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了解人类这一物种
你可以说我忘恩负义。我的牙齿里填充了银，冰箱里塞满了手工酿造啤酒，口袋里的随身听有各种各样的音乐。我开着一辆带有巡航控制系统和动力转向系统的日本汽车，车上配备了安全气囊，如果遇到事故，气囊会弹开为我提供缓冲。我戴着一副德国眼镜，镜片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的照射下会变色。我正在计算机上写下这些文字，这台计算机比一本书还要轻薄。我享受朋友们的陪伴，要不是急诊手术挽救了朋友们的性命，我也许已经失去他们了。在父亲生命的最后17年中，他的血液是通过移植的肝脏过滤的，移植的肝脏来自一个名叫查克·策纳的人，查克于2002年去世。我有太多理由感谢文明的诸多奇迹。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21年，英国作家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首次访问美国，晚上东道主带他参观时代广场。切斯特顿静静伫立凝视，随后情形越发尴尬。最后终于有人问他在想什么，切斯特顿回答道：“我在想，如果我不会阅读，这一切会是多么美丽。”
正如切斯特顿那样，我们可以看懂标志，但这并非好事。不停闪烁的广告灯牌正让我们逐渐失去从许多人已知且最为怀疑的事物上分心的能力：我们即将走到这条路的尽头，对进步的信念正像冰川一样消融，而这个信念正是文明的希望和前提。
但是抗生素、飞机、女性权益又如何呢？这些确实是进步。然而，仔细审视后就会发现，许多所谓的文明恩赐不过是对我们已付出的代价的部分补偿，或者说其造成的麻烦与其声称要解决的麻烦相差无几。
例如，大多数传染病疫苗虽然可以保护我们免受疾病的侵害，但事实上，是人类与驯养动物生活在一起之后，病原体才从这些动物身上转移到了人身上，这些传染病才成了严重的问题。流行性感冒、水痘、肺结核、霍乱、心脏病、抑郁症、疟疾、龋齿、大多数癌症以及其他导致人类承受巨大痛苦的主要疾病，都源于文明的某些致命方面，比如驯养动物、城镇人口过于密集、下水道没有密闭、食物被农药污染、微生物组被破坏等。
在飞行这一奇迹诞生后的短短几年内，飞行员用一只手操纵飞机，另一只手则向平民投掷炸弹。此外，只有在最为进步的现代社会中，LGBTQ（性少数群体）才能重新获得大部分觅食社会[1]通常所有的接受和尊重。关于进步的报道往往夸大其词，被人们不加批判地接受，而任何对文明有所怀疑的人都可能被嘲讽为愤世嫉俗、乌托邦，或两者兼而有之。
阿瑟·米勒指出：“一个时代的基本幻想枯竭后，这个时代就被视为结束了。”进步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幻想，但它已被消耗殆尽。渔场枯竭、二氧化碳含量飙升，号称“不会出错”的核电站排放出大量放射性气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反乌托邦情景越发突出。石油涌入海洋，变异病原体击败了最后一种有效抗生素，末日情绪笼罩每个人的心头。每一年都是破纪录的最热的一年，下一场未宣之战的战火从前一年的余烬中燃起，而各政党提名的庸俗政客无法就现实情况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如何行动了。尽管我们见证了时代的种种奇迹，但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奇迹，当今时代才深陷困境。
人们常常设想，一位来自未来的使者会给出明智建议，帮助我们选择最佳的前进道路。但反向思考一下，史前时代的穿越者会如何评价现代世界的状态和发展轨迹？她无疑会对在这里遇到的很多事情印象深刻，然而一旦对手机、航空旅行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新奇感消退，她又会如何看待我们生活的实质和意义呢？她更多的是敬畏我们的花哨发明，还是会感到沮丧，觉得我们在冲向岌岌可危的未来时抛弃了太多东西？
这个问题看起来并非仅为假设。传教士、探险家、冒险家和人类学家一直对原住民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舒适和约束而感到困惑和失望。“世界上有如此多的蒙刚果坚果，”一个非洲昆申族（!Kung San）男子说道，“我为什么要学习耕种呢？”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印第安人对加入现代文明兴趣不大：“他们从未表现出为我们改变其生活方式的意愿。一个印第安儿童被我们抚养长大，学会了我们的语言，适应了我们的习俗，然而，一旦他回去探望亲戚，与他们一起进行一次印第安式闲聊，我们就不可能说服他回归现代文明了。”富兰克林认为，要是白人孩子体验到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通常是由于被绑架），他们也会更喜欢那种生活。获救后，“很快，他们就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维持这种生活的必要忧虑和辛劳感到厌恶，一有机会就会再度逃入森林”。[2]
