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群体偏爱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人类有强烈的动机去形成和加入社会群体，对此没有多少人会予以否认。对于某些物种来说，群体生活本身是有益的，这并不算什么进化之谜。但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了使个体在群体中有效地行动，哪些技巧和动机在进化中被“选择”了出来。当我们想要了解构成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所谓“群体主义”（groupishness）的潜在心理是什么时，12困难就出现了。过去50年里，大量社会心理学文献证明了“内群体偏见”在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它的表现形式不仅仅限于个体会偏爱内群体成员，还遍及其他认知领域。例如，人们在回忆关于外群体和内群体的信息时，信息提取方式是有区别的；群体内意见分歧会比群体间意见分歧更让人感到苦恼；对于内群体成员，个体更容易形成情感共鸣，特别是在与外群体互动的背景下；13人们不容易被带有外国口音的话语所说服——事实上，即使是婴儿似乎也不信任带有陌生口音的玩伴；14另外，大量研究还证明了与外群体互动会对生理体征产生直接影响，包括血流量、血压和激素水平等。15

人类如此热衷于组成群体，以至于他们似乎能以最牵强的借口来强化群体凝聚力和制造群际冲突。有时群体成员之间的实际关联非常脆弱，但他们却有强烈的动力去捍卫群体并攻击对手，这种突出的对比反差是群体主义经常呈现的特征。历史上有很多著名例子，比如发生于公元532年的尼卡暴动，在这场骚乱中，两派赛车队的支持者——蓝党和绿党——互相殴斗，最终君士坦丁堡一半地区被摧毁，数万人被杀害。16欧洲球迷和世界各地的体育狂热支持者为这种形式的部落主义提供了许多生动案例。17

社会心理学家由此推断，人类确实具有自发的群体性或部落性，他们会偏爱自己的群体，即使这个群体身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甚至群体划分只是研究者在实验中随意创造出来的。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发明的“最小群体”（minimal group）范式正是对该现象的鲜明展示，在这种研究范式中，参与者被分配到两个不同的群体，A组和B组，或者蓝队和红队，或任何其他无意义的人造组别。同一组中的被试没有任何特别共同点，而且实际上他们在实验过程中也没有互动，他们只是知道自己属于（比如）蓝队或红队。研究显示，当研究者要求被试将各种商品或代币发给其他被试时，他们总是更偏爱自己所在组的成员，总是将更多资源分配给内群体成员。而且无论商品价值、实验任务或者被试文化背景如何，偏爱效应始终都是一样的。这一心理过程甚至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因为被试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在分配资源时竟然对内外群体成员有所区分。18

这些结果看起来证明了当面对内群体时，人类有一种强大、自发的利群冲动，无论群体划分本身是多么荒谬。对心理学家来说，最小群体范式的意义正在于此。这些群体的成员除了刚刚被贴上的标签外没有任何其他共同之处。研究者甚至可以在参与者面前将他们随机分组，但实验结果仍可以体现相同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人似乎可以在没有任何其他原因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他与某些人被划分到同一组别，就优待内群体成员，这看起来完全不合逻辑。19

但结果真的只体现出了无差别的群体主义吗？正如泰弗尔之后很多社会心理学家指出的那样，所谓的最小群体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小”。在实验中，参与者将商品或代币分配给其他人，并且（这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希望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类似的商品或代币。因此，他们自己的幸福或自尊取决于他们会受到他人怎样的青睐、支持或恩惠。20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参与者似乎缺乏理智的举动。重点不在于人们错误地将一个任意划分的群体视为一个真正的社会群体，而是如心理学家山岸俊男指出的，参与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假定自己在进行一种社会交换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人们可以相互回报。参与者知道他们会把商品分配给其他人，同时也会收到那些人分配的商品，于是他们凭直觉断定（在这种情况下是错误的）他们给予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由于这种互惠模式在真实内群体互动中不断重复，一旦体验到内群体情境，人们就会自发启动这一倾向。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想，当参与者得知只有他会将商品分配给其他人，但他不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商品时，内群体偏好就消失了。21

因此可以说，群体主义并不是随波逐流的迟钝本能。人们的利群行为暗含了一种社会交换模式，而某些社会互动（如在不同参与者之中分配资源）则为互惠合作提供了触发条件。22显然，他们不需要有意识地这样做。他们会评估其他个体能对他们产生的价值，但这些计算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我们需要更详细地探索隐藏在群体主义背后的心理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