐研究》第4卷，第265—266页。

[45] 王溥《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73页。

[46]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75页。

[47] 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七，中华书局，2019年，第432页。

[48]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第150页。

[49]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七，第153页。

[50]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22页。

[51] 韩愈《南内朝贺归呈同官》诗注，《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七，第433页。

[52] 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三，第288页。

[53]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一，第1097页。

[54] 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

[55]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8页。

[56] 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唐研究》第2卷，第19页。

[57] 胡可先《唐慈恩雁塔题名残卷笺证》，载孙映逵、胡可先《古典文献学论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263—316页。

[58] 《全唐诗》卷二，第22页。

[59] 《全唐诗》卷一九八，第2037页。

[60] 《全唐诗》卷一三八，第1398页。

[61] 《全唐诗》卷二一二，第2204页。

[62] 《全唐诗》卷二一六，第2258页。

[63] 唐汝询《唐诗解》卷九，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4—195页。

[64] 吴瞻泰《杜诗提要》卷一，黄山书社，2015年，第9页。

[65] 霍松林《唐诗与长安》，载《唐音阁论文集》，第327—328页。

[66] 陶绍清《唐摭言校证》卷一，中华书局，2021年，第12页。

[67] 陶绍清《唐摭言校证》卷三，第94页。

[68] 陶绍清《唐摭言校证》卷三，第142页。

[69] 何光远《鉴诫录》卷七《四公会》条，《知不足斋丛书》第8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40页。

[70] 《权德舆诗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71] 《全唐诗》卷五一九，第5935页。

[72] 《全唐诗》卷五四四，第6297页。

[73] 《全唐诗》卷六七六，第7743页。

[74] 《全唐诗》卷一二六，第1274页。

[75] 《全唐诗》卷一二六，第1275页。

[76] 《全唐诗》卷二○○，第2085页。

[77] 《全唐诗》卷五八四，第6772页。

[78] 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唐研究》第2卷，第40—41页。

[79] 王静《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

[80]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第87页。

[81] 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82] 王静《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唐研究》第7卷，第239页。

[83]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82页。

[84] 《全唐诗》卷一二六，第1275页。

[85] 《全唐诗》卷一二九，第1312页。

[86] 王维《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并序》，《王维集校注》卷三，第228页。

[87] 王缙《同王昌龄裴迪游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和兄维》，《全唐诗》卷一二九，第1310页。

[88] 王昌龄《同王维集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五韵》，《全唐诗》卷一四二，第1441页。

[89] 权德舆《早夏青龙寺致斋凭眺感物因书十四韵》，《权德舆诗文集》卷六，第94页。

[90] 姚合《和秘书崔少监春日游青龙寺僧院》，《姚合诗集校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55—456页。

[91] 羊士谔《王起居独游青龙寺玩红叶因寄》，《全唐诗》卷三三二，第3709页。

[92] 聂安福《韦庄集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页。

[93] 见本编第二章、第三章有关大明宫和华清宫的专题研究。

[94] 参阅赵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第17—38页。

[95]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第1页。

[96] 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唐研究》第9卷，第85—128页。

[97] 朱玉麒《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唐研究》第11卷，第525—542页。

[98] 朱玉麒《唐代长安的建筑园林及其文学表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4—120页。

[99] 妹尾达彦《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载刘俊文《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09—553页。

[100] 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全唐诗》卷一二八，第1298页。

[101]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一，第5页。

[102]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第976页。

[103] 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全唐诗》卷一二八，第1296页。

[104] 杜甫《春望》，《杜诗详注》卷四，第320页。

[105] 聂安福《韦庄集笺注》补遗，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