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者的春天
熙宁年间的老友记
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是苏轼于立春日在海南写下的一首词。写得欢欢喜喜。桃花在海风中红极，杨花漫卷如雪，迎春的仪式开始了，农人们正在播种希望。他自己也喝得晕乎乎的，待春风总算吹散了醉意，想起来，哇，这里，真的一点不像人们说的“天涯”啊！
现在的海南是旅游胜地，房价与物价齐齐高飞，人们仍乐此不疲地奔过去，在沙滩上被挤成鱼干状，只为享受一点碧海蓝天。
一千年前的海南，是个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惧的地方，宁愿坐牢、砍头都不要去。路途遥远，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缺医少药，还有野蛮土人，无数毒虫怪兽……谁会想到，它也有美丽的春天？
因缘际会，苏轼来了，看到了，并写下了海南的风、海南春天里的花朵——他也不是自己情愿来的，只是，倒了霉，不得已。
遵宋太祖遗训，本朝不得杀士大夫。对于文臣们，朝廷最常用的惩罚方法是贬谪。让你远离中原的繁华富庶，到穷乡僻壤反省去。罪行越大，去的地方就越远、越荒僻。一般地，到湖北、湖南。“湖广熟，天下足”，那是到明朝的事儿，北宋时的两湖地区，在人们心中，就是个乡下。脚步再往南，到了岭南，就是蛮夷之地了。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听说被贬到这里，即使铁石心肠，也不得不跟家人痛哭诀别——再不哭就来不及了，谁知此生还能否再活着见面？最后就是海南，真真实实的天涯海角，大宋朝悬在海外最蛮荒的领土。能被撵到那里去的人，说实话挺罕见的，得硬生生拔了多少根龙须，揭了多少片龙鳞，得罪了多少权贵，才能获此“殊荣”啊！
海南人民淳朴，并不因为家乡被朝廷当成罪臣们的天然兽笼而沮丧，也不知道“势利眼”这个词怎么写。他们以朴素的是非观，热情地接纳了远道而来的“大人”们。
海南岛上建有五公祠，纪念唐宋以来被贬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李德裕是晚唐“党争”领袖，后四位则是南宋时期因为主张抗金而被踢过来的。五公祠外，另有单独一祠，供的就是我们的东坡先生。
东坡在海南留下了比其他“大人”更多的故事与传说。比起其他“大人”，他的个性更有趣，作风更平民化，在文化与生活上跟本地人的互动也更多……一言以蔽之，他跟他处的这个地方很“亲”。他是这样坦荡荡，竟把流放地也当成家乡一样去接受，所以，这个本该充满生命中的失落、恶意与危机的地方，也温情地接受了他，庇护了他。
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而初初渡过海峡，到达谪居地儋州城时，他已经年过六十，随身行李唯书二册，随从一个也无。常年同患难的爱姬王朝云业已病死在惠州，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跟在白发如霜的老爹后面，忧心忡忡。
苏东坡是个大肚皮的胖子，那时没有啤酒，所以大家都说东坡先生这一肚皮装的都是学问，只有他自己和王朝云知道，里面装的都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在党争激烈的年代里，无论新党还是旧党上台，都显得那么碍眼。贬谪这回事，对他来说，早已经算是家常便饭，不过呢，都没这次来得凶猛。这一次，政敌是抱着置他于死地的决心，一赶再赶，赶尽杀绝。而且，不再有太皇太后那样的高层人物护着他，不再有友朋暗里守望相助……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老了，真的老了，发苍苍而齿摇摇，到了不堪奔波的年龄。
这一回，大家都说，苏东坡死定了，一把老骨头，要丢在瘴雨蛮烟、海角天涯的腥风里了。
东坡先生一生，除了爱开开玩笑、占点嘴头便宜，为人多么旷达随和，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能有什么死敌呢？谁会忍心当真为难他？
有，这个人竟然还是他青年时代的好友，曾携手同游、守望相助的同伴，那是一个性格与苏轼完全不同的人，他的名字叫章惇。
关于章惇，宋代笔记里有两则故事，都是在他年轻时和苏轼同游中发生的。一次，两人在陕西，听说仙游潭风光好，便相约户外运动去。那时候还没有旅游开发，山水处于原始状态。于是，他们碰到难题了。
“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风景虽好，但危险系数高。章惇便怂恿苏轼从桥上走过去，到对面的山壁上题字留念。苏轼望望然，不敢。章惇抬脚就走过去了，并拿绳子绑在树上，从容攀爬上下，在山壁上留下一行大字：“章惇、苏轼到此一游。”
苏轼不禁抚着章惇的背叹道：“你以后一定能杀人。”章惇问为啥，答曰：“能拼自己命的人也就能杀人。”章惇哈哈大笑。
