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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计篇”注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是《孙子兵法》的第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之所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因为这句话是孙子对战争的定性，其后的一切推论、策略、建议等都是建立在这个定性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很多研究者对孙子给出的这个定性不够重视，以致他们对《孙子兵法》断章取义，将孙子视为不择手段的阴谋家或坚决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不能真正反映孙子的思想。

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民众死伤、领土沦陷，甚至国家灭亡。正因为战争失败的巨大代价，所以“不可不察”。也正因如此，后文才会有“兵者，诡道也”的不择手段，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所谓的和平主义倾向。

“不可不察”是提醒领导者要保持不懈怠的督察状态。“兵”不仅指战争，也包含和平时期的军事准备。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危的具体做法其实就是“察”，也就是保持关注。训练军队、整备道路、修补城郭、选拔将才、搜集敌情，这些工作如果在和平时期没有做好，战争来临之时就不可能再有时间准备了。而仓促应战必然招致战争失败，从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如此，即便到了国际政治体系已经使和平有了极大保障的现代，各国对国防建设仍然不敢有丝毫怠慢。

经济运行其实和军事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大概就是越来越多的现代企业家对《孙子兵法》钟爱有加的原因了。不当决策很可能使巨额投资血本无归，这可谓企业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但是商业与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战争中，一方的胜利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双方两败俱伤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共赢的情况绝不会出现。相反，商业竞争并不是零和博弈。在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帮助下，随着相应的市场竞争规则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共赢成为商业竞争的常态。虽然不断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落败，但社会总体经济和技术水平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充分竞争会给市场带来更便宜的商品。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最终认识到，充分的市场竞争带给用户的并不是更便宜的商品，而是更优质的商品。而更优质的商品才能切实改善我们的生活。

商业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击败对手，而是获利。它不像战争那样关系着国家的兴亡、民众的生死。正因如此，商业竞争不能随意照搬兵法。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应该通过五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来了解具体情况：一是政治，二是气候及其他不可测因素，三是地理条件，四是将领素质，五是政治及军事组织法度。

既然军事“不可不察”，那么从哪些方面来“察”呢？孙子给出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这里首先要重点说明“计”字。“计”的本意是“计算、统计”。虽然现在我们常说“计划”，但事实上“计”和“划”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只有根据“计”之后获得的实际情况，才能进行合理的规划，所以兵法要“始于计”。

读者在阅读、理解《孙子兵法》文意时要明确，各篇出现的“计”字都是“计算、统计”的意思，而不是“计谋、计划”之意，否则对文意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

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弗诡也；

所谓“道”，就是使民众与君主的意志相同，可以死生与共、患难相随，而不违背指令。

“道”说得通俗点就是统治者是否得民心，让民众愿意为国家、为高层决策做出牺牲。

《论语·颜渊篇》记述了这样一段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向孔子询问政府的执政基础，孔子回答说：“充足的粮食（以应对灾荒）、强大的军队（以应对战争），还有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子贡又问：“如果实在迫不得已，要从这三项里舍去其一，首先舍去哪个？”孔子回答说：“放弃军队。”子贡再问：“如果实在迫不得已，剩下的两项里面该舍去哪个？”孔子说：“放弃粮食储备。人总会死去的，但是如果没有民众的信任，政府就无法存在。”

如果得不到民众的信任，那么国家的政令就无法推行。政令无法推行，国家就会逐渐陷入混乱。所以在孔子看来，“民信”是为政的根本，其后是“足食”，然后才有资本“足兵”。《孙子兵法》虽然主要言兵，但是其基本思想与孔子是一致的。《始计篇》将“道”列在首位，而第二篇《作战篇》则围绕“足食”展开论述。没有这两者，国家是不可能赢得战争的。克劳塞维茨也在《战争论》中写道，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即现有手段的多寡和意志力的强弱。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意志力的强弱”其实就是由“道”决定的。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民众支持国家，国家就有源源不断的兵员投入战争。《过秦论》这样描述民众对陈涉反秦起义的支持：“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不仅是封建时代或帝制时代，现代国家的信誉同样决定着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法国大革命期间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在建立之初遭到周边君主国的联合进攻。为了应对战争的不利局面，雅各宾派政府于1793年8月23日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法令》，“征召全国的爱国青年为保卫初生的共和国而战斗，直至将敌人完全赶出法国领土为止”。由于民众支持新政权，法国在短时间内募集了四十二万大军。同样，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前，陆军常备军的人数很少。但是当美国政府决定参战之后，无数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投入反对邪恶政权的战争当中。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所谓“天”，就是阴阳、寒暑、四季、节气、时令的更替规律等。

