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基隆港的码头边上
清水嫂
2009年冬，小雨。不到凌晨三点，夜仍深黑，我与码头工人阿顺刚离开西十八码头，正坐在港口西岸第二十六号码头外的临路转角处，那路旁街灯底下有两家相邻、各自紧凑张罗着汤水的小食摊。
我们正等着刚点好的鱼汤和黄干面。摊子一旁的空地上停了几辆摩托车，三四位头戴工程帽、身穿黄色反光条背心的男人，各自坐在塑料椅上安静等候。两个摊位中间以透明塑料布区隔开来，两对年纪相仿的中年男女小贩，卖着相似的早点：面条、小菜及鲜鱼汤。其中一家摊子里的女人正打开瓦斯加热汤水，并从台车(1)底下拿出各式调味罐摆到台桌上，男人则利落地在台车旁架开桌椅，撑起大伞和雨棚。另一家似乎更早开卖，摊子都已设置妥当，年近半百的女人正就着冒烟的汤水下面，一旁紧挨着台车、穿着雨鞋的男人正准备找零钱给客人。
据阿顺和其他码头上的朋友说，两家小食摊原本都是从早上6点左右开卖。几年前开始，其中一家突然在某个清晨，提前在天色未亮时即摆好摊位，之后，两家开张的时间就竞相愈来愈早，而20元(2)干面的分量也愈给愈多。几个月前，两位男性小贩在面摊旁的马路边打了一架，两个摊位之间隔着的透明塑料布，差不多就是从那时开始挂上的。
在这两家摊子的斜后方缓坡上，有一排排正对西岸码头的百户低矮屋舍，其中一间紧挨着主要通道的水泥平房，屋内此时已点亮了灯。靠街道的那扇小窗，正传出收音机里女性播音员与打电话进电台的男性听众对唱一首老歌的声音。那是西二十六号码头外另一位小贩清水嫂和她70多岁的丈夫林清水住的地方，也是我跑田野期间的家。
这个时间，林清水还睡着，距离他醒来尚有六七个小时。从屋里传出来的，是清水嫂边揉面粉边听着广播，偶尔也跟着一起哼唱的声音。清水嫂正低头擀着三个多小时之后要开卖的烧卖面皮，屋后的厨房流理台上放着稍早已经煮好的烧卖内馅、已泡好等会儿要磨成豆浆的一大锅豆子，以及正在熬煮的大骨碎肉汤。
除了清水嫂，西二十六号码头外的其中一家食摊小贩也住在这个区域。这块区域的土地为当时基隆港务局所有，住民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也不能私自改建屋舍，因此，大多是低矮老旧的建筑。在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之间，这里大部分人家都从事与港口相关的工作。临着主要通道的一排家户，各自在住屋对面、隔着不到两米宽的巷道，加盖一间间不到两坪(3)的细窄铁皮屋，出租给当时不断从外地城镇迁到码头的男性工人。当时，这条两百米长的住屋群，住满了当地人与外地劳工，另有好几家杂货店错落其间，供应着各色生活用品。
只不过从1990年代末开始，许多居民陆续迁离基隆，这片位于西岸的住宅群尤为明显。大多数房子都空着，甚至已逐渐腐朽，年轻一代大都移往台北工作生活，仅剩下稀稀落落几十户、多半只住着老人的家户。因此，即使十年前港务局开放土地所有权买卖，也仅有几户人家进行翻修整建，大部分屋舍仍保持原来的低矮样貌。那排加盖的铁皮屋几乎呈现废置状态或遭到拆除，有几户改用来当停车位或仓库。当时的杂货店仅剩三家还开着门，铺里不总是亮灯，就着日头天光，可看见木架上零零落落陈列着简单的日用品、零食、酒及各式提神饮料。七八十岁的铺子老主人偶尔会背着双手站在店门口，往那小坡巷道前后和几米外的码头岸上，徐徐地瞧看着什么。
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除了杂货铺子，这里的家户都是门窗紧闭，邻里之间的往来并不多。有一座庙宇坐落在它们当中，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当地不到十位的年长妇人会在此齐聚诵经。这几年，清水嫂也开始跟着邻居几位老妇人参加庙里初一、十五的诵经。每天凌晨独自在老房子揉面皮时，她还会将佛号唱进普通话或闽南语老歌的曲调里。
