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71年时，西雅图危机诊所的办公室设在国会山一座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豪宅里。这一带曾是西雅图最富有的开国先驱们居住的地方，如今却拥有全市第二高的犯罪率。许多老房子仍然保留着，就散布在公寓楼区和西雅图的主要医院区。在我签约成为危机诊所的志愿者时，我对上夜班还是有点顾虑的，但家里有4个孩子，这是我唯一有空的时间段了。
在我做志愿者期间，泰德·邦迪在诊所勤工俭学。我每周上一次班，4小时，从晚上10点到凌晨2点，而泰德每周要去几晚，是晚9点到早9点的班。诊所办公室共有51名志愿者和十几名勤工俭学的学生，轮班接听危机热线，保证24小时运作。由于时间表是错开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彼此从未见过面。泰德和我成为合作伙伴的情况也纯属巧合。之后的几年中，我一直在琢磨这个巧合，想知道为何我会是51人中唯一和泰德·邦迪一起共事了这么久的那个人。
所有那些接听热线的人都不是专业的精神病学社工，但都是有同情心的人，我们都是真心想要帮助那些来电者解决困难或危机。所有志愿者和勤工俭学的学生都必须首先经过危机诊所主任、新教牧师鲍勃·沃恩和拥有精神病学社会工作硕士学位的布鲁斯·康明斯的面试。通过3个小时的招新面试，我们已然“证明”了自己是正常的、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并且在紧急情况下不太可能惊慌失措。大家最喜欢开的一个玩笑是，我们必然是头脑清醒的，否则就不会在那里帮助处理别人的问题了。
我们先是接受了40小时的课程培训，其特色是心理剧，让可能成为志愿者的我们接听安排好的电话——通常是一些可预计的更为常见的问题；之后我们被安排到经验丰富的志愿者的电话间，通过支线的听筒旁听他们接电话的过程。泰德和我是由约翰·埃舍尔曼博士培训的，他很聪明也很友好，现在是西雅图大学经济学系主任。
我记得第一次见泰德的那天晚上。约翰指着与我们一个拱门之隔的电话间里坐在桌前的年轻人说：“这位是泰德·邦迪，他会和你们一起工作。”
他抬起头，咧嘴一笑。当时他24岁，但看起来显小。那个时代的大学男生大都留长发、蓄胡须，但泰德不同，脸刮得很干净，棕色的短鬈发剪到了耳朵之上的位置，正是我15年前上大学时大学男生的发型。他穿着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桌子上堆满了教科书。
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这样一个年轻人很难不让人生出好感。他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在一排排令人望而生畏的电话线上方挥了挥手臂，说：“你觉得我们能应付得来吗？今晚之后。约翰就要让我们单干了。”
“希望能吧。”我回答说。我的确希望如此。在接到的电话中，正在实施自杀的大概只占来电的10%，但危机的范围太大了。我都能搞定吗？
结果证明，我俩的组合非常棒。我们在大楼顶层的两个乱糟糟的房间里并肩工作，在紧急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用说话就可以和对方交流。如果我俩中的一个发现来电者确有自杀倾向，就会示意另一个立即打电话给电话公司，追踪那个来电。
等待的时间总是无比漫长。1971年那会儿，如果我们没有线索得知电话是从哪个镇打来的，就得花一小时左右才能追踪到来电号码和地址。我们一人与这位有可能自杀的来电者保持通话，语气尽量冷静体贴，另一人则在办公室到处打电话找人帮助这个人。
我们接听的电话中，有很多次是来电者因服药过量而失去知觉，我们总是设法保持电话畅通，然后就会听到令人鼓舞的声音——医护人员破门而入了，他们的声音在来电者在房间里响起，最后，有人会拿起电话说：“没事了，找到他了。我们这就送他去港景医院(1)。”
如果——像今天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泰德·邦迪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但他也救过很多人的命。这一点我确定，因为我也在现场。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的样子，一切恍如昨天，记得他弓着腰坐在那里，说话语气淡定平稳，记得他抬头看我，然后耸一下肩，咧嘴一笑。我听到他和一位老妇人说话，俩人一致认为只用煤气灯照明的西雅图一定很美；听到他接电话时非常有耐心，声音中总是充满关爱；听到他一边听酒鬼在电话里忏悔，一边无奈地翻几下白眼。他从不粗鲁，也不慌乱。
