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家
当飞机离开奥黑尔国际机场，向西飞往加州旧金山时，你透过舷窗往下看，只消几分钟，脚下纵横交错的芝加哥郊区的街道就会被绵延起伏的草原所取代。当机身投下的影子从隐藏在红杉和常青植物围起的隔离带中的房屋上掠过，这样的变化可谓刻骨铭心。玉米田和柳枝稷在地上交织出的几何图形，绵延而去，一展无遗。远远望去，谷仓像小碎片似的闪着亮光；一旁如静脉般交织的棕色小溪，静静地蜿蜒，向草原空旷的远处流去。当飞机越过密西西比河上的第十号闸坝时，若你看得仔细，就会看到位于艾奥瓦州那一侧的河岸边一座小城镇，它叫奥尔温（Oelwein），人口是六千一百二十六。在飞机继续攀升的极短的时间里，你就像欣赏一件刻画精细的易碎浮雕作品那样，看到那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房屋以及每一辆皮卡。在这个瞬间，你看着定格在眼前的这座小镇的景象，带着一丝偷窥的欣喜，想象着当地人的生活。随即，奥尔温（或许连同你的好奇心一起）稍纵即逝。
这就是成千上万个散落在美国二十八个内陆州的低空飞行区的小社区的现实。被世界最繁忙的航空路线所覆盖的这些小地方，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但跟其它地方似乎又显得格格不入。从很多方面来看，无论从纽约到洛杉矶，还是从达拉斯到西雅图，都要比从美国的任何一处前往艾奥瓦州的奥尔温容易得多。然而，若想要对新千禧年的美国有所了解，只要去这里的晨益咖啡馆跟人拉拉家常，坐在Re/Max房产中介办公室接听电话，或者在豪贝格家庭诊所的那栋矮砖楼里接待病人，基本上就能找到答案。如今，像奥尔温那样的小城镇也许跟以往相比更显得寂寂无名，然而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融入这个世界。而我们是谁的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然后，你再看一眼，这次是在五月的一个清晨，坐在从芝加哥出发飞往艾奥瓦州锡达拉皮兹市的航班上，当飞机在锡达拉皮兹降落的时候，从航班的舷窗再次向外看。让你的目光顺着三八〇号州际公路北端柔和的弧度，越过锡达河，并经过那间让方圆数英里的地方都沉浸在早餐谷物的甜味中的桂格燕麦厂。从这里到那条双向二车道、不带立体式出口和立交桥这类复杂设计的一五〇号高速公路的交界处，从飞机舷窗往下看起来不过几英寸而已，实际上却相距一小时的车程。差不多每隔二十英里，公路的限速就会有所下降，当一五〇号高速公路穿过夹在红色砖墙教堂和闪闪发光的金属水塔之间的三四层楼高的建筑群时，限速已经从一开始的每小时五十五英里降至每小时二十五英里。一路往下，沿途城镇的名字随着原始的城镇风貌变得亲切且耳熟能详起来： 布莱恩斯堡、独立镇和黑泽尔顿，最后到达坐落在那间名为“运动员之家”的酒吧斜对面的阿米什人(1)聚居区。跨过费耶特县的地界就是奥尔温，英文发音为OL-wine。
与艾奥瓦州的大多数小城镇一样，占地四平方英里的奥尔温纵横方向分割出四个区域。在X轴和Y轴交叉处是奥尔温的建筑和经济核心坐标： 密西西比州西部最大的、拥有百年历史的芝加哥大西部铁路公司的发动机制造厂。尽管这里气候时常恶劣，但整排整排的火车车厢在车间里加工制造，丝毫不受影响。这些制造厂为钢筋和砖结构，有三个橄榄球场那么大，它们以及长久以来支持着它们的小镇，是这方圆几英里内最大的建筑景观了。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奥尔温的存在便是对不知身在何处所做的注解。
表面上，奥尔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相当典型。从南边开车进入小镇，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不远处的枫树和橡树林，在原本平坦的景观上勾勒出柔和的轮廓。一旦进入城区，奥尔温的天际线就在五层楼高的白色尖顶圣心天主教堂和往北六个街区的恩典卫理公会教堂四层楼高的红色钟楼之间被分割开来。在这两处地标之间开着一家珠宝店、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两家银行、一家花店、一座电影院以及四家餐厅，全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石砖结构建筑。从“拉斯-弗洛雷斯的墨西哥餐厅”那里穿过马路，有一家服装店、一间摄影工作室和一家手工艺品商店。奥尔温小镇上的酒吧（十一间）几乎跟教堂（十三座）一样多。这里最大的两支教派是路德教和天主教，它们是在两股移民潮进入这个国家后形成的： 十九世纪末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巴伐利亚人，以及二十世纪初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到“冯·塔克的比耶豪斯酒店”的客人都比较高端，一般都是先在“利奥的意大利餐厅”吃好意大利千层面晚餐后再去那里的。一九二二年，弗兰克·利奥从意大利来到美国后不久就开了一间杂货铺，现在的这家意大利餐厅就是在杂货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业务。而另一边的必来客栈，则是奥尔温镇上最邋遢、最毫无个性可言的客栈。其装修风格，用客栈主人米尔德里德·宾斯托克的话来说，就是“高级阿米什风格的媚俗风”，再说直白点，就是一整个大杂烩： 桌上铺着饰有蕾丝的桌布，配的木椅子跟桌子的风格完全不搭，而各种老古董的农场器具则一律被刷上了圣诞节装饰灯上才有的那种亮红色和嫩绿色。
