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递增: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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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大约两年前,我写了一部书稿,《收益递增经济学》,但我自己也认为那部书稿相当晦涩,所以,我至今还未决定出版它。虽然,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EMBA课程已多次讲授了那部书稿里的内容。晦涩,故每次我讲这部分内容时都会尝试新的思路。这种持续不断的尝试,在我为EMBA的2020级学员讲授这一课程时,终于获得某种成功,以至于2021年春季学期结束后,我收到EMBA管理者的特别祝贺,因为“课评”超出预期。于是,我试着将这次授课的笔记改写为EMBA讲义。这本讲义的核心议题仍是“收益递增经济学”,但显然比两年前那部书稿更容易读懂。而且,这本讲义与我写的另一本EMBA讲义,《情理与正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构成EMBA课程讲义的“姊妹篇”——它们之间强烈互补,应同时阅读。

理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三重转型期,如我30年以来多次撰文论证的那样,是探讨任何“中国问题”的必要开端。以经济学为例,当我们试图运用任何“边际分析”于现实问题时,都应反思这一方法的基本假设是否仍成立。因为,仅当竞争充分激烈时,人们的理性行为才可接近“边际分析”的要求。在这一视角下,我常怀疑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定价原理是否适合于中国那些竞争很不充分或行为很缺乏理性的经济活动。基于类似的理由,我常怀疑最近20年绝大多数发表于许多经济学期刊的文章是否值得阅读。

有鉴于此,我为EMBA学员讲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时,务求反思每一命题的基本假设是否成立。这是一种基于常识的反思,因为没有足可信任的其他命题。甚至“常识”,在三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成为一个必须不断反思的观念。不论如何,我在“心智地图”每一讲开端提供的核心定义,都写明是“基于常识的定义”。既然是“常识”,就要求师生参与讨论,以求符合自己的切身经验。我要求班主任至少提前三个月建立一个课程讨论微信群,包括全体选课学员、我的三位义务助教(连莲、李文生、黄霁)、我本人、班主任李然和EMBA项目的教务老师杨昕。也是基于常识,我希望限制选课不超过45人,于是课程讨论群里有大约50人,根据我的经验,这也许是有情感投入的对话的微信群规模的上限——“顿巴数”(Dunbar's number)50。

在多次浏览各种可供选择的“教材”之后,我放弃了最新出版的曼昆《经济学原理》,7月9日,也就是正式上课之前一天,我建议同学们阅读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译本的目录及第1章关于“物品之为经济物品的四项前提条件”。我选择这本书为“建议教材”,是试图从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引出斯密的劳动分工原理,以及杨格1928年的名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因为,杨格和他的弟子奈特,都发表过关于门格尔的弟子庞巴沃克的“迂回生产方式”的批评文章。根据杨格和奈特的批评,资本问题的实质并非迂回生产方式及与迂回程度相关的利率,而是应当返回斯密的命题——“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制约”。至少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足够大的市场需求,也就谈不上更迂回的生产方式。

这样,在正式讲课之前,同学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听课动机:理解中国经济“奇迹”,首先要理解收益递增经济学——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学原理。理解企业内部(基于合作秩序)的收益递增现象,首先要理解合作的动力学——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原理。

最后,与以往一样,我由衷感谢文景出版公司我的老友姚映然和李頔。

2021年8月26日初稿

9月26日修订稿,11月15日定稿

Park Lane at Ala Moana Center ——夏威夷语“Ala Moana”,意思是“通往大海”。所以,著名的“阿拉莫阿那中心”可译为“临海商城”。Park Lane,我音译为“帕克兰”。我的夏威夷笔记,总是以“檀香山帕克兰寓所”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