苏轼不愧冰雪心肝，有知人之明，这一刻，他对朋友半开玩笑的感叹里，有惊讶，更多的还是赞赏。苏轼交朋友，和他对待世事的态度一样，擅长发现闪光点，并由衷地赞美之。他是真心诚意地喜欢章惇身上的狂放、勇猛、刚毅，甚至，还带着一点点好友间的心照不宣和包庇。这时候，他是相信，自己的朋友，即使以后真的会“杀人”，那也一定有他必杀不可的正当理由。
还有一次，他们在山间小庙里喝酒，忽然听人说：“有老虎！有老虎！”借着酒意，俩愣头青就骑马过去围观，离老虎差不多百十米的时候，马不干了——当我傻呢，陪浑小子玩命？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苏轼一看，算啦，这事是挺危险的！掉转马头就往回跑。章惇却自岿然不动，从怀里摸了面破锣出来，往石头上一撞，动静之大，速度之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老虎受这一惊，不明所以，居然跳起来飞奔而逃了。
可见，苏轼像绝大多数的正常人，知风险、懂进退，不拿性命开玩笑。而章惇呢，则很有点豪侠气、枭雄气，做事有狠劲，亦有独出心裁的巧劲。这样的人，当他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他。
章惇不是不够朋友。犹记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苏轼被“变法派”的一些人罗织罪名下狱，其势危在旦夕，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而身为变法派中坚力量的章惇，却挺身为苏轼辩护，并对宰相王珪当面直斥，极显当年攀岩、吓虎的勇气。事后，苏轼被贬到湖北黄州，亲友中没多少人敢去搭理他，也只有他的弟弟苏辙和章惇两人，隔三岔五地写信去劝慰。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可以肯定，是跟那场“熙宁变法”有关。而关键的转折点，应该从元祐年间说起：变法派的靠山宋神宗与精神领袖王安石都已病逝，守旧派高太后与司马光执政，对变法一众进行大清洗，将他们陆续赶出朝廷，甚至贬谪至岭南。岭南之谪，已经近百年没有大臣遭遇过了。守旧派中也有人反对，说处置太过严厉，恐怕将来会遭报应，然而还是被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在一些人看来，这不过是除恶务尽，是“君子”对“小人”的一次清剿。然而，政见之别，真能作为划分忠奸的标准吗？王安石以下的变法团体中，有趋炎附势之徒，有投机者，可是，也有真为理想而鼓动的人啊！
不合时宜的苏轼，在自己好容易春风得意的一刻里，站出来，唱反调说：“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简直就是打击报复。”结果，连他也被赶出京城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继位，重新起用变法人士。他不知道，在多年的失望与怨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变了模样，冷酷了心肠，磨利了爪牙，誓要报仇雪恨。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围绕变法的斗争，早已经脱离江山社稷的共识，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是北宋知识分子的一场集体悲剧，时代的精英们，将才华与生命耗费在无休止的内讧上。讲究修身、齐家、治国的士大夫们，不知不觉，将家国之责忘却。
章惇，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时，成了为达目标六亲不认的人。曾经被苏轼赞赏的自信与刚毅，变成了自负与刻毒，而年少时的狂放，在岁月里，竟然化作了对这个世界无时无刻的嘲笑与不信任。
《宋史》中说章惇“豪俊，博学善文”，文学方面，我们并不曾看到他留下多少印迹。这个人毕生的心血与精力，都用在“变法”上了，准确地说，用在朝堂争斗上了。
不需要列出那些罪名，总之苏轼在近花甲之年，被一脚踢到了广东惠州。他在惠州待了三年，山水看遍了，热带水果吃够了，还作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诗流传到京城，章惇一看，好嘛，苏子瞻你还能这么快活！临门一脚，把子瞻老弟踢到了远得无从再远的海南。
说起来，苏轼也真是的，您是在被流放、被处罚的状态中哎，拿出点敬业精神，做出些苦楚不堪状，让上面看着高兴一下，不好吗？何况，这日子客观上确实是很苦的。住不好，吃不饱，自己采野菜充饥，心爱的女人又死了，早该抱头痛哭了，为什么苏轼就不肯哭给大家看？不仅不哭，还得意扬扬？
章惇的怒火，就在这样的琢磨中熊熊燃烧起来。但我觉得，在心里，对于老友的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他其实是嫉妒的，因为他做不到，也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能做到。
