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整体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泽期

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整体困境

从距今三千余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开始，人类各民族相继进入了国家时代。

以国家为单元的人类文明的竞争演进，迄今已经有五千余年的历史。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灾难与收获的交互激荡中拓展伸延，已经由缓慢发展的古典文明社会，进境为发展速度骤然提升的工业文明时代了。但是，文明的进境与发展速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也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古典社会曾经反复论争的种种基本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与科学的创新而消弭。甚或相反，科学的发展，交通的开拓，信息的密集，使人类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生存资源更显贫乏，各种冲突更为剧烈、更为残酷、更为全面。

我们蓦然发现，当下的人类世界，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困境。

这个整体困境就是，人类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与人类文明停滞不前的巨大矛盾。

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科学发现，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我们对宇宙空间的普遍探索，已经拉开了绚烂的序幕；我们对人类生命的微观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对复制生命的探索就会成为现实；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较为普遍的空前改善，世界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与享受方式，已经进展到令任何古典贵族都瞠目结舌的地步；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跨越国家政权的世界组织——联合国，我们几乎已经迈入了建立世界性文明秩序的门槛。这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明发展却停滞不前，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急剧下滑。

腐败与堕落的生活方式，充斥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另一极；巨大的浪费与极度的匮乏并存，形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两极差别；对遍布世界的贫困、饥饿与天灾人祸，发达国家有着普遍性的淡漠，共同救援组织的所谓作为，始终停留在杯水车薪与虚应故事的层面上；人类的文明教育，对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缺失现象无能为力，致使主要以这些地区为社会土壤所滋生的邪教组织以及恐怖主义势力不断蔓延，并与各个国家的分裂势力相融合，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的沙尘暴；作为世界组织的联合国，则日益沦为少数强势国家操纵下的某种机器，其主持正义与伸张公理的能力已经微乎其微；掌握最先进战争手段的强国，依然醉心于价值观的输出，醉心于意识形态的对峙，忙碌于对世界资源的巧取豪夺，忙碌于富裕集团对全球利益无休止的分割；结构与目的同样混乱的各种军事同盟，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出现，都在像堂吉诃德一样地盲目寻求与风车作战；曾经百余年领先世界，并曾以炮舰强权主导世界文明进程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已经在一场首先爆发于其心脏地带的经济大危机中，褪尽了“活力无限”的光环，显示出空前的国家疲惫与制度弊端；对“世界警察”的普遍不满正在不断地弥漫增长，在某些地区已经淤积为深刻的仇恨，并且以丧失理性的恐怖主义方式不断爆发出来。

面对种种灾难与整体性困境，我们的世界陷入了一种万事无解的尴尬局面。

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个时代，解决普遍问题的能力正在急剧衰减。极端化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实际争端无法解决，即对很小面积且有争议的领土与海域资源，大多数相关国家宁可兵戎相见，也不愿意接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开阔思路；另一个是文化争端，强权国家在炮舰时代通过侵略战争方式抢劫了大量世界级文物，无论被抢劫国家如何呼吁，强权者都只是颇有“绅士风度”地耸耸肩了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当下的时代，已经丧失了文明发展的主题与方向，丧失了一个时代应该具有的主流精神。曾经主导世界文明秩序的列强力量，已经无法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更无法以高远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平衡人类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冲突。这种曾经的主导力量，正在各种实际细节争夺与意识形态对峙中持续地沉沦下去。世界秩序失去了曾经的主导精神。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正在迅速地模糊化、逆反化。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整体性困境，面对如此重大的人类文明危机，世界政治家阶层却是空前麻木，既没有自觉感知的理性揭示，也没有奔走呼吁的世界精神与天下意识，更没有高瞻远瞩、联手协力的主动磋商应对战略。频频举行的形形色色的高峰会议、强国集团峰会，除了发明出种种时尚而庸俗的外交秀，在圆桌会议上争吵议论的，几乎都是中世纪地主一样的利益纠葛。整个人类所期待的着眼于解决基本问题的诉求，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视野里，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巨大的整体性困境，使世界文明的发展陷入了极其罕见的沼泽期——

无论是前进或是后退，如果我们盲目作出反应，我们就有可能全面沉陷下去。

结束困境的途径只有一个，要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审视中，寻求我们的思维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