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光荣与梦想
想当将军的诗人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驴跟诗人，好像是一对完美的拍档。
诗人的气质，跟高头大马的确不搭调；而驴，体格小巧，加上诗人缓步而行的翩翩风度，就很相得益彰了。唐代郑綮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边走边比画，“推”好呢还是“敲”好，也只能骑驴。
驴背平坦舒适，弱不禁风的小媳妇都可以安然坐着回娘家。马骑乘起来，就正式且粗犷得多，要配鞍，否则颠死你；得经过训练，不然摔死你；还要身姿挺拔，被坚硬的马鞍束缚着，在马上，人只能保持一种紧绷而待发的状态。连赏花那么优雅的事，骑马去就会变成一场盛会、一次游行：“一日看尽长安花”“踏花归去马蹄香”。昂扬，且快意。
驴性愚执，形容冥顽不灵者，会说“春风不入驴耳”。诗人通常也有这种毛病，主观想法太多，不听劝谏。和马相处时间久了，是战友，是同志，风里雨里共进退，一个眼色，莫逆于心。驴则更像游伴，再相处融洽，私底下都有些小别扭，你想往东，它偏往西，这时候你俩得好好就地协商一下了。
驴跟马的区别，陆游是很明白的。“此身合是诗人未？”剑门关下，陆游很不高兴地嘀咕着，这一生，才不乐意骑驴，才不爱当诗人！他想骑的是战马“的卢”，想做的是如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将军。他不是将军，连战士都算不上。八十四年的人生里，他真正的军旅生涯只有一年多，而且是文职，而且年纪不小了。这一年的事情，他用足后半生来回忆和书写。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过剑门关这一年，陆游四十八岁。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不该再发牢骚、再有无谓梦想。
岳飞、秦桧已死，被皇帝生涯弄得心力交瘁的宋高宗退位，换了年轻气盛的宋孝宗，上来雷厉风行，批秦桧，平反岳飞冤案，起用老将张浚北伐。没几日，兵败如山倒，朝野仓皇。热腾腾的激情，碰上兜头一大瓢冷水。主和派开始猛放马后炮，主战派必须有人为国耻负责。刚刚被皇帝爱才而赐进士出身的陆游，躬逢其盛，立刻又被免职了。“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罪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基本上属于派系间的打击报复。不久，陆游又被弄到夔州去当了通判。
通判这个官位非常有意思，州郡长官的副职，协助处理事务；虽然只是八品官，却是由皇帝亲自委派的，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州郡内一切官员的情况，暗地里起着监察与制约地方官的作用。
可见此时，皇帝对陆游还是颇有回护。只要站对队伍，抱对大腿，前途还是大有可为。很可惜，陆游这个人，天生一根筋，好像磨坊里的那头驴子，给它一只悬在眼前的胡萝卜，能转个一生一世。
那根“胡萝卜”，就是岳飞也曾经执着过的“靖康耻，犹未雪”，就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的家在汴梁，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风云突变。三岁时，金军攻陷汴梁，他被母亲抱在怀里，随着乱军和呼号的流民逃到江南。即使年纪尚小，他也是南渡之民，血液里有流亡的耻辱记忆，有故国三千里的不堪与思念，像火一样灼烈，像刀锋一样尖刻。无日可忘。
早慧孩子的志向，被长辈的哭泣与追忆敲打，他长成了热血沸腾的青年。习文，学剑，钻研兵法……像将要脱弦的箭，直指前程。
因为家世，他早早荫补为“登仕郎”，一个名义上的正九品，通往仕途最起始的阶梯。不过，必须参加一次吏部的考核，才能被正式授予官职。进临安城应试这年，陆游十六岁，首尝败绩。十九岁，他参加贡举考试，入闱，在礼部又被刷了下来……
自从有了科举，很多读书人都魔怔了。考场如赌场，碰对主考官的喜好，难度不下于猜对庄家的点数。刚拿到好牌，人家又出老千，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也不知陆游到底差了哪一点，一蹉跎，到了三十而立的关口。少年意气消磨尽，中年愁绪逼人来，对于平常人，三十岁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可对于陆游，年龄，恰是他一生中常常忘记的事情。
这一次，简直是场闹剧。他参加的是专门给现任官员和恩荫子弟准备的考试，文章深受主考官陈子茂的赏识，录为第一。可是同场有秦桧的孙子秦埙，秦桧递话要让孙子当头名。陈子茂为难了半天，最后把陆游放在了第一，秦埙第二。他本以为这已经是做足了让步，然而秦相爷的指示，岂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差一毫儿没办到，那也是不给相爷面子。秦桧大怒，再一看陆游的卷子，满纸洋洋洒洒，力透纸背，写的都是光复国土、征税要从富人征起等主战派与改革派那一套，使他越发地恼火。