从主街往南朝黑泽尔顿方向走，你会看到一家达乐超市、一家凯马特超市和一家Kum & Go加油站。但除此之外，奥尔温小镇上的商业基本上都是家族私营的，一向都是如此。这里没有星巴克，也没有要开一家星巴克的打算。这个小镇称不上朝气蓬勃。在奥尔温镇上的VG's和山姆家这两间小服装店里，无论是男士的西装还是女士的裙装，主打面料一律都是毛料，“奢侈”这个词似乎从来没在这些店的字典里出现过。这里几乎处处讲究实用性。就连那间摄影工作室，除了布置一个摆满高中写真老照片的大橱窗外，还会安装宽阔的铝合金遮阳篷，对这个通常一年到头有三英尺降雨和五英尺降雪的中西部小镇而言，突出实用性这一点还是显而易见的。
毫无疑问，在奥尔温这里最能跟富裕挂上钩的要数晨益咖啡馆了。每天早晨，奥尔温镇上的那些专业人士阶层的人都会在店里的一张古董橡木餐柜边围成一圈，柜子上放着分别装有普通咖啡和调味咖啡的拉丝铝制玻璃咖啡壶。咖啡壶旁边放着一个柳条筐，里头装满了榛子、杏仁和肉桂口味的小包装液体奶精，在这个州（以及这片地区），小包装的粉状非乳制奶精还是新奇的时髦货。奥尔温镇上那些有头有脸的男人（市长、高中校长、警长以及卫理公会牧师）出去上班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太太则继续留在咖啡馆，窝在大沙发里或坐在靠背僵硬的椅子上，一边聊着家长里短，一边制作着拼贴画。
在奥尔温，你选择喝咖啡的方式和地点很能说明你的身份及职业。与格调优雅的晨益咖啡馆仅隔三扇门的是“枢纽城市面包房”，相比之下，这里的风格更简朴、硬朗。墙上刷着脏脏旧旧的白漆，屋里摆了一张家居风格的长折叠桌，上面铺着纸质的桌布，“枢纽城市面包房”看着并不像一间咖啡馆，反而更像外墙装有楔形板的农舍。这里没有法式面包或三豆汤。事实上，甚至连个菜单都没有。相反，这里有一个装着甜甜圈的塑料篮子和一个两灶眼的瓦斯炉，厨师和店主在炉上煎好蛋，就放到盛在纸盘里的冷冰冰的白吐司上。那些围着桌子、身穿各种工作服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对此并不介意： 他们正讨论着玉米的价格以及各种除草剂的优缺点，停都停不下来。讲究的口味有助于咖啡馆获得大量好评，一座难求，但这并非是这家被常客们称为“面包房”的咖啡馆吸引顾客的先决条件。对这里的厨师吹毛求疵，比如要在你的咖啡里加奶油，在这里会显得格格不入。
通过奥尔温镇上的这两家咖啡馆各自的顾客群，便可大致了解构成这座小镇的社会基础。中西部小镇的生活无非就是在酒吧里打发打发时间，每周去教堂做个礼拜。但这里的生活最终还是扎根在沿着主街两侧的商店，以及与人行道的尽头几英尺之隔的由黄色和绿色的田地交织而成的一望无际的农场。这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尽管这种契合并不总是天衣无缝。位于小镇以北十二英里、占地四百八十英亩的莱恩农场，主要圈养绵羊和种植玉米，如果没有这家农场，那么诸如“重复寄售商店”和“梵·丹欧佛珠宝”这样的商店恐怕也会难以为继。只有当生活在田间和街头继续下去的时候，小镇的生活——包括医院、学校以及奥尔温小镇至少举办了两百年的圣诞盛会，才会跟着生生不息。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如表面所见的那样。在五月的一个闷热的傍晚，从锡达拉皮兹市出发的航班早已返回芝加哥，气温接近九十华氏度，从晨益咖啡馆和枢纽城市面包房经过，便可一路走进奥尔温小小的第三行政区。沿着坍塌的人行道，或者穿过房子烧毁后留下的空地望去，在圣心天主教堂往南几个街口的康菲石油公司加油站，一个身穿风衣的年轻人在翻垃圾箱，尽管天气相当炎热，他的身子仍然颤抖个不停。在第三行政区的这些流动屋之间，在这些成群结队骑着赫菲牌自行车的十几岁男孩当中，与奥尔温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更紧密的是毒品，而非长久以来维持这个小镇的两大行业： 农业和小企业。这是奥尔温的一部分，美国小镇的一部分，也是当飞机掠过一览无余的乡间时，从舷窗往外看无法捕捉到的那个部分。太阳在第三行政区落下，傍晚出发的横穿美国的直飞航班在头顶上飞过，原本洒在这片土地上的温暖而怀旧的光线，也已消失殆尽。