古代与迷信关联性最高的就是天气预报。古人并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预判天气，但是由于天气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古人又忍不住要去预测。虽然人们可以掌握某个地区的气候特征，却无从准确预知具体某日的天气。而天气经常会对战争产生微妙的影响。既然不能预测，那能不能在出征的时候赶上好天气，就全凭运气。

当然，“天”也不是完全不可测的，比如四季和寒暑的变化规律就是明确的。古代人会尽量避免在春耕和秋收时作战，在北方作战要考虑冬天的冰雪，在南方要考虑夏季的洪水。

宋金的交锋更是存在明显的季节性。金朝的女真人常居北方，不适应南方湿热的气候，加之主力是重甲骑兵——甲胄里有皮革或棉布衬里，故尤其畏暑——所以金军通常选择冬天大举南下。相反，南宋则会利用炎热的夏季组织大规模北伐。

战争包含巨大的不确定因素。运气不仅仅包含天气，还包含各种不可测因素，比如特殊的天象（日食、月食、彗星）、瘟疫的暴发，甚至包括将领在出征途中的意外去世。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里也有这样的描述：“再没有像战争如此经常而又普遍的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

运气与天气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掌握的，只能通过超自然的方式去猜测，这种超自然的方式就是求神问卦。有些现代注家将孙子视为唯物主义者，这显然高估了先秦时代人的认知水准——人类总是会给超出自身认知能力的事物赋予神秘色彩。对于那些超越古人科学认知能力的自然现象，甚至连最理性的人，也难免心生迷信，更别说普通大众了。孙子虽然不迷信鬼神，甚至主张“禁祥去疑”，但如果大部分民众在内心深处抱有迷信观念，那么吉兆或凶兆必将大幅影响部队士气，进而影响战争的胜负。所以孙子将“天”视为战争必须考虑的因素。

对于一场战争中的个别战役而言，这种偶然性很可能是重要因素，有时候甚至是左右成败的关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途岛海战的“命运的五分钟”。

中途岛海战发生在日本空袭珍珠港半年后。当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可以动用的全部兵力只有三艘大型航空母舰和若干艘巡洋舰、驱逐舰。日本海军则拥有六艘大型航空母舰、十一艘战列舰、四艘轻型航空母舰，还有不少巡洋舰和驱逐舰。双方整体实力悬殊。

日军在同美国开战以后节节胜利，海军内部从士兵到将领都弥漫着强烈的自满情绪。唯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始终忧心忡忡。于是他制订了夺取中途岛的作战计划，希望以此迫使美国航空母舰迎击日军主力，并打算凭借优势兵力将其一举歼灭。在日军看来，胜利是必然的。中途岛作战前的兵棋推演结果于己不利，海军竟然通过篡改数据将失败变为胜利——而且还是由联合舰队参谋长亲自作弊。

毫无疑问，这样的自满必然会招致灾祸。

其实早在1942年初，美军就从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海域沉没的日本“伊号124”潜艇中获得了日本海军的密码本，从而顺利破译了极其复杂的日本海军密码，这使美军掌握了巨大的情报优势。在中途岛海战中，美国基本了解了日军的全部作战计划，因此美国的航母舰队可以提前到达中途岛海域，甚至知道日本航空母舰的大概位置。

对于密码失窃并不知情的日军则认为，美军舰队最快也要在本方攻击中途岛三天后才会抵达。不过思虑周密的山本五十六严令日本航母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至少要保证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攻击机可以随时对可能出现的美国航空母舰发起攻击。

