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艺术风格的衍化

商代覆亡之后，可能因为西周统治者沿用商代作坊和工匠，豫北青铜铸造技术原封不动地延续了一段时间，随着周人确立自身的宫廷风格而迅速彻底转变。到公元前8—前7世纪，西周君主由征伐戎狄获得异域的理念和技术，诸侯国的崛起，孜孜以求发展自身的艺术风格，都进一步推动了铜器的风格变迁。自北方引进的最令人惊异的新特征是细密的交互缠绕的动物形态风格。这种手法最早出现在河南新郑和上村岭的公元前7世纪墓葬的青铜器上。新郑出土的一件铜壶（图3.4）年代推定在公元前600年，以两只老虎为底座，另外两只带有巨角、身体蜷曲的老虎在壶两旁，构成把手，更小的老虎在它们足前嬉戏。铜器表面满饰扁平、绳索状交织龙纹，口沿外缘环绕一圈宛如火焰的叶状饰。

铜器风格的其他变化也显著可见。[5]丑陋的附加部分被清除，铜器表面被抹平而形成一种流畅而庄严的轮廓，纹饰类型得以明确界定，铜器表面挖槽镶嵌金银的做法越来越流行（图3.5）。通过对鼎的强调和将饕餮面具直接附加在器物表面用作扑首，古风露出复兴的迹象。

周代中期粗野的活力渐成颓势，一直延续到新郑晚期铜器以及金村和侯马（公元前584—前450年的晋国都城）代表的新风格中。比如，典型的三足大鼎（以李峪出土的铜鼎为典型）就装饰了被绳索状纹饰分割开的条带状相互缠绕的龙纹（图3.6）。当时也出现了模仿其他材质（比如具有动物皮革质感的水囊）的器物，图3.7的乐钟舞部就密布了被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称为“繁缛的钩形纹”的地纹，成一时之潮流。图3.8所示的极其精美的青铜扁壶上，由方块、三角和条带纹饰构成的错银对称纹饰可能受到漆画影响，赋予器物一种特别的生动、优雅之感。扁壶是金村晚期最精致的镶嵌工艺铜器的典范。其简单器型常常让人联想到陶器：如果除去扑首和环耳，整个器物表面是扁平的，给镶嵌装饰留下充分施展的空间，镶嵌纹样时而为几何形状，时而沿着器物轮廓形成巨大弧线。尽管错金技术早已见于安阳，但直到战国时期，黄金工艺才得以独立。无论在形式、纹饰还是在工艺上，洛阳地区最精致的战国时代镶嵌铜器的精美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随着旧有统治阶层的衰落，以及富裕但缺乏传统礼仪教育的中上层阶级的出现，金属工艺开始从社会公器转移到家族私器。一个富有的人可能将错金银铜器作为女儿嫁妆的一部分，而将镶嵌黄金、白银或孔雀石的青铜饰件用于家具及车马上，当他死后，会随身携带这些东西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有人批评他奢侈，他很有可能会引用《管子》里的一段话为自己辩护：“长丧以毁其时，重送葬以起身财，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6]

孔子和同时代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一样，也认识到音乐作为社会道德力量的价值。在诸侯的宫殿上，伴随祭祀的庄重的舞蹈，可以作为“正思维，起和睦”的辅助手段。因此，东周时代最精致的铜器是多达16枚成堵的编钟，就一点也不足为奇。商代就已经行用的长柄铜铙是开口朝上置于木架上使用的，它在周代得到充分发展，开口朝下按一定的角度悬挂于木架上时便成了钟。类似的乐钟类型有商代就已经出现的镈（图3.9），到两周时期达到至臻境地，镈上突出的枚变成旋纹状堆积，乐钟双面中央用来分隔的空间里可能出现错金铭文。

中国古代乐钟截面呈椭圆形，因此敲击边缘的不同位置，会发出不同音高的声音，这是其独有特征。截至目前，最完整的乐器见于曾侯乙墓的乐室之中，包括65件乐钟（其中一件年代为公元前433年）、32件石磬、瑟、笛、鼓以及21个乐人的遗骸（图3.10）。[7]显然，这个时期的音乐不再是纯粹的礼仪行为，而成为诸侯宫中主要的娱乐形式之一（图3.11）。

中原的贵族在舒适而安全的豪宅中沉迷于音乐、舞蹈和其他欢娱的时候，生活在不那么安逸的地方的人们正在和时常骚扰中原北部边境的野蛮部落进行殊死战斗。那些使用复合强弓的骑马民族战力远胜于中原军队，导致中原军队最终放弃了战车，而效法北方民族的战术和兵器。

游牧人对中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战争。他们的艺术形式虽然稀少，但充满活力。数世纪以来，他们和更偏西的中亚草原地带的邻居们用动物刻纹装饰刀、匕首和马具，这些动物刻纹起初出现在木头上，后来可能由于奴隶和战俘带来新技术而用青铜铸制。这种被称为“动物风格”的时尚与中国铜器抽象但曼妙的风格截然不同。[8]有时这种纹饰具象写实，但更多的时候粗糙而程式化，全然不见中原艺术中线条的优雅。鄂尔多斯草原及更西、更北的荒漠中的游牧人充满原始活力，青睐麋鹿、驯鹿、牛和马等母题（图3.12）；他们也喜欢描绘虎或鹰捕食动物的场景，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惯常见到的，描绘这些场景可能会给他们的狩猎生活带来好运。正如我们注意到的，动物风格早已出现在安阳的铜刀上。在东周和汉代，随着猃狁、匈奴和其他北方部落对中原的影响达到顶峰，动物形纹饰的影响也能在某些镶嵌工艺的铜器上体现出来。在那些铜器上，尽管器物本身和几何形纹样属于地道的中国风格，斗兽场景往往是按照一种有棱有角、粗糙的非中原方式表现的（图3.13）。

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设计都可见于青铜带钩。众多带钩采用纯粹汉式形式，金村和寿州则展现出极尽妍美的镶嵌工艺。《招魂》描述了宫廷乐伎佩戴带钩的情形：“二八齐容，起郑舞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9]

图3.14所示的精美带钩为青铜镀金，镶嵌龙形玉器及多彩玻璃珠。某些草原地带动物或斗兽场景带钩属于纯粹的鄂尔多斯式。但也不乏混合风格的作品：最近在辉县发现的带钩上就装饰了三件玉璜和两条相互交织的错金银龙。龙是汉式的，那些牌饰却来自北方草原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