泰德的声音有点特别，既有西部式的慢吞吞，也带点短促的英式口音，听起来显得温文尔雅。
深夜，我们会将办公室的门反锁，以防偶尔会有失去理智的来电者闯进来，这时我们两个的办公室就有了与世隔绝的感觉。我俩都单独待在大楼里，只通过电话线与外界产生联系。
隔着墙，我们可以听到警车和救护车的警笛声划破夜空，沿松树街驶向一个街区之外的县医院。窗外几乎一片漆黑，楼下车站的灯光依稀可见，雨夹着雪拍打玻璃窗，只有警笛声让我们意识到这个大楼外面的世界的存在。我们被锁在了一个处理他人危机的锅炉房里。
不知为何，我俩这么快就成了好朋友。也许是因为每周二晚上，我们就像并肩作战的士兵，一起处理了很多生死攸关的情况；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与外界的隔绝之感，还有可能是我们经常和他人谈论他们最隐秘的问题。
所以，当静谧的（尤其是天上没有满月的）夜晚来临的时候，当救济金花完没钱买酒的时候，或者街上静悄悄、来电也不繁忙的时候，泰德会和我聊上几个小时。
表面上看，我的烦恼要比泰德多。他是一位难得的倾听者，并且会从他的立场表示出真正的关心。你会告诉泰德一些你可能永远不会告诉别人的事情。
危机诊所的大多数志愿者都愿意付出这些时间，因为我们自己也都经历过危机或悲剧，这使得我们更能理解那些打电话来的人。我也不例外。我唯一的弟弟21岁时自杀了，当时他在斯坦福大学读大四，即将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我曾努力劝他相信生命是无价的宝贵的，但我所做的是徒劳的。我和他关系太近，也对他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如果我能帮到其他人，我想这或可弥补一点我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的内疚感。
泰德静静地听我诉说我弟弟的事，说起我在那个漫长夜晚的焦急等待，治安官的手下到处找唐，最后在帕洛阿尔托北部一个废弃的公园里找到了，可惜为时已晚，他已经因一氧化碳中毒而停止了呼吸。
1971年，我自己的生活也并不如意。我的婚姻出了严重问题，而我再一次试图对抗内疚，因为就在比尔和我同意离婚几周后，他被诊断出患有恶性黑色素瘤（皮肤癌中最致命的一种）。
“我该怎么办？”我问泰德，“我怎能离开一个将死之人？”
“你确定他快死了吗？”泰德问。
“不确定，第一次手术好像是拿掉了所有的恶性肿瘤，植皮手术也成功了。但他说他想结束这段婚姻，我却觉得自己是在逃避一个需要我的病人。”
“但这是他的选择，不是吗？如果他看起来情况还不错，如果你们继续在一起对你们两个来说都是不愉快的，那么你就不需要有内疚感。他已经做了决定。这是他的人生，尤其是在他所剩的时间可能不多的时候，他有权决定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时光。”
“你是把我当作打危机热线来求助的人了吧？”我笑着说。
“也许吧。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们俩都该过各自想要的生活。”
事实证明，泰德的建议是正确的。接下来的一年里，我离婚了，比尔很快再婚，并在生命的最后4年时间里做了他想做的事。
1971年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与泰德·邦迪的故事并没有多大关系，但他对我的个人问题提出了一针见血的看法，并且坚定地支持和相信我有能力靠写作谋生，而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泰德，多年来都没有改变过。
由于我先向泰德敞开了心扉，在我们认识的几周后，泰德也开始谈到他内心深处的脆弱，并且显得比较自在。
一天晚上，他把椅子搬过我们桌子的分隔板，坐到了我边上。在他背面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海报，其中一张正好落入我的视线。上面画了一只小猫，张大了嘴，紧紧抓着一根粗绳子，配的文字是：“当你走到绳子的尽头……打个结，紧紧抓住。”
泰德静静地坐了一会，我们悠闲地啜饮着咖啡，然后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说：“你知道，我一年前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是说，我其实一直都知道，但我必须找到证据。”
我看了他一眼，有点惊讶，然后等他继续说下去。