陈子茂被革职，陆游以反对和议之罪，被取消殿试资格，好好的一个进士出身，又“去乎若云浮”了。
终于等到宋孝宗继位，秦桧也死了，新朝锐意图强，爱才如渴，把在野名声已经很响亮的陆游召来，一番应对后，龙颜大悦，直接赐进士，外放镇江府通判。镇江府，南宋对金军东部防线的重镇，向来被视作东线司令部。若干年后，宋宁宗时代，被委以北伐重任的辛弃疾，亦镇守此地，写下这样的句子：“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镇江，北固楼前，是志士们持戈报国、扫净胡尘的希望之地。
可见，朝廷这个委派，既有分寸，又寄托了对陆游的期望与信任。这时候，人心不是不振奋，君臣不是不相得。
北伐事败，无力再战，南宋不得不再次向金国求和。以太上皇宋高宗为首的主和派占据上风，陆游被短暂免职后，调到夔州——今天的重庆奉节。官职未有差别，却身在后方，离开了南宋军事力量的中心。我的理解是，这是宋孝宗在压力之下所做的一次妥协，是对主战派力量的保存。
事实也证明，此后，陆游仕途的起伏，屡次被起用，旋又受抑，直观地体现着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激烈斗争。
直到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游又被起用，知严州军州事，再次上京面圣。这一年，宋孝宗六十岁，陆游六十二岁。离第一次君臣相对已经二十四年了。当年都意气风发，现在呢，一对发须斑白的老人家。皇帝对陆游仍然满怀激情的纵论国不置可否，只对他多年来的诗文成就大加赞赏，并谈起严州山水甚好，谆谆道：“先生可多写诗。”
陆游很失望。他在退隐的日子里，无一刻忘记报国的雄心。而报效的对象——皇帝本人，却已经这样心灰意懒。这样的面圣又有什么意义？
对于宋孝宗，这一次召见，或许只是他对年轻时代理想的一次怀旧，对中兴大业的一次追念。朝野上下，举目不见可用之材，将军多老死，当年曾热烈拥护自己的主战派臣子们，在朝堂上沉默地腆着圆润的肚子，面目模糊，已经分不清谁是谁。
只求内外无事，平安度日。三次北伐，无不失败，甚至才着手准备，便已夭折。人才凋零，内外掣肘。这一生的挫折，皇帝的感触，其实要比忠心的臣子来得更深。
这也就更趋向于现实主义。不要以为贵为天子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恰恰相反，当了皇帝，就再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哪怕是偶尔的小小任性。
陆游是正常人，而且是诗人，所以他居然可以至死都保持着一颗乐观的心，锲而不舍，信念不颓。
很可能，作为皇帝的宋孝宗，对陆游的欣赏中也是带着些许羡慕的——他是泥塘般现实里，奇迹般未曾磨灭的一缕理想之光。虽然已经没用了，可存在着，总能给人带来一点安慰。
陆游骑驴进入剑门关，后面跟着全家老小的车队，逶迤行来，雨雪交加。剑门天下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当年经过，惊呼：“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陆游可没感叹的兴致，他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回头望去，关山重重，不见一个故人。南郑，他的嘴里噙着这个地名，却始终不忍吐出，那个地方、那些人，以后大概再也不会见到了。
曾是一生最踌躇满志的时光，这辈子所遇最莫逆的伙伴……不，应该说，是战友、袍泽与兄弟。
王炎，这个名字应该被记住。他是最赏识陆游的人，也是一位帅才。但是，玩笑一般，历史慢慢湮没了他所有的雄心和努力，多年经营，化为春梦。一切，发生在1172年那个秋天。
王炎，河南安阳人，以坚忍与实干精神，深得皇帝信任。数年之间，便成了朝野瞩目的重臣。当朝廷里主战派、主和派以及中间派仍在争辩不休时，王炎已经挽起袖子，一头扎到四川，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了。
他将帅帐移至汉中南郑，因为离前线更近；组建武装，不拘一格，地方上的“义军”，契丹、女真的流民都收编不误，并专门将这些剽悍的外族人组成了战斗分队。众所周知，两宋的武装力量，向来是官兵不如地方自卫队，地方自卫队又不及胡人及胡化汉人。唯一麻烦的是难以统管，而王炎恰恰是个擅长统领与招延的人。他的帐下，集中了南宋的一时俊彦，多半是海内名士，包括陆游在内。他亲自发信邀请，恳商军国大计。对这些怀才不遇的士人，王炎给予充分信任，士人们也倾心相报。
陆游虽是文职，却穿上了军装，持长剑、骑快马，巡游于边境，勘察地形也好，处理军务也好，冒险中总带着快意；闲时结伴入山打猎，呼喝声与笑声震落树叶。“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多少文人梦想的人生境界，终于出现了。于是，豪情万丈，不思故乡。
秋天到的时候，诏书亦到了，改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王炎离职进京待命，第二年被彻底免职，请回老家。原幕府成员四散如星，被分别调至各处，陆游亦被调至成都。这也就是这次骑驴入剑门的原因。