在闷热潮湿中，夜晚的气息逐渐形成。露点时割下的草带有的湿润的草香味中，夹杂着“厨子”在“厨房”里制作甲基苯丙胺(2)时散发出的醚臭味。主街，离此地不过三个街口，却远得像芝加哥一样。事实上，奥尔温的生活并不是明信片上勾勒的农场、教堂和皮卡车相融的风景，也不是美国独立日那天燃放的烟花和耶稣诞生场景的摆件，更不是面包打折销售和星期五晚上的橄榄球比赛。这里的生活并不比洛杉矶、纽约、坦帕或休斯敦来得更简单、更美好或更真实。在过去三十年里，美国小镇的生活场景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直到二〇〇五年全国媒体竞相报道有关冰毒泛滥的新闻，人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些。一夜之间，美国小镇和冰毒成了同义词。从此，主街不再以利奥餐厅和必来客栈，或者晨益咖啡馆和枢纽城市面包房来分隔；而是以农民和瘾君子来进行划分。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所要说的——正是本书要讲述的。是的，本书讲的正是有关艾奥瓦州小镇奥尔温的故事。
在二〇〇五年五月前往艾奥瓦州之前，我已经花了六年时间来考察冰毒和美国乡村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我第一次偶然发现毒品在美国中部地区具有象征性地位的地方并不在艾奥瓦州，而是在爱达荷州，在一个叫古丁的小镇。一九九九年秋，我因为要给杂志撰写一篇反映当地支柱产业畜牧业的文章而前往古丁镇。当时我对冰毒一无所知；尽管冰毒的效果立竿见影、显而易见，我完全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意识到自己到了一个毒品横流的地方。到古丁镇的第一晚，我去林肯旅店的餐厅吃晚饭。每到星期五的晚上，那些整个星期都在忙着铺设和平整该县境内屈指可数的几条小路的筑路工人，都纷纷前往林肯旅店喝啤酒。我注意到他们中很多人在吸食冰毒后就会显得相当亢奋。半夜时分，当地治安官和他的副手驾车穿过巷子，他们停下车来从后门看了一眼，随后回到巡逻车上，疾驰而去。就他们两个人，面对这一屋子吸食冰毒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两天后的晚上，当时我在牧场附近的一个工棚，三个墨西哥人开着一台白色福特F-150车过来了。他们是冰毒毒贩，其中年纪最大的那位年仅十九岁，自称可可，在过去四年里已经三次被遣送出境，他是这么跟我解释毒品这个行当的：“起初我们免费赠送。之后，瘾君子们为了得到更多毒品什么都愿意干。”看来，冰毒就这样成了爱达荷州这个人口仅有一千二百八十六的古丁镇生活的一部分。
早在一九九九年，除了西海岸的一些报纸和几家像爱达荷的《高山快讯》（Mountain Express）这样的不知名小报，鲜有毒品方面的内容见诸报端。那时，我住在纽约。看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乃至《芝加哥论坛报》这些报纸，以至于对冰毒在美国各地扩散的消息浑然不知。当我跟朋友们说起自己在古丁镇的所见所闻，他们谁也不相信我的话。就算信了，他们也会认为冰毒是中部地区生活中另一个未被发现、难以捉摸的方面： 像玉米一样普遍，像农业法案一样难以理解，像福音派神学一样俗气。即便冰毒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躲过了全国一致的审查，但无论我在蒙大拿州的恩尼斯、加州的默塞德，抑或佐治亚州的坎顿，当地人对这种毒品的意识一贯是相当敏锐的。四年来，我所到之处都会有冰毒的身影，不仅很容易找到，而且还可以轻松拿到折扣；一旦回到美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比如纽约或芝加哥——我之前的一切所见所闻就都失去了语境，成了奇闻逸事。我甚至开始觉得毒品不知怎么地在跟着我走，我到哪里它就在哪里出现。我曾经无数次试着说服我的经纪人和一些图书杂志的编辑，美国小城镇的冰毒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但我的努力无疾而终。最终，我试着把这一切抛到脑后，不再多想。但到了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也就是我回到爱达荷州五年后，眼见着冰毒已然成为我家乡的一道主要风景时，我再也无法忽视眼前的这一切了。
我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一带长大。五十五英里之外，靠近伊利诺伊州的格林维尔镇有一大片湿地，在每年世界上水禽迁徙最集中的季节，那里是它们在北美最重要的中途停留点之一。我在那里打过很多次野鸭，而且我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格林维尔就是我家乡那一带的一部分。和圣路易斯一样，格林维尔也坐落在广袤的草原和丛林密布的山谷之中，后者曾经从密苏里州中东部的密西西比河谷一直绵延到肯塔基州。这片区域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南方，在地理、口音、经济以及文化情感（这是促成我人格形成的一个基本成分）上有所统一，自成一体。