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三：不要将人类人格化！

诗人兼业余博物学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曾经描述过，当一只蚂蚁把食物吐出来喂给蚁群的幼虫时，他能从它的脸上看到一种温柔的情感，它的眼睛里充满了无私的母爱。29好吧，梅特林克将写诗和剧作当作主要职业是明智的选择，没有一个研究蚂蚁的人会把这种描述当真，即使他们可能非常欣赏蚂蚁的某些品质。但这种想法确实反映了一种在过去极为常见的看待自然的方式。我们在了解雷电和地震的原理之前，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壮观现象一定是由某种意志所主宰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不接受这种解释了，世界是由物理法则而不是更高等的神秘力量支配的。树木生长，河流流动，但这是自然规律，而不是因为它们想这么做。随着科学知识不断积累，我们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解不断加深，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和泛灵论（animism）不断从科学研究的阵营中撤出。

然而，拟人论和泛灵论从一个研究领域中撤退时遇到了很大阻力，那就是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当我们试图解释人们为什么做某些事时，我们理所当然地会把他们看作人，我们会假定他们的行为是由其意图驱动的，人们了解自己的意图，并可以表达出来。我们还假定人是一个整体，例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就像喜欢咖啡或者茶，如果你问他们到底是他们的哪一部分具有这种偏好，或者他们身体的哪个部分喜欢咖啡，就会很奇怪。我们把人看作完全、完整的人。换句话说，我们把他们人格化了。

在对人的科学研究中，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就像在对河流和树木的科学研究中我们也不应该将研究对象人格化一样。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将人过度人格化一直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主要障碍。人类有明确的行为动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动机，在人类大脑中有一个负责评估动机与组织行为的控制单元——这些假设都是严重误导，它们阻碍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应该被抛弃。

当然，我们与人产生互动时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并没有什么错，将一个人视为具有偏好、目标、思想和欲望的独特个体是所有道德哲学的基础。人是一个具有评判中枢的整体，凭借中枢评判机制，人们在不同的目标和动机间做出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将行为责任归于个体，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是一种自动出现的思维方式，是维持正常社会互动所不可或缺的。

在科学研究领域则不然，我们对人类心理过程及其神经机制的认知其实已清晰表明，我们应该在探索人类行为的驱动因素时放弃中枢评判的概念。一个人更喜欢喝咖啡而不是茶，这种偏好可能涉及几十个自主系统的参与和协作。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像对待汽车一样对待人的心智，打开引擎盖看看，弄清楚不同部分是如何产生总体效应的。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我们都知道复杂系统其实就是这样运作的，比如免疫系统或消化系统。可一旦研究对象变成人的思维，就容易犯糊涂。

主要问题是，我们人类自认为我们已经知道思维是如何运作的了。例如，我们假定（不一定明确这么表达）思维发生在大脑的“中央处理器”中，“中央处理器”会评估所有的想法与信息，之后将评估结果与适当的情绪结合，从而产生意图或行动计划。所有人类都具有心理学家所谓的自发“心智理论”或直觉心理机制，这是一套让个体可以根据其他个体的意图和信念来理解其行为的心理系统。30当我们思考他人的行为时，直觉心理机制会自动激活。例如，我们看到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顿了一下后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们通常会推断他突然想起了之前忘记的事情，他现在要回去完成那件事情。这些心理状态其实都是不可见的，是我们在思考他的行为时自发想象的内容。我们会为属于其他物种的生物的行为赋予信念和意图，并在此基础上预测其后续行为，有时候这种方法很有效，有时候则不然。

问题在于，我们的直觉心理并不是对思维过程的精密而准确的描述，也许举个熟悉的例子能让你更好地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将计算机拟人化，例如我们会说，计算机正在向打印机发送材料，但计算机其实并不是真的做出了“发送”的动作，计算机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也意识不到打印机的状态。然而，这句话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是（大致）说得通的，因为它描述了计算机此刻的工作模式。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计算机内部具体的运行过程，我们就必须使用完全不同的概念了，例如物理端口、逻辑端口、串行协议和网络地址等。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将这种解释模式的转变称为从意图立场（我们用信念和意图来描述行为）到设计立场（我们讨论主导行为的各种成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转变。31