6月4日清晨4时，日本航空母舰编队对中途岛展开第一轮空袭。但是由于岛上驻军已经有所防备，机场上的飞机已经提前升空，空袭效果甚微。祸不单行，日军航空母舰编队的一架侦察机因为机械故障提前返航——如果继续前进，它本可以发现美军航空母舰。于是，对危险毫无察觉的南云忠一于7时15分决定对中途岛发动第二轮空袭。山本命令留作攻击美国航空母舰之用的飞机，卸下攻击舰船用的鱼雷，换装成轰炸机场用的炸弹。与此同时，从中途岛起飞的美军侦察机已经掌握了日军航母舰队的位置，并通知了美国航母舰队。

上午7时45分，南云忠一突然接到侦察机发现美国航母舰队的报告。这一剧本之外的台词随即引发日本航母舰队的混乱。因为之前已经下令飞机取下鱼雷，换装炸弹，所以当时只有少量未完成换装的攻击机能够攻击航空母舰。如果等到飞机重新换回鱼雷再出发，正好会与空袭中途岛返航的编队发生冲突（当时的航空母舰还不能同时进行起降作业）。又由于驻扎在中途岛的美军飞机的不断骚扰，日军负责舰队防空的战斗机弹药油料消耗严重，急需补给。而在航空母舰上待命的战斗机只能满足舰队防空和攻击美军航空母舰两项任务中的一项。权衡之下，南云忠一决定暂缓攻击美军舰队，让刚刚换装炸弹的飞机重新换装鱼雷，优先收回防空的战斗机与返航的轰炸机编队，然后再组织兵力进攻美军航空母舰。到上午9时，回收工作全部完成。

然而美军并未给日本舰队喘息的时间。9时18分，从美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第一波鱼雷机编队向日军航空母舰发起攻击。这批飞机被迅速击落。可是没过多久，第二批美军鱼雷机又出现了。日本战斗机刚击退这轮进攻，紧接着10时6分第三批美军鱼雷机展开了新一轮攻击。很遗憾，这些攻击机依旧被全部击落，投放的鱼雷也无一命中。在美军第一波鱼雷机抵达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承担防空任务的日本战斗机已经需要补给燃油和弹药。

10时20分，日军航空母舰突然发现舰队上空出现了美军的俯冲轰炸机编队。然而此前被鱼雷机吸引至低空的日军战斗机，根本来不及爬升，故而美军的俯冲轰炸机可以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从容投弹。更不幸的是，日军航空母舰机库内部一片混乱，来回换装的鱼雷和炸弹毫无防护地堆在战机旁边（正常程序是将卸下的弹药放回有防护装甲和防火设施的弹药库内），因此机库一旦被炸弹击中，就会迅速引发大火，甚至导致弹药殉爆。“加贺”号航空母舰被四枚炸弹命中，“苍龙”号被三枚炸弹命中，“赤城”号仅被命中一枚炸弹就引发整艘航空母舰的大火。短短五分钟内，日军的四艘大型航空母舰中，三艘被彻底击毁。几个小时之后，日本的最后一艘航空母舰“飞龙”号也被击沉。中途岛海战以日本的惨败告终。

细看整个战役的过程，会发现所谓的“命运的五分钟”其实是由一系列“偶然”导致的。首先是美军在战前“偶然”地从被击沉的潜艇上获得了日本海军的密码本，从而知晓了日本的几乎全部作战计划。在作战开始后，日本的侦察机又因为“偶然”的故障未能及时发现美国航空母舰。而美国舰载机部队的分批抵达，也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偶然”的导航失误，使得原本计划的联合进攻变成了拖拖拉拉的多次进攻。而这一改变最终使美国的俯冲轰炸机“偶然”地在日本航母舰队最虚弱的时候出现了。

这样的一系列“偶然”，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命运，也就是“天”意。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所谓“地”，就是行程是远还是近，地势是险峻还是平坦，面积是广袤还是狭小，可以用作战场还是后勤路线等。