原谅我详细地记述这件事情，否则就无法传达陆游的郁闷之情。这是他离理想最近的一次，也是幻灭来得最突然的一次。
关于王炎意外被削职，回想起来，大概也在意料之中。其实大家心照不宣：王朝的“家族遗传病”又犯了，或者说这“病”是代代难以摆脱，连外族入侵都不能与之抗衡的梦魇——“武将跋扈，拥兵自重”。岳飞当年就栽倒在这里。
而在南郑，在军中大帐，一个实干与礼贤下士的主帅、一群狂放的文士幕僚，难得的理想与行动力相携。从陆游的回忆诗词中来看，这就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其中，是否发生一些事，说过一些话，因为过于热烈，而显得不太合时宜，甚至——招忌？
新的宣抚使虞允文，和王炎是老对头，历来不和，仅从这种人事安排来看，朝廷的心迹便已可窥。后来，陆游把在南郑写下的诗词大半都藏起来，藏着藏着，竟然藏丢了。
中国古代的文人，都很会藏东西、藏心事，藏的结果，便是怨。孔子教导后生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结交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能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这一大串诗的效用里，“怨”和“远之事君”，是被后辈们用得最熟练的。陆游在剑门关下，就有这样一首怨词：
清商怨
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
词面上是一首典型的闺怨词。上片写本人，我这漂泊的游子，在雪后初晴的江边、惨白如病的夕阳下，独饮闷酒，在山边驿站里，胡乱地睡去。下片写她，那家里的思妇，如织回文锦的苏若兰般坚贞而多情，她辗转反侧，为回忆和思念所苦，在梦中重温过去的欢乐，却又要面对梦醒时分的凄凉。
没什么新意，只是简练干净。但行家出手，不同凡响。陆游是诗坛巨擘，填词于他只是诗之余兴。这阕《清商怨》，体裁是词，细品时，倒具备着诗的气质：清寂而寥阔，让私人范畴的情感变得堂堂正正，有怨怅，却又光风霁月。问题在于，陆游这次是带着家小的，游子在，思妇也在，打出闺怨旗号，却是为着谁呢？
借闺怨以抒其志耳。用男女之情喻君臣际遇，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层层绮丽的细布轻纱，将为难、尴尬，乃至残酷的东西包裹起来，就可以用肉质的心去贴近、去摩挲了，也容易被怨怅的对象接受。
比如，想跟主考官打听，自己这次有没有可能考中，直接跑上门，会被连人带礼物一起踢出来吧！聪明人就写一首诗递进去：“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娇俏识趣，再冷面的主考官，也会心一笑。大家都觉得怀才不遇，这事儿太普遍啦！但你不能像孟浩然那样，上来就直通通地道：“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惹得“明主”大怒，朋友们也不高兴——怎么说话的这人？当我们都是势利眼吗？
到了陆游这个年代，文人们都已非常聪明，尤其词这种体裁，特别适合抒发不能明言的心事。陆游想表达的，就是离开南郑后，对朝廷的失望、忠而被谤的悲郁，还有际遇难逢的愁苦。游子和思妇都是他，一个是身体在外的漂泊，一个是心灵内在的坚守。
一直到了成都，心情才稍有好转。陆游在掌管边防军务的四川制置使范成大门下，做了一个参议官的闲职。成都很好，百姓淳朴，生活安逸，吃吃喝喝，赏花讲古，五十岁的人，足可以养老。
但陆游浑身不得劲，着急，心里无着无落的，只好继续猛写诗词。这家伙作诗最勤的时候，总是他最不乐意当诗人的时候。
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
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身万里，旧社凋零，青门俊游谁记？
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纵有楚柁吴樯，知何时东逝？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
头上新添白发，平生壮志成空，又远离家乡，于是很消沉，豪气没有了，意气相投的朋友也没了。你以为这位作者总算识了趣，不痴想、不折腾了？才不，下半阕就露了马脚。世人都说成都好，他偏觉得不好，繁华没意思，清闲好无聊，不如回老家归隐呢！
词是呈给范成大的，范大人当然看得懂，这种嚷嚷归隐的把戏，他当年也玩过的。地位不同，关于时政的郁闷却是相通的。陆游跟范成大是老朋友了，关系不错，虽然是上下级，却俨然是诗酒之交，很多话就不那么避讳了。比如这首词，如果换了不那么相知的人来解读，难道不是在抱怨长官对自己不重视，暗讽长官身为朝廷重臣却无作为吗？
范成大不是一般官僚，他理解，没意见。陆游的同事们，看在眼里却很不高兴了，逮到机会就痛心疾首地打小报告，说陆游放肆无礼、纵酒颓放等。
