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意园神楼（1939—1949）

一、在创作和评论两路精进

1936 年至 1939 年间，欧洲和中国上空战云密布。1937年7 月，北京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1939 年 3 月，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9 月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38 年夏，在两次战争爆发的间隙，钱锺书夫妇回国，正应着 《围城》开篇时所说的 “兵戈之象”[1]。钱锺书后来回忆说：他们本来在国外还可以延长一年的，但还是决定回来了。要是留在外国就碰上打仗了，晚一年恐怕回不来了。[2]夫妇二人对当时的险恶形势记忆犹新。

钱锺书没有在巴黎大学继续学业和考学位，是应母校清华大学的聘请回校任教授的。按照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的人只能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教授。清华大学直接聘任钱锺书为教授，是破格之举。[3]但是由于战争形势，钱锺书没有能直接回到清华大学，因为母校已经搬迁。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这三所北方的著名大学被迫南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2月，因时局紧张，又迁往大后方云南昆明。1938年5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简称 “西南联大”，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

1938年10月，钱锺书在香港上岸，直接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杨绛则携女儿乘原船回上海省视父亲。其时杨绛在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洗劫一空，母亲在一年前去世，父亲避难上海。钱锺书在无锡的家人，也在战争中避乱到了上海。

1938年至1949年是中华民族的困难时期，也是钱锺书一生最初的困难时期。钱锺书在求学时代，一直处于相对优越的环境中，而现在已不得不直接面对外界的压力了。但是，就在这一时期，钱锺书完成了他最初的主要著作。来自民族和个人的种种困难刺激了他，他的著作也可以看成对困难的反应。钱锺书本人反复提到了这里的联系：

《谈艺录》序一：

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著处，赁屋以居。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少陵所谓：“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每为感怆。

《谈艺录》序二：

《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

《围城》序：

两年内忧生伤世，屡想中止。

《人·兽·鬼》序：

假如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

《人·兽·鬼》序二：

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

这就是钱锺书所身处的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钱锺书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写出了他初期的主要著作 《围城》和 《谈艺录》。不仅 《围城》和 《谈艺录》对应着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钱锺书以后的其他主要著作也都对应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宋诗选注》的时代背景是1957 年的反右运动，《管锥编》（以及 《感觉、观念、思想》？）的时代背景是十年 “文化大革命”。

虽然钱锺书所从事的研究和创作并不直接关涉和反映时代，虽然作者自称 “retired 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4]，时代背景还是投射到这些著作中，并且从这些著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来。读钱锺书著作，如果没有感受到书中的时代背景，而仅仅停留在辞句的欣赏和资料的利用上，不能得其大体。但是读钱锺书著作，仅仅领会时代背景还不够，真正的深入在于感受其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这里有着真正的精华。[5]

在钱锺书著作中比较体现时代精神的，应该是晚年集大成著作 《管锥编》，但 《谈艺录》和 《围城》也有其重要作用。在当时的不利的战争环境下，《谈艺录》重视东西方之间的物质交流以外的文化交流，《围城》以外来的手法和作风写中国的 “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已经表现了钱锺书一生重要的写作趋向。作者在沦陷区坚持独立治学和创作，坚持不屈服的民族气节，如果没有感受到比时代背景更深的时代精神，就失去了内在的依托。这种时代精神，钱锺书从他所沉浸的东西方典籍中，从智慧观照中，一定是深切感受到的，否则他怎么可能淡泊自甘，在当时以及后来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坚持走一条理解者相对不多的道路？时代精神指引着他，他在创作和评论两路精进，终于积渐而达大成之象。

钱锺书归国后，最初在内地，其中1938—1939 年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1939—1941 年在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此后回上海长住，其中1941—1945年在沦陷区的上海，而1946—1949年已然光复。总体形象是飘荡不定，《围城》和 《谈艺录》就是在这样不安定的环境下写成的。