与具体的地貌相比，孙子更关注“地”的战略形态，有些论述还颇有地缘政治先河的意味。《孙子兵法》的《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都以“地”为主题，关于“地”的内容将在之后的这些篇章中详细讲解。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所谓“将”，就是作为将领所需的五种素质——智、信、仁、勇、严。

与其他四项再次细分成几个子项的方式不同，对于“将”，孙子给出的是明确的素质要求。这些素质不仅是对将领的要求，也适用于所有行业的领导者和决策者。从这五个方面分析，可以很全面地评判一个团队领导者的水准。

曹操注：“将宜五德备也。”五德兼备，不可偏废，才称得上真正优秀的领导者。但是人无完人，如果五德不能兼备，那么应当如何选择将领呢？孙子给出的顺序是智、信、仁、勇、严。

首先是“智”。智包含聪明、知识、智慧三个维度。大多数人只看重其中的一项，但其实三者兼得才有资格真正称为“智”。

聪明指天生的智商。高智商者或思维敏捷，或拥有优秀的记忆力。然而如果孩子只是聪明，长大成人后依然会一事无成。伤仲永的故事不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告诫吗？方仲永五岁就可以写诗，令身边的人啧啧称奇。但是他的父亲并没有让他去读书，而是让他继续写诗。等到成年以后，方仲永就和普通人没有差别了。

所以智不仅是天生的聪明，还必须包括知识的积累。知识是前人智慧的结晶。通过学习知识，我们可以使一些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然而知识多并不等同于聪明或有智慧。读了很多书但并不懂得应用的人数不胜数。读过同一本书，不同的人见识深浅也不一样。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就是智慧。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脑力会有所下降，而知识浩如烟海。虽然人可以不断学习，但没有人可以学会所有知识。智慧则能使人明是非，知对错，权利害，识善恶，见微知著，晓古通今。

没有智慧，就无法做出合理的决策。如果任命的将领“没脑子”，就很容易陷入对方的圈套，战争的结局不难预见。但是在封建时代，以身份高贵者为主将是极为常见的现象。那么如果这些主将在智上有所不足怎么办？这就需要通过下属来弥补。《六韬·龙韬·王翼》专门介绍了辅佐将领作战的十七类专业人员。即便将领足够优秀，他人的辅佐同样不可或缺。曹操就是一例。曹操本人以善于用兵著称，也曾亲自注解《孙子兵法》，但是他依然常常咨询下属的意见。他的谋士班子也是豪华阵容，郭嘉、荀彧、荀攸、程昱、贾诩等著名的智士经常给他出谋划策。

第二条是“信”。军队是庞大而复杂的多层级组织系统，没有上下级之间的“信”，军队的指挥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行。不过“信”还是要排在“智”之后，因为如果没有“智”，如何分辨该信谁，该信哪些建议呢？

“信”主要指上下级的信任关系。对于古代等级社会而言，身份高贵的人通常自带威信，并可凭此号令部下。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优势，上级要获得下级的信任，不但要言出必行、赏罚分明、以身作则，还要在判断力（智）和价值观（仁）上获得下级的认可，这样才能让下级相信上级的决断是正确的。

此外，与下级信任上级同样重要的是上级对下级的信任。上级在制订计划、发布命令时，要相信下级有能力完成任务，也要相信下级在危机时刻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同时还要在道德上信任下级，比如相信下级不会谋反或做出有悖于组织整体价值观的事。

当然，很少有将帅能独掌人事任免权，以彻底实现这种“信”的上下级关系。其实即便拥有这种权力，由于个人素质的差异，团队成员也不可能全部达到完全信任的程度。那么下属能力不足或道德可疑的问题，就需要通过制度手段来解决。比如，先行制订应对突发情况的预案，以弥补下属在决策上的不足，或者通过审计监察制度约束将领的个人行为等。

第三点是“仁”。虽然“智”和“信”已经足够使人成为一个优秀的团队领导者，但是如果没有“仁”，反而可能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比如黑社会组织或恐怖组织头目等。他们如果有智、信、勇、严这四项品德，反而会给社会乃至全人类带来痛苦与混乱。

