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部电影中的西部概念
西部，在中国的地理文化语境中往往带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从经济意义上讲，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相较于东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城市化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从文化意义上讲，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积淀着几千年来的华夏农耕文化。经济的欠发达和传统文化的异常厚重成为一对动态演进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所指出现在了众多的文艺作品当中。
一、西部电影，一道迷人的影视风景线
在陕北高原，吴天明凭着自己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以其独具个性的审美视点，替“高加林”“刘巧珍”抒写了一首沉郁、伤感而又隽永的“人生”诗篇。这首悲情诗篇具有强烈的泥土气息和淳朴的民族风格，同时又是一幅雄沉有力、古朴凝厚，交织着现代感和历史感的黄土高原风情画卷。
在黄土高原，大片大片的“黄土地”温暖而又贫瘠。她在养育这里的子民，赋予他们勤劳、朴实的秉性之时，也带给了他们守旧、麻木的陋习。“顾青”的到来给死气沉沉的黄土地带来了一缕亮色，但这缕亮色也仿佛只是黑夜里的一道微芒，它并没能照亮“翠巧”“憨憨”们的生活处境。
在秦岭深处，重重叠叠的“野山”像一道有形与无形的屏障，极大地阻碍着山里人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浸染。“灰灰”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他遵循老一辈人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处处因循守旧、时时知天乐命。“禾禾”虽也在这块土地上长大，但在外当过兵，见过世面。为了改变山里贫穷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禾禾”不断地折腾着。在“禾禾”折腾的过程中，两个家庭破裂了，但随之两个家庭又奇妙地重新组合了。大西北粗犷、朴拙的风貌，苍茫、雄沉、充满力度的中国西部美不时地在“野山”里闪现。
在西藏高原，藏族贫苦牧民“罗尔布”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做了“盗马贼”。为此他马上就遭到了部落头人的驱逐而举家流落草原。让罗尔布的命运雪上加霜的是，在流浪途中他唯一的儿子也死了。生命和世事的无常让罗尔布终于皈依了宗教，但宗教的神奇力量并没有降临在他的身上。罗尔布的命运依然故我，最后凄冷地死去。
在西南山区，知青“老杆”被抽调到学校做了一回“孩子王”。原本他唯恐自己不能胜任、误人子弟，但随后发现这里的学生虽上初三，实际水平却还不及小学毕业。于是他自作主张地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教他们识字、写作文；由于“老杆”未按照教学大纲授课，且有和学生们“打赌”等不良表现，最终被勒令回队再次劳动。影片的风格淡远平和，自然景观空蒙、寥廓，人物形象淡泊无为，表现手法含蓄蕴藉，于空蒙处见高远，于平淡中富深沉，营造出了中国诗画般的空灵意境和神韵。
在太行山深处，坐落着一个古老而又贫穷的“老井”村；村里的祖辈们虽不辞辛苦，一代代地打井找水，但他们劳作的结果却是给后代留下了一眼又一眼的干窟窿。这个严酷的现实使得子一代的“孙旺泉”发誓要用自己的知识挖出水来。为了完成这项神圣而又庄严的使命，他不得不割舍了巧英对他刻骨铭心的爱恋，而违心地做了年轻寡妇喜凤的丈夫。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井，终于打出水了。老井村人的打井史既是一首萦绕悠长、荡气回肠的抒情诗，又是一阕粗犷深厚、气势磅礴的壮怀曲。
在粗犷的荒漠和大片的高粱地里，“我奶奶”和“我爷爷”身上发生了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往事，这段往事既是极其抒情写意的，又是极其壮怀激烈的。“我奶奶”“我爷爷”以及大片的“红高粱”在一起构成了大自然与人类生命力的象征意象时，也在力和理、生与死、情和欲的交织缠绵中，谱写了一曲神圣的生命之颂歌：要生得旷达、豪放，要死得辉煌、壮丽。
在萧瑟而苍凉的戈壁、荒漠上，孩哥只身一人骑着马去双旗镇寻找自己未过门的媳妇——好妹，但双旗镇人的冷漠一下子就让孩哥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不仅如此，就连好妹对孩哥也充满了鄙夷与不屑，因为孩哥既邋遢又没有本事。但关键时刻，孩哥与“一刀仙”的生死决战，既挽救了整个双旗镇人的命运，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无敌的“刀客”。
黄河古道上，当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吟唱着关于“黄河的谣曲”，饱经风霜和苦难的歌声一遍遍地响彻陕甘古道上。这苍凉的歌声既是“脚户”行程疲惫时的一种心理和情绪上的宣泄，同时更是世事的艰辛、无常和人生命运的苦难、辛酸的见证和诉说。
在美丽而又寂寥的可可西里，枪声突然打破了夜间的平静，保护站的巡山队员被盗猎者残杀，鲜血染红了戈壁，又一批藏羚羊惨遭屠戮……一定要抓到盗猎者，巡山队长日泰下了死命令，巡山队员们连夜出发，闯进了正在流血的可可西里，但盗猎者却如鬼魅般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留下的只是成百上千具被剥去皮毛的藏羚羊尸骨。枪声不时地在可可西里的群山中长久地回响——这不只是一次巡山，这是一次撼人心魄的生命历险……