钱锺书归国后首先奔赴西南联大。促成钱锺书来联大任教的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冯友兰来函说，聘钱锺书任教授是破例的事。[6]叶公超则特地请求钱基博同意，让钱锺书来联大任教。[7]当时的昆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研究院、西南联大等单位已先后迁来，作家、学人云集，其时西南联大的著名学者有冯友兰、朱自清、汤用彤、陈寅恪、陈梦家、赵萝蕤、钱穆等，此外又有吴宓、叶公超、王竹溪、华罗庚、陈省身等。[8]而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吕叔湘、施蛰存等，和钱锺书同住一个院落，课余常见钱锺书勤奋读书。[9]吴晗在1937年也一度居住于此，但钱锺书来时已经搬出。[10]人才之盛，可见一斑。

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担任了三门课：“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和 “大一英文”，前两门是高年级的选修课，后一门是一年级学生不分院系的公共必修课。上过钱锺书课的学生有许国璋、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查良铮 （穆旦），又有杨振宁、许渊冲等人。[11]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一代之选。许国璋回忆钱锺书当时上课的情形说：

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语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12]

可见钱锺书讲课深受学生欢迎的情景。陈寅恪、吴宓后来见到了他讲课时学生整理的听课笔记，也极为赞赏，以为 “人才难得”。[13]

在昆明时期，钱锺书开始写作随笔散文，这是他牛津随笔写作的继续，前后风格有一致之处。这批钱锺书回国后最初的写作，后来汇集成了 《写在人生边上》，当时有数篇曾以 《冷屋随笔》为题发表。“冷屋”指昆明文化巷11号作者的书房，“冷”疑有 “冷眼旁观”的意义，“写在人生边上”和 “冷眼旁观”，彼此呼应。

钱锺书的这些随笔，在当时影响很大。例如1939 年4 月出版的 《今日评论》一卷十四期刊登了 《一个偏见》，文章第一句“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联大同学读了，无不拍手称妙。后来 《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 《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文章写道：“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也是受到传诵的名句。[14]钱锺书归国后写作的这些英国风格的散文，以深沉的智慧观照一切事物，极富哲理意味，传诵一时。

1938年夏至1939年夏，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教了一年书。他的教学极为成功，但也有人事上的纠葛，据说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忌和排挤。才华横溢在学生时代是容易受到赏识的，但在进入社会后，就不那么容易得到理解和支持了。钱锺书在学术上任意臧否人物的狂态，或许得罪了一些人。1939 年暑假，他从昆明回上海探亲。其时，父亲钱基博已经就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钱锺书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 （茂如）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这样他就不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15]

“国师”的班底来自原上海光华大学，院长是著名教育家廖世承，他聘请了沪、湘、渝部分一流学者，除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外，还有孟宪承、高觉敷、钟泰 （以上沪）、马宗霍、李达、刘佛年、李剑农、骆宏凯、汪德耀、储安平 （以上渝）……人才极一时之盛。钱锺书从上海到湘西路途上所作诗篇，编成了《中书君近诗》，接续他在光华时期的 《中书君诗》。比起 《中书君诗》，《中书君近诗》更为沉稳。蓝田镇位于湘黔铁路线上，旧属安化县 （今属涟源市），“国师”的校址设在蓝田李园，为辛亥革命时光复上海的李燮和将军府第。庭宅依阜而建，远山环抱，风景幽静而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分任国文系、英文系的系主任，一时传为美谈。[16]

钱锺书在 “国师”时，勤读常至夜深，以至次日起迟，有时匆忙着衣就去上课。他阅读速度很快，所读的外文书，英文系同学见其频频更新；而且他记忆力惊人，皆掌握了那些书的内容。[17]在蓝田时期，钱锺书开始写作 《谈艺录》，而 《围城》的构思酝酿，也是在这一时期。友人回忆道：“锺书君 《围城》一书虽成于沪，而构思布局实在湘西群山中。四十年前坐地炉旁，听君话书中故事，犹历历在目。”[18]

1940年暑假，钱锺书回上海探亲。因道路不通，半途折回。1941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油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也许是陈寅恪和吴宓的促成，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到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但钱锺书已不愿返回了。其时正值珍珠港事变，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他就沦陷于上海出不去了。