“仁”并不是指个人道德高尚或性情和蔼，而是指正确的价值观。在孙子看来，军事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体现在具体的价值观上就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战争胜利——这就是最大的“仁”。这一点在后文的分析中还会反复强调。在这个原则下，即便是“诡道”，甚至某些残忍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为“仁”。

第四点是“勇”。没有智、信、仁的“勇”只是匹夫之勇，而不是将帅之勇。所谓“将帅之勇”，并不是说将领一定要冲锋陷阵，而是说将帅要勇于担责。处于上位之人，拥有常人所没有的权力，同时也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一旦他们决策失误，国家往往将蒙受巨大损失。对于他们自身而言，错误的代价同样是沉重的，或丢官弃爵，或自怨自责，或以身殉职，或破国亡家，或遗臭万年。所以很多拥有权力的人，反倒更加谨慎，不敢有所作为。相较于决策时畏首畏尾，更严重的问题是没有勇气承担由自己的错误带来的责罚，反而将过错推诿给下级。

没有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所以对于领导者而言，勇于决断、勇于担责是一项重要而难能可贵的品质。“勇”可以使将领无论遇到危机还是机会，都可以当机立断。即便决断失误，也会反思自身过失，而非将责任推诿他人。将领尤其不应将自身的过错推诿给下属，否则就无法再得到下属的信任。当上级的命令存在明显的错误时，下级也要勇敢地提出反对意见，甚至拒不执行这些命令。这种大勇之将无疑是“国之宝也”。

最后一点是“严”，这相对而言是最容易做到的。以信御人，以严律众。对于可以直接接触者，可以以信为交；对于无法直接接触的众多基层组织成员，则需要通过律法约束。如果有法不依，就无法取信于众。上位者如果执法犯法，更是会成为祸乱之源。

“严”应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严格执行仁法，才能真正服众。如果严格执行恶法，必然激起反抗。比如秦末的严刑峻法，就是不问缘由对基层官兵严格执法，即便因为被洪水阻拦，依然要“失期，法皆斩”。这种毫不考虑实际情况的严厉处罚，激起了陈涉、吴广的起义，最终葬送了整个秦帝国。

而曹操的割发代首就充分体现了“严”的限度。曹操在一次出征途中看到麦田已经成熟，就下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于是士兵都下马行军。可是曹操自己的马突然受惊，冲进麦田，踏毁了大量成熟的作物。曹操找军中的执法官来定罪，执法官认为曹操作为主帅不应当受刑。曹操则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于是割下自己的头发代替首级示众。古代中国男女皆蓄发，只有出家的僧侣或奴隶才削发，所以髡刑可以算是肉体伤害之外很重的精神惩罚。士卒见状，就不敢违反军令了。

不过，许多后世读者认为曹操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有法不依的奸诈行为。且不说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出自《曹瞒传》，史学家多认为此书可信度不高），就其本身记述而言，曹操虽然没有从严判自己死罪，但也给了自己相当的惩罚。犯了军法就施加惩罚体现了军法的“严”，而仅割发，不斩首，则体现了“严”的限度：首先，无心之过与有意为之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即便行为或结果相同，前者也不应当受到与后者相同的严重处罚，比如现代法律对过失杀人和谋杀的处罚就有根本差别；其次，对于国家或军队有重要作用或素有军功的人，不会因小过受大罚，亦如现代法律中的豁免、缓刑、保释等制度。严而有度，是仁法的根本。

总结一下将领的五德。“智”是打赢战争的基础，“信”是组织管理的核心。有了这两条，其实就足以打赢一场战争了。但是这样的胜利往往难以持久，也许可以连续赢得数次胜利，但是难以保证军队长期的战斗力。所以必须加上后面三项。要有向善的价值观，还要有勇气果敢地做出决断。最后才是通过“严”来约束兵众，让他们把将领的智、信、仁、勇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后三项首推“仁”。有了“仁”，才能分清什么时候应该“勇”，什么地方应该“严”，从而避免暴政苛法。

此五者并不局限于军队，而是适用于组织管理。优秀的政治家、企业家往往也具备智、信、仁、勇、严这五种素质。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所谓“法”，就是部队的组织制度、军官的职责范围与选拔规则、军需物资的供应管理制度等。