每年秋天在卡莱尔湖猎鸭，一直是我们家族有史以来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在艾奥瓦州西北部和南北达科他州的草原孵出来的野鸭向南迁徙，就像我父亲在六十年前所做的那样，沿着密苏里河一路往南，奔赴圣路易斯开始新生活。在圣路易斯，他们遇到了成千上万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北迁移的人，包括我的外祖母在内： 她离开位于密苏里州埃博河畔的奥扎克山上那间自给自足的农场，来到圣路易斯洪泛区那一带的肥沃土地上寻找更好的生活。被我视为自己家乡的卡莱尔湖和格林维尔小镇，距离我家这两个分支走到一起的地方不远。尽管我在整片山区和中西部的小城镇上都发现当地存在冰毒问题，但不知何故，我始终坚持认为我从小长大的这个地方对此具有一定的免疫力。然而，在格林维尔的某天夜晚，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
我去了“伊森的地盘”，那是家酒吧，在我不去猎鸭之后已经有好几年没光顾过了。我在酒吧里遇到了两个男人，姑且称他们为肖恩和詹姆斯吧。肖恩一副光头党的模样，他因为盗窃汽车、制作并试图贩卖冰毒被判刑六年，几天前刚从伊利诺伊州监狱获释。他二十六岁，身形消瘦，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体重一百七十磅，剃着光头，身上文着各种纳粹纹身。詹姆斯是个黑人，二十八岁，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肌肉发达。但他看着并不像他的身体那么结实，反而像一个饱受慢性疼痛折磨的人，行动中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疲惫。在过去六年里，詹姆斯一直在陆军空降部队服役，先是去阿富汗，并参加了对阿富汗的入侵；之后是去伊拉克，是进攻伊拉克的先遣部队成员；最后又重回阿富汗当了警察，并发现自己的工作居然是去保护那些几年前对他开枪的人。跟肖恩一样，詹姆斯也经历过牢狱生活，但最终总算回家了。
跟在监狱或军队里不得已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相比，共同的经历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强大，很快，詹姆斯和肖恩，一个黑人，一个新纳粹分子，便相见恨晚地聊起了所有他俩都认识的人。他们喝着当地特有的叫做“他妈的来一桶”（Bucket of Fuckit）的酒，这种酒是把生啤、冰块以及酒保认为适合加进来的酒一起装进塑料桶混合而成。他们打台球时，詹姆斯绕着桌子踱步，先打一球，然后评估球桌上的局势，每次都要比上一次打得更狠些。他脸部的轮廓，在头上戴的圣路易斯红雀队的帽子的阴影下形成了一种绝望的困惑。他似乎在想，这球为什么就进不去呢？
肖恩压抑着自己的好胜心，也围着球桌转。因为输球，詹姆斯壮实的肩膀在他那件长及膝盖的肖恩·约翰牌(3)英式橄榄球衬衫下耷拉着，而一身卡哈特牌工作装的肖恩却是动作流畅而果断。他自信满满。肖恩那双蓝眼睛的瞳孔睁得大大的，显得相当清醒，在台球桌上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詹姆斯。肖恩正吸着冰毒，且欢着呢。
随着我接连几晚跟詹姆斯和肖恩一起打台球、聊天，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原来冰毒并非一路跟着我到处走。冰毒也并非碰巧就是过去五年里我所去过的一些地方的当地生活中的一种偶然，无论我去的是古丁镇、洛杉矶还是海伦娜(4)。冰毒确实无处不在，包括那个最重要的地方： 我的家乡。而在我眼前的这两个人，冰毒正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只要环境稍有不同，我就很有可能跟他们一起长大。
与肖恩和詹姆斯的相遇，消除了我自一九九九年以来对冰毒的抽象认识。在看到了格林维尔的事情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责无旁贷地去写一本有关冰毒泛滥的书。差不多也是那个时期，在纽约居住了十年之久的我开始渴望重新回到中西部去生活。一方面，我想要了解清楚冰毒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一种本能也促使我想看看自己十八岁时离开的那个地方是否安好，这两个想法不谋而合。而我也日益迫切地想要解开心中的这两个谜团。到二〇〇五年中期，正如《新闻周刊》在当年八月八日那期的封面报道上所写的那样，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冰毒是“美国最危险的毒品”。