积极维护尊卑秩序的，往往是秩序里的小人物。他们痛恨不守规矩的人，愤怒之情胜过被冒犯的尊长本人。像陆游这样的人就特别碍眼，因为，你的特立独行、放纵飞扬，虽然与他们无涉，却是在分明地嘲讽着他们的立身信念。他们发现，自己无比宝贵的生存智慧，在别人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摒弃——最气人的是，竟然也没什么不良后果。那么，那些谨小慎微、赔过的笑脸、付出的自我贬抑……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像陆游这样的人，如果过得很差，还能博得几声同情，但如果总在眼前活泼地蹦来跳去，大家就会很盼望他摔跟头了。
尽管他也曾为小小的官职，为了找点俸禄养家，措辞哀苦地去求人，可一掉过头来，喝了几口酒，就开始发狂：“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壮烈孤绝的形象，出现在一个半老贫穷的小官员身上，这当然是矛盾的，很难为世俗所接受。作为后世读者的我们，却知道，这是陆游啊，这一点也不奇怪。
这也可以从侧面解释：为什么陆游词作的数量，竟不及诗作数量的十之一二。词虽然也可豪放，但表达起情绪来，还是太含蓄、太婉转了，哪有诗，尤其古风来得痛快淋漓？
陆游后来干脆自号放翁，并大言道：“一树梅花一放翁。”这种人，卑琐小人都能轻易让他绊上一跤，拍掌看他的笑话。但是，想听到他认输，很难。除非，他自己向命运举手投降。
在缺马的朝代找一匹老马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陆游的悲痛，是整个南宋有志之士的悲痛。后人论及，往往会痛恨主和派的投降主义，归咎于天子昏庸。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阻碍，南宋真的就能成功地“还我河山”？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也不妨在既成的事实中，寻找一些必然与偶然交错的症结。
大家都知道，军事力量一直是两宋王朝的致命弱点，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高峰，却受制于外族的武力威胁，跟强汉盛唐没法比。但也要了解，北宋之建国，本来就先天不足：它承接了五代十国的乱摊子，名义上统一，实际上是分裂成了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北宋所能真正掌控的范围，仅在传统的中原地带。起点既不高，生存环境又不佳——正逢辽、西夏等的游牧民族向定居过渡、建立王朝的上升时期。
比起盘旋于境外的草原铁蹄，靠兵变起家的赵家天子，深知对于皇帝宝座的安稳，内乱比外敌更直接、更可怕，所以皇朝的立国之本，就是抓紧兵权，重文抑武，守内虚外，建立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体系，将武将地位一再压低。然而在文人政治生存环境空前宽松、文采风流鼎盛的同时，武将素质却每况愈下，终至于，战事起时，举国无可用之将才。
将才凋零，相匹配的，自然是兵不堪用。高度中央集权的用兵制度，兵将分离，文官带兵，减少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却也“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无法训练出高素质、高效率的部队。于是采取人海战术，以数量来弥补质量不足。
军备是宋朝财政消耗的重头，北宋前期，每年的军费开支即已超过财政支付能力。朝廷不得不鼓励军队经商，结果官兵武艺更加废弛，只好再扩充军队。最高峰时全国军队人数达一百二十万，受天子直辖的禁军就占了八十万，都用于拱卫京师，弹压地方，一旦有战事，根本不受将帅调派。南宋时岳飞之所以战绩辉煌，就是靠亲手建立、训练的“岳家军”。成绩出来，朝廷的猜忌也跟着来了。
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时候，大宋王朝的职业军人们，走走私，经经商，合资开个茶楼酒店，小日子快活得很，却苦了国家，每年向辽、西夏交岁币也就罢了，还要给这支庞大的军队按月发饷，实在让执政者叫苦连天又无可奈何。
军事力量薄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荒诞的原因：两宋严重缺马，是中国历史上最缺少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陆游，他那么想骑马，就不能找匹马过过干瘾吗？他始终骑在驴背上跑来颠去，实在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普通官员，想找匹马骑，也是很不容易的。