查尔斯·达尔文曾目睹向原住民“推销”现代文明有多么艰难。搭乘“小猎犬”号穿过火地岛时，他对居住在美洲最南端寒冷暴风地区的人们的脏乱落后感到惊讶不已。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没有什么比第一次看见野蛮人更让我惊讶的了。那是一个全身赤裸的火地岛人，长发四散，脸上涂满颜料。”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即使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出更低等的人了。”[3]
在此前的旅行中，“小猎犬”号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绑架了三个火地岛人，其中有两个孩子，英国人称他们为富吉亚·巴斯克特和杰米·巴顿[4]，还有一个年轻人叫约克·米尼斯特。菲茨罗伊认为，带走这三个人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他们会熟悉我们的习惯和语言，最终得到的益处将弥补他们与故土暂时分离的痛苦”。菲茨罗伊将他们带回了英国，用一年多的时间向他们灌输文明生活——在这段时间他们甚至受到了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和王后阿德莱德的接见。在了解了欧洲社会的优越性后，他们与达尔文一起搭乘“小猎犬”号回到了家乡火地岛并与本族人民生活在一起，以宣扬正确文明的生活方式。但将他们放回去仅一年后，当“小猎犬”号再次返回伍拉科夫（如今的达尔文山附近）时，杰米、约克和富吉亚已无处可寻。英国水手为这三个火地岛人建造的小屋和花园里杂草丛生，空无一人。最终，他们发现了杰米，达尔文和菲茨罗伊与他在船上共进晚餐，杰米明确告知他们三人已经放弃了所学的文明之道。达尔文为此悲伤不已，写到自己从未见过“如此彻底而悲哀的变化”，以及“看到这样的杰米真令人痛心”。（达尔文指出，杰米并没有忘记如何正确使用刀叉。）菲茨罗伊船长提出带杰米回英国，但被他拒绝了，杰米表示他“丝毫不想回到英国”，他对“充足的水果”、“充足的鱼”和“充足的小鸟”十分满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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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荣格哀叹我们抛弃过去，这种“无根”的状态让我们“更多地生活在未来及其黄金时代的虚假希望中，而非活在当下，我们的整个进化史尚未跟上这一变化”。在《荣格自传：回忆、梦与思考》中，荣格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人类陷入未来幻想的哀叹：“在不充分感、不满和不安的驱动下，我们盲目追求新奇。我们不再依靠所拥有的事物，而是依靠希望，不再立足当下，而是期望未来的黑暗带来真正的日出。我们拒绝承认，所有更好的事物都是以更糟的代价换取的。”在1928年的一篇题为《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的文章中，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想象过100年后的未来世界。他预言，情况将如此之好，没有人需要担心赚钱的事，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磨大量的空闲时间。凯恩斯写道：“自诞生以来，人类将首次面对真实、永恒的问题，如何享用从紧迫的经济忧虑中解脱出来的自由？如何享受科学和复利带来的闲暇时间？”
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一期待已久的未来，而普通美国人仍一如既往地感到疲惫和绝望，如今他们的工作时长和1970年一样，无非每年多了几周的休假时间。严格说来，过去几十年全球财富指标都有所提高，但至少在欧洲和美国，几乎所有的剩余财富都流向了最富裕的人群，这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即便我们当中最幸运的人，过得也没有那么舒服。44%的年收入在4万~ 10万美元的美国人告诉研究人员，在紧急情况下他们甚至拿不出400美元，27%的年收入高于10万美元的美国人也是如此。[6]全球范围内，1990—2014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71%，而同期每天生活费不足5美元的贫困人口却增长了10%，饥饿人口增长了9%。