最终，在二〇〇五年和二〇〇六年期间，冰毒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切在某些方面可以追溯到二〇〇四年下半年的名为《不必要的流行病》的系列文章，是史蒂夫·索为波特兰当地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俄勒冈人报》撰写的。《俄勒冈人报》总共发表了二百五十多篇文章，史无前例地深入报道了冰毒的肆虐。在《新闻周刊》的封面报道、PBS频道的《前线追踪》（Frontline）特别报道以及有线电视台的几部纪录片相继推出之后，二〇〇五年下半年，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宣布甲基苯丙胺为“世界上滥用最严重的毒品”，根据PBS频道的报道，全世界吸食冰毒者达到两千六百万人。即便全球对毒品的意识有所提高，但冰毒与美国小镇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最紧密的。不过，毒品会在奥尔温镇扎根的想法被认为是有违直觉的，是在挑战美国认同感的核心。人们对于把毒品和小镇联系起来普遍怀有抵触情绪，这将继续使冰毒在毒品滥用中看似具有一种特殊性。
在经过六年的努力后，二〇〇五年，我得到了一份写这本书的合同，前提是把冰毒作为一个牵涉较广的真实犯罪故事来写。在那个版本的冰毒故事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方面是像肖恩这样的人可以在自己家里制毒。或者说，我在一九九九年遇到的那个墨西哥少年可可，不惜冒着第四次被遣送出境的危险来到爱达荷州的古丁镇贩毒。到二〇〇五年，很多执法人员都在报纸的采访中预言，艾奥瓦州将很快取代我的家乡密苏里州，成为美国所谓夫妻老婆店出品的甲基苯丙胺的最大制造者。正因如此，再加上肖恩和詹姆斯已经明确表示不想被我写进书里，我一直把我的调查重点放在我家族的另一半成员发源的那个州，而那里似乎也正在成为美国最新的冰毒之都。一天，我在查阅《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的剪报时，偶然看到一篇文章中引用的来自该州东北部的一位医生的话相当有意思。于是，便在某天下午从自己在纽约的公寓打电话给这位医生。之前，我曾考虑把冰毒这个题材作为一个犯罪故事来写，然而在与这位医生的一个半小时聊天中，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开始考虑这是一件有着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的事。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他将冰毒描述为“社会文化之癌”。当天晚些时候，我找了这位医生的孪生兄弟——县前任公设辩护律师——详细地沟通了一下，然后又找了县助理检察官。那位医生住在奥尔温镇。我打电话的那天是星期六。接下来的星期三，我开车上了一五〇号公路，跟着从纽约途经芝加哥前往锡达拉皮兹的航班一路向北。
这位医生名叫克雷·豪贝格，当地人称他为克雷医生。他是奥尔温镇的全科医生，曾经也是个浪荡子。他的父亲在他之前已经行医四十五载，克雷子承父业，在他二十年的行医生涯里不仅为产妇接生、监督癌症治疗、做手术，还当过临时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奥尔温镇上的人，无论是富裕的农场主还是贫穷的肉类加工厂工人，无论是墨西哥人、意大利人还是德国人，无论是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还是福音派教徒，都对克雷充满信任。奥尔温镇充斥着单调乏味的现实和看不见的光怪陆离，每天都在克雷那间狭小而凌乱的办公室上演，办公室的街对面是慈心医院（Mercy Hospital），离当地一所高中的北面只有一个路口。克雷从小在这个镇上长大，自医学院毕业后，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居住了一段时间，然后重新搬回这个小镇。他和太太塔米把家安在了他父母和两个兄弟所住的同一条街上，并在那里共同养育了三个子女。说真的，我之所以决定去奥尔温，是因为克雷和他的家乡似乎跟我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和乡土美国跟冰毒开始变得不可分割一样。我觉得克雷可以向我解释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二〇〇五年五月时，奥尔温处于灾难的边缘。当我站在位于第一街的邮局前，混乱无序的迹象随处可见，几乎与纽约东部的布鲁克林、洛杉矶的康普顿或华兹不相上下。人行道开裂了，主街上的建筑有一半都空关着，路上几乎没什么行人。奥尔温镇上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十个里面就有七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位于第八大道东南段的高中，学生总数不超过四百，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符合“国家学校午餐项目”的条件。与此同时，校长正在不动声色地安排当地警察携缉毒犬在学校大厅里巡逻——基本上就是把高中校园当作永久的犯罪现场来对待了。那些被烧毁的房屋，之前是冰毒实验室，如今它们就散落在居民区街道和大路上，像一片敞开的伤疤。而另一方面，艾奥瓦州公共服务部的上门治疗师是解决奥尔温镇上的精神疾病、毒瘾以及各种药品滥用问题的仅有的现实选择之一，如今这个机构将分配到该镇的经费砍掉了百分之九十。那间肉类加工厂也濒临倒闭。工业园区里空空荡荡。小镇的失业率是全国失业率的两倍。对于身陷困境的奥尔温镇第二任镇长拉里·墨菲来说，他所面临的问题是： 他该怎么做才能不让他的城镇在这片大草原上消失匿迹？
