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汪家明

这是一本一口气可以读完的书，在陈昕兄，这也是他最“好读”的一本书吧。这样说，并非这本书与他其余的书在内容和观点上有什么异样，尤其在观点上，与他一向的坚守没什么不同。在我印象中，陈昕是一个温和而固执的人，他很少改变自己的观点，但表面上可以是“温和”的。其实，这本书是他在十几本专著基础上“讲出来”的——是给出版社编辑的“讲座”，所以几乎不引经用典，深入浅出，文字精简，几万字就把做编辑的褃节儿都讲了。这让我想起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六七万字，讲了两千年的事。也是讲座成文。

这还是本让我读来十分亲切、愉快的书——一位老编辑苦口婆心的书。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编辑，此调很久没人弹了。但以我看，这曲调常奏常新——编辑来了一茬又一茬，社会总在花样翻新，而出版人的根本使命和编辑孜孜以求的东西却永不会过时。何况，陈昕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切体会娓娓道来呢。

全书提纲挈领，先提出问题：出版是什么？《辞海》曰：出版是编辑、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而陈昕的定义更为诗意：出版是人类冲破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就是高擎火把的人。然而，“当一名合格的编辑，除了要有理想、追求和使命外，还要养成一些基本的素养和能力，这是编辑业务的要求和底气”。如何达到这种要求和底气？他一口气谈了十个方面。

要追求一份厚实的书单。“每过五年、十年，甚至当你告别编辑出版工作的时候，拉一下自己的书单，看一看这一阶段、这一辈子，编辑出版了哪些图书，其中有哪些较长时间地立在书店或读者的书架上，有哪些有较高的引用率，这是衡量你工作好坏的重要尺度。一个编辑，一辈子，如果有一两本书能够潜入历史，成为经典，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这段话，他是向编辑说的，可感觉也是向我说的。的确如他所说，我退休后拉了一个书单，凡是我策划和编辑的图书，一共有多少本，有多少本还在行销，有哪几本受到好评，还有哪几本没受到关注，但自己认为是好书，有点遗憾……说实在的，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做编辑，一眨眼就过去了。年轻的编辑，风华正茂，职业生涯刚刚开始，认真体会一下陈老总的话，记到心上，用到做书上，起个好头，一定获益终生。

看到他谈到“纠错和提升”一节，我不禁失笑：“千万不要相信那种‘大学者的书稿可以一字不改’的说法”；“越是著作等身的，错误可能越多”，“因为作者写稿，有时因习惯使然，会产生盲区，犯‘想当然的错误’”——这些都是老编辑的经验之谈，当然，老编辑也不会忘了嘱咐：作者的写作风格不能改，可改可不改的不要改。如何提高纠错的能力？他建议编辑先担任三个月的校对员、三个月的资料员。校对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一套规范，细说要解决的差错有九大类型，包括字句、排版和知识性差错，也可分为校“对错”和校“是非”两大类。据我所知，一般出版社校对员日工作量是三四万字，三个月66个工作日就是200万字左右，出版社可以根据编辑的校对成绩，适当调整其在校对岗位实习的时间。三联书店老一辈领导人董秀玉做过十多年专业校对，校对过《毛泽东选集》，然后才到编辑岗位，一直做到总编辑、总经理……

关于“提升”书稿，陈昕认为，第一层级是“把一部有价值的书稿变成符合读者需求的作品”。这句话有学问，把“书稿”变成“作品”，也就是说，作者的书稿还不等同于我们行内所说的成品，“这里面有许多提升的工作要做”。做什么呢？书里都写了，我就不啰嗦了。

写审稿意见是做编辑的基本功，可是很多编辑不会写，不知写什么。陈昕告之有三个方面：内容（学术）价值、结构布局和文字表达，另外还应交代组稿和成稿过程，包括编辑在其间做了哪些工作，还存在哪些问题等。至于说到周振甫先生的审稿意见长达几十页，那的确是编辑业务的奇观，但按新闻出版署目前的职业规范，周振甫所写大部分不属于审稿意见，而是“编辑加工报告”。不过现在大多数出版社都将审稿意见和编辑加工报告二者合一了。

陈昕对政治把关和学术自由的看法特别精彩。他说，“出版工作中对书稿的政治处理，很多时候是从大局出发所做的选择，有时无所谓对与错”。他以罗曼·罗兰1935年所写的《莫斯科日记》为例，里面既为苏联社会主义新鲜事物而兴奋，也为一些消极现象而困惑，但从国际形势大局出发，罗曼·罗兰决定封存五十年。“一讲到政治把关，有人会把它和学术自由对立起来，这也是不对的。学术出版领域需讲自由和民主，不应过多地设立禁区”；“不要随意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层面，简单地以政治把关为由轻率地否决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这是一种没有水平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在学术问题上，要有容忍度，持兼容并包的态度”；“相反，还应该尽可能地想办法出版一些有争议的学术著作。自然，在出版这些著作时，有时会在尊重作者理论和观点的前提下，根据‘大局’做一些必要的处理，目的是使这些著作得以出版”。这些鲜明的观点，从陈昕这位做过多年出版集团“一把手”的口中说出来，意义是不一样的。

