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

战国秦汉是中国古代王朝体系的形成期，也是王朝统治合法性理论的奠基期。尧、舜禅让和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等传说、记载，即在此期逐渐排除了杂音异说而趋于一致。(1)当时归纳王朝合法更替的基本模式有二，即要么如尧、舜禅让，要么如汤、武革命。而围绕两者利害和价值高低的讨论，则开启了这两种模式不断蜕变、合流的趋势。到汉代以来，“革命”的抗暴举义内涵愈遭忌惮而被不断抽弃淡化，“禅让”渐被视为政权得以和平过渡的最佳方式。至魏、晋取仿、发展王莽所为，相继以禅让完成易代而仍称革命，遂使“禅让革命”作为一种新的易代模式确定了下来。

像这样，在革命备受质疑之时标榜革命，在王莽禅代身败名裂后再行禅让，其事本堪深思；把革命和禅让的内涵嫁接为一，更意味着对以往相关争论和思考的扬弃，标志了王朝统治合法性理论的发展。这都表明其为当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头等问题，却未受到近现代学界的应有关注，论者或循石勒鄙之为“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2)，或如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一九回讥其为“再受禅依样画葫芦”，要仍归此入权谋厚黑之术而厌弃不顾(3)。究其所以，盖因近代以来王朝失败、覆灭又阴魂不散，人们亟欲将其一切抛进“历史垃圾堆”之故。但否定历史并不等于历史的否定，对魏晋以来“禅让革命”模式的形成和演化，还是要放入当时的场景加以考察，才能揭示其历史内涵和相应的思想进程，理解古人在王朝存在、更替合法性前提下的思考，也才能准确认识由此形成的传统及其深远影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