冷兵器时代，战马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没有战马，就没有能在战争中作为制胜关键的骑兵部队。北宋一开始对辽战争胜少败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为什么没有马？历来产马的地方——西北、塞北、关东、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权占走了。中原地带以农耕为主，环境很不适宜养殖马匹，只能高价去向辽、西夏和大理买马。这种情况下还敢跟人打仗？一打仗立刻被封锁战马进口。到了南宋，与北方势成水火，每战都会损失大批战马。每一战败，恢复元气就难上加难，不得不议和以求休养生息。主和派对主战派恨得要命——老实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你不顾实力地冒进，难道不会害得大家全体完蛋？
滇、川、藏三角地带丛林中的那条茶马古道，就是自唐宋以来，用中原茶叶与边疆各国进行马匹交易的通道。南宋时，“关陕尽失”，西北地带的茶马交易已经无法进行，只得把重心转移到西南。大理也是产马区，马以个子小、能负重、善走山路著名，却并不适用于作战，运运军粮还差不多。战马还是西北的好。
平时民间只得驴子骑。这是个驴子普及的朝代，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高于马。《清明上河图》反映汴京繁华实景，里面的马也寥寥。陆游关于驴和马的怨念，就很能解释了。但是呢，用曹操的诗来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游骑不成马，在后人看来，也没什么关系了，他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悲壮的老马。
对于军队缺马这种心头患，两宋王朝都想了不少办法，其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与商战史。北宋经历的两次政治革新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重头内容都涉及马。
王安石的“保马法”，让民间养马，然后再由政府出资买回，听起来很好，却和其他新法一起，很快流产了。
关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从刚开始一直到千年后的今天，毁誉不一。只有两点是毫无疑问的：它像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在阵痛与代价中摇摆前进；而不论成果如何，首倡者，都有一个黯然悲凉的结局。
熙宁九年（1076年），推行新法六年后，五十六岁的王安石退居江宁（今南京）。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斗争令人厌倦；无休止地应对争论和排除阻扰；突如其来的罢相；被诬告谋反，理由荒谬得让人听到的一瞬间，不是愤怒而是失笑；吕惠卿之流的背叛和暗算，让人直接对人性产生怀疑；寄予厚望的爱子王雱，聪慧机灵，才气逼人，亦在这一年病亡，年仅三十三岁。
心灰意懒，急流勇退。不退也不能。仍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开往未知海域的轮船，刚刚启程，就已经挤满了精明能干的野心家、利欲熏心的投机者。作为老船长的王安石，早已被挤到船舷边。
在江宁的日子，据记载，是这样的：“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自山距州城适相半，谓之半山。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归。”
就是骑着驴子，来来回回地在山水间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个坐不住的人，这一点可以想象。当年，他可是号称“拗相公”，说起国事，不惜跟好友翻脸，不惮在皇帝面前抗辩，厉声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人，心里有一团烈火，烤焦了自己不在乎；烧到了别人，那也只好说声抱歉，谁叫你挡在他的理想前面。比如苏轼，王安石是那么欣赏他，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但当苏轼一再上书反对新法时，他还是毫不迟疑地清除障碍，对神宗皇帝道：“苏轼确实才高，但所学不正……”要求黜退之。
对于变革者来说，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反对者众，而是反对者中，有亲朋好友，有向来推重欣赏的人。你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是君子，甚至是爱自己的，却还要面对他们的反对与质问。一万个敌人的仇视，痛不过一位朋友的误解。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
想到这一点，再回想起“拗相公”的称号，想到江宁山间，骑驴或踽踽独行的那位老人的瘦小身影，才更感觉到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悲凉。战争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如陆游，人们都赞赏他的报国心和勇气。和平年代，同样怀抱富国强兵理想而行动着的人们，却被指责与猜疑包围。和平时期无英雄，不是没有，而是人们并不需要。
