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马熙乐（Shelagh Vainker）

2013年9月，即将迎来97岁寿诞的苏立文溘然长逝，《中国艺术史》第六版的修订工作几近告成。这些工作，连同若干内容增补、插图的新增或者替换，以及经过修订的参考文献都呈现在本书之中。苏立文饱含热忱地为之奋斗，这既是他的活力和投入，又是他对终生事业——中国艺术矢志不渝的明证。数年前，他的志业已经成为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主题，那次展览不仅有图录流传于世，还有一卷论文集向他致敬。为了推广著作的新译本，苏立文足迹遍及上海、台北和香港。在他逝后，这些讲座、访谈、展览和图书，都被援引，以示缅怀和景仰。特别是在中国，苏立文被尊为学者和朋友。他在艺术圈中极具人气，历经内战、革命、经济转型数十载，始终不辍。对苏立文作品的推崇集中在他对现代中国艺术领域的贡献上。他于1959年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艺术》（Chinese Art in Twentieth Century）率先关注这个主题，他的20世纪绘画收藏是东亚之外最显赫的私人收藏。

初次面世于1961年的《中国艺术史》展现了苏立文在中国文明的历史概览上鞭辟入里的理解。这毕竟是贯穿他在新加坡、伦敦和斯坦福大学的执教生涯里的主要内容。1939—1946年，当他首度常驻中国时，苏立文就结识艺术家，参加一座9世纪王陵的发掘，并在考古博物馆中工作。初次出版以来，《中国艺术史》一直是大学课程教材，对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言，也是值得信赖的中国艺术和文明入门之书。由于持续不懈地借鉴新发现和新理论加以完善，以及作者在研究取向上的一以贯之，本书远胜于其他概论。

只有保持敏锐和自信，才能确保作品内涵丰富、字句精准和朗朗上口。本书进一步强调了书法的地位，也增加了女性艺术家和女性知识分子在近代早期的贡献。最后，末章对现代艺术的观察延及当下。

本书和此前数版一脉相承：言简意赅，大部分内容来自作者对中国的山水、人物、建筑和艺术作品的直接经验。这并不是说，苏立文没有意识到艺术史领域已经从鉴定学过渡到经济或者社会史，毫无疑问，他对这一转变了如指掌。然而，他相信，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一手材料。这个观点，在他对待20世纪和21世纪绘画艺术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诚如谢柏轲（Jerome Silbergeld）在苏立文早年对现代绘画研究上所言：

如同摄影术出现之前的中国收藏家，他们只写亲眼所见，也只见自己或者朋友或绘或藏的一样，苏立文只写亲身结识的数位画家。和中国过去的作者一样，这将令艺术史和艺术评论之别随风而逝，了无痕迹。[1]

毕竟，苏立文是开创性学者，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考古工作也是西方在亚洲的考古学活动的先声。这并不是说，他的文字仅是一家之言——对于资深学者而言也许并不为过——而是说作者与材料的私人纽带有助于学生和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主题，即使博闻强记也远不能与之相比拟。2005年，在一次未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艺术研究的发展及自身定位的访谈中，苏立文谈及这些问题。那些优雅而迷人的片段点缀了他的学术生涯，透露出在写作如此精深研究、与时俱进的关键文献背后的深思熟虑。

2017年于牛津

[1]　Jerome Silbergeld, “Michael Sullivan and His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 Journal of Art Historiography 10（June 2014）。该文的另一个版本发表于2016年10月29日，英国牛津举办的纪念苏立文百岁诞辰的会议“Chinese Painting since 1900: Scholarship, Exhibitions, and Collection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