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历程
——经济学在中国之路

现在我可以公开地、自由地与各位朋友分享经济学的快乐了。但大概“七〇后”的人都难以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经历了多么艰难的历程。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把今天说的经济学称为“西方经济学”，这个“西方”是有贬义的，所有带西方的东西，“西方国家”“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等都是腐朽的、没落的，应该被抛弃和批判的。今天，“西方”已没有了这种贬义，所以仍有“西方经济学”的说法，但毫无贬义了。

当年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全面批判、批臭批倒的态度。1949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学经济学的学者，或成右派，或成不戴右派帽子的右派，命好一点儿也改行做其他，教教英语，甚至做行政工作，或批判自己学过的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初，曾提出了解国外思想学术动态，让一些国外回来的学者介绍国外学术动态，但仍以批判为主旋律，不许借批判放资产阶级之毒。北大等高校为高年级开设了“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批判”的课。中宣部还组织编写了一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计划出版五册，“文革”前只出了四册）。今天看来介绍得既不全面，又不系统，但批判火力之猛，如今读来仍有点儿惊人。有些文章的批判当时看来也颇荒唐。例如有一位教授批凯恩斯的时候认为，乘数理论完全错误，因为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为1，即人们把增加的收入全花了，乘数为1减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即为无限。一元支出就可以使经济繁荣岂不荒唐吗？这种归谬法让人哭笑不得，别忘了凯恩斯从来没有说过边际消费倾向为1。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来，越批调子越高，与“左”的思潮同方向，比率更高。直至1978年我报考研究生时，这个专业的名称仍然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当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当代外国哲学”，不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而我们是？不过名称关系不大，招他们也是要拿起笔做刀枪去批判的。

冲破在1978年，当时农业经济学界的一次会议上，有专家小心翼翼地提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农业中的适用性，并用于分析1958年“大跃进”中，农业密植、深耕带来的收成减少。当时这种说法并没有遭到迎头痛击，让大家胆子大了一点儿。我们在学习的三年期间，老师也没教我们如何批判，还是如实地给我们讲授经济学的内容，并指导我们读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尤其是经典著作，这才算进了现代经济学之门。

不过公开场合还是要批判的。我的硕士论文是介绍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的，必须加上批判才能通过。20世纪80年代初，我写《西方经济学导论》，编辑说要出版必须有批判。那时写介绍的文字每天五六千字不困难，难的是每章不足一千字的批判，必须挖空心思，又不能像批判乘数理论那么荒唐，最终我绞尽脑汁才算凑足了。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还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有思想解放的热，也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冷。记得批判高潮时称萨缪尔森为“著名经济学家”都是严重的立场问题。这样说的人还要做出深刻检讨，认识阶级根源呢！好在这股阴风毕竟不是主旋律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还和其他国家部门与高校合作办讲习班，为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组织了“国外经济学讲座”60讲，全以介绍为主，鲜有批判。

以后改革开放的步子越来越大。尽管“老左派”仍不甘心失败，还在掀起一次次恶浪。20世纪90年代他们列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28人名单。由于我一直主张认真学习而不是批判西方经济学，也被列入名单。不过对我的生活、工作毫无影响，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幸入列。1992年我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6年又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看来形势真的变了，我们的学术环境正常了，政治上也更宽容了。这时，西方经济学又列入高校财经专业必修课。“西方”两字已毫无贬义了。

不过对西方经济学态度的根本改变并不意味着它就绝对正确，我们可以完全照搬，按这一套理论来进行市场化改革。西方经济学本身有许多错误，例如自由派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的完全肯定。即使经济学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毕竟我们建立的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何况我们还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我们可以认真学习这种经济学，汲取它其中正确的内容作为我们市场化的借鉴，但不是一切都吸收。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切立足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对西方经济学从彻底批判到学习、分析、有选择地运用，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以这种心态读这本书，你就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