我抵达奥尔温镇的那天下午，克雷·豪贝格的朋友内森·莱恩跟我在“速8”汽车旅馆见了面。过去四十年来，内森的父母在小镇北边的一个占地四百八十英亩的土地上耕种、饲养牲畜。从印第安纳州的法学院毕业后，内森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上了费耶特县助理检察官。在我们前往警察局的途中，内森开车经过他所说的几个正在干活的冰毒实验室，它们就在遍布于奥尔温镇居民区的那些漂亮的、橡树成行的街道上，这个居民区的一些手工垒砌的石头房子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我们的车经过了驾着轻便马车进城的阿米什人身边，路过了Rent-a-Reel影碟租赁店及农场合作社。内森用手指着两个街口之外的那间名叫EI-EI-O's的免下车汉堡店，说那是他最喜欢的餐厅，不过最近已经关闭了。在被木板封住的窗户上，店主用红色喷漆潦草地写着：“店铺转让。有意者请联系！”
奥尔温镇的警察局，当地人叫它Cop Shop(5)，那是一栋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说不清是什么风格的砖楼，就坐落在芝加哥大西部铁路公司的发动机制造厂以北一个街区的铁轨边。我们走进警察局，经过亮着蓝灯的调度站后，内森把我引荐给了刚上任的警察局局长杰里米·洛根。墨菲镇长最近刚把洛根从警长提拔为警察局局长，他的任务是对声誉不佳的警察队伍进行整顿，并领导当地警力竭尽全力控制住奥尔温镇上的那些小型冰毒作坊。洛根身穿防弹背心，坐在他那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翻阅着奥尔温镇上最臭名昭著的毒贩和吸毒者的照片，其中一个人最近刚从自己家里被带走，还被抄走了十五支突击步枪和数千发弹药——当时，他十五岁的女儿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洛根说奥尔温镇上的很多吸毒者和毒贩都在必来客栈那一带晃悠。我想去那里看看，洛根和内森·莱恩也同意我自由活动，想见谁都可以。我还希望可以找到几个吸毒者和贩毒者的故事，如果运气好的话，希望这些人可以允许我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继续跟踪采访他们的生活。
我没怎么太花工夫，就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了。两天后，我坐在罗兰德·贾维斯家那间阴冷潮湿的客厅里看电视，而屋外五月的阳光正明晃晃地照着。三十七岁的贾维斯过去在肉类加工厂上班，此时他刚在一小片锡箔纸上加热了一些冰毒晶体碎片，用玻璃管吸着冒出的蒸汽。在我们看完了黑帮电影《好家伙》（Goodfellas），周遭一切都安静下来之后，贾维斯跟我说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大部分是关于他在他母亲的屋子里制冰毒时直接把房子炸飞的那个夜晚。那晚的事故造成他的双手和脸部大面积烧伤，他也因此在位于艾奥瓦市的艾奥瓦大学医院烧伤科里躺了三个月。
克雷·豪贝格是罗兰德·贾维斯的医生。内森·莱恩则是把罗兰德·贾维斯关进监狱的人。在二〇〇一年那个寒冷的冬夜，当贾维斯把房子炸掉了之后，他尖叫着跑到街上，恳求当时还是警长的杰里米·洛根——也是贾维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起上奥尔温高中时的同窗——直接开枪打死他算了。身上的烧伤让他痛不欲生。而这只是毒品泛滥对一个乡下小镇造成的困厄的一小部分，这个恐怖之源正以无数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影响着那里的生活。内森·莱恩和他在公共服务部任办事员的女朋友几乎不再去外面吃晚餐了，生怕遇到那些被内森关进过监狱的人，还有那些被他女朋友建议由州政府将其孩子带走的人。在罗兰德·贾维斯的四个孩子中，十三岁的那个早已需要肾脏移植了，贾维斯把孩子的病归咎于当他还在子宫时，自己和妻子在通过静脉注射冰毒。有天早上，我在晨益咖啡馆跟蒂姆·吉尔森见面，他曾在那所差点破了产的高中担任校长，为了完成自己的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最近辞掉了这份工作，他把奥尔温所遭受的破坏对我总结了一遍，当回忆起自己之前那份校长工作所背负的苛刻的考核指标时，他差点落泪。“我们根本就没有资金和人手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吉尔森说，并向我解释了自己请求警察去学校里巡逻的事。“一方面，我要对那些被自己的学生吓坏了的教职员工负责。可另一方面，还有什么比叫警察来管你的孩子更糟糕的事呢？”接着，他又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这是在艾奥瓦。我们不做那样的事。”