这么多年了，苏轼没变，还是那个胆子不算大、嘴巴不老实、接物太随和、处世没心机的好人。很宽容，很有趣，一个无论如何，你都会觉得他很可爱的人。
他曾认为这不算什么优点，他仰慕的是导师王安石那样的人，高瞻远瞩，杀伐决断，敢为天下先，建万世之功业。苏轼高才，名头响亮，也不过是个保守文人，哪有什么魄力，实不足与自己为死敌。然而，他还是慢慢地对苏轼痛恨起来了。
章惇惊异地发现，苏轼的内心比自己快乐很多。这个万变的无情的世界，谁能不被它耍得团团转？想坚持点什么，就要咬紧牙关和它死磕，但不管多累多痛，还是会不知不觉被改变了模样，变得自己都厌恶起这一个“我”来。
苏轼偏偏就可以不变，忠诚于自己的心，始终护卫着作为一个儒者、一个士大夫的原则，外界多纷扰，内心就有多丰饶。虽然他也常常迷惑、惊惧、不知所措，可这些都让他变得更从容更旷达，更可爱更有趣了。
而章惇自己呢，明明胸怀大志，抱着献身于一桩伟大事业的决心，却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被愤怒与无力感缠绕着。每一天，睁开眼就要与天斗、与人斗，一边应付明枪暗箭，一边在人身后下黑手。那些人，无论是对手还是同伴，都一样的顽固、愚昧、狡诈，让他一刻不能放心，一刻无法安宁……
他倒要看看，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苏轼真正地垮下来，让苏轼的心中和他一样充满戾气与怨恨。
可惜，苏轼收到了他送来的一切折磨，唯独没收到他的恨意，依然一厢情愿地相信：子瞻与子厚是好朋友，只是因为政见不同，不得不如此。
我想，我若是章惇，也只能对着这颗恶意怎么也无法侵蚀的赤子之心，悲愤地抓狂吧。
哲宗驾崩，徽宗上场，就是那个喜欢画画、球也踢得好的赵佶。章惇曾评价“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极力反对他即位。章惇怎么说也是为赵氏皇朝贡献了一生才智，慧眼识人的长处更是有的。他说得不错，正是端王的轻佻，将北宋的河山早早断送。
因这层恩怨，章惇被赵佶也贬到岭南去了，世事就是这样无常。与此同时，苏轼受到赦免，离开海南，正在从岭南取道北归的路上。以章惇的高傲，自然不会和老友说什么。倒是他的儿子，也是苏轼的门生章援，写了封哀婉恳切的信给苏轼，替父亲求情。苏轼拿着信，高兴得要命，对儿子苏过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有司马迁之风啊！”然后，回信道：“我和你父亲为好友四十多年，虽然中间有些不合，并无损于交情……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只论将来……”
下面又絮絮提醒些岭南生活的注意事项，嘱咐他们多带些家常用药，自疗之余，亦可惠及邻里乡党之类。
不知道章惇见到这封信会怎么想，我能了解的是，千年之后，看到这样家常又宽厚的文字，亦能感到东坡先生身上那至真至善的人性光芒。
也就是这一年，东坡与世长辞了。北归途中逝于江苏常州。他终究没能回到家。
那一刻，“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爱东坡的人，生前身后都是那样多。
章惇亦于四年后逝于岭南雷州，无声无息。
后世人常骂章惇是小人，背叛了与苏轼的友情。但看过他们的一生行径，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简单。
东坡，他真是千古唯一的人，让无数人感到亲切并且敬爱他。而内心里，我更能感到共鸣的是章惇。因为在他那里，我看到的是一颗接近于我们平常人的心。软弱、自负、嫉妒、挣扎……许许多多的人性弱点，织就一团矛盾，善与恶共存，私欲与公义较量，被冷硬的现实压得快要爆裂了。
我们都很容易被诱惑，被环境同化，随波逐流，背离初衷，且不自知。只偶尔老天作弄，我们才在某个平常的清晨，忽然摔碎镜子，害怕里面的那个浑蛋、那个怪胎。正是这一点，让我也有点心疼章惇。
不过，章惇跟平常人还是不一样。他和导师王安石一样，身上有种孤绝的气质。这是历史上“变法者”们共同的气质：他们革命，他们执着无畏，虽千万人而吾往矣。同时，他们又太坚信手上的真理，不肯包容，不愿妥协，反对者越多，越发顽强、刚愎起来。到最后，六亲不认，众叛亲离。最糟糕的是，他们还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小人。小人好利，可以收买，可以讲条件；而他们，在意的不是私欲，是信仰。信仰才是人类所有情感中最崇高，也最可怕的东西。
章惇一生，打垮了很多敌人和亲友，还亲手打垮了自己。他整过东坡，可我也像东坡一样，恨他不起来。我的理由是：我知道，人性之恶就是这样难对付的，哪怕你志存高远，守身欲洁。
这真是悲哀。好在，我们还是知道，这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他像个天才儿童一样，神奇地跳出了所有浊世的污染、人性的圈套……这个人就是苏东坡，古今中外只此一个的东坡先生。
谁能像他那样冰雪聪明，又没心没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