要理解思维是如何运作的，也需要从意图立场到设计立场的转换，这种做法有时是相当反直觉的。例如，信念是一个最简单、最常见的概念，有些人相信鬼魂存在，有些人相信他们把车钥匙放在了口袋里，有些人相信吉他有六根弦，等等。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对信念的讨论方式可能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举个例子，考虑一下人们是如何基于他们实际上并不相信的“虚幻信念”而做出行为选择的。许多实验——如保罗·罗津（Paul Rozin）和同事们进行的研究——已经证明，人们很容易受到虚幻信念的影响。32例如，如果让他们在杯子上标有“水”和“氰化物”的两杯水中做出选择，即使他们看到两杯水是实验者从同一个水罐中倒出来的，他们也更愿意选择标着“水”的那一杯。在很多类似的实验条件下，人们都会产生同样性质的虚幻信念，例如，他们可能会拒绝穿一件据说曾在希特勒衣橱里放过的毛衣，虽然研究的参与者非常确定他们自己并不相信“邪恶传染”之类的想法，但他们的行为却往往与自己的说辞相矛盾。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不相信自己相信虚幻信念的情况下，相信了虚幻信念？

一个人不相信自己所相信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太扭曲了。如果我们坚持那种以意图立场来描述心智的常见方式，我们就只能接受这种扭曲的说法。根据意图立场的论调，我们大脑中有一个中央处理器，它负责所有信念的储存、加工和提取。假设事实真的如此，那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在前述情况下，尽管人们不承认，但他们实际上相信虚幻信念——比如玻璃杯上的标签会让里面的东西变得有毒，邪恶独裁者的衣橱会让放置在其中的毛衣也变得邪恶。

但从设计立场出发，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看待这一切的方式。如前文所述，人的心智由许多直觉推理系统构成，每一个系统都是功能特定的，都只负责获取环境中的特定信息。当人们看到标着“毒药”的水杯时，处理威胁探测的系统会被激活，因为这个标签与该系统的启动条件——关于摄入某物质具有危险性的线索——相匹配。而其他概念性信息——如“这个标签在误导人”或“这只是实验者设定的游戏”——并不会进入危险探测系统，因为它们与该系统的启动条件不匹配，所以它们也不会改变这个系统已做出的推测，即环境中存在威胁。考虑到大脑中有一个系统在大喊“危险！”，而大多数其他认知系统也无法判断出哪杯水更好（因为没有其他信息可以表明哪杯水更好），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会对没标“氰化物”的那杯水有更轻微的偏好。

言之有理吗？……请注意，在这种解释中，无论是个人还是个人的任何部分都没有相信“标着‘氰化物’水杯中的水确实有毒”，甚至威胁探测模块也同样如此，它的唯一功能是察觉环境中的某些信息并激活恐惧或防御反应，而不是去描述导致这些反应的原因。因此，对于人们为什么更喜欢一杯水而不是另一杯水，我们有了一个（多少）令人满意的解释。但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悄然放弃了日常心理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即行为是由一个人储存在“中央处理器”中的某种信念来驱动的。

将人类心智人格化常常会导致一种我称之为认知盲症（cognition blindness）的智力隐疾，这种“疾病”使我们难以意识到，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也需要复杂的潜在运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认知盲症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想想女性怀孕的例子，我们能否说成长于贫困条件下的年轻女性“意识到”她们的社会环境使她们不太可能遇到甘愿为其长期投资的丈夫？我们能说她们“决定”让初潮提前以早早开始性活动吗？这当然会很奇怪。更合理的说法似乎是，她们心智中的某些直觉推理系统会获取并处理特定社会环境信息，比如父亲是否缺位，某些系统会获取并处理其他特定的社会环境信息，比如关于友谊、种族或食物资源的信息，它们的互动可以预测个体偏好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