早期为了生意上的便利，原本只会说客家话的清水嫂开始学说普通话和闽南语，不到几年的时间，她已能极流利地使用各种俚语。现在，更因为邻居和卖早点所接触的客人都说闽南语，这个曾经的第二语言早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主要语言，而母语客家话反倒因为能与家人说的机会不多，不再经常开口说了。
林清水夫妇育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因为嫁给码头工人还留在基隆，小女儿和两个儿子与当地其他年轻人一样，各自因不同理由相继离开基隆。小女儿三年多前大学毕业，便直接留在台北工作，虽然离基隆不到一小时的车程，但不上班的时间几乎都在补习班和出租屋里准备考试，连着两年都在春节前后才回来。长子结婚后，因外地嫁来的媳妇始终不耐基隆长年下雨所带来的湿气，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全家便一起搬回中部老家。次子原本顶替了林清水在码头上的缺，但1999年码头民营化后不久，装卸公司之间长期削价竞争，愈降愈低的装卸费已无法负担一个家庭。在次子考上邮差一职后，夫妻俩开始敢于盼望下一代能在台北受教育；西岸港边的小学教室里，学生已愈来愈少，不只在学期末，学期中也有学生转出学籍。2007年孩子放暑假时，次子一家三口搬离了基隆。
林清水在码头民营化时所领的退休金，加上清水嫂几十年来的摊子收入，全数用来向港务局买下土地所有权，再重新整建那栋透天厝，那里现在只有清水夫妇两个人住。几步之遥的那间未改建平房，则是清水嫂用来堆放早餐车的所有材料，以及准备做早点的地方。偶尔，她会在前晚没睡好时，偷空在屋后的木板床上小睡一会儿。
清水嫂是西二十六号码头外那四家摊子中资历最深的小贩。1960年代末，林清水因为工作调派由中部来到基隆，来年，清水嫂再带着孩子搬来与丈夫同住。一年多后，听说码头收入更丰厚，林清水便辞掉原本的公职工作进入码头。然而，进码头后才知道他补的是临时缺而非正职缺，临时工人的收入不太能支应全家六个人的开销。清水嫂回了趟公婆家寻求帮助，但几经辗转车程回到老家却只是接收到冷言热语，她便断了向夫家求援的念头，开始与许多其他外地来的码头工人妻子一样，凭着自己长年张罗家里餐桌、喂养老小的本事，离开家里的客厅和厨房，在码头周边摆上各式小食摊贴补家用。
1972年的时候，听人家说码头有多好赚，大家跟我们讲说，码头赚巧有，又有外路仔(4)可以拿，我先生就一头热地辞掉工作去考码头。那时候我先生在码头不是很好，工作很累，下班以后都累得没什么气力。那时候都让新人做最辛苦的，薪水又不多，工作二三个月才5000块，根本不够用。
他就钱都全部交给你，够不够用他不管，不够用你自己想办法。我先生老家还有田，收成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拿着布袋要回去拿那个米，那时候我还没有卖烧卖，结果我先生的兄弟说，没有你的分啦。我很气，眼泪吞在肚子里，我赶快回来，我想自己回来赚好了。我会做生意就是这样来的，不想要跟他们争啦，争也没有用。1974年，我开始卖早餐，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出去做，不然怎么办。
以前刚开始卖的时候，没有固定的位置，要一直跑，很辛苦，推着摊子沿路叫：“烧卖哦！”后来二十六号码头外的外省人他太太死去，就不做了，我就用她的位子固定下来。