在不满足于清风镇一亩三分地的现状下，以刘高兴为代表的陕西农民终于进城了。这既是他们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思慕与追寻，也是以刘高兴为代表的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相互抵牾与别样呈现。
在西部苍凉的荒漠上，张宁和女友孙静艰难求生：一边是四位名捕锲而不舍的追缉，一边是雌雄杀手猛烈的追杀……一场三方势力的较量，在西部的荒漠上展开，正义与邪恶，在清冷的月光之下呈现出异样的形态。
小有名气但利欲熏心的律师潘肖，凭借扎实的法律知识和巧舌如簧的庭辩技巧，成功帮助西北盗猎团伙老大洗脱罪名。但接下来潘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前方将是怎样一条充满凶险的西部之旅。
厚重的关中平原上，“白家”和“鹿家”为了各自的家族利益明争暗斗。在两家利益的角逐中，一个追求天下所有女人都想要的最基本的幸福，又不得不在生存的压迫下委身于一个又一个男人的关中女人，面临着自己宿命式的悲剧。
西汉汉元帝年间，西域都护府大都护霍安遭奸人陷害，被发配至雁门关修城。恰在此时，罗马将军卢魁斯护卫、一个遭到哥哥迫害的罗马小王子逃命至雁门关。双雄在西域戈壁相遇，从开始的兵戎相见到惺惺相惜，再到化敌为友，他们共同维护了丝绸之路上的和平……
在中国西部，20世纪80年代至今所出现的一道迷人的电影风景线，叫作西部电影！
二、前期西部电影作品的反响和评论
针对西部电影这道迷人的影视风景线，一些专家、学者及各大媒体纷纷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赞誉。《人生》问世后，首先在广大的青年观众之间兴起了一阵“人生”热，接着在电影界也引起了震撼，电影局的领导赞赏了《人生》浓郁的“土”气和地方特色。如石方禹说：“在中国银幕上，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完整地反映陕北特色的影片，影片中所有的人物都是成功的，最精彩的是刘巧珍。”[1]而著名电影理论家、美学家钟惦棐先生在看了《人生》后，创造性地做出了由《人生》肇始的关于“中国西部电影”的理论概括。除了这些影视界的专家给予《人生》充分的肯定外，广大媒体也认为，“《人生》把陕北地区的奇丽风光，拍得很有风格”（《信报》）；“一个新的题材路向，那是面对生活——真真正正的生活”（《文汇报》）；“摄影甚佳，景色甚美，不少镜头都达沙龙水准，这是令人大为惊异的”（《华侨晚报》）。
对于《野山》，钟惦棐在大力肯定其在新时期中国银幕的审美追求中的地位时，认为“《野山》不仅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思考了农村，而且还把这种思考置于美学追求的更高层次”。[2]《野山》不仅在国内获得好评，在国外也连获嘉奖。1986年12月，《野山》在法国南特举行的第八届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法国驻华大使在给颜学恕导演颁发获奖证书时就称赞道，“《野山》以精湛的艺术及其感染力，给第八届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审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大奖既是您本人的荣誉，也是整个中国电影的荣誉”[3]。
在《人生》《野山》后，《老井》的出现，为中国西部电影增添了新的光彩。影片受到了文艺界和电影界的热情赞誉与高度评价：《老井》“象征着整个民族的命运”，“体现了民族的生命力”，“是一种宏观的历史思考”，“是一种西部精神的特点”；同时称誉《老井》是“最有声势的影片”，是“新中国新时期电影第一个十年的春雷”。[4]
继《老井》1987年问鼎于东京国际电影节后，《红高粱》又于1988年夺魁于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西德的报界对此发表了热情的评论“这是一部具有浓郁色彩的粗犷而五彩缤纷的影片”，“影片把这段经历表现得极富幽默感并充满激情”。这届电影节的评委，英国女明星梯尔达·斯文顿当面称赞张艺谋：“这是我多年来看到的唯一可称为电影的影片。”[5]
当然不唯是《人生》《野山》《老井》《红高粱》获得了诸多的关注和赞誉，《黄土地》《盗马贼》《孩子王》《双旗镇刀客》《大话西游》《红河谷》《秋菊打官司》《美丽的大脚》《可可西里》《图雅的婚事》……也都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可以这样说，中国电影真正步入国际影坛，最先为西方世界所认可的是中国的西部电影，而西部片经典《红高粱》首次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摘桂，就是这一说法的有力佐证。
总之，“西岐有凤，鸣于昆冈”，西部影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西部影人在中国当代电影的广阔天地里，浓墨重彩地挥毫泼墨，充分张扬着自己的个性与神思，从而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留下了一幅幅大写意、大手笔的鸿篇巨制：《人生》《默默的小理河》《野山》《老井》《野妈妈》《盗马贼》《神鞭》《盲流》《孩子王》《黄河大侠》《红高粱》《棋王》《黄河谣》《双旗镇刀客》《菊豆》《陕北大嫂》《筏子客》《在那遥远的地方》《红河谷》《黄河绝恋》《黄沙·青草·红太阳》《秦颂》《一棵树》《桃花满天红》《西夏路迢迢》《秋菊打官司》《炮打双灯》《嘎达梅林》《成吉思汗》《东归英雄传》《美丽的大脚》《天地英雄》《惊蛰》《可可西里》《日出日落》……其中不乏享誉世界的名片与佳作。“太阳有可能从西部升起”，“中国也可以拍自己的西部片”[6]。
