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外热闹的“行卷”与“温卷”活动

除了这些正规程序之外，考场外还有另外一股活动浪潮，就是行卷、温卷。这些活动比考场内的还要热闹。

唐代科举有个显著的特点——试卷不糊名，也就是说试卷上考生姓名一目了然。考官如果认识考生，或者早已闻听大名，判卷时自然会有倾向，因此名声对于考生来说至关重要。当时的科举，由于不糊名，考官对考生的态度就非常重要而敏感。当时很多考官上下其手，徇私舞弊。《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五记载：“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引为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再迁给事中。虞卿佞柔，善谐丽权幸，倚为奸利。岁举选者，皆走门下，署第注员，无不得所欲，升沉在牙颊间。当时有苏景胤、张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汉公为人所奔向，故语曰：‘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除了朝官上下其手，宦官也作威作福。尤其唐中后期，宦官专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手握军权，废立皇帝，指斥朝官，科举这种美事岂肯放过。《唐摭言》卷九记载：“高锴侍郎第一榜，裴思谦以仇中尉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明年，锴戒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锴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词貌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礼之矣。”

大臣高锴主持科举，此时正是大宦官仇士良掌权期间。河东人裴思谦是个无行文人，他打通了仇士良关节（估计是重金行贿的结果），向高锴求为状元，高锴于庭院中当场对其呵斥。裴思谦临走前撂下一句狠话：“明年打脊取状头。”这一句需要解释下。唐代有杖脊之刑，即以杖击脊背，除了用来惩罚罪犯，也会用来处罚官府中的小吏。《朝野佥载》卷五记载：“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不曾打杖行罚，其事亦济。及为刑部尚书，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书索杖剥衣，唤令史总集，欲决之。”所谓“明年打脊取状头”，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明年也要取状元之意。

次年是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戊午科进士科考试，主考官还是高锴。考前为了防止出现有人请托，高锴还特地嘱咐下人不得随意接收信笺。而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亲笔信，穿上一身紫袍，前来求见。紫袍乃三品以上官员服装，估计是这身行头吓住了门房，裴思谦得以见到高锴。

时隔一年，高锴看来是已经不认得裴思谦了。裴思谦大声说：“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这里的“军容”指的是观军容使仇士良。除了最初几年，唐代科举并无秀才这一等级，但“秀才”一词常被用作顶尖人才的美称。裴思谦的意思是要求定他为状元。高锴为难，说状元已经内定（从这句来看，唐朝科举有时候真是功夫在考场外），其他事好商量。裴思谦坚决要求按照仇士良的意思办。高锴无奈，最后说，那我好歹得见到裴学士本人再说。裴思谦得意地答道，我就是。高锴不得不遵从了宦官的要求。

李商隐也遭遇过这种“盘外功夫”。《李义山文集》卷十记载：“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既得引试，会故人夏口主举人，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交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与陶进士书》）李商隐多次参加科举皆不能登第，而恩公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轻飘飘一句话就能让他得偿所愿。主考官夏锴主动询问令狐绹想让谁上，可见那时请托之风之明目张胆。

除了少数有背景、有靠山的人之外，大多数考生要想获得青睐，自然只有靠才华吃饭。不过才华也能帮助考生在考前就获得青睐甚至内定，杜牧就是一个典型。《唐才子传》卷六记载：“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属文……初未第，来东都，时主司侍郎为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策蹇进谒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君选才，仆敢不薄施尘露。向偶见文士十数辈，扬眉抵掌，共读一卷文书，览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诵之，郾大加赏，曰：‘请公与状头！’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请第五人；更否，则请以赋见还！’辞容激厉。郾曰：‘诸生多言牧疏旷不拘细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后又举贤良方正科。”此时是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轻的杜牧来参加科举，主考官为崔郾，而此时的杜牧已经因为一篇《阿房宫赋》驰誉天下。太学博士吴武陵竭力推荐杜牧为状元，并为崔郾朗诵《阿房宫赋》，崔郾十分赞赏，但表示状元已有人选，吴武陵又求为第五名，最后直接表示，假如再不应允，那么就把文章还给人家，言辞非常激烈。崔郾表示，他犹豫是因为听说杜牧此人性格疏阔，不拘细节，但既然举荐人如此坚决，自己自然从命。于是杜牧高中进士。

正因为名气如此重要，考生们会在考前遍访京城权贵，送上自己的文集，希望以文采打动这些人，为自己营造名誉。这就叫“行卷”。临考前，怕人家忘了自己，还要再送一次，称为“温卷”。这些活动是公开的。

甚至政府后来也插上一脚，至少在天宝时期，礼部主考官会要求考生们在考前缴纳文集，称为“纳省卷”，这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国子监助教温庭筠曾经写过一篇《榜国子监》：“右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微，堪裨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专华藻。并仰榜出，以明无私。仍请申堂，并榜礼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试官温庭筠榜。”可见省卷中的优秀作品还会榜示给大家，以示乡贡之公正无私。

有些著名诗句其实就是考生干谒主考官时的作品，例如唐人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乍看起来是歌咏新娘子，实际上是干谒诗，以新娘子见公婆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表达自己面临考试时的内心感受。关于行卷、温卷的内容，可以参看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干谒的同时，自然也会伴随着行贿与受贿的暗箱操作。科举制兴起不久，在唐高宗龙朔年间这种案件就已经出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记载：“董思恭者，苏州吴人。所著篇咏，甚为时人所重。初为右史，知考功举事，坐预泄问目，配流岭表而死。”《封氏闻见记》卷三也记载了这件事：“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污狼藉。后于西堂朝次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册府元龟》记载这件事时直接说董思恭“预卖策问受赃”，换句话说就是做了权钱交易。这是有明文记载的唐代第一场科考舞弊案。董思恭为此被流放梧州。

干谒之时，除了举子贿赂考官，有时还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达官贵人给年轻的举子们赠送钱财，有时闹出一些不愉快也必须忍着。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