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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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师夷长技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大清的“红夷大炮”(明代后期的舶来品,曾是17世纪最好的火炮之一,算是“天朝不宝远物”规则的一个例外)和捍卫王朝尊严的斗志,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英军以蒸汽为动力的复仇女神号铁甲战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肆无忌惮地展示着新兴工业体系支撑下毫无悬念的碾压性军事优势。

这场在爆发之前结果就已注定的战争,是两种不同维度的文明——先进的工业文明与落后的农业文明之间的一次世纪大碰撞,它的一个正面意义是把中国的有识之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唤醒,让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探索在中国建立机器大生产方式的可行性,从思想意识上迈出让中国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

晚清“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非魏源莫属,他受林则徐委托编纂的《海国图志》强烈震撼了当时的中国和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源把鸦片战争的战败归因于器械不精、所守非地、所用非人,以及缺乏“伐谋”和“伐交”。基于这样的认识,魏源提出中国应该以自保为前提,伺机反击,战则需要训练水师,调集夷狄之仇敌相攻,并学习夷狄之长技——水师和火器来击败他们。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最为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中国开明人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赶超西方的理性要求,是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路径的最早探索。

魏源写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他号召“以甲兵止甲兵”,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火器等,使国家富强起来。他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他对昧于世界大事、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线予以犀利批判。正如梁启超所评论的,“《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作为近代中国要求发展新工业的思想先驱,魏源名副其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步步紧逼,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清王朝内外交困。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制造和科学技术、积极兴办洋务的一批官僚崛起,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直面“此中国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形成了所谓的“洋务派”。洋务派继承并实践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所掌握的地方权力优先发展军工,同时也发展了若干民用工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

图为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1894年7月3日)。处处烟囱冒烟,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理想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要求发展近代工业,主张“以商立国”“先富而后强”,工商为先,“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定为工国”的工业化主张。康有为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梁启超则直言“机器固为富国第一义”。

进入20世纪后,张謇的棉铁主义、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都是中国有识之士在探索工业化道路上的宝贵思想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