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旧秩序的解体：汉帝国传统的终结

豪族支持下建立的东汉政权

为何说东汉政权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只要梳理这些新兴皇族和开国功臣们的家世与社会地位，就明白了。

《后汉书·光武纪上》说：“地节三年（西汉宣帝前67）南阳荒饥……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同书注引《东观汉记》说：“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同在南阳，别人田荒而唯独光武的田有收成，别人缺粮而唯独刘秀有余谷出售。这说明，他的田是不怕水旱的“上田”，他家里有食用不尽的积粮，显然，刘秀是一位大地主。《后汉书·董宣传》记载，湖阳公主忿光武不能制裁董宣，责备他说：“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指董宣）乎？”这是刘秀当皇帝后，他的胞姐对其当年非法行为的揭露。既然能“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刘秀显然是当地一位土豪了。

以上两条史料，是从有关光武本人的记载来证明他是豪富阶层。而豪富阶层的婚姻，也是要门当户对。《后汉书·樊宏传》记载光武的外祖父樊宏说：“（樊姓）为乡里著姓，父（樊）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僮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乃至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赀至巨万……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说明樊宏出身世家，是当地的大地主，属于豪富阶层。

《后汉书·邓晨传》记载光武的姐夫邓晨：“世吏二千石……汉起兵，晨将宾客会棘阳。汉兵败……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显然，邓晨也出身于世家，是当地的豪族。《后汉书·皇后纪上·郭皇后》记载光武的岳父郭昌，为真定著姓（即大姓），“有田宅财产数百万”。《后汉书·阴兴传》记载光武的另一位岳父阴氏，其先世也是“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这些光武的姻亲都是世家，不仅富厚而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光武开国的功勋人物。

不仅光武本人和他的姻亲是豪富阶层，他所领导以夺取政权的武力集团，也多是豪富阶层中人，这与西汉创立者刘邦所领导的无赖游侠集团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光武的这个集团中，有“世以货殖著姓”的李通；有“世为著姓”的寇恂；有“家富给”的祭遵；有“家累千金”的王丹；有“为郡族姓……余财数百万”的张堪；有役属数百家宾客的马援；有“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的刘植；有“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的耿纯；有“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的阴识；有“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的冯鲂。这一大批为光武攻城夺地、聚众助资的大小将士们，或者是世姓见尊，或者是富厚称雄，或者是宗强族大，或者是宾客盈门，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豪族阶层，掌握着政治经济大权。

由于东汉政权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汉皇后也大多出身于贵族之家。比如汉明帝的马皇后，就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汉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司空窦融的曾孙女；汉和帝的阴皇后是执金吾阴识的曾孙女，另一位邓皇后是太傅邓禹的孙女；汉安帝的阎皇后是尚书阎章的孙女；汉顺帝的梁皇后是大将军梁商的女儿。这说明，东汉诸家外戚，多出身豪势权门之家。《后汉书·皇后纪下》说的“春秋之义，娶先大国”，已成为东汉皇室纳后的标准，实际上反映了“族姓”“门第”等观念的与日俱增，这些都是东汉政府培育的结果。

总之，东汉政权的创建，在名义、实质、皇室血统、政权属性上，都是西汉末年旧政权的复活与延续。它是王莽大刀阔斧急剧变革下的产物，又是西汉末年贵族政权的改头换面。秦汉之际一度出现的“平民化”趋势，超出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般状态，还不能克服当时社会的早期特征，比如宗族纽带和宗族观念的强韧性，超宗族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关系，还极不成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东汉政权的建立，是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适应性纠正，因为贵族政治符合两汉至南北朝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规律。

与此同时，从东汉中期开始，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即名士，开始逐渐与豪族融合，大姓名士群体形成了。因为在当时，如果只是纯粹的豪族或官僚，其家族没有名士则没有多大影响。日本学者东晋次对士大夫豪族和非士大夫豪族加以区分：“前者拥有为数众多修习儒学的儒生（士大夫），又继续不断地产生出员数非寡的中央官僚和地方州郡吏；后者虽然也拥有士大夫，但为官范围大致限于县廷。”（[日]东晋次：《后汉的选举与地方社会》，刘文俊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82—583页。）

这些名士家族负海内盛誉，公府州郡礼命不决。这反映出汉末，名士与大姓豪族开始合流，名士固然不一定从大姓豪族中产生，但出于大姓豪族的一定占多数。当名士成为豪族家庭的核心成员后，这些单纯的豪族自然会演化为大姓名士。可以说，大姓名士群体是聚合政治、经济、思想资源的社会势力集团。

“士”与“族”的结合，最终形成一种发展最少受阻、选官受到最大优遇的势力，豪族和大姓名士成为魏晋“士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