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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已经从过去的退伍军人补助金里积攒下大约五十块钱，我决定到西海岸去跑一趟。我的朋友雷米·邦克尔从旧金山写来一封信，他告诉我说，我可以到那边去同他一道儿坐上一条环行世界的船只出航。他发誓说，他一定能设法把我安插在船上的机器间里。我回信说，只要能够在太平洋上多跑几趟，回来时能弄到一笔钱足够维持我的生活，让我在姨母家写完我的书，那不论有一条什么破旧的老货船，我也就很满意了。他说他在米尔城有一幢小房子，到那里以后我们一方面办理繁杂的上船的手续，一方面我就可以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写作。他那时是和一个名叫李·安的姑娘住在一起；他说她是一个了不得的做菜的能手，一切都会无比美妙。雷米是我以前上预科班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他是个法国人，在巴黎长大。这家伙真是个疯子——我不知道现在他疯到什么程度。他希望我能在十天之内赶到。我姨母对我去西部旅行十分赞同，她说这对我有好处。那个冬天我工作得很努力，并且一直待在家里；甚至当我告诉她一路上可能要搭便车的时候，她也没有埋怨什么。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还能完完整整地回来。因此在一天早晨，我把我的半完成的巨著的手稿堆在书桌上，把我的家用的舒适的床褥折叠起来，背上一个装着一些必需用品的帆布袋，衣兜儿里装着那五十块钱，我就离开了家，直向太平洋岸边走去。

在帕特逊的几个月里，我不但把美国地图熟记于心，而且还浏览了不少书籍，其中有的是介绍西部拓荒者，有的是关于一些有趣的名字，诸如普拉特[5]、西马罗[6]等等。我在交通图上看到六号公路，它从科德角经内华达的艾里，然后向南到洛杉矶。我只需沿着六号公路走就可以到达艾里，我这样想着便自信地上了路。为了上六号公路，我需要先上熊山[7]。一路上我盘算着到芝加哥、丹佛最后到旧金山都做些什么，我从第七大道的地铁一直坐到第二百四十二大道的终点站，然后在那儿转乘电车去扬克斯；在市中心我又转乘开往郊区的电车到了城外的哈得逊河东岸。假如你把一朵玫瑰花从哈得逊河神秘的源头阿迪伦达克投入水中，那么你可以想象它顺流而下，漂过的那许多地方，最后奔向大海的怀抱——哦，再想想哈得逊河谷吧，那诱人的景象让我浮想联翩。分散地搭了五段车之后我来到了熊山大桥，我就是想从这里启程，桥那边就是从新英格兰来的六号公路。可我刚过桥就下起了大雨。这里是山区。六号公路跨过桥之后在一个交道口转了一个弯，便消失在茫茫原野之中。眼下不但没有车辆，在倾盆大雨中，我甚至连个躲雨的地方也找不到。我只得跑到几棵松树下避雨；但这根本无济于事；我开始大吼起来，拍着自己的脑袋咒骂自己竟如此愚蠢。我现在到了纽约以北四十英里的地方；令我沮丧到极点的是，作为这次伟大旅行的开端，我向往已久的西去旅行的第一天，我所做的一切却是向北走了四十英里。现在我被困在了这倒霉的最北端。我又跑了四分之一英里，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很别致的英式加油站。我站在还淌着雨水的屋檐下，抬眼望去，毛茸茸的熊山上轰鸣雷声向我袭来，带给我对上天的恐惧。我能看见的只有一些朦胧的树影和阴沉无边的荒野。“我他妈的到这儿来找死吗？”我诅咒着自己，哭喊着芝加哥。“现在他们正快活呢，一定的，而我却不在，我什么时候才能到那里呢！”我心里正暗暗盘算着，一辆小汽车开进了这个空空荡荡的加油站停了下来；车上有一男两女，他们停下来是为查看一下地图。我立刻走了上去，在雨中向他们示意；他们互相商量着该如何是好；是啊，我的头发滴着水，鞋子也湿透了，看上去一定像个精神病人。我那双傻透了的鞋子是墨西哥式的革条平底凉鞋，很不适合在粗糙的路面上，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雨夜里行走。但他们最终还是同意让我搭车，把我带回北部的纽堡，我当然觉得和滞留在阴森恐怖的熊山的黑暗中过夜比起来，这是个较好的选择。“另外，”那位男子说，“六号公路是不会有车的。你要想去芝加哥，最好先从纽约的荷兰隧道去匹兹堡。”我明白，他说的才是正道。而我的不过是空想：拒绝尝试其他途径和道路，仅凭地图上标出的一条看似美妙的横穿美国的红线就盲目行动，实在是幼稚可笑。

到达纽堡时雨终于停了。我来到河边，坐上一辆在熊山度过周末后返城的教师代表团的汽车回到纽约——他们在车上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而我在不断地严厉自责，咒骂自己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我本来意在西去，却北上南下地胡乱折腾了一天一夜，到头来又回到了原地。我发誓明天一定要去芝加哥，不容有失，乘汽车去，只要明天能到，无论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