这天凌晨，一如往常，清水嫂在夜里一点多时叫醒丈夫，搀扶丈夫下床如厕，再扶他回床入睡。替自己简单梳洗后，不到凌晨两点，清水嫂走进那栋平房里，卷高袖子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三点多，当西二十六号码头外的两家面摊已摆好摊子，清水嫂的预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一半。清晨六点左右，当她将所有物料都搬到屋外台车上时，一名中年男子已站在台车边等着。
这名男子也住在这个区域，每天除了在面摊工作，也帮忙清水嫂在摆摊前和收摊后一起推台车上下坡。他们一起缓缓推着台车往西二十六号码头口前进，台车最后在一家尚未开门营业的自助餐店前停下，清水嫂在面摊与自己的台车之间，预留一个3平方米的空位，给几分钟后即将推来的咸粥摊。那名中年男子，在把清水嫂台车上两张简易折叠桌及数个塑料椅卸下摆放好后，便回到隔壁面摊，开始他每天收拾碗盘的工作。
清水嫂在西二十六号码头外的台车就位没多久，距离清水嫂住家不到两百米处，一位80岁的老妇人正佝偻着背、从几十米外的住家缓步走向西二十一号码头外的一个摊位。她的儿子稍早前已先收起盖着台车的塑料帆布，并把热汤水、甜不辣及水煮蛋都放到台车上。不久后，儿子开着出租车离开，老妇人即展开一天的摆摊工作。与她相隔四户的那家轮胎行，铁门拉开着，两名年轻伙计各自斜躺在沙发一侧睡觉。摊位正前方的二十一号码头围墙外停靠了一排货柜车，已有几位手抓保特瓶(5)、穿着简便汗衫的契约车司机前来取车，一一准备开进码头，开始当天拖柜子的运送工作。
这时天色才刚灰亮，我老早就跟着阿顺离开食摊，重新站回码头边的装卸位置，在接着安静不语的两三个小时工作后，阿顺即将下工回家。阿顺骑车载我离开码头过了岗哨，与他道别后，我走回西二十六号码头那处临路转角。
西岸码头外往来的车辆已明显增多，那两家面摊的座椅上一般坐着四五位客人；相较之下，只有零零散散几个开货柜车或私家车的人，停下车买了烧卖或咸粥外带。在基隆做田野的那段期间，除非当天要跑码头和候工室，或急着补写前一晚怠惰没写的笔记而留在房里没赶上摆摊时间，不然我通常都是轮流在这四五家摊子吃早餐。大部分的时候，清水嫂、卖咸粥的妇人及卖甜不辣的老妇人，都是坐着等候客人，或者擦拭整理台车。
过了九点，天色愈来愈亮，码头外经过的人和车更多了。我站在台车旁看着清水嫂拿白铁勺拌了拌大骨汤，台车里有两大盘生的烧卖还原封不动，碎肉汤和豆浆也都剩下大半桶，但她已开始频频看手表。一会儿，她看向码头围墙外那条联外道路，先是若有所思，再转头对我苦笑说：“基隆港早就变成死港了。”几分钟后，清水嫂摊位后的自助餐店铁门拉开，店家出门拿取稍早菜贩送来放在门口地上的食材，清水嫂便开始打扫摊位，收拾摊子的桌椅。将近十点，隔壁面摊的那名中年男子走过来，准备跟着清水嫂一起将台车推回她在坡上的家。
起步不到一分钟，一位骑着摩托车正要前来自助餐店打工的年轻妇人，拦住清水嫂的台车，买走了蒸盘上所有剩下已蒸好的烧卖。清水嫂另外装了满满一袋碎肉汤和六杯热豆浆，加上原本包好的12颗烧卖，总计收了110元；如果按价目表定价，要收180多块钱。在推车回去的路上，清水嫂说：
她也是命苦人，先生也靠她的工作。她生四个小孩，最大的才初中，她早上来那家自助餐店打工，一天才300，中午下班再回去帮人家烫头发。她看我没有卖完就会跟我买，收她材料钱，不要赚她的，算是互相帮忙。