“我是个私生子。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不能说我是她的孩子，她是个未婚妈妈。她带我回家时，和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决定告诉所有人我是她弟弟，而外祖父外祖母成了我的父母。所以我从小就被告知她是我姐姐，我是我外祖父外祖母‘很晚才生的孩子’。”
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我们面前被雨水冲刷过的窗户。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其实一直知道。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我听到过他们的谈话。也许我只是觉得姐姐和弟弟的年龄不可能相差20岁，并且路易丝总是很照顾我。我从小就知道她其实是我妈妈。”
“你说过什么吗？”
他摇摇头，说：“没有，那会让他们伤心的，而且这不是我该说的。我很小的时候，路易丝和我便离开了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们是不可能这么做的。1969年，我回到了东部——我需要找出证据，需要找到确定的答案。我知道我的出生地是佛蒙特州，我还去市政厅看了自己的档案。这并不难，我只是报上我母亲的名字，要求查询我的出生证明，结果就找到了。”
“你当时什么感受？震惊还是沮丧？”
“都没有，我想我感觉好些了，这一点也不奇怪。我就想着我得先知道真相，然后才能干别的事。当看到出生证明的那一刻，我就确定了。我不是小孩了，我22岁的时候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他们都骗了你，是吗？”
“不，我不知道。”
“你也知道，人会因为爱而撒谎。”我说，“你妈妈本可以弃你而去，但她没有。她也已经尽力了。这看来是唯一能让你长在她身边的方法。她一定很爱你。”
他点点头，轻声说：“我知道……我知道。”
“看看现在的你，多好。事实上，你各方面都很棒。”
他抬起头笑了下：“希望如此吧。”
“就是如此。”
之后，我们再未谈及此事。巧合的是，1946年，当泰德的母亲在费城发现自己怀有身孕时，我就在30英里外的科茨维尔读高中。我记得当那个物理课上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怀孕时，是怎么变成了全校的谈资。1946年的情形就是如此。1971年的泰德能理解吗？甚或他能理解他母亲为了把他保下来所经历的一切吗？
他显然已经充分利用了自己所拥有的可观资本。他非常聪明，大四的时候他修的心理学课程几乎门门都是A，虽然他大部分的学习都是在危机诊所上夜班时趁着接电话的间隙完成的。我还从未碰到有心理学的哪个方面是泰德不完全熟悉的。在1971年的秋季学期，泰德修了生态生物学、人类适应、人类行为实验室的课程，还选了一门学术研讨课。
他长相英俊，好像脸上的每个五官都被打磨得恰到好处。而且不知为何，之后几年的逆境生活反而使他变得更为帅气。
此外，泰德身材壮实，感觉比我第一次见他时要强壮得多。但他看上去很清瘦，甚至有点虚弱，我想着他平时可能吃不饱，每周二晚上都会带着饼干和三明治去诊所与他分享。一天晚上，天气比较暖和，泰德穿着蓝色的牛仔短裤，显然是长裤剪短的，骑自行车去诊所，我惊讶地发现他的腿居然像职业运动员一样肌肉发达、健壮有力。他显瘦，但其实很强壮。
至于他对异性的吸引力方面，我记得当时的我想过，如果我再年轻些或者单身，或者我的女儿再大些，泰德可以算是个完美男人。
泰德还说了很多关于梅格和莉安的事。我以为他和梅格住一起，但他自己从未说过是这样。
一天晚上，泰德对我说：“她对你的工作很感兴趣。你能带些你的侦探杂志吗？我可以带回去给她。”
我就带了几本，他把它们拿回去了。但他从没有对这些杂志做出评价，我觉得他没读过。
还有一天晚上，我们聊到他上法学院的计划。那时快进入春天了，而他是第一次提及有关斯蒂芬妮的事。
“我爱梅格，她也真的非常爱我。”他开始说，“她帮我付学费，我欠她很多。我不想伤害她，但我心里实在放不下另一个人。”
他这话又让我吃了一惊。要知道，除了梅格，他从没提过任何人。
“她叫斯蒂芬妮，我好久没见到她了。她住在旧金山附近，很高，差不多和我一样高，也很漂亮，家里非常有钱。她不了解有钱人圈子之外的生活，而我就是没法适应她那个圈子。”
“你和她还有联系吗？”我问。
“偶尔会有。我们会打电话。每次我一听到她的声音，所有的回忆就都回来了。我想再努力一次，否则我很难定下心来做其他任何事情。我打算申请旧金山附近随便哪个地方的法学院。我觉得我和她之间的问题是距离太远。如果我们都在加州，我们会复合的。”
我问他与斯蒂芬妮分开多久了，他说他们是1968年分手的，但斯蒂芬妮至今还是单身。
“如果我送她一束红玫瑰，你觉得她还可能会爱我吗？”
这问题问得实在太天真了，我不禁抬头看他是否在开玩笑。他是认真的。1972年的那个春天，他谈及斯蒂芬妮，就好像中间这几年根本没存在过。
