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计算

种族间的敌意经常演变为极端的暴力对抗事件，从“二战”时的犹太人大屠杀到阿拉伯世界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敌对行动，从非洲各国的多次内战到印巴分治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骚乱和屠杀。暴力证明了激情的存在，但激情不应被理解为不成熟的情感。相反，种族暴力表明，狂怒和随之而来的侵犯行动是头脑中复杂计算的结果。

这种观点之所以成立，其中一个重要证据是，尽管种族暴力看起来可能多种多样，但其演变都符合一种可预测的模式。有些暴力事件发生在内战或国家战争的背景下，有些发生在和平时期；有些暴力只涉及少数顽固的侵略者，有些暴力则会席卷整个区域或国家。然而，通过对贯穿人类史的众多族群暴乱进行调查分析，唐·霍洛维茨（Don Horowitz）指出了这些冲突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无论在何时何地，族群暴乱爆发时通常遵循一种非常固定的模式。47首先显而易见的是，族群暴乱会发生在族群代表明显社会身份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大多数人属于几个相互排斥的族群之一，每个族群都声称群体成员拥有共同血缘和一致利益。同样明显的是，大多数人会把当前的福利分配看作一场零和博弈，一个族群的繁荣意味着其他群体利益的减少。最后，人们对一些历史事件有普遍的共同记忆并愿意将其不断传播扩散，这些历史记忆印证了零和博弈的观点以及外群体的邪恶目的。在许多这样的地方，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相对平和松弛，至少没有明显敌意，这导致一旦在这些地方爆发群体冲突，外界观察者会觉得难以理解。

但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在许多情况下，族群骚乱会遵循一个高度雷同的“剧本”。它们始于一个貌似无足轻重的小插曲，比如几个年轻人之间的一场打斗，体育迷对某项赛事结果感到愤怒，或者房东和房客之间的纠纷。一般来说，这些冲突事件并不激烈，而且看起来完全无关于族群关系。事实上，这类事件通常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后果，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被人蓄意改编为旨在挑起争端的谣言。例如，“那些人”攻击和杀害儿童，或在水井中投毒，或计划屠杀“我们”。当这些谣言开始在群体中散播后，一开始人们可能会谨慎小心地行动，这段时期虽然表面平静，但始终笼罩着不祥气氛。几天后，另一个小摩擦发生了，但它会升级为一场真正的战斗，人们开始号召其他人来援助，整个社区被动员起来，他们袭击“那些人”的商店和住宅，试图杀死仓皇逃跑的受害者，并开始追捕敌对集团的成员。这时，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即将上演，因为人们不仅会殴打另一个群体的成员，还可能设法用枪杀、火烧、活埋或其他方式残害他们。包括妇女、残疾人和婴儿在内的受害者都难逃噩运，他们的哀求会被无视和嘲笑。48

族群暴力并不等于无法控制的狂怒爆发。既然暴力总是遵循固定模式，这意味着暴力互动是由一些共同机制所塑造的，同时还意味着参与者具有一些特定的心理能力与倾向，正是由于这些心理因素的存在，他们才有可能以相互协调一致的方式参与暴力行动。

这个看似违反直觉的结论——暴力发生正是由于复杂的计算——在内战期间叛乱分子采取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策略中也能清晰体现出来。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古罗马帝国还是21世纪的非洲，内战往往会比系统性的国家冲突造成更残暴的后果。49军队的暴行通常是有限的，士兵一般以可预测的方式开展行动，而内战或叛乱的参与者看起来则完全不可控，似乎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造成伤害和死亡，而不是要实现合理的军事目标。叛乱分子或反政府武装会洗劫村庄，谋杀、强奸或残害他们的反对者。族群斗争背景下的暗杀和攻击常常表现为极为“怪诞”的形式，比如北爱尔兰著名的“枪击膝盖骨”做法。50在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屠杀中，图西族人成为种族灭绝的目标，屠杀者最终杀害了100万图西族士兵与平民，造成全国八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几十万女性遭到强奸，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如何解释？

原因之一是，可怕的暴力正是一种信号。也就是说，行凶者知道，如果暴力行径具有公开性、牵涉面广且富有冲击力，那么它们更有可能被报道，也就更容易制造出威吓和恐怖氛围。这种观点不仅能对暴力的残忍程度做出解释，还呼应了一些古怪的细节。例如卢旺达大屠杀期间，屠杀者处决受害人时经常会采取一种与传统动物祭祀相类似的做法，这很可能出自他们的直觉判断：利用当地文化因素可以构成最醒目、最有效的信号。51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族群骚乱和内战中，受害人会被描述为危险的入侵者。例如，纳粹形容犹太人是蟑螂，卢旺达政府宣称图西族人是可怕的寄生虫，他们的存在会危及胡图族社群的生存。同样，那些在族群骚乱之前散布的谣言也常常强调“我们”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重大威胁。“他们”可能会毒死“我们”所有人，杀死所有孩子，烧毁我们的房子。所有观察家都一致认为，人们在这种宣传攻势之下会产生恐惧情绪。但在局外人看来，这种说法其实极为荒谬，因为“他们”一般情况下明明只是相对弱势的少数群体。另外，连那些一向爱好和平的人也可能在恐惧感的驱使下做出残忍暴行，这可能源于我们大脑中专用于探测捕食者和攻击猎物的系统。52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化为成功的猎人，是因为我们非常了解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导致我们在察觉到威胁时非常容易被激发出暴力攻击行为。53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叛乱或内战局势下战斗的不确定性。在一场典型的内战中，参与方包括现任掌权者（政府军及其民兵联盟）、叛乱分子（有组织的武装者）以及大量非战斗人员（平民）。交战双方对于对方的实际战力都知之甚少，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他们还都不确定当地民众的支持力度。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况：人们更有可能针对非战斗人员发动无差别暴力攻击，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展示己方实力，另一方面也强调加入敌对阵营的可怕后果。54比如窝藏敌方武装人员的村庄将被夷为平地就是一个明确信号，这可以让其他人看到与敌方合作的代价。正是由于平民的效忠立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作战双方都会试图将平民牵扯进来，并尽可能保证他们不会加入敌对阵营。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民兵经常强迫平民参与暴行，例如，要他们杀害自己的邻居或朋友，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或亲戚被杀害。55此外在许多内战中，正常法律秩序的崩溃使许多人能够在政治活动的掩护下伺机铲除对手或对仇人进行报复。政治科学家斯塔西斯·卡利瓦斯（Stathis Kalyvas）构建了一个关于内战的预测模型，该模型表明暴力程度取决于几个变量，包括手中掌握的敌人信息、不同势力要释放的信号类型、报复周期、群体内部的控制结构，以及最重要的，叛乱分子或政府武装所面临的安全困境，即他们对“如果不先发制人，就会受制于人”的担忧。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