摆摊的地点距离清水嫂的家约200多米，不算长的距离，她和中年男子花了将近二十分钟。清水嫂两三年前开始觉得推台车上下坡时已不太能使得上力，便开始请这名男子帮忙。她望了望旁边的男子，对我说：“他好像脑子不太灵光，我看他在隔壁做事很认真，就请他帮忙。我每次给他100块，这样他多多少少比较不用担心没有吃饭的钱。很可怜，他这样没办法找到稳定的工作，但至少不要去饿到。”抵达缓坡上的那栋平房后，他们把台车停在凌晨准备烧卖的屋子对面，清水嫂从围裙里掏出100块给那名男子，便进屋将围裙放下，旋即返身出门，快步走到那栋四层楼新宅前。打开大门时用客家话，以轻快的语调往一楼右侧的小房间喊道：“林先生，要不要上厕所啊？”
清水嫂总是西二十六号码头外那四个摊贩中第一个收摊的小贩，因为她必须在十点半前回到家，叫唤丈夫起床如厕。夜里一点多上过一次厕所后，上午十点半是第二次。二十几年前的一个夜里，林清水从码头下工时发生车祸引发中风，天亮后，附近的店家以为他是醉倒路边而未实时报警送医。车祸后，林清水一直无法独立行走，而不能再进码头工作。
清水嫂大儿子一家人搬到中部后，靠着在林清水老家房子所经营的饮料店维生，收入只能支应家用和孩子的学费，再无余裕给清水夫妇生活费。几年下来，清水嫂主动知会小儿子不需给她家用，既是为求公平，更是由于清水嫂不愿自己成为张口要钱的人，就像她即使因烧卖生意愈来愈差而经常睡不好，也不再回丈夫老家争祖产一样。这个原本只为贴补家用经营的摊子，在丈夫无法再进码头工作后，成为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
林清水刚中风时，语言能力受损且无法自己行走，这几年则开始出现失智、失禁的状况。在清水嫂抱着湿掉的被褥走出房门时，林清水总是马上扯掉她刚替他穿上的纸尿裤。因此，清洗丈夫沾有排泄物的衣裤和床单，成了清水嫂每天的例行工作之一。为了精确计算并抓紧丈夫大小便的时间点，清水嫂开始戴上手表，每日作息依着丈夫的生理状况来排定，那是她长期照顾林清水，清洗过无数件被单后所精准刻算出来的时间表。除了收摊时间，其他所有日常活动亦然，就像是每次的食物采买。
每隔两天，清水嫂会踩着挂有小货架的三轮脚踏车到市场买摆摊的食材，她选择到较近的安乐市场采买，而不是到稍远一点、但较便宜的仁爱市场。这自然不是因为经济能力宽裕，而是清水嫂每次出门都得抓紧时间，在她喂完丈夫午餐与丈夫下次小解之间的空档完成待办事项。每次收好摊、买完菜，她进门的第一句话，总是以轻快语调喊着：“林先生，要不要上厕所啊？”使用轻快的语调，除了因为他是自己决定要跟一辈子的丈夫，也是出于清水嫂抚慰自己的需要。当清水嫂形容那位必须养家的妇女“也是”命苦人时，“命苦”同时包含了她自己，以及其他码头周遭许许多多与她处境类似的女性小贩。
每当聊起以前求助无门的景况，68岁的清水嫂总是两手紧紧握拳说：“我当时在心里面告诉自己，就是要靠这双手走出一条路来。”这条路，指的是1950到1980年代，她与一群女性前后决意跟着岗哨内的丈夫，跨进国际货船所拖曳出的黑夜白昼，配合码头上千百个男人的饮食作息，以一爿担摊喂养家中老小的口，想方设法用双手硬是挤出点餐桌上的米饭来。命苦，表面上似乎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然而，对这群码头工人的配偶来说，生活里最艰难的并非她们能费心计较、牢实抓握在拳头里的生计。
我先生不会帮忙我做这些要卖的东西，他常常在外面喝酒泡茶，以前我都躲在家里哭。我这一生嫁给他三十几年，我没有一次对不起他，他两次对不起我，我很气，那个女的还常常打电话来，打来跟我凶。男人嘛，哪有鸡腿到嘴边还不吃的，他说正餐吃不够，要吃点心。他在外面有女人，我就躲在家里哭，四个孩子还小。
清水嫂所说的“命苦”，指的是从女人那日夜操持的拳头细缝里蹿上来、无从挣开的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