啊！光明而悠闲的未来总是即将来临。你们认为我太苛刻了吗？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称，进步的概念是“一个文化内嵌的、不可检验的、不可操作的、难以控制的有毒想法，如果我们希望了解历史的范式，就必须予以取代”。[7]尽管表述更加圆滑，但美国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也不相信支持进步的宣传，认为“文明”和“文明的崛起”等表述错误地暗示“文明是好的，原始部落的狩猎采集者十分悲惨，过去13 000年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更多幸福”。戴蒙德并不买账，他写道：“我不认为工业国家比狩猎采集部落‘更好’，不认为抛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建立工业国家就代表‘进步’，也不认为这会增加人类的幸福感。”[8]
但我听到进步热爱者、真正信仰者抱持着一种不言而喻的观念，那就是作为这个星球上的天选之子，人类通过不断进步日益接近目标，实现我们的夙愿。在某些情况下，我对进步的现实并没有异议，我只是怀疑我们该如何定义和衡量进步。比如，我们常常将进步与适应混为一谈。适应（广义上讲即进化）并不意味着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变得“更好”，而只是表明物种更加适应环境。尽管“适者”可以生存繁衍，但“适者”这一概念仅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存在，并不具备绝对的非语境意义或价值。例如，雄性埃及兀鹫会在脸上涂满粪便，大概是向雌性展示其免疫能力。但这种特殊的展现适应能力的方式对其他物种或许并无效果。
在我看来，我们要么是走向遥远过去的现代化身，要么在走向悬崖峭壁。这些绝望的旅程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正类似于我们停止采集、开始耕种时所离开的那个家园。我们最迫切的梦想或许只是反映了我们入睡前世界的本来面貌。
长久的舒适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与其融为一体，也许此刻我们正在接近所谓奇点。或许在其他星球殖民能让我们的后代生活在苹果公司、特斯拉和凯撒宫酒店赞助的遥远苍穹中。如果你和凯恩斯一样，希望迎来一个平等充裕的世界，并且有大量空闲时间享受所爱之人的陪伴，那就想想我们祖先曾经享有的与此非常类似的生活状态，直到约一万年前农业出现和所谓“文明”萌芽，我们才不断远离最初的理想状态。如果方向错误，你就不该进步。定义我们年龄的“进步”似乎更接近疾病恶化，而非治愈。文明似乎常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不断加速，就如同垃圾绕着排水沟打转时一样。我们对进步的坚定信念是否只是一种止痛药——以坚信未来的方式对抗细思极恐的现实？
我知道，总有一些疯子警告末日将至，他们总是说：“这次不一样！”但实际上，这次真的不一样。类似《我们要完蛋了，现在怎么办》这样的新闻标题占据了主要报纸的版面。[9]地球的气候就像沉没船只上的货物一样在慢慢发生变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指出，2015年末，因战争、冲突和迫害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已增至令人震惊的6 530万人，而2004年这一数字仅为3 750万。成群的鸟儿从天上坠落死亡，蜜蜂的嗡嗡声正在消失，蝴蝶的迁徙已经停止，主要洋流正在减缓流动。自6 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地球上的生物种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灭绝。有得克萨斯州般大小的“塑料汤”漩涡令酸化的海洋窒息，而淡水含水层则被抽干。随着大量甲烷从海底涌出，冰盖纷纷融化，加速了全球毁灭的循环。而政府却无动于衷，放任华尔街从中产阶级的尸体上搜刮尽最后一点财富，放任能源公司压裂大地，让秘密的有毒物质渗入我们赖以生存但不知如何保护的含水层中。难怪抑郁症是世界上身心残疾的主要原因，并且还在迅速恶化。
情况既令人震惊，又让人忧心，但这本不足为奇。地球曾经存在的文明已经坍塌，陷入混乱和困惑，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这个文明会成为例外？但区别的确存在：古罗马、苏美尔、玛雅、古埃及、复活节岛和其他文明的崩溃是区域性的，而我们周围正在崩溃的文明却是全球性的。正如加拿大历史学家罗纳德·赖特所说：“每一次历史重演，代价都会增加。”[10]