这里的“法”主要指国家基本军事制度，而不仅仅是军营中的军法。国家的军事制度包括军队的兵员征集、军队的组织形式、钱粮的征收储备、国内交通线的整修、军官的选拔任命、武器装备的制造储备研发等。

古代中国的战争规模远超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中国在战国时代就可以组织几十万人的大军。想要组织这样一支大军，军队的组织管理十分重要。

治兵者，法也；治人者，信也；治国者，道也。对于企业而言，公司的价值观和核心竞争优势是“道”，所属经济体系的整体经济趋势是“天”，所在行业的具体市场环境是“地”，公司的管理层是“将”，企业的内部组织管理结构是“法”。其中的每项现今都是一门庞杂的学科。《孙子兵法》确实可以提高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智慧，但是对于辅助这种智慧的具体的专业知识，还须另外专门学习，否则领导者的决策就只是纸上谈兵。《孙子兵法》虽然蕴含智慧，但无法替代知识。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这五个方面，将领不能不关注。只有全面掌握了这些信息的将领才能取胜，反之则不能取胜。

孙子在这里第一次提到“知”。《孙子兵法》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谋攻篇》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实《孙子兵法》中所有的“知”，都包含知彼和知己两方面。所以“计”不仅要了解己方的“道天地将法”，也要了解敌方甚至其他所有国家（潜在的敌国或盟友）的“道天地将法”。掌握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才能正确判断双方实力优劣，做出合理的决策。

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下至黎民百姓，上至巡抚总督，对欧洲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既不清楚英国地处何方，也不知道其人口多寡，甚至分不清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至于“日不落帝国”的工业文明与军事力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更是全无了解。就在这种不闻不知的状态下，清政府稀里糊涂地同英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军事强国开战了。而且在战败之后，清政府对自己的无知依然没有悔改之意，始终沉醉在自己的“迷之自信”当中，最终将整个国家拖入深渊。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通过比较统计的信息，来衡量敌我双方的优势劣势等具体情况，它们是：哪方的君主更加贤德？哪方的将领更有能力？哪方更占据天时地利？哪方的法令能够有效施行？哪方的士兵体魄更强？哪方的军队更加训练有素？哪方的奖惩机制更加公平透明？我就通过这些方面来了解双方实力的优劣。

孙子用了七个“孰”字，意思是比较敌我双方谁更占优势。由此可见，孙子所说的“计”与我们现在常用的计策、计谋、计划是不同的。“计”就是指计算、统计，通过以上五大项和若干子项计算出敌我双方的整体军事实力对比，就像现代人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一样。如果通过计算，己方的战斗力高于敌方，那就是胜，反之就是败。但是这种计量其实并不精确，就像国内生产总值只能反映经济体的总量，而无法反映其健康程度。

“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可以参考之前的“五事”，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法令孰行”是说，制度不仅要设计得好，还要能够实施。中国古代的很多军事制度，在王朝刚刚建立时还可以维持，但是随着承平日久，就逐渐废弛。比较典型的是清代。清朝建立之初，八旗兵的战斗力极强。平定中原以后，为了让八旗士兵专操军事，清政府免除了他们的赋税，甚至刻意禁止他们从事商业。但是长久的和平与松散的军事训练，使他们变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到了平定三藩之乱时，原本战力强悍的八旗兵已经无力作战，康熙皇帝不得不依仗汉族的绿营兵平息叛乱。可是绿营兵在制度上与八旗兵一样，同样是父死子继，丝毫没有竞争、失业之忧，所以日久之后也失去了战斗能力。到了太平天国起义时，地方乡绅只能组织团练与太平军对抗。

其实不仅清朝如此，就连欧洲军事强国普鲁士也难以避免这种法令不行的退化。腓特烈大帝麾下的普鲁士军队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赢得了“欧洲最强军队”的美誉。然而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普鲁士军队内部已经腐败丛生。比如，连长通过让大量士兵放假务工的形式来贪污军饷；军队的军服越来越短，甚至只做个假领子，装作外套里面有衬衫；底层军官虐待士兵的情况十分普遍，部队士气低落；军备经费被贪污，士兵没有足够的实弹来训练。而拿破仑更是将普鲁士的步枪评价为“能发到士兵手中的最糟糕的武器”。