然而，他还是那么做了。
认为小镇上不会——也不该——发生坏事的想法并不少见。蒂姆·吉尔森也不相信，这恰恰说明了没有比这些小镇更自以为是的地方了。到二〇〇五年时，冰毒不仅挑战着奥尔温小镇的自我认知；还把这个镇给毁了。吉尔森有太多的信息，足以让他据此产生怀疑。就在这一年，Slate.com上的一篇分析显示，从加州到宾夕法尼亚州，有不少于七十多个不同的美国城镇、城市、州和县已经被美国报纸形容为“世界冰毒之都”。有几起与冰毒有关的凶杀案成了全国新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印第安纳州克鲁瑟斯维尔发生的一名九岁女孩被杀的案件，这个女孩无意中发现了邻居的冰毒实验室因而被殴打致死。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对毒品的恐慌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频繁和过度。若以其习惯性的复发来衡量，吸毒成瘾便是我们所定义的道德伦理剧(6)。这出戏剧的第一幕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当时美国刚独立不久，大部分地区还是乡村，懒惰也好，道德上可疑也罢，诸如此类的行为人们会一概归咎于饮酒。而从那之后，大多数的毒品以及毒品泛滥现象都跟城市生活有关，反映在诸如受禁酒令冲击的芝加哥和纽约的地下酒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旧金山的迷幻药，以及八十年代华尔街和南海滩(7)的可卡因量猛增。但冰毒跟这些有所不同，它不仅可以在浴缸里制成，而且从事这个行当的都是穷人或者生活在郊区的白人打工仔。从这个角度来看，冰毒的蔓延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从无前例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所有毒品的流行都仅仅是毒品问题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冰毒的确特别适合美国中产阶级，尽管这仅仅与它可以在水槽里制造的想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冰毒泛滥的不断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济政策、政治决策以及最近的美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冰毒的基本组成部分取决于政府说客们的行动、农业和制药业的长期趋势以及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影响，三者分量相当。在其发展过程中，冰毒像一张晴雨表，反映着人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区——内心的恐惧以及他们所感受的脆弱无力。冰毒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被首次大规模用于士兵身上，人们就把它和繁重的工作联系在了一起。七十年来，这个更常被称为“神力”（crank）的毒品一直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选择。如此一来，冰毒的故事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艾奥瓦州奥尔温镇的故事，还有罗兰德·贾维斯、蒂姆·吉尔森和杰里米·洛根这些人的故事。同时，这个故事还将告诉我们，这些人和社区为了自我修复付出了怎样的非凡甚至是英勇的努力。
早在二〇〇四年，在伊利诺伊州的格林维尔，毒品对美国所造成的某些更深层影响就已经可见一斑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农场危机以来，当地许多农民都失去了所抵押土地的赎回权。大批的人离乡背井。据肖恩和詹姆斯说，在离他们不远的伊利诺伊州一个叫黑格斯顿的小镇上，最后只剩下一位居民留守。到二〇〇四年时，在格林维尔及其周围地区，很多就业机会都是半工半薪，也没什么福利。七十号州际公路那里，就在离那间叫“伊森的地盘”酒吧仅几百码的地方，有不少于七家大型连锁汽车旅馆，但其中没有哪家对小镇的经济贡献能超出提供那么几个最低工资的岗位。格林维尔，过去曾是一座充满自豪、活力满满的农场小镇，如今沦落到只能依靠那些在圣路易斯和印第安纳波利斯之间往返、不得已选择途经此地的过路人才得以为继的地步。