这一时期，钱锺书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这一教课工作是杨绛父亲让给他的。[19]当时同在此校任教的有陈麟瑞，而学生中有杨绛的妹妹杨必，她是杨家除杨绛之外的另一位才女，当时大约二十岁。钱锺书夫妇对杨必学业的进修起过相当的作用，而杨必对钱锺书这位才华卓绝的姐夫也是衷心敬佩。1949年以后，杨必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她在钱锺书的建议下翻译了萨克雷的名著 《名利场》。杨必身体比较薄弱，后来终身未婚，死于“文化大革命”中。[20]钱锺书除在学校任课外，还为不少人家的子女补习，以维持开支。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的秦家懿女士等。

钱锺书夫妇俩就这样在上海艰苦度日，大半时间在闭门著书，钱锺书的 《谈艺录》《围城》以及短篇小说，杨绛的剧本就是这样写成的。对这一时期的心境，杨绛有所回忆：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真不知 “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21]

傅雷是著名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以翻译法国文学知名，他当年也在法国巴黎大学听过课。傅雷当时的寓所在今上海重庆南路的巴黎新邨，钱锺书在上海的住所起初在辣菲德路 （今复兴中路565弄），以后又搬迁至蒲石路 （今长乐路），均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附近，所以杨绛说 “住得很近”。[22]在傅雷家经常聚会的朋友还有楼适夷、柯灵、陈西禾等。如果以钱锺书当时的写作为喻，杨绛所说的 “沉闷苦恼”相当于 “围城”之象，“熬过黎明前的黑暗，想看到云开日出”就是 《谈艺录》自序所称的 “清河可俟”，“以待贞元”。

当时环境很复杂，钱锺书名气又大，颇有人存拖他下水的意图，但是都被他严辞拒绝了。1943 年，他在赠友人的一首五言古诗中写道：“乱世夙难处，儒冠更坎坷，秕糠六籍人，身不禁扬簸。……俨然意如山，道义克负荷。”[23]前句写处世之难和堕落之易，后句写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民族气节的问题上，决无可以含糊的余地，这也是钱锺书等一批知识分子的风骨所在。而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钱锺书始终保持着乐观态度和积极精神。夏志清回忆当时的情景：

有一次，想是在 1944 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那晚同不少文化人相聚一堂。……钱锺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则好像是苏东坡 “赤壁怀古”的周公瑾，的确是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那晚我和他前后谈了两三次。后来讲起荷马，钱问我喜欢哪一部史诗。我一向爱 “伊利奥德”，觉得 “奥德赛”远比不上他，就照实说了。不料钱听了大为满意，说偏爱 “伊利奥德”的人，他的趣味是古典型的，偏爱 “奥德赛”的人，他的趣味是浪漫型的。后来讲起什么人的恋爱问题，钱兴发，站起来引了几句 “罗米欧与朱丽叶”。[24]

这就是永不改变的钱锺书，在任何环境下都保存其难以磨灭的习性。郑朝宗称许他有着中国知识分子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

其时，杨绛初试笔写成了四幕喜剧 《称心如意》（世界书局，1944年）和五幕喜剧 《弄真成假》（世界书局，1945 年），上演后颇受欢迎，以后又写了四幕悲剧 《风絮》（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钱锺书则出版了散文随笔集 《写在人生边上》（开明书店，1941年），初试笔写作了短篇小说 《灵感》（1945年）、《猫》（1946 年），以后又写成了他一生的名作 《围城》。此书1946—1947年间连载于 《文艺复兴》月刊，1947年5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收入赵家璧主编的 《晨光文学丛书》。这套丛书中巴金的 《寒夜》、老舍的 《四世同堂》都被认为是传世之作，而钱锺书的 《围城》更是精金美质，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锺书首先出版的是短篇小说集 《人兽鬼》（开明书店，1946年6月），并且重版了散文随笔集 《写在人生边上》（开明书店，1946年10月）。这两部集子是钱锺书最早的成集作品。《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锺书在昆明时期写的散文，有几篇是发表过的，以后钱锺书在蓝田时期，由杨绛在上海收拾、挑选，把它们编定成集。而此书的出版，已经是钱锺书沦陷于上海的时期了。《人兽鬼》的开始写作，大致在沦陷上海初期，具体可能在写作 《围城》之前，郑朝宗所谓 “先写短篇，后写长篇”[25]，大体近之。从写作的内容、风格来看，虽然 《围城》《谈艺录》更为成熟，这两部集子也各有独特的成就，足以成为 《围城》《谈艺录》的前茅。