不过，除了不能严格执行既有法规，历史上法令不行更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军事制度在设计之初就有先天不足。当问题暴露之后，就要看后世政治家有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改革。如果改革失败，国家就难免衰于兵祸。

“兵众孰强”与“士卒孰练”的意思似乎差不多。通常情况下，训练更加有素的士兵战斗力更强。不过除了单兵技能，训练还包括集体训练，也就是阵法训练。所以“强”可能指单兵素质，“练”可能指军队整体对阵法的熟练程度。如果只是士兵个人能力很强，但整体缺乏配合，这样的军队很可能输给团队协作能力更强的军队。比如，拿破仑评价马穆鲁克骑兵：“两个马穆鲁克骑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骑兵，一百个法国骑兵与一百个马穆鲁克骑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骑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穆鲁克骑兵，而一千个法国骑兵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穆鲁克骑兵。”其原因就在于军队的组织配合。

在冷兵器时代，技术的进步极为缓慢。虽然武器装备同样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很少起到决定性影响。而在进入火器时代之后，技术进步迅速改变着战争的形态，同时愈发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技术的决定作用愈发明显。现代战争的面貌已经与冷兵器时代截然不同，各种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取代人，成为战场的主角。所以在原本的七项内容之外，还需要增加一条“装备孰精”。

当技术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时，兵法对现代战争的意义似乎越来越小。不可否认，在现代信息化战争的背景下，精妙的战术可能很快会被强大的技术力量瓦解。但其实这不仅不会使作为竞争哲学的兵法在军事上失去意义，反而会使其范畴变得更广——武器设计本身就是兵法的体现。后文再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虽然“五事七计”基本囊括了国家自身军事建设的全部方面，但是实际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并不止这七种。比如，交战双方与别国的外交联盟关系、国家兵粮物资的储备多寡、政治决策集团内部是否存在矛盾，这些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战争的胜负。也许因为后文对这几点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比如《作战篇》就是在讨论国家的持久作战能力——所以孙子在本篇并未列出。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如果将领了解我说的这五方面的情报，任用他就会胜利，所以留用；如果将领不了解我说的这五方面的情报，任用他必然会导致失败，所以将他免职。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五事”中的察、闻、听应是经常性的，而不是到临战之前才去做。美国总统每天都会听取中央情报局的简报，就是这种经常性的察、闻、听的表现。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如果统计的结果有利，就筹划“势”，以帮助军队在外作战。所谓“势”，就是根据有利的条件制定决策。

此处是《孙子兵法》第一次提到“势”这个概念。这个“势”与之后《势篇》所讲的“势”是否意义相同，其具体含义是什么，第八章会详述。

“七计”比较过后，敌我双方必各有长短。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这就是因利而制权。只有通过“计”明确了敌我双方的优劣所在，才能发挥自身优势并制衡对方的优势。所以因利而制权是建立在“计”的基础之上的——依计而划。

不过这里的计划与后世的军事计划尚有区别，孙子在这里主要讲的是如何根据确定的优势战胜敌人，是一种取胜的思路，而不是像现代军事计划那样描述战争行动的具体实施步骤。

如果计算得出战斗力有优势，那就出兵去构筑“势”。如果计算的结果是没有优势，又该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不能主动挑起战端。如果强势的敌人来进攻呢？孙子在《九地篇》给出的策略是：“先夺其所爱，则听矣。”这点留到之后的《九地篇》再做分析。