在大一统的国家背景下，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得以顺利运转，也必然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更加害怕变革。有革新，就会触动盘根错节的旧利益集团。至于本无多少利益可言的底层人民，已经习惯过于稀少的生存资源，更承受不了变革的阵痛，宁做稳定的奴才，也不愿冒险做变革的主人。
但是变法中的主人公，即使付出惨痛代价，在理想与热情的驱动下，还是抱有一线希望。退居江宁的王安石，每日例行的山间游走，说是纵情山水，猜想起来，还是一为驱闷，二来，也不无对山外消息的期待，不能真正忘情。
渔家傲
灯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乱。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
却拂僧床褰素幔，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吹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
这是元宵节过后，满城彩灯收起，开始出城探春。江南春天来得早，和京城大不同，此时已经是满山的花烂漫。
王安石平时的行走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他住在白塘的“半山园”，离城七里，离钟山七里，如果入城，就坐只小船，但大部分时间，是去爬爬山，到寺里与和尚谈谈经什么的。这次，他听说山西侧洊亭的春水初涨，便想过去瞧瞧。款段，本来是行动迟缓的驽马，然而，王安石用来说他骑的那头驴。刚退居的时候，神宗皇帝曾赐给他一匹马，但这马可能水土不服，很快就死了。
王安石曾特地写诗以记之，《马毙》：“恩宽一老寄松筠，晏卧东窗度几春。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诗中颇有自嘲意味，此身已闲，马是无福再骑了，就弄头驴子相得益彰地混混吧！
这也可以看出宋代马匹稀少，平时出入骑马，是很特别的待遇。当然官员上朝，按规定必须骑马，以示尊重。而主动骑驴，就是表明正式地回到了民间，接受平民况味的生活。王安石现在就把自己当平民，一路爬上山，不嫌云深路滑，想找个游伴。游伴能有谁呢？很难说，也许是山寺的和尚，或者寄寓寺中的文士、画家。
但也许，游伴只是个幌子。或者运气不好没找到，因而跑到僧房内自个儿睡下了。王安石在钟山定林寺有一间自己的书斋，号“昭文斋”，由僧房改成的，或许词中所指即此处。此处的清寂，与外面千山万壑中的春暖花开，形成视觉上的强烈对比，让人有一种欲静而不得静、欲闲又不得闲的奇妙预感。果然，他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被松涛声惊醒了。松涛声在门外，一声比一声急切，如有人吹着悲郁的笛管。这时，窗边已映上西沉落日，如果是心底无事的人，此时该出门观赏山间暮色吧，那也是很美的啊！王安石却只觉失望：让我多睡一会儿也好啊……
虽说人老爱嗜睡，可看看王安石——非行即卧，走得累极了，就随便靠在树上睡觉，状态实在不能算正常。那是心中有太多的郁结，行不能散之，再以睡忘之。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此篇集前人诗句成词，极工巧又浑然天成。旷达随性，读者几乎都要被他瞒过去了，可是，“看余度石桥”的一个“看”字，露了马脚。如果真是那么出尘、那么潇洒，你要人家“看”你作甚？这样细一琢磨，他心里真是伤痛，而且完全无法对人说。大概也只有那头长年陪伴的驴子，听过这老人无数的叹息吧！
如此春夜，如此河山
一年又一年，山花开落，岁月悠长。山外，却是急风骇浪，谁在步步进逼，谁又在釜底抽薪？
1085年，宋神宗赵顼驾崩，仅十岁的第六子赵煦继位，在祖母太皇太后高氏的垂帘听政下，开始了皇帝生涯。高太后是坚定的守旧派，她立刻起用退隐的守旧派领袖司马光，向新党新政开刀。所有变法措施，都被雷厉风行地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一一罢除。
山中的王安石，亦垂垂老矣，多年修身养性，早有心理准备，听到消息，夷然不以为意。直到“免役法”也被废止，他才愕然失声：“亦罢及此乎？”徘徊良久，终于忍不住长叹了：“此法终不可罢也。”
司马光闲居十五年，今日重新主持朝政，也已风烛残年，只恨苍天不给自己多些时间，能把王安石的痕迹清除得更干净些。这对当年好友，今日宿敌，在政治上做了最彻底的决裂与对抗。
所有的争斗由时间来收拾。一年后的夏与秋，两人相继去世，分别享年六十八岁和六十六岁。司马光尚年长两岁。
高太后的清除行动仍在继续，连变法期间从西夏夺得的千里土地，亦交还西夏，以免动刀兵。于是内外升平，其乐融融，史称“元祐之治”。辽、西夏亦称颂她“女中尧舜”之名。唯一可惜的是，她对孙子赵煦及其出身寒微的生母太过严厉，弄得小孩子很憋屈，起了逆反之心，对祖母暗中怀恨，一腔少年热情，都投入对老爸宋神宗的怀想和崇拜中了。终于熬到老祖母被死神带走的那天，开始亲政的哲宗皇帝，立刻召回新党人士。八年流放时光，把他们个个变得形销骨立、神色阴冷，像从瘴雨蛮烟中回来的怨灵。
