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我是谁?我们是谁?我能成为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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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转变和目标的改变

自从人类能够自我反省以来,他们就开始思考自我的本质。拥有自我意味着什么?拥有自我的目的是什么?对于曾一度怀疑万物存在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儿而言,自我是一个确定的点,他可以从这个点推理出其他一切事物的存在:“我思,故我在。”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将自我描述为“叙事重心”关于叙事重心,可参阅丹尼尔·丹尼特的著作《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叙事重心同样也是理论家的虚构。设置这样一个概念是为了能把构成一个人的那些变幻莫测又纷繁复杂的动作、表达、烦闷、抱怨和诺言等统一起来,让它们变得可以理解。它负责组织在人类层面上给出的各种说明。你的手签订不了一个合同,而你能;你的嘴巴说不出谎言,而你可以;你的脑子记不住巴黎,而你行。你是你鲜活身体“所有履历的所有者”,根据它我们才知道你是你。就像我们所说,你的身体投你所好。我们可以把世界所有其他的地方和树立于地面的方尖塔之间的万有引力简化成两个点之间的作用力,也就是地球的中心点和方尖塔重心间的作用力;同样,我们也可以把两个自我之间的互动,例如握手、对话、涂鸦等简化成买方与卖方,两者只是在完成一笔交易。每个自我都是一个人,有自己的履历、“背景”,还有许多正在做的事。与重心不同的是,自我没有贯穿着时间和空间的轨迹,他一边行进一边收集自己,随时积攒记忆,一路设想着自己的预期和计划。——译者注,令人记忆深刻。换言之,我们便是自己故事的核心。

但最简群体研究表明,人类的自我意识(你的叙事重心)并非一成不变。硬币一抛,人们就在短短几分钟内建立起了全新的身份认同。自我意识在身份的不同方面摇摆不定。这种摇摆对你如何感知、理解世界以及对你所做的选择都会产生影响。

在几小时的时间内,同一个人的身份(即活跃于某一时刻的自我意识)就可能从上班途中在拥堵的交通中奋力穿行的司机转变为代表公司出席电话会议的员工,之后转变为在社交媒体上争论新闻问题的某政党的支持者,接着转变为看电视中比赛转播的体育粉丝,最后在这天晚上又转变为浪漫的伴侣。同一个人可以拥有以上所有这些身份,甚至还会拥有更多。

当你的自我叙事重心发生转变,其中一种身份被激活时,那些能够激励你的目标还有你关心其命运的人们也会转变。更笼统地说,当你的身份从个人扩展到社会或集体层面的自我时,其他人就会被纳入你的自我利益范畴。从而我就变成了我们,我的也变成了我们的。

社会心理学家戴维·德克莱默与马克·范福特进行的实验完美地阐释了这些动机变化。7他们首先根据大学生的“社会价值取向”对其进行分类。社会价值取向反映了你做大多数决定时,分别对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有多大程度的顾及。为了衡量你的社会价值取向,研究人员会让你考虑一下你会如何把不同数额的钱分配给自己和他人。每次实验,你都面临抉择。你会努力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吗?你会尽力去帮助你的同伴吗?还是你会倾向于拉大彼此间的差距?

举个例子,考虑一下你会选择以下哪一个选项。

选项A:你和你的同伴每人得到500分。

选项B:你得到560分,而你的同伴得到300分。

选项C:你得到400分,你的同伴仅得到100分。

你会选择哪一项?

若每次实验,你选择的都是选项A这样的分配方式,那么你具备的是一种合作或亲社会的倾向,因为该选项提供了一种平等的结果分配方式。若你更倾向于选项B,那么你具备的是一种更加个人化的倾向,因为不管别人得到什么,你都在让自己得到的结果最大化。最后,如果你选择了选项C,则表明你具备一种竞争倾向,因为这种分配方式最大程度地凸显了你自己和其他人得到的结果之间的差异。这似乎就是阿迪和鲁迪在“弯脖子城”表现出的倾向,至少在关系到他们彼此的时候是这样的。

在这个案例中,研究人员将个人主义者和竞争主义者归为单一类别,称之为亲个人者,并将其与亲社会者进行比较。在弄清楚受试者的社会价值取向之后,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来控制受试者自我概念中哪一方面在实验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或活跃。实验的实施办法如下:研究人员给受试者随机分配了一项任务,这项任务会凸显每位受试者作为大学生或独立个体的身份。然后,研究人员将测试,在一场经济博弈中,受试者愿意为一个由自己的大学同学组成的群体做出多少贡献。

这些经济博弈的结构如下:选择做对群体最有利的事情需要一定程度的个人牺牲,选择为集体奉献更多,那么自己留下的就会更少。不出所料,被归类为亲社会的人总是相当慷慨。无论他们作为大学生的身份是否发挥主导作用,他们都会为他们所属的群体做出贡献,他们会捐出大部分金钱的概率大约为90%。

具有亲个人社会价值取向的人则截然不同。正如所料,当突出他们的个人身份时,他们并没有亲社会者那么慷慨。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会为群体做出贡献的概率只有约44%。他们的慷慨程度只有亲社会者的一半。

然而,当亲个人者作为大学生的社会身份发挥主导作用时,他们为群体奉献的模式便全然不同了。当他们的身份被暂时定义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亲个人者的慷慨程度几乎翻了一倍,他们会为群体做出贡献的概率约为79%。这种时候,他们表现得与亲社会者几乎没有区别。

这一发现意义深远。亲个人者不太可能会奇迹般地变得不那么自私自利。事实上,他们转变的原因是他们的利己动机从个人自我转变成群体自我。这就是社会身份认同引起的一种错觉。它可以改变人的目标,甚至能够让自私的人以亲社会的方式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