也许你认为世界末日并非问题所在。贝多芬晚期四重奏的崇高之美，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或DNA（脱氧核糖核酸）结构的知识也许值得你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值得我们和地球上其他生物正在付出的来世代价。也许你的生命或所爱之人的生命得到了医学技术的拯救——如果你不全力拥护进步，反而会令人困惑和反感。也许你相信，聪明、正派的人自发组织的联盟将找到一种方法，让纠正性模因像病毒一样大肆传播——用某些该死的常识快速感染我们这个物种。
当今时代的奇迹是否值得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这是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必须亲自回答的一个问题。但在开始回答这一关键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揭下几个世纪以来支持进步宣传的面纱，以便完成这两件事：更加充分地了解文明及其代价和牺牲者，并认真思考“现代奇迹”实际带给了我们多少意义和满足。如果一切都如此神奇，那么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并不幸福？
人们普遍认为，未开化者的生活过去是并且现在仍是一种绝望的生存斗争，这与过去几个世纪常见的对未开化的“野蛮人”的傲慢态度相呼应。但这一看法极不准确，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此外，这种观点目前还产生了灾难性后果。攸关生死的医疗决策受到了对人体能力错误假设的误导，人际关系达不到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基于错误人性观念的法律制度造成了其原本希望避免的痛苦，教育体制抑制了学生的好奇天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确实，我们生活（以及死亡）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因对智人的误解而扭曲。
因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闻名的乔纳斯·索尔克博士曾经表示：“如果我们要理解并帮助人类发展智慧，从而使其过上一种理想而充实的生活，那么现在不仅有必要‘认识你自己’，还有必要‘了解人类这一物种’，理解自然的‘智慧’，尤其是真实的自然。”[11]
然而，我们中有多少人了解人类这一物种，并且足够了解自己呢？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受到关于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错误认知的影响。由此产生的困惑阻碍了我们为“理想而充实”的生活所做的努力。谎言重复多次后，与我们头脑中的这些信念已无法区分：
文明是人类最大的成就。进步是不可否认的。生活在此时此地，你很幸运。任何疑问、绝望或失望都是你自己的过错。克服它们。远离它们。吃药，别再抱怨。
确切地说，我对“高贵的野蛮人”或“回到采集时代”不抱任何幻想。从某种程度上讲，野蛮人是或曾经是高贵的，我们会发现这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因倡导慷慨、诚信和相互尊重而繁荣——这些价值观仍为多数现代人所珍视并非偶然。一些具体的生存原因使高度相互依赖的狩猎采集祖先重视这些价值观和人格特征，并且由于女性视这些人格特征为男性的诱人特质，所以通过性别选择使这些品质在进化中得以进一步传播。至于天堂，它早已铺就。我们走得太远，已经无法回头。人口数量早已超越狩猎采集方式的承载能力，大多数原始社会的人口密度要求是每平方英里[12]居住的人口不到一人。无论如何，我们不再是史前祖先那般的野蛮存在。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知识和生理训练，无法在星空下舒适地生活。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是狼或土狼，那么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则更接近哈巴狗或贵宾犬。
几年前，我偶然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武吉丁宜发现了世界上最悲哀的动物园。这个动物园不过是一堆阴森可怕的混凝土笼子，里面困着一些憔悴的猩猩。我永远不会忘记，它们从生锈的铁栅栏后向我伸手，乞求自由、抚摸，甚至死亡时的眼神……目睹了这些动物遭受的痛苦（有时也称为“动物精神病”）后，几十年来，我再也没有走进动物园。最终，一位朋友说服我去参观了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动物园的倭黑猩猩。把武吉丁宜和圣迭戈的那两个地方都称为“动物园”，只是突出了语言的贫乏。无论你如何看待被圈养的动物，圣迭戈动物园反映的都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即创造一个尽可能与每一个物种的进化环境都相似的人工世界。设计围墙的人显然研究过生活在这里的动物的自然环境和行为，通过重建原生栖息地，在动物园内构建模拟的野生环境。