《写在人生边上》和 《人兽鬼》这两部集子之间，有一种配合和呼应：除了在体裁上是散文和小说的配合外，在书名及其首篇的选择上也有呼应，两书以 《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和 《上帝的梦》配合开场，体现了一种戏剧性的整饬，极其有力。

《写在人生边上》把篇数取定为十 （结构以二、三、三、二分析），诸篇连缀而曲成，应当有其编排上的考虑。全书以 “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不慌不忙的浏览”解释 “写在人生边上”，仅为文学家的思想，如以 《易》“出入无疾”解之，则更为佳妙。《人兽鬼》的四篇小说，题材包括了人、兽、鬼、神四种形象。形象虽然变幻莫测，归根结底却在写人，目的在于揭示“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26]。就小说艺术论，集子中的小说以《猫》和 《纪念》成就较高。《猫》是具体而微的 《围城》，《纪念》则是 “五四”以后最优秀的短篇之一。四篇小说的笔法一篇比一篇精密，后来居上，引发了 《围城》。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锺书一面在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任教，一面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 《书林季刊》的主编，行踪不定。钱锺书在暨南大学开设的课程有 “欧美名著选读”和 “文学批评”，前者每周三课时，后者每周二课时。“选读”的内容有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等。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大杰对学生介绍说：“我给你们请到了这样一位先生，你们真幸运。”钱锺书对外国文学和外国语的高深造诣令学生倾倒。[27]

钱锺书其时还发表了一些其他论文，如 《中国诗与中国画》（《国师季刊》6期，1940 年；《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年），又如 《谈中国诗》（《大公报》，1945 年12 月10 日、14日）以及 《说 “回家”》（《观察》二卷一期，1947年3月1日），体现了钱锺书的一些论学思路。在当时的文艺批评界，钱锺书的论文日渐受到重视，被视为新文学批评的几个方面之一。批评家唐湜作出这样的概括：

我那时觉得中国的新文学批评到那时为止有三个可以相互充实的方向，刘西渭先生和梁宗岱先生的亲切而又精当的风格恰如春风化人，胡风先生和吕荧先生深沉而又坚定的思想力量，可比喻雄鹰的搏斗，而钱锺书先生和袁可嘉先生的细密而又确实的逻辑分析，是数学家那样的坚实堡垒。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上可骄傲的存在，各有独特的光辉。但他们为什么都不可能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呢？我那时企慕着刘西渭先生的翩然风度，胡风先生的沉雄气魄和钱锺书先生的修养，但我更企望他们之间有一次浑然的合流。[28]

把钱锺书纳入主流批评中一家的观察方式，尽管没有了解钱锺书的真正价值及其志向，也没有估计到钱锺书可能有的长足发展，但是作者确实注意到了钱锺书的部分价值和部分特色，表示了他作为批评家的敏锐观察力。而和钱锺书更接近的储安平对他则有更大的推崇：

钱锺书先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今天中国最出色的一个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允为同侪推重。他的文章另有文采，独具一格。[29]

比起前面比较客观的批评，此处可谓主观的批评，后者显然热情多了。

1948年，钱锺书经营十年的文学评论集 《谈艺录》由开明书店列入 《开明文史丛刊》出版，1949 年再版。此书贯通中外古今，有其独见，可与 《围城》并列为双璧，为钱锺书早期学术思想的一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