三、西部电影中的西部概念
《人生》故事的发生地在陕北高原，《孩子王》的故事发生地在云南，《老井》的故事发生地在山西的太行山，《炮打双灯》的故事发生在晋陕交汇的黄河岸边，《盗马贼》的故事发生在西藏，《美丽的大脚》的故事发生在宁夏……到底西部电影中西部地域的概念应该怎样来界定？我们不妨先来追溯一下历史的西部概念和现实的西部概念。
西部在古代称为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尽管各史书所记载的“西域”范围大小不一，但其核心部分均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今天我们使用的西域特指新疆地区，那么西域文化也就是指新疆的文化。而按当下的东西部区域划分，西部的概念早已超出古人的定义而囊括了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但由于其地理概念的不稳定性与文化区域界定过程中的复杂性及标准的相对性，当下的西部概念也存在着以下几种划分。
（1）“七五”计划提出了三大地区的经济区域发展概念，把中国内地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自治区。东部地区则为沿海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余9个省、自治区则划为中部地区。后来重庆作为直辖市从四川地区划出，也归入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变为1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2）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指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后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采取了许多措施落实这一战略。考虑到内蒙古和广西划入西部地区，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加上重庆已经划为直辖市，因此，在西部大开发的概念中，西部的范围是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而在2001年8月28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所做出的《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西部地区的范围：“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和本实施意见的适用范围，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单列）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7]
（3）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中国地区现代化之路》根据中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地理、气候等因素，根据现代化的进程的差异等情况，把中国分为三大地区，即北方、南方、西部。这里的西部只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西藏、宁夏、青海、甘肃、新疆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8]
由此看来，西部的地域划分目前大体来说有三种说法。一是按西部大开发战略，包括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简单起见，我们称之为大西部。二是按“七五”计划，从大西部中划出内蒙古、广西，称为中西部。三是按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再划出陕西省，称为小西部。以上三种划分依据其不同的层面与立场无疑有其各自的合理性，但从西部电影的发展史来看，小西部和中西部的概念显然极不符合西部电影的历史发展现状，只有大西部的地域概念与西部电影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地域特征还比较接近。但如果我们把西部电影中的西部概念等同于西部大开发中的这个大西部的概念，就很明显地忽视了在山西的西部电影创作，因为西部电影中的好多力作，《老井》《秋菊打官司》《炮打双灯》……以及新生代所创作的《小武》《站台》等影片，都发生在山西或是山西与陕西交界的地方，山西无疑也是具有强烈的西部文化色彩的区域。因此，从西部电影的动态发展观和文化与艺术的双重层面来说，西部电影中的西部应是指大西北、大西南，以及山西地区，具体应包括陕西、山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广西及横跨中西部地带的内蒙古等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这片广大的地区也正好在人文地理学的人文地理区域划分中分属于七大区域，“它们分别是晋陕人文地理区、甘宁人文地理区、巴蜀人文地理区、滇黔桂人文地理区、青藏人文地理区、新疆人文地理区以及内蒙古人文地理区，几乎占了中国人文地理区的半壁河山”。[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