有了太后、皇帝的亲自率领，北宋自此陷入党争泥坑。元丰党人、元祐党人，互诟对方为小人。君子争原则，小人不过争名利、争意气而已。虽然纷端起于“熙宁变法”，实际上，他们大都已经把变法的事给忘了。
有一个人，在混乱中显示出了卓尔不群的风姿，或者说不合时宜的傻瓜天赋。此人就是苏轼。党争中最倒霉的就是他。新党当政，旧党上台，他都惨遭打压。
原因很简单，他不站队伍，只说自己想说的话，结果，人人当他站错队伍。这次司马光废除的“免役法”，多年前，苏轼是反对的，并且力争，弄得王安石怒目而视。被外放各地当地方官，转了十几年回来，他又改变想法了，说：“哎呀，那时候我偏见太深，太浅薄啦，仔细想想，这个免役法，其实还是不错的！”于是站在朝堂上反对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你只想着打击报复，根本不管是非了吗？这次，司马光也怒目相向了。两人辩论多日，司马光可是大宋朝排名第一的认死理——哪里辩得过他，苏学士只得悻悻：什么司马光，你改名叫司马牛好了。
可惜，这些笑话，大概也传不到病榻上的王安石的耳里了。
“司马牛”和“拗相公”，一世之英才，都不为私利，只为政见，依然斗到你死我活。政治的残酷，在于伤及灵魂，把人变得不再像自己。有几个人能像苏轼那样单纯，在恶劣的环境中还能开着没心没肺的玩笑？
苏轼的单纯，还在于他经常仗着聪明，去口头挖苦别人。他完全败在一张嘴上，玩笑就罢了，还总讲真心话，不看时间、场合、别人的脸色。所以我怀疑，他一生这样倒霉，但到底得罪的是谁，敌人在哪里，估计到死他也弄不明白。
苏轼被王安石的新政赶出京城十几年，还遇上了天降横祸的“乌台诗案”，指控他用诗文谤讪新政。当然这种事苏轼是干过，可对方如此气势汹汹，必欲杀之而后快，完全是政治阴谋。李定、舒亶，主持此事的两名激进变法人士，年富力强、雄心勃勃，钻研数月，一心借苏轼将所有反对派一网打尽，连同司马光、范镇等人一并斩草除根。
如果不是神宗皇帝也觉得有些罪名罗织得可笑，加上以太皇太后为首的保苏派大力求情，苏轼这条命，连同那根滑稽的舌头，可真要断送掉了。
在保苏派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就是隐居山间的王安石。得到消息后，他连夜派人驰书，直送皇城，请求道：“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抛弃政见，只为公道，只为惜才，这才是王安石之所以为王安石的原因所在。他是真国士，而非权臣。
四年多以后，1084年夏天的某一日，半山园中，出现了一位特殊的访客。此人正当盛年，体硕髯丰、言笑朗朗，正是刚从黄州谪居地回来的苏轼。
苏轼，此时可称其为东坡先生了——带着家小在黄州东坡开荒种地，故自号为“东坡”。他此行是接到神宗皇帝手诏，移官河南汝州。皇帝说念苏轼黜居思过这么多年，也差不多了，可以出来将功补罪了。虽然官职微小且无实权，但从偏远的湖北调到了京城门口，着实是个好兆头。大概，这也预示着朝廷的新动作，对新旧两派人士的重新评估和任用。
东坡先生接旨后当然要带着全家老小再次开路，可是他并没有直奔汝州。湖北到河南是向西北方向，他却沿着长江绕圈，硬是跑到了东南的江苏境内，还跑到了王安石的家里。
东坡先生一生行事单纯，但此举殊不可解。后来在路上奔波，幼子还染病死了，全家恸哭。东坡先生上书朝廷，备说饥寒苦楚，举家无力再行，请求就近到常州去居住。神宗皇帝竟然也很痛快地答应了。
我琢磨，东坡先生大概是终于长了点政治智慧，变法还在继续，守旧派中坚分子司马光等在蛰伏，时局未明，圣意难测，京城那是非之地，还是能躲开一时是一时吧！于是他想出了这么个拖延时间的主意。
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和黄州的历练，东坡先生已经不是逮谁都讲真心话了。信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怕连累别人。乌台诗案中，仅因收到他一首赠诗就跟着获罪的朋友也是有的啊！
别人不可见、不敢见，但王安石不妨去见。王安石此时以老宰辅之身退居山林，正该避嫌，不与朝中人多加往来，却也欣然见了苏东坡，而不考虑大家都身份尴尬，处境微妙。我想，除了两人的确有相互的“致命吸引力”，还因为对于彼此的品性，都有一个确信不疑的保证。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有很多传言。尤以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最为活灵活现。邵伯温这个人，特别憎恨王安石，认为北宋之乱亡，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邵氏闻见录》，基本上就是变法人士“丑行录”。
他说道，东坡力劝荆公为国仗义执言：“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荆公说他管不了，不敢管了，比画着两根手指道：“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然后又非常小心翼翼地说：“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今天的话，你可别跟他人说起啊！