在肖恩和詹姆斯一起打台球的那个晚上，他们两人很快聊到工作机会的事。无论是圣路易斯附近，还是伊利诺伊州的贝尔维尔，甚至更远些的过了密苏里州州界四十英里、从格林维尔过去单程有六十英里的圣查尔斯，这些地方都只有一些建筑工地的活。在“伊森的地盘”酒吧街对面的速8汽车旅馆里，还有一个值夜班的工作空缺着，之前干这份工作的是一个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的四十岁单亲妈妈，她现在准备到芝加哥去碰碰运气。沃尔玛那里也有一些工作。詹姆斯入伍时是一名步兵，六年后退役时已经是一名骄傲的军士长，对于这样的工作机会他提不起什么兴趣来。
肖恩只是笑了笑。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制冰毒。钱赚得多，冰毒生意也好，而且还可以借此接触到各种女人，只要吸上一两次，这些女人为了毒品干什么都愿意。显然，肖恩对这么做的后果满不在乎。反正在他看来，在格林维尔的生活跟在监狱里没什么不同。肖恩说，沃尔玛的那份工作一星期只挣二百美元，还没有医疗保险，与其靠着这点钱想方设法不去过那种入不敷出的生活，倒不如过上一阵好日子然后重回监狱去。
我不清楚那天晚上詹姆斯是否被说得动心了。但我不无好奇的是，他是从哪一刻起开始像肖恩一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毕竟，他们很快就能忽略两人表面上的巨大差异： 一个是黑人，另一个是白人；一个在监狱服刑，另一个在军队服役。在更深层次上，他们有一个更坚实并且最终也更持久的基础： 历史让他们联合了起来。他们在格林维尔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在这里，他们最终走到一起，重回故乡。如果詹姆斯打算留下来的话，他将在多久之后会觉得冰毒和肖恩似乎是他最好的选择呢？
这不是一个我能直接回答的问题，因为之后我每次到伊利诺伊州的格林维尔，都没有再见过詹姆斯或肖恩一面。但二〇〇四年我跟他们一起聊天的那几个晚上，促使我尝试去了解冰毒在美国小城镇的情况。在此期间，我开始明白过去三十年来那些小镇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奥尔温和格林维尔很像，由此可以推断出美国广大乡村地区的情形。从奥尔温出发，人们可以逆着冰毒的流向追溯到成千上万个不同的源头。二〇〇五年五月到二〇〇八年六月间，我多次回到奥尔温；我还去了加州、爱达荷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密苏里州，所到之处有大城市，也有小城镇，我试图从某种更广的视角来了解发生在那个艾奥瓦州小镇上的事件。最终，这个我曾经以为的普通犯罪故事，发展成为一个从捷克延伸到中国再到华盛顿特区的故事，其中不仅涉及瘾君子、检察官和公设辩护人，而且还包括了国会议员、州长以及联合国官员，神经系统科学家和宏观经济学家，乡村社会学家和微生物学家，以及为药品游说的说客和制药公司的高管们。
经过三年半的时间（如果算上我到爱达荷州古丁镇的话，那就是九年了），我完全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一种生活方式消亡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毒品诞生的故事。如果有什么契机去了解美国小镇在全球经济时代所处的位置的话，那肯定非冰毒泛滥莫属了。换句话说，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搬去沿海地区的时候，他们对中部地区的印象始终停留在自己祖先当初来到这片土地时的样子，把它们当作破旧而模糊的老相片一样去怀旧。但在国际经济背景下，这些在画面上看着静止不动的地方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像在春天和冬天拍的同一片林子的照片，上面的树木面积可谓差异迥然。说真的，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的那个夜晚，詹姆斯和肖恩所要面对的是在一个刚刚变得陌生的世界里，给自己找到一席安身立命之地。
(1) 阿米什人是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中的一个信徒分支，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着简朴的生活而闻名。阿米什派源于一六九三年由雅各·阿曼所领导的瑞士与阿尔萨斯之再洗礼派的分裂运动；追随阿曼的教徒便被称为阿米什人。——译者
(2) 因其原料外观为纯白结晶体，晶莹剔透，故被吸毒、贩毒者称为“冰”，俗称冰毒。——译者
(3) 美国著名嘻哈偶像“吹牛老爹”创立的品牌。——译者
(4) 蒙大拿州首府。——译者
(5) 俚语，与police station同义。——译者
(6) morality play，流行于十五、十六世纪用来诠释道德伦理寓意的戏剧。——译者
(7) 指迈阿密的南海滩，迈阿密的毒品市场在八十年代一跃成为美国毒品交易中心。——译者