关于编辑的阅读，他的意见也很有趣：除了阅读本专业的书（比如经济学编辑读经济著作），还要广泛阅读各类图书，尤其要读历史书和文学书。他认为，这两类书涉及较多知识，既可以提高阅读的兴趣，还能吸引你到更多的领域作深度的阅读。对此我也有同感，《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不是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文学著作吗？里面有哲学，有历史，有政治，有经济，有社会，有人生百态……

关于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他开宗明义是“和作者交朋友”。说到他和汪丁丁在香港的交往，那些煲电话粥的夜谈，让人神往。他提到美国名编辑麦克斯·珀金斯和海明威的交往，比如编辑出版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那些往事。珀金斯说：“出版家的首义是为天才和才华服务”，这句话让我想起范用先生与作者交朋友的许多逸事。邹韬奋先生提出“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店训，范用先生在出版生涯中又践行“竭诚为作者服务”的理念。陈昕与几位前辈可说是心有灵犀。

陈昕建议编辑要做有心人，记下工作中的每一条编辑体会，并积累总结为自己的业务准则。他本人在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记下的出版箴言有三十条之多，选题策划原则也有一二十条。他的这些“箴言”很有个人色彩，甚至连名词都是自己的，比如“基本的与非基本的”“封杀式布局”“横队前进、纵队前进”等等。他认为，作为一家出版社的出书计划，首先考虑的不是大工程，重头项目，也不是畅销书，而是根据本社的定位，确定基本的出书领域，然后聚焦本领域布局，不要被非基本领域内的选题迷惑，见异思迁，可能会成功一时，但不会长久。做出版可考虑做两个极端：最新的前沿著作和最旧的经典著作；学科出版的布局，要封杀式的，一开始就占领几个制高点，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做丛书时，有非开放式的和开放式的两种，前者指向清楚，整体设计，尽量一次性推出，形成阵势，这叫做“横队前进”；后者设计比较随意，书成一本收进一本，“纵队前进”，拾到篮子里的都是菜，但不易把握……谈这种关乎出版社大局的问题，陈昕似乎有许多话讲，毕竟他做出版社、出版集团的领导多年。作为一般编辑，甚至新编辑，了解一下这种“大局”也并非无用。我曾见过新编辑不了解本社基本布局方向而策划选题，总是通不过的情况。

这本小书的“下篇”是《我的出版观》。陈昕把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出版分成三个时代，即纯真时代（20世纪80年代）、管理时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和此后的资本时代，这种划分法大概是陈昕独有的。他作为一名亲身经历了三个时代的出版人，一直在改革大潮最前面，感受刻骨铭心。他尖锐地指出：在管理时代，“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出版社开始对每本书进行盈亏核算，以是否盈利或者盈利多少来决定一本书是否值得出版”，书的内容好坏已经处于从属地位，而进入资本时代，有一种“把出版业当作一般的商业特别是娱乐业来经营，指望投资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于是，既往的学术文化追求、出版价值基线漂移了，进步主义的出版意识产生了危机，出版业有沦为大众娱乐业附庸的危险，读书也有可能成为轻浮无根的娱乐节目”。很显然，这种情况与他反复强调的“高擎火把的人”背道而驰，于是他提出了“重塑出版价值观”的口号，再一次强调，虽然出版社改制为企业（产业），但其根本还是内容。在此，价值观是指导，内容是出版产业特性。如果没有正确价值观，内容也可以是恶俗的。他还提出了出版企业上市和为什么上市的问题，要“正视资本意志与文化价值冲突的一面”。上市、购并的本质是“利润第一”，世界许多出版品牌都倒在资本意志之下。陈昕举了好多例子，其中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兰登书屋被媒体大王纽豪斯收购后，为坚持自己的出版理想，安德列毅然辞去兰登书屋旗下万神殿出版社社长之职，率众起义，另建名字叫“新”的非营利出版社，并一直坚持至今——他在这里用了“率众起义”这个词，可见资本和文化之间的争战之惨烈。实在说，陈昕的这些呐喊，在目前的出版业中是微弱的，或者说，大家都会这样说（如社会效益第一），但形势比人强，做起来是另一回事。可是他知道，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说，尤其对青年编辑。

陈昕兄嘱咐我写一篇序文，可是我拉拉杂杂写成了一篇读后感，只能这样交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