兵者，诡道也。

用兵是以诡诈为原则的。

用兵是“隐藏”的艺术。

用兵就是要反常规。

“诡”有违反和隐藏的意思。但在解释这句话时，大多数人将其单纯地解释为欺骗，并凭此批判孙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推崇欺骗”“毫无道德原则”。这种错误的解读很常见，其中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完整读过《孙子兵法》。而那些读过《孙子兵法》却仍持这种见解的读者，笔者只能说，他们根本没能理解《孙子兵法》的内涵，甚至仅仅把它当作名言警句合集而已。他们读到这一句时，《孙子兵法》的其他内容便仿佛失去了意义。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的本质还是为了实现他所追求的至高目标——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战争胜利。忽略这个前提，而将诡道作为孙子军事思想的最高原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军事情报对于各个国家来说都是重要机密。战争中的战略欺骗、战术欺诈、隐藏己方真实意图与目标等做法，即便到了今天，依然是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诡道就如同在对抗性比赛中使用假动作。只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不管参赛者使用多么花哨的假动作（“诡道”），都是被允许的，而且还能大幅增加比赛的精彩程度。但是，如果通过使用兴奋剂、恶意犯规、贿赂裁判、场外干扰等手段来取得比赛的胜利，则会为人所不齿。

战争其实也是这样。虽然原则上战争不需要遵从任何规则，但是那些使战争的损失远大于胜利收益的手段，尤其是那些“使人而不人”的行为，应尽量避免使用。比如，古代战争的不斩来使、不杀降卒，现代公约规定禁止使用生化武器，不可滥杀平民等，都是战争的底线。这些底线不能以诡道为借口打破。

战争无道德，但是人有。如是在战争中化为非人之物，无论结果如何，都已经输掉了一切。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所以要向敌人隐藏自己的能力，让敌方误以为我方无能。想要利用的东西,让敌人误以为我不会利用。（1.我军距离敌人很近，却让敌方误以为距离尚远；我军距离敌方很远，却让敌方误以为十分接近；2.我军想要接近敌人，反而让敌方以为我军要远离；我军想要远离敌人，反而让敌方以为我军要接近）。通过利益诱惑敌人前进。通过让敌人陷入混乱战胜敌人。敌方准备充分，就小心防备。敌方实力强大，就尽量避免与之接触。敌人气势汹汹就骚扰他。敌人实力卑弱反倒要让其骄傲自满。敌人安逸就要让他变得疲劳。敌人团结就要从内部分化他。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最后一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指出了诡道的目的。至于其他具体的策略，后面的篇章都有所涉及，这里就不详述了。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这些是战场上的制胜手段，不可能在实际作战之前就给出指示。

从此句可以看出，这里的“兵家之胜”和之前“五事七计”的“胜”并不一样。庙堂上的“五事七计”只是国家之胜，战场上的形势才是真正的“兵家之胜”。战场上的形势常常瞬息万变，种种具体情况是事先无法知晓的，所以具体的作战方案既无法，也不应事先确定。前文说“因利而制权”，如果一切计划都“先传”了，那将领不就无“权（力）”了吗？兵家之胜不是君主可以决定的，需要将领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军事策略。既然计划随时会变，先传又有何用？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开战之前在庙算中被认为是可以取胜的，是因为得到的胜算多；开战之前在庙算中就被认为是不能胜利的，是因为得到的胜算少。胜算多的战胜，胜算少的就不胜，更何况一点胜算都没有呢？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胜负的情况了。

“庙算”是古代出征之前占卜吉凶的一种仪式。此处孙子所说的“庙算”，指计算、统计“五事七计”的具体过程。算是古代的一种计数工具，准确的名称是算筹，其实就是一些长短粗细相同的小木棒。张良在为刘邦谋划时，曾经用筷子替代算筹。可以说算筹是算盘出现之前的原始计算器。

多算意味着“得算多”，简而言之就是得分高。根据七计中的每一条，得算多的一方赢得一个“胜算”，七计全部判断出胜负之后，一方的胜算数量多于对方就叫“多算”，反之就是“少算”。如果一方在七计的所有条目中都逊于对方，那么就是“无算”——毫无胜算。

这段话的意思是：“打仗的事情暂时不提，先在‘五事七计’的军队战斗力计算上得了高分再说。得分多的胜率就高，得分少的胜率就小，何况得零分呢？通过这些计算，我就可以预判胜负。”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弗诡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五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五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