既然如此，邵氏又如何知道的呢，还是绘声绘色的现场版？以二人当时之处境，都不可能明目张胆地非议朝政，王安石自不必说，东坡再直率，也不会无起码的政治涵养。吕惠卿这几年并不受神宗信任，被扔在外面当地方官，要说为祸国家，他也不够能耐。王安石怎么会蠢到把责任推到他头上？如此渲染，只是暗示王安石有把柄在吕惠卿手中——什么把柄让人心虚至此？看官自己想去吧！
事实上，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也就是谈诗论文、讲佛理而已。苏轼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跟谁都能交朋友、有话说的人。即便如此，一个智慧的头脑，总是希望能与另一个智慧的头脑相遇，那种旗鼓相当的共鸣与碰撞，就算敌人之间也会互相敬重。
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结果是互相为对方倾倒。别后，东坡去信：“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王荆公之学识深厚，果非虚言。而荆公对东坡之才更是早就爱惜有加。
交谈中，王安石建议苏轼不如干脆也在附近买田求舍，抛开政坛是非，做个逍遥人。但苏轼婉拒了：“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劝与拒，都有相当的理由。王安石性虽执拗，却是明白世态人心的“野狐精”，深知仕途险恶，出于惜才，劝苏轼早日归隐。苏轼年富力强，天性爱热闹，虽然吃一堑长一智，但叫他放下一切，却也难下决心。
还有一个原因我个人是这样想的：苏轼虽然很欣赏王安石骑驴的卓绝形象，但“骑驴渺渺入荒陂”的那种清寂、高古，他自己，可不太乐意这样。
苏轼与驴的确不投缘。他喜欢骑的是马，连在黄州时那样艰苦的日子，他还弄到了一匹马骑，估计是做知州的好友送他的。在困境中，他当然也能夷然自守，可表现形式与王安石的静默完全不一样。他聚众喝酒，偷宰耕牛，喝得大醉，半夜里爬城墙；还自己在家里酿酒，酿出来的液体，自我吹嘘是很好喝，但所有喝过的人都疯狂地拉肚子。
这种人，哪怕一时间被整得噤若寒蝉，但稍不留神，他就又大开大合起来，没有什么能约束他飞扬活泼的天性，没有什么打击能让他失去纯真与顽心。他当然会嫌骑小毛驴来得不够爽利。而且东坡先生还是个高大的胖子。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敧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词前有小序：“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数语桥柱上。”
他的寄情山水，和王安石就很不一样。他是真豁达，真的苦中作乐，乐到忘了苦，并且得意忘形起来。
如此春夜，如此河山，马儿也禁不住想要踏水、飞奔，尽情享受这清新温暖的晚风。但做主人的，反而沉静了，主要是喝多了，不好酒醉驭马。而且，他不想让那满溪的明月光，被马蹄踏破。这是醉后的诗性，带着孩童般的天真。于是，他睡着了，直到被鸟儿叫醒。你知道，这将又迎来一个无比美好的清晨。和荆公总是在黄昏时无奈地醒来，真是完全不一样。
于是，读者也跟着高兴起来。苏轼的词，很多时候，的确像一匹骄傲而快活的马儿，带着你的心灵，情不自禁地奔跑，迎风长啸。
王安石与苏轼别后的第二年，时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神宗皇帝因急病去世，守旧派翻身上台。苏轼亦青云直上，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谁也想不到，就在不远处，更残酷的流放在等着他，更蛮荒而美丽的土地，在为他盛开荆棘中的花朵。
同时，在江宁的王安石，将半山园捐给佛寺，自己搬到秦淮河边一民房居住，并安静地病死在那里。
时间就这样流逝了。谁的尘埃落定，谁的风云再起，在史册里都不过几页纸。唯一不变的是这莽莽大地，眼前万里河山。那些致力于让河山更美的人，历史怎么说都没关系，大地会有记忆。
多少年后，有一个叫梁启超的人，在他的书里，热情地赞扬陆游与王安石。关于陆游：“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关于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并以英国的克伦威尔与王安石相比。
另一个叫林语堂的人，则讨厌王安石，超级崇拜东坡先生：“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
在我看来，其实他们都很好，都是仰之弥高，近看却感到亲切的可爱人物。我还相信，殊途同归，有一天，在地下相遇，他们会真正地比邻而居，谈天说笑共饮共醉——“司马牛”与“拗相公”也绝对能够重新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