“我不知道，泰德。”我说，“如果她和你感觉一样，玫瑰或许会有帮助，但如果她已经变了，玫瑰就不会让她再爱上你。”
“她是我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和我对梅格的感觉不同。这很难解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到他谈及斯蒂芬妮时眼里发出的光芒，我可以想象以后梅格心碎的样子。我劝他不要向梅格许下任何他不能兑现的诺言。
“在某个时刻，你必须做出选择。梅格爱你。当你没钱的时候，是她在支持你。你说斯蒂芬妮的家庭让你觉得自己很穷，还显得格格不入。也许斯蒂芬妮是个梦，而梅格才是现实。我想真正的考验在于，如果你没和梅格在一起，你会是什么感受？如果你知道梅格还有别人，如果你发现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你会怎么做？”
“这样的事的确发生过。你居然想到这一点，有点意思，因为当时确实把我气坏了。我俩吵架了，之后我看到有别人的车停在她公寓外面。我在小巷子里一路狂奔，站到垃圾桶上往窗户里面看。那时候我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简直像个疯子。我不能想象梅格和另一个人在一起。我不敢相信这对我的影响会这么大。……”
他摇了摇头，为自己如此强的嫉妒心感到不解。
“那可能是因为你其实比你以为的要更在意梅格。”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想有朝一日我会留下来和梅格结婚，帮她一起抚养莉安，再生几个孩子——这也正是梅格想要的生活，而我有时候也的确这么想。但我没钱，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钱。我不想在自己刚起步的时候就被束缚在这样的生活里。然后我就会想到斯蒂芬妮，想象我和她在一起的生活，而那也是我想要的。我从来都没有钱，我也想成为有钱人。但我怎能对梅格说出‘谢谢，再见’这种话呢？”
这时电话响了，而这个问题就悬在了那里。应该说，对于一个24岁的男人来说，泰德的这种焦虑不足为奇，也并非走投无路。事实上，这相当正常。他还需要时间自我成长。而当他到了真正成熟的时候，我想他可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几周之后的周二，我再去诊所的时候，泰德告诉我他已经申请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院。
泰德算得上是念法学院的上佳人选。他有学这个所需的敏锐的头脑和坚韧的意志，并且他完全相信可以通过立法来有序地推进政府体制的改革。他的这一立场使他成了危机诊所的这群勤工俭学者中的少数派。这些学生，无论是从着装还是政治观点来看，都属于半嬉皮士，而泰德是保守的共和党人。在争论大学校园频发骚乱这一问题时，我看得出来，他们都认为泰德是个相当奇怪的家伙。
“你错了，伙计。”一个留胡子的学生说，“你不可能通过讨好国会的那些老顽固来改变越南的事。这些人只关心波音公司的下一份大合同。你认为他们会在乎我们中有多少人被杀了吗？”
“无政府状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最后不过是分散了你们的力量，弄伤了你们的脑袋。”泰德回答道。
他们对此嗤之以鼻，也对他深恶痛绝。
泰德对学生骚乱和封锁5号公路的游行非常愤怒。他不止一次地想要阻止示威游行，他挥舞着棍棒告诉闹事者回家去。他相信一定存在更好的解决办法，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愤怒情绪几乎跟那些他试图阻止的人一样强烈。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愤怒，甚至没见过他生气。我不一定记得泰德和我说过的每件事，但据我所知，我俩从未有过争吵。泰德对我是那种传统的彬彬有礼，并且我见过他对其他女性也是如此。他的这种待人方式，我觉得很有魅力。
每当我在危机诊所的轮班在凌晨结束时，他总是坚持要把我安全送到车上。他就站在那里，直到我安全地进入车内，车门紧锁，发动机启动，才向我挥手告别。我家在危机诊所20英里之外的地方，他经常对我说：“小心点。我不想你出什么事。”
我会去西雅图市中心采访我的老朋友、西雅图凶案组的一些警探，当一晚的采访结束后，他们会一如既往地目送我离开他们的办公室，而且笑着对我说：“我们会看着窗外，万一有人抢劫你，我们马上打911。”和他们相比，泰德简直就是个穿着一身闪亮盔甲的骑士！
(1) 为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