很难确定在动物界，让智人脱颖而出的是哪一因素。之前猜想错误的因素非常多，包括使用工具、栽培其他植物作为食物、非生殖性行为、性行为时的眼神交流、组织性的群体冲突以及知识的代际传播。我的看法则是：我们是唯一生活在自主设计的动物园中的物种。每一天，我们都在创造自己和后人将要居住的世界。如果我们希望世界更像较为自然的圣迭戈动物园，而非武吉丁宜动物园那般的窒息之处，我们需要更为清楚地了解，在祖先被关进笼子前人类生活曾经的面貌。我们需要了解人类这一物种。
[1] 为避免重复，我将交替使用“觅食者”、“狩猎采集者”和“未开化者”。在这些用法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我指的是人类学家所谓的“即刻归来的狩猎采集者”，这些人通常不积攒食物，而是即刻吃掉所发现的食物。
[2] 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印第安人生活的诱人品质的思考来自Walter Isaacson, Benjamin Franklin: An American Life（Simon & Schuster,2003）, p. 153。
[3] 达尔文第一次看到火地岛时非常震惊，可参看1834年7月23日写给惠特利的一封信，http://www.darwinproject.ac.uk/letter/entry-250。
[4] 巴顿的名字是Orundellico，但英国人称他为“Jemmy Button”（杰米·巴顿），因为他是以一颗珍珠母纽扣的价格被他叔叔卖掉的。参见Nick Hazlewood，Savage（St. Martin’s Press, 2000），了解这个人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生，其中显然包括30年后带人屠杀了传教士纵帆船上的所有人。
[5] 25年后，即1859年末，在《物种起源》出版的几天之内，杰米·巴顿领导袭击了火地岛的一群基督教传教士，造成八人丧生。菲茨罗伊的命运又如何呢？将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及其革命性思想带回英国后，菲茨罗伊船长首创了天气预报科学，并引发了气象学的一场革命。然而，尽管菲茨罗伊取得了这些科学成就，他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物种起源》的出版令其羞愧不已。
[6] 引自Neal Gabler, The Atlantic, May 2016: “The Secret Shame of Middle Class Americans,”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5/my-secret-shame/476415/。
[7] 古尔德对进步的谴责参见“On Replacing the Idea of Progress with an Operational Notion of Directionality,” in M. H. Nitecki（ed.） , Evolutionary Progres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8] 贾雷德·戴蒙德关于工业国家不一定比狩猎采集部落更好的说法来自Guns, Germs, and Steel（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 p.18。
[9] 世界末日文章指的是Roy Scranton，“We’re Doomed. Now What?，”The Stone，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1, 2015，http://mobile.nytimes.com/blogs/opinionator/2015/12/21/were-doomed-now what/?mc_cid=8fe1d86a0a&mc_eid=f97e8b93cc。
[10] Ronald Wright,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Carroll & Graf, 2005）是对文明如何产生和消亡的绝妙调查。
[11] 乔纳斯·索尔克的这句话参见John Durant, The Paleo Manifesto（Harmony，2013） , p.28。
[